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旧书籍网站哪个好（我在北京海淀淘买旧书的几十年）

一九九六年冬天从西城区的陋室搬到海淀区的陋室，竟然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在一个地方住久了的感情犹如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总是能讲出许多它看见的故事来，正所谓“老树阅人多”。鲁迅在《一件小事》里写道：“我从乡下跑进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而我在海淀二十年来的痕迹，留下的也不过是淘买旧书的记忆，北京四九城的书摊书肆我大都写过了，这回来写写我与海淀镇书摊书店的故事。海淀镇是区府所在地，也是旧书店麇集之地，今已消歇星散的旧书摊当年亦环伺周遭。

海淀镇旧照

一

虽然我家在海淀区，但是二十年前的交通远不如今日之便利，去海淀镇访书，我一直视之为畏途。不便利有三，其一是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其二是舍不得钱打车；其三是骑二十几里路，夏天暴晒，冬天冻个半死，再加上汽车尾气及扬尘，简直活受罪。人生永远如《茶馆》里王掌柜所云：“年轻的时候有牙没花生仁，老了以后有花生仁没牙。”访书亦如人生，如今去趟海淀镇再便利不过了，地铁公交均直达，可正经八百的旧书没了踪影。

刚刚翻查了旧日记和旧书账，才想起来我没搬到海淀区之前已经来过这里淘书，那就应该从我的第一次造访写起，这样才称得上完整的“我的海淀镇淘书史”。

海淀镇旧照

第一次的日子和地点均查到了，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周二，海淀“籍海楼”。那个时期我调到首都体育馆旁边一家私企上班，离海淀镇不算远，公交四五站地。近归近，但是所购之书较琉璃厂海王邨的档次可差远了。

五月十二日日记：“小雨下个不停。下午两点奔海淀图书城，正好上午刚读了新一期《文汇读书周报》，有报道介绍海淀镇新开了一家大型书店‘籍海楼’。此楼装饰豪华，一家书店套着一家书店，迷宫一般的布局。图书进出口公司和图书贸易公司都设有门市，于贸易公司购三册台湾地区的《炎黄艺术》杂志，每册6元。另外三本是《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25元，《鲁迅照片集》和《司徒乔画集》16元。晓春电话，说我欲订的三本香港杂志订金近一千元，当然订不起了。晚上给孙道临、黄裳写信，目的是索要墨宝，能有一位回复即没白写。”

第二次是六月二十六日：“下午谎称开会去了籍海楼，与进出口公司的聊了几句，订份港台刊物难于上青天。几个在楼内设门市的出版社生意清淡，我在友谊书店花五块钱买了本《林真说书》，店员称这是今天第一笔生意。看来图书中心西移论并非如此。于工人出版社购吴泰昌《艺文轶话》，吴是阿英女婿。出楼之后于旁边一店购《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内中出版史为方厚枢所撰。晚上盯班到十点。”方厚枢乃新中国出版史权威，十年“文革”亦未停止工作，故掌握许多重要的一手资料。我与方先生做邻居三十几年，深知他勤勤恳恳少说多做的“老黄牛”精神。

这一年的日记还有两天去籍海楼的记载，买的书实在不好意思报名了。这一年最重大的事件是设在海淀镇的中国书店门市投放了一大批质量极高的古旧书刊，却乏人问津，那时的人们对于几十块上百块钱一册书多是抵制的态度。这么说吧，姜德明先生专为这批旧书来过几趟。吾友胡桂林君分几次购买了几十册新文学绝版书（内有《红烛》等名书）。友陆昕君购得民国稀见杂志创刊号上百种，并与自校本《花随人圣盦摭忆》擦肩而过。而等到过两年我来时，这批货只剩“一折八扣”书在架子上充门面了，偶有佳本也又贵了几倍。

第二年（一九九三年）于籍海楼所得，只是区区几本新书。大宗的民国书刊所得还是得仰仗琉璃厂海王邨。所谓图书重心西移，纯粹是胡说八道。刚刚从日记本里翻出一九九三年的几张购书发票，有民国杂志《谈风》《杂志》《风雨谈》，英国杂志《笨拙》及若干港台图书，均非海淀所得。

一九九四年春，我离开了这家私企，海淀淘书史也随之告一段落，当然只是与籍海楼拜拜，一九九八年我在籍海楼买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便从此再未进入此楼。

