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边疆爱情故事（知青往事我的红色恋人）

我的红色恋人作者：邓晨曦

目 录

一、四爸爸

二、冰床

三、广播情结

四、街上的家园

五、小羊头之死

我插队落户的顺昌县仁寿公社桥下村，是我青年时代遭遇的“红色恋人”。

说是遭遇，是因为她在1969年的红色年代猝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无法选择，无法拒绝，甚至可以说我是张开稚嫩的双臂去拥抱她。所以，后来无论是经过岁月的蹉跎、青春的飘逝、或者是人到中年的踌躇、还是梦回少年的张狂，曾经给了我启迪顿悟、给了我磨难灌顶、给了我价值取向的桥下村，总是像我的初恋的人儿一样，在我的心中，不离不弃，不分不舍。

四爸爸

四爸爸是四个男人，四个同娶一个女人的农民。

我和其他七个知青刚分配到顺昌县仁寿公社桥下大队第二小队的时候，大队支书给我们引来了一个贫下中农小组组长老胡当指导劳动和禁锢思想的“政委”。这是当时的惯例，其实谁也没有将谁当成禁锢的对象，反而，身为大队贫协主席老胡的私生活经历让我和其他七个知青了解后吓了一跳。同我们知青很要好的房东儿子木金仔悄悄地告诉我们：老胡的老婆除了老胡以外，还有三个丈夫！老胡和这三个丈夫曾经同住过一屋。老胡是第一个丈夫，五十岁；第二个丈夫四十岁；第三个丈夫三十五岁；第四个丈夫才二十一岁，而老胡的老婆四十岁。

于是我开始认真地打量我的“顶头上司”老胡：他是个瘦小的驼背，整日价戴一顶簇新的尖顶斗笠，不管刮风下雨，日晒降雪，新斗笠似乎就是他的一张可以示众的脸。而他的尖嘴猴腮的脸和永远被一套黑衣服包裹紧紧的像粽子一样的身子似乎被这张斗笠压到地里，乍看像一朵蘑菇。我顿时明白了，他因为是残疾，所以才允许他的老婆有第二个男人当丈夫。可是为什么还有第三个第四个男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而不是明铺暗盖呢？我当时才十八岁，不谙世事，更不明男女间的风情，何况是贫瘠的风情！但是我对这种有悖婚姻法的现象则用轻蔑的口气开始背地里叫老胡为大爸爸，其他三个尚未谋面的丈夫们，则自然依序称为二爸爸、三爸爸、四爸爸。很快，全大队三十二个知青都采用了这个叫法，惩罚也很快就落到我的头上。

刚下乡，我听不懂本地土话，农民在田头的闲聊，或在生产队会议中的议论，都是由木金仔私下向我们知青泄密。有一天，木金仔偷偷告诉我们，昨天晚上评工分了：两个女知青评了最低的工分四分，其他四个男知青评六分，我则只评五分。而生产队的男劳力们都是评十个工分。我问为什么自己是个半劳力？木金仔回答，大爸爸在会上说，别看他“汉码大”，没有用！贫农小组长发话了，一锤定音，连生产队长也不敢吱声，于是我被压在大爸爸的“五指山下“了。

好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青对工分的高低全不放在眼中，我们每个月有国家发的八元钱的补贴和三十斤的粮票，足够头一年下乡的开销，所以农民普遍将知青的工分压得很低，不想让我们在他们贫瘠的锅里多分一勺寡水汤，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我们的大队支书老范却是很体贴知青的，不管男女知青的工分高低，他下命令每天补贴每个知青一斤谷子。久而久之，我便把大爸爸对我的惩罚忘得一干二净了。

大爸爸个头矮小，但是每回出工必定走在全队劳力的前头，以表示他是个标准的可以拿十个工分的全劳力。整个生产队才十几个劳力，我们知青则占了八个人，于是可以指导我们劳动的大爸爸，便渐渐地开始越俎代庖取代老实的生产队长对全队发号施令了。干活的时候，只有大爸爸从别在斗笠里取下旱烟竿开始抽烟，其他劳力才敢相跟着抽烟，否则到了晚上开生产会，大爸爸便借着对知青的批评向其他劳力指桑骂槐。不好事的农民们拗不过他，只好渐渐地承认他的权威。可苦了不会抽烟的我们，在白天漫长单调冗长的劳动时间里只能受煎熬，如果敢私自停下手中的活休息，那么到了晚上的生产会上，就会遭到大爸爸的“说话”。怎么办呢？全大队的知青们凑在一起拉呱的时候，常常为这种不公平苦恼、抱怨。好像是第三生产队的知青郑学松和赵锦萍出了个好主意：农民抽烟能获得休息，我们也学着抽烟也能获得休息。于是全大队的男知青都开始在田间劳动中学抽烟。当时白纸包的经济牌香烟才九分钱一包，自然成了我们男知青的新宠，一时间，向农民们分发经济牌香烟成了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一项新课题。大爸爸看见了没有任何“说话”的把柄，仿佛权威受到了挑战的重荷，只会把身子压得更弯了。细心的我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爸爸在田间抽烟的次数比以往少了。遗憾的是，恶果也种下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抽烟成了已是厅级干部的我的知青朋友邓保南和陆志华留在指间的屡戒不去的顽疾。

