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围城（当你读懂了围城）
五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我拎着两个大皮箱狂奔在通往火车站的路上，想要抓紧时间赶上那趟通往北京的晚班列车。
就在排队上车的间隙，一位中年大叔关切地问我：“去上学啊？哪个大学啊？”
听我随口回答了一句，大叔接着问：“你的大学肯定是985、211吧？”
那一刻我心情很复杂，我深知我的大学并非拥有这两项大众所认可的标签，但大叔的声音、旁人好奇的眼光驱使我在那一刻点了头，并怯懦地回了一声“是的”。
坐上火车的那个晚上，我沉默了很久，因为我第一次发现了自身似乎抹不掉的人性缺点。
就在那短暂而匆忙的赶车间隙，我却还不忘以虚荣傍身。
我一边在心底深爱着自己的学校，一边却因为一些外在标签而投身虚荣的怀抱。
随着阅历的加深，我逐渐意识到这种人性缺陷的普遍性。
它存在于一个上课不传授经典，而不断侈谈自己和多少“名人”吃饭喝酒的教授身上；
它存在于鲜少关注自身，而把喜怒哀乐寄托于与张三李四比较的妇人身上；
它存在于名校镀金光鲜亮丽，而实则肚中无货的留学生之间；
它也绝对存在于你我看似简单而普通的人生中。
这种面对现实的不坦诚，这种不敢揭开真面目的假意人生，往往像一堵不高不矮的围墙。
它横亘在你我面前，虽不会遮住你全部的视野，却也阻碍了你畅快淋漓地去拥抱更自由的人生。
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本叫做《围城》的长篇小说，就以深刻的笔触展现了这种“假面人生”的真面目。
《围城》的作者是钱锺书，他是近代中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管锥编》《谈艺录》《围城》《写在人生边上》。
如若一个人要了解中国近代文学史，钱锺书一定是绕不过去的一环。
很多人在读《围城》这部小说之前可能就听说过：“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但《围城》这部小说的着眼点，绝不仅仅是婚姻这么简单。
《围城》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不是被虚荣心或虚伪包裹着的。
方鸿渐在欧洲无心学习，买假博士学位来糊弄他人；
苏文纨嘴里说着爱方鸿渐，却又少不了赵辛楣鞍前马后的爱慕；
孙柔嘉看似弱小平淡，实则工于心计，是个演戏的高手。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是让人觉得十分可恨的，但似乎都显得不那么有趣。
《围城》中典型的“虚伪”场景之一，是苏文纨和曹元朗的互相吹捧。
曹元朗写了一首叫《拼盘姘伴》的诗，众人看完心知肚明这首诗写得不明所以，有些地方简直胡说八道。
苏文纨却盛赞这首诗不仅题目巧妙，而且表达生动。
小说中写道：“听到苏小姐的反应后，方鸿渐忽然有个可怕的怀疑，苏小姐是大笨蛋，还是撒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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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事理且都是留洋博士，难道连一首诗的好坏都品不出来吗？类似苏文纨的人只是缺少了委婉表达的“真”。
而一旦人们把这种冠冕堂皇、虚伪奉承变成生活的常态化，便没了趣味可言。
语言如果不是用来表达真与美，又有何用呢？
明末清初大文学家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
若以这个标准来论，上述这些知识分子好像都缺了点儿“真情”与“真气”。
博学多识之士是人们认为的有趣的一类人，因为知道的多往往能有更多看待事物的角度。
如果博学之士还能以真诚待人，那就更添一份可爱了。
但《围城》里的知识分子，也许太急于显示自己的渊博，在很多情况下即使说着俏皮话也显得没那么可爱。
张德芬曾在《遇见未知的自己》中分享过一个观点：
人们往往会倾向于把自己的学识、工作、财富、伴侣等同于自身价值。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会过分关注那些外在能带给自己荣耀的事情。
方鸿渐表面上觉得知识无用，但最终为了显得有面子而造假学历，他若真的坦荡，便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己的无知。
而五年前的我，若不认同于我学校的标签就等同于自己脸面的观点，又何需在众人面前撒谎呢？
看到真我，以及意识到真我与一切外在虚荣之物并无本质关系，才能让一个人有勇气变得坦荡，活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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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过分关注外在虚荣、他人眼光的人又怎会有闲暇去区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微妙滋味呢？
那些最有趣的人，一定是有真气，勇于做自己的人。
史蒂芬·柯维在其书《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论述过“影响圈”和“关注圈”的概念。
影响圈是指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影响或者改变的事情，比如学习、健康、工作等等；
而关注圈则是那些我们关注到但无法影响到的事情，例如我们知道某一个地区发生战争，但是却无法做出任何改变。
《围城》里那些困于人生围墙的知识分子，也许就是过分对焦“关注圈”而导致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方鸿渐的工作际遇，他留学文凭造假本就心中有愧，而后回国也都是依靠个人关系，才勉强找到三份“温水煮青蛙”般的工作。
第一次工作是方鸿渐的前岳父周经理帮忙打点的；
第二份工作靠“昔日假情敌”赵辛楣举荐到三闾大学当教授，结果因为文凭造假之事勉强混了个副教授；
第三份工作仍旧是依托赵辛楣到报社混口饭吃。
