抗击非典真实事件（战疫史志㊳抗击非典启示录）

2020年2月16日，北京小汤山医院改造工程病房区装修基本完成。图片来源：中新网

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静坐在临时搬来的办公桌前，我异常清醒地思考着自己即将面临的重重考验。未来是生或是死？是鲜花或是讥讽？

在即将奔赴小汤山，坐镇指挥应对非典型肺炎的生死之战前夕，张雁灵在内心里留下了这样一个问号—— 非典是一个问答题，人们找不到答案，或者，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从2003年4月23日至4月30日，整整七天七夜时间、整整七千余名建设人员，从无到有，小汤山医院诞生了。

这座占地2.5万平方米的临时建筑，拥有1000张传染病床位，在51天的时间里，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无一医护人员被感染，这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

小汤山医院的“速成记”，成为了中国应对大规模传染病的标杆范本。

一场凶猛的疫情

疫情火急

首都北京成为一座围城

2003年，北京各医院转来的非典患者陆续进入小汤山医院接受治疗（资料图）。来源：中新社

人类为何如此恐慌非典？为何谈“非”色变？

凤凰卫视在《非典十年祭》的开篇，值得深思——当救人者医生反被病毒感染，需要被救时，而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不会产生对未知的恐惧呢？这便是答案。

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作家何建明说，2003年的北京城内，胡同口的大妈戴着红袖章，警惕着过往的每一个行人；如果100米内有一个人咳嗽，便会引发人群的慌乱。

邱明月，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2003年4月10日，她的母亲因摔伤入院治疗，“入院以前，我再三向医生确认过，医院没有收治非典病人。”她说。

不幸的是，两天以后，和母亲同房的一个病人确诊非典，紧接着，前来照顾老人的邱明月，以及另外的9个亲属，全部陆续被确诊非典，一个家庭，便有个10人感染非典。

这些真人、真事的回忆，是对非典最真实的写照。

2003年4月20日，是抗击非典中一个特殊的日子，由于防治非典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北京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

从4月21日至4月底，北京市每天新增的非典病例数量快速增长，最高达到150人新增每天，疫情严峻、势如水火。

如火如荼的建设

七千工人

七天七夜建起小汤山医院

2003年4月建成的“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已于2010年宣布拆除（资料图）。图片来源：新华社

正在非典肆虐时，北京市共设置了21家定点医院，用于收治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以及收治发烧、感冒的高危疑似人群，并没有专门收治非典的大型传染病医院。

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程立平，曾在17年前参与建设小汤山医院。4月22日晚上，他所在的公司7个项目部、5个专业公司、2000多名工人准备就绪。

对于施工队伍来说，小汤山医院是板房类型，难度不在于建设，而在于建设的时间，要求投用的工期，以及传染病医院对分布设计、隔离通风和卫生条件的高标准要求。

程立平回忆，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要搬运太平间所需的冷冻，以及火化遗体需要的焚烧炉等设备，有的工人“怕忌讳”不敢上前，有很严重的心理负担，北京城乡集团紫荆公司副总经理韦晓峰，便领头搬运太平间冷柜，去掉了工人们的“胸口大石”。

为了保障机电畅通，小汤山医院建成后，部分施工人员留下组成应急维修小分队，隔离区发生过多次电力故障，维修队员便穿着三层防护服前往排障，一次维修，汗便打湿了全身，“毕竟工人不是医生，恐惧心理是在所难免的。”

在最高峰时，整个工地上有7000多名建设人员，而建成小汤山医院，仅仅只用了七天七夜。

全国抽调的精英

部队接管

收治680名病人、无人被感染

张雁灵。资料图

时任小汤山医院院长的张雁灵在回忆录《回望小汤山》里说，在前往小汤山医院的路上，坐在车窗旁的我，充满了焦灼和不安，头脑中对此行的目的地却一片空白，或者说是无甚了解。

为了应对疫情，经过选拔，来自全国各大军区的114所医院，共计1300余名“精英”医护人员，分三批进驻刚刚建好的小汤山定点医院，其中就包括广东军区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李艳春。