二

在我六十几年的生涯中，没有哪一年像一九九四年那样令我难受、难过与难忘，唯爱书与买书如故。这一年我却与海淀镇的另一处淘书宝地过从甚密，这就是中关村体育场内的星期跳蚤市场，私企上班时也偶尔光顾，但均是来去匆匆，好像没买过什么值得记忆的货色，只有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使我开启另一样集藏，至今已集全一九七〇年至二〇〇〇年的数百期，忘不了第一次在中关村跳蚤市场见到《读者文摘》之惊喜。《读者文摘》择稿标准主要有三条“开阔视野、陶冶身心、激励精神”。从未在该刊读到过夹缠不清的文章，语言通俗流畅，文字浅显明白。奇怪的是好像只有中关村的地摊经常出现《读者文摘》，地坛体育场地摊一本也没有。再往后几年，我在潘家园地摊才再次看到《读者文摘》的身影。在多年的寻觅中，只遇到一位老者和我一样在集配《读者文摘》，同样的一个小本子配到一期就画个勾。

美国《读者文摘》

在中关村地摊结识了几位书友，也是我最初的书友。一位是北京图书馆期刊部的谈先生，一位是中央党校的吴立新先生，另一位就是交往至今的胡桂林君，胡君于中国画研究院供职，鉴赏力很高。谈吴两位主攻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杂志创刊号，在当时也没有人笑话，全民收藏的初级阶段嘛，像马未都那样先知先觉的收藏者毕竟凤毛麟角。

书友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热衷收集创刊号，很快就觉醒了，放弃了收集。收集创刊号其实别具意义，但是着眼点要立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我所谓的放弃就是这个意思。琉璃厂松筠阁书店主人刘殿文，民国时期同业称呼他“杂志大王”，公私合营后被聘为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撰有中国杂志史第一本目录《中国杂志知见目录》。刘殿文将杂志创刊号作为“头本”，每个品种必特为留存一本，如此说来刘殿文是收集创刊号第一人。十几年前我出了《创刊号风景》《创刊号剪影》两本书，有人指责我专收创刊号是“搞破坏”，生生把一整套杂志“砍了头”。这种指责当然是外行话了，旧书店辛辛苦苦配全一整套杂志，能够傻乎乎地让你“拆零破整”单挑创刊号买了去？若要说破坏文物之罪，倒是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四年，嘉德拍卖公司和中国书店拍卖公司，率先将民国杂志创刊号郑重其事地请进拍卖会。

《创刊号风景》（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我收存的几百种民国杂志创刊号现在可以说说来历，除了一部分创刊号是作为整套杂志一起买来的，大多数创刊号来自中国书店专门的“民国杂志创刊号展销会”，如今我更觉得我所得的创刊号有很大可能属于《中国杂志知见目录》的底本，那敢情再好没有了。

中关村地摊最大的收获有两笔，一笔是香港幸福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名画选》，还是个编号本（0011），一千册中的第十一号。两个小伙子卖一堆杂货，其中夹着这本大画册，要价六百元，五百五十元卖给我。拿到钱后小伙子就收了摊，喜洋洋地告诉我有了这笔钱就去买放大机，看来是两个摄影爱好者。另一笔是近乎全套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杂志，全套五十二本，我所得为四十八本，与摊主还价到四百元，那天我没带够钱，还是跟吴立新借了三百元。一九四九年之后影印了大批重要的新文学期刊，如《新月》《现代》等，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漏掉了《文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重要的新文学期刊当属《小说月报》，四十年代为《文艺复兴》，三十年代则非《文学》莫属。姜德明先生对于我买到《文学》的好运给予夸奖，并在见到巴金时说起此事—“在北京的一位青年书友，花了四百元，在地摊上买了差不多全套的《文学》。”“巴老很有兴趣地听着，并说‘那很便宜’，他还告诉我，他有全套的《文艺复兴》,《文学》大概不全了。”说到这，我与有荣焉，《文艺复兴》寒斋所存也是全套的。《文学》的全套，我在范用的书房见过一份。

《小说月报》

逛中关村体育场地摊的日子，只有一年多。空旷的土地，无遮无挡，夏炎冬寒，秋雨春风，摆摊揾食人是非常辛苦的，与农民土里刨食，相差无多。那天去体育场地摊，铁门紧锁，上面贴有告示，跳蚤市场停办。顿时颇为失落，跟人打听摆摊的去哪儿摆了，照着他说的地方赶去，离开体育场的书摊溃不成军，不成规模，三三两两，各自为战，一点儿逛头也没有。籍海楼之后，中关村体育场书摊亦隐没入我的海淀淘书史，化为越来越模糊的记忆。