也许当时社会大背景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方鸿渐的际遇，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方鸿渐自身的态度，才是造成其事业不得志的“罪魁祸首”。
方鸿渐无疑是幸运的，他本出身于一个南方士绅家庭，而后又得人资助去欧洲深造。
有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会，但他却“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学校，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这样的人生态度揭示了他后面文凭造假的根源——不够使劲，就够不着那些光鲜亮丽的东西。
回国后方鸿渐先是在银行工作，然而还未等他上心工作，就已经被突如其来的爱情忙乱了阵脚，工作自然是敷衍的。
后来幸得赵辛楣举荐去三闾大学教书，一路上经历颠簸困顿，赵辛楣一语道破了方鸿渐的本质：“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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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到了大学，方鸿渐并无一洗前耻的念头，以为得了个副教授已经是不能再好了。
得知自己要教授的是一门可有可无的伦理学课程，他对自己说：“自己大不了是个副教授，犯不着太卖力气的。”
正是这种可有可无、敷衍了事的态度，加上方鸿渐人际关系经营不善，导致第二年他丢掉了工作，成为了学校的笑柄。
看似在每一份际遇中，方鸿渐都有一个敷衍的借口：
大环境不好，找不到工作；
在前岳父银行里只能打杂，没什么出息；
在三闾大学顶多是个副教授，太卖力气就输了……
他总是把每次际遇的原因归向外界，认为环境的不可抗力才导致了他的境遇。
但如果方鸿渐是一个更关注自己“影响圈”的人，他也许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在欧洲用心求学，取得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
在银行认真工作，多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
即使是个副教授仍专心教学，搞好人际关系，来年也许有更好的机会。
然而，这个更聚焦于“关注圈”的方鸿渐错失了太多逃出围城的生路。
《围城》借褚慎明之口道出了一些人婚姻的本质：
“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之所以我会认为这是一些人而非所有人婚姻的本质，是因为陷入婚姻围城的当事人，在结婚之前很可能是像方鸿渐、苏文纨一般盲目的。
方鸿渐的爱情，就好似一只被关在笼子里很久的小野兽冲出去胡乱觅食。
方鸿渐之前有一段订婚的历史，然而他对那位周家小姐知之甚少，也并不真心喜欢对方。
周家小姐英年早逝，反而解了方鸿渐压抑已久的心事。
此后他就像是突然得了自由的鸟在爱情的林里肆意飞翔，先是在轮船上与已经订婚的鲍小姐露水情缘；
而后和苏文纨藕断丝连，不敢及时掐断；
遇上了唐晓芙之后的方鸿渐像是得到了真爱，然而好景不长，两人以一场争吵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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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不解的还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结合，好似一杯放置了很久的白开水，喝着隐隐觉得不对味。
方鸿渐与孙柔嘉因同去三闾大学就职而相识，一路并无太多交集，除了赵辛楣偶尔几句玩笑话外，不见方鸿渐对孙柔嘉有过多少动心的念头。
二人任职后，除偶尔见面聊天也并未有多少交集，结果却因一次“意外演戏”他俩就宣布要订婚了。
这期间全无恋爱细节的描写，也无任何双方倾心细节的描述，这并非小说作者的无心遗漏，而是告诉我们这段情缘本就结合得莫名其妙。
方鸿渐也好，孙柔嘉也罢，都是爱情里盲目的观众。
方鸿渐情场失意，对孙柔嘉并未见得有多少感情；孙柔嘉也未必有多爱方鸿渐，只不过乱世相遇，借个名头各自取暖罢了。
他们在无太多爱情基础的情况下订婚，又仓促在香港结婚，回上海后各自不满对方家庭，结婚后的高频争吵以至最后的分崩离析，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若把爱情当做逛菜市场，由于时间不够抓到什么就买什么，那就莫怪最后吃到的不是你爱的那道菜。
所有爱情里的盲目和随意将就，往往是陷入婚姻牢笼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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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到《围城》中的方鸿渐、苏文纨、孙柔嘉、赵辛楣、李梅亭，觉得他们简直荒谬可笑的时候，别忘了检视那个正在批判他们的自己。
当你为了一点虚荣心而说出违心的话语时，难道不像那些被困在“虚荣”围城的知识分子吗？
当你在工作中试图蝇营狗苟、虚度时日时，不正是那个不知经营自身“影响圈”的方鸿渐吗？
当你不再敢追求爱情而试图将就某人时，不就是方鸿渐、苏文纨的典型写照吗？
人们往往身在围城而不知，一不小心，你我也就成了围城里那些可笑又可怜的小人物。
文学的力量之一在于，批判他人时读者能看到自己。
当我们剖析了那些深陷围城而无法自拔的原因后，希望你我都能以此为戒。
试着做一个真实而有趣的人，努力去做那些能改变境遇的事情，用真心与耐心去等待一份好的爱情。
点个“在看”，人生的围城有很多，但愿我们都有足够的智慧与胆识去跨越围城，走向更自由美好的世界。
作者：狐狸与晴天。来源：今日头条@狐狸与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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