“当科主任告诉我，我要去小汤山医院，我愣了一下。”当时，李艳春的儿子即将中考，她在思考着，如果自己去了小汤山，回不来了怎么办？

“传染病医院，首先医护人员要严格做好自身的防护，最重要的是隔离、消毒，传染病医院不是把病人放在一个大板房里，而是严格区分治疗。”张雁灵说。

正是在最严格的防护治疗措施下，小汤山医院一千余名医护人，没有一人被感染。

6月20日10时05分，最后一批18名非典患者康复出院，此时距离小汤山非典医院正式接治非典病人，只有51天。

最终，入院患者中，除8人因多种并发症不治死亡，其余全部康复出院，680名患者的治愈率接近99%。

患者心灵的创伤

战胜恐慌

患者心理辅导不可或缺

2003年5月14日，非典患者在隔离区打扑克。他们的生活在希望中继续。王建民/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治疗非典，除开用药治疗身体，还需“心灵的解药”，人类对非典的未知，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创伤。

据《回望小汤山》记载，有的病人下车后死死抓住车把手，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下了车就靠着墙哭：“这是医院吗？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荒郊野外？是不是‘死亡集中营’？”

而在小汤山医院收治的患者中，有70多人在刚入院时，便产生过轻生的念头，有些不但不配合治疗，还打骂医护人员，甚至揭医护人员的口罩。

为了帮助他们患者，降低他们对非典的恐慌，治疗他们的心理创伤，小汤山医院还成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和每一位患者进行谈心，开导他们的紧张情绪，讲解医院治疗的方案，提高他们对抗非典的信心。

因在医院照顾母亲被传染的邱明月，当时住在4病区21床，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与外界唯一能交流的，是一个三层玻璃的小窗——食物和药品都从那个窗口送进来。

“那时我觉得气不够用，一不吸氧气，感觉就会死，靠呼吸机维持我的生命，每天挂进去的药，有几大瓶。”她在病房内曾连日高烧，感受到窒息一样的缺氧，不幸中的万幸是，她最终死里逃生。

6月20日，邱明月成为最后一批走出小汤山医院的病人，她有9位亲属被感染，6位治愈，但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都不幸离世。

战胜传染病的秘钥

严格防护

应对传染病疫情的正确打开方式

2003年5月9日，在小汤山“非典”收治定点医院，22病区护士在污染区与护士办之间传递护理信息。王建民/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张雁灵在书中回忆，680名非典患者刚入院时，发热的占98%以上，其中持续38摄氏度以上的占48%；所有病人肺部病变和临床症状非常明显，且大多数处于病变发展期，传染性强，危险性大。

南方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郭亚兵，曾是原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赴北京小汤山医院医疗队的一员，时隔17年，他对非典记忆犹新。

他认为， 面对未知的疫情，每个人都会害怕，但要学会与恐惧相处，“如果睡不好觉，免疫状态是紊乱状态，就更容易感染。当年我们在小汤山医院时，大家心情很放松，该吃饭就吃饭，该运动还是要去运动”。

2003年非典肆虐时，有外国媒体曾评论说：小汤山医院就是中国的SARS病毒库，说不定就会突然爆炸。

应对新的非典病毒，医院从各军区医院抽调34位教授组成救治专家指导组和救治咨询专家组，不再使用三级查房，直接分工每位专家与2至4个临床科室挂钩，采取集体会诊、下病区查房等相结合的方式。

为了避免医护人员感染，医院出台了《院内预防感染工作规则》、《出入流程》、《防护守则》，共计3章24节，约8000字，印刷成46页的小册子，全院人手一册。

在小汤山医院建成以前，中国没有类似的建设大规模传染病、进行集中收治的经验。

正是因为了有了小汤山医院，它所建立的集中收治传染病模式，包括科学划分治疗区域、医护人员自身严格防护、创新改变传染病治疗方法，成为自非典之后，中国应对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的蓝本。

如同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经验是一颗宝石，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常付出极大的代价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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