三

海淀淘书史前两个阶段均很短促，一两年的功夫便结束了，而第三阶段时断时续地维持了十几年之久，维系这种若即若离状态的是中国书店的书市。这里所说的书市并非如琉璃厂书市那样规模很大、影响很大的书市。海淀镇大约有三家中国书店的门脸，路西一家，路东两家，这是我划分的，也许这三家实为一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书店有经营指标，任务完不成时就向总店申请从大库划拨些古旧书刊来办个书市。有的时候门脸自己收购来一批古旧书刊，也会办个小型书市。我听一位门脸经理讲：“如今收购很困难，书贩子给的价比我们高多了。这次书市的货凑了大半年功夫呢，你们冲进来十分钟好东西就抢没了。”

不管是大型还是小型书市，抢到好书的诀窍只有两个：信息和关系。信息，就是你得及时知道书市开始的时间，一般的规律是书市第一天上午好书最多。关系，说白了就是“走后门”，有熟关系的话或者让你提前一两天进去挑书，或者提前一两个小时放你进去。有一次书市，我提前半小时获“恩准”进去，却面对几十个书架慌了神，心怦怦狂跳，每个书架都是瞄一眼就走，结果倒不如正点进来的人书运好，眼瞅着一位在我瞄过的书架上从容购得初版本《今传是楼诗话》。

大型小型之外还有一种微型书市，也就是一家门脸自顾自的书市，我想写成“微店”，又怕与现在盛行的“微店”误会。微书市不像书市那么大张旗鼓地宣传，它放的货都是小众货，而且定价很辣。一九九五年我进入一家合资企业，买书钱比之前富裕了。某天书友BB机呼我，告知海淀一家中国书店上了一批民国创刊号（其实就是微书市），赶去后确实看到了一玻璃柜创刊号，均价二百元，挑了《新文化》（张竞生主编，毛边本）、《文艺画报》（叶灵凤主编）、《六艺》（穆时英主编）、《西北风》等四种，另外还买了十几本民国杂志，其中的一本《文学》正好补我之缺期，一下子把一个月的奖金花光了。一周后，“微店”经理呼我称又新上了一批创刊号，当即应邀前往，孰料价格陡涨，明摆着是宰我嘛。这两次购创刊号，都是与胡桂林君同行，他主藏线装书，对民国期刊却不外行，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三十几期索价一千二百元，他买了，第二回再去标价竟涨了三倍。以后我俩再没光顾这家书店。

《六艺》

海淀淘书史有一段插曲值得一说，一九九七年北京市举办首届藏书状元（藏书明星户）评选活动，海淀区有两个名额，我和赵龙江君竟然被评选上了。不是我俩没有自知之明，但是几轮筛选下来还是我俩。除了在北京市府大楼举行颁奖表彰大会之外，海淀镇亦特为开了表彰会，海淀区高校林立，学者云集，真枪真刀评比起来，哪里会有我俩的份儿。

转眼来到一九九八年，此时我结交且过从甚密的书友已经有七八位了，每有书市皆相约而往，唯抢起书来便“但有君臣无父子”啦，互相谦让，没门。二月二十七日海淀中国书店办书市，我自以为有备而去，与赵龙江同行差十五分钟，于九点赶到了书店门口，孰料门店书市不像琉璃厂大书市非九点整莫入，已提前开门了，来得早的柯卫东君已抢到《蠹鱼篇》，胡桂林已抢得《尝试集》等好书。当天书店平装书卖了一万多元，线装书卖了十来万，以今天的行市而论，不够一个买主儿塞牙缝的。二月二十八日，我早早赶到书店，却没让提前进去，准点进去，书的质量大不如昨，我以一百二十元得四十册台湾《国文天地》杂志，吴立新一百元得毛边本《游仙窟》。