收工的时候，大爸爸则走在全队的后头，他走得不快，大家也不敢急着回家，仿佛他是个秤砣吊在全队的后头，再一次显示他是个贫协主席的显赫权威。在那个年代里，农民出工磨洋工，收工打冲锋是普遍现象，可是农民们在田间劳动谁也不敢先提出收工，往往太阳都下山了，薄暗已经笼罩在山笼田里，大家还在佯装卖力干活，可是眼睛都不约而同地瞅着大爸爸下达收工的命令。越是这个时候，大爸爸越不吭气，甚至还抽出旱烟竿不急不慢地再吸一筒，似乎时间都凝固在他的烟锅上，巴唧巴唧地燃烧着。等到我们知青都互相看不清晰对方的影子了，大爸爸才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今天早点收工吧！一旦走进了村子，大爸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窜到了全队的前头，长长的耘草耙子扛在肩上，悠悠颤颤，似乎挑着满天的星斗，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老婆此刻正站在河沿等他回家，看他一路的威风，一路的自大，这已经是那个贫瘠的年代最充足的财富了。

大爸爸有个长子，在公社中学上初中，长得根本不像大爸爸，也不像他的老婆。时间长了，儿呈父相，长子长得像第三生产队的一个男人，活活脱脱跟一个模子压出来的一样，但大爸爸仍旧将长子视如己出。长子放暑假回来，必须参加劳动，将来档案上才能记上一笔，于是大爸爸安排自己同长子一个小组割稻子。为了表示是出于公心，就调了女知青陈娟加入，由他指导割稻子。正是“双抢”季节，又割谷子又插秧，队里的强劳力谁也不想同大爸爸一个小组搭档，这正中大爸爸的下怀，他的巧妙安排，既不损他全劳力的面子，又挣得了全劳力的工分，苦的是女知青陈娟被他巧妙地剥削了一回，还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改造。

木金仔悄悄地带我指认了第三生产队的那个男人，即二爸爸，我定睛一看，他果然长得像大爸爸的长子。他中等身材，中规中矩的外表下掩饰着精神，是第三生产队的一个不可小视的人物。他已经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虽然与大爸爸同在一个村，见面也互表寒暄，但是这都不妨碍他的风流故事流传在农民们的田头枕边。我可以推测二爸爸年轻的时候，算得上是村中的俊男，又是会计，打得一手漂亮的算盘，与大爸爸的老婆发生明铺暗盖的事是再普通不过的事。闽北的山区，民风淳朴，性事也极其开放，这是那个政治高压的时代疏于防范的幸事，所以二爸爸的故事成了美谈。没有成家的二爸爸经不住一个成熟而又饥渴的农妇的勾引，顺水推舟地住到大爸爸家中去了，大爸爸则自觉地睡到后屋去，将斗笠盖住了自己的头，竭力不想听见从前屋传来的快被压断了的床板的吱呀声。一想到家徒四壁的婚姻楔进了一根有力的支柱，不至于坍塌，他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长子出生后，二爸爸才想起要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家，于是另立门户去了。他对待知青比大爸爸周正，因为他读过小学，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道理，所以在评工分的时候，他敢为第三生产队的知青说公道话，因而三队的知青工分比我们二队的知青高。后来长子长大了去当兵，据说就是二爸爸悄悄地向大队支书举荐的，他极力反对大爸爸的要长子回家娶媳妇挣全劳力工分的鼠目寸光的主意，因为二爸爸从知青的身上看到了儿子的未来。

二爸爸走了以后，空出来的半张床铺自然由三爸爸来填补，因为贫瘠的家需要一个有热血有肌肉的全劳力来填充，在贫困面前，性爱只是附属品。

三爸爸不必由木金仔为我指认，因为他每天收工的时候都会堂而皇之地扛着一根粗重的松木柴禾走进大爸爸的被松木烟熏黑的房子。他的长相跟肩上扛的松木一样粗糙黑壮，似乎任由几把板斧也砍不倒，一看，就是一个干活的好手，但他沉默寡言，与乡邻相遇，极卑恭地点点头则算是寒喧，我在村里插队三年，也没有听见他说过几句话。我们的村子隔着一条小河便是晒谷坪，晒谷坪后头的公路边有一处大队的畜牧场，那便是三爸爸干活的所在。他不与村里的男人为伍，独来独往是因为他尴尬地位所致，也是用一段孤独来显示他与村民们的距离。他是尤溪人，家乡的贫困促使他流落到闽北的产粮区顺昌县来打零工。我所插队的桥下大队素有小粮仓之称，冬闲的山垅田常常任由农民们自由种植地瓜或土豆，缺乏劳力的大爸爸家自然就雇佣了三爸爸这样的强劳力来帮种。所谓雇佣，实际是三餐在大爸爸家吃饭。久而久之，三爸爸从坐在灶台边吃饭，到受到女东家的热情邀请，半推半就地坐上大爸爸的饭桌，低下芭斗大的脑袋不声不吭地扒他粗海碗中的米饭，将惊喜和惶恐连同哈拉子一