几个月后（六月十四日）又是胡桂林君告诉我海淀中国书店上了一点儿旧书，其实不是书市时期，门脸里也会时不时地上点儿旧书，这是中国书店与新华书店本质上的区别。六月十五日上午我到了书店，所谓旧书没有民国的，我只买了十几本研究鲁迅的小册子，其中线装大字本《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是以三十元买的，多年后以九千元之价拍卖出去，大字本最火的时候，买书比买股票增值多。当天店员瞿先生给我展示《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书，当时竟动了借过来复印的念头。还有一册买不起的签名书（书名记不清了，叫马王堆墓什么什么）, —“赠洪文同志存阅江青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九九九年，我从合资企业跳到私企，一年多之后辞别私企，彻底走上“自由之路”，所谓自由，即钱少了而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一年三百六十天，想哪天淘书就哪天淘书。这一时期，我家已搬到海淀区，但海淀仍非淘书重心，一年去个两三趟吧，一次比一次乏善可陈。十一月五日那天为取《北京晚报》“喜迁新居”征文的五百元奖金，专程去了海淀，小有波折，领钱时要求出示底稿。五百元到手后买《文献家通考》《锦灰堆》，花掉了一半。

二〇〇〇年在海淀购买的几乎全部是新书，值得一提的书，只有一九五六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版《鲁迅全集》里的特殊版。这个版本比普通版装帧讲究，开本大，上书口刷蓝，高档道林纸，带书函。我追寻刷蓝版多年，终于见到，自然不肯错失，价钱是五百元，女店员姓葛，看透了我心思，一分钱也不让价。这是我收集的第五套《鲁迅全集》，却从未通读，以后见到刷蓝本零册仍不免手痒。同时所出《鲁迅日记》也有少量刷蓝本，我一直没有买到，如今购书意愿衰退，一切皆无所谓了。

越来越接近海淀淘书史的末端。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周六，赵国忠君告诉我海淀有书市，已开始了一天。日记记有“明天去吧，勿抱厚望！”十六日的情况已写入《搜书记》，此处不赘述，漏记的是“胡桂林得《蹇安五记》，柯卫东得《人物品藻录》，我得了什么？十几册黄绿皮的鲁迅单行本。”中午几个书友吃炸酱面，AA制从这顿饭开始的。边吃边聊，我忽然看见远处的一桌坐着的王晓棠，赶紧过去请她签个名，当年流行一句话“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我随身带有一个小本，遇到我崇拜的明星就请人家签个名，上面有张艺谋，谢添，贾秀全，李宁等。

这次书市不同以往，第三天我们几人又去了，皆存一线希望或心有不甘。没想到却各有所得，柯卫东得《草儿》，被评为最佳；赵国忠得《骨董琐记全编》；我得《清朝内廷御制印泥法》《北京繁昌记》《现代史料》（第壹集）等，都是三五十块一本。《现代史料》后以五千元转让给某革命文献收藏者，刚刚去孔夫子旧书网查了一下此书的价，好家伙，有以二万三千元成交一本的。

一晃七年过去。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四日，周二，气温高十七度，低三度。“天气好，只是不活动待在屋里冷。上午写完《书蠹艳异录》序，八百字。晚《华北电力报》张先生来电话，他的儿子在海淀中国书店上班，称后天有书市。接着与他儿子聊了几句，似乎不太懂旧书，只说店里原来年头最早的书是一九四八年的。这次收了点旧书，价钱在三四十元之间，年代是二三十年代的，还真是不大懂。马上电话赵国忠，不论真假，后天必去一趟。”

十一月六日，周四，晴：“天气如昨，好。八点半出门打一辆黑车走四环，几年未来，面貌大变，不认得了，幸好下车就看到赵国忠和柯卫东了，告诉我胡桂林已经进去了。赶紧往里跑，其实大可不必，就十来个人，多一半认识，大亮，小白，胡同。大亮5000元得二版毛边《呐喊》，书品上佳，老柯想要，其实我也想要。见到一些民国杂志，疑是某某某送来的货，又听说旧书是某某某的货。胡桂林280元得《小说画报》，书品甚差，暗淡无光。我与国忠索性一本不买，出去逛另外两家中国书店，货色丑极。倒是见到隆福寺中国书店的王某，老奚等调到这边来了。四个人正在门口忆往，忽然看见吴立新路过，遂一起忆往，他也上网也看报，很了解我的近况，我出的书他也买过几本，互留电话，我答应送他一本《梦影集》。中午四个人吃快餐，五菜，米饭，国忠付账140元。饭后，老柯心有不甘，又拉我返回书市，称《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还未售出，等把薛经理叫来一问已卖了买家尚未取货。打车回家。”

想到这天竟是海淀镇淘书史的最后一页，而且一本书没买（来回打车花了五十二元），不妨借用张爱玲《重返边城》里的意思，也许是海淀镇的临去秋波，带点安抚的意味，我笑不出来，疑心跟此地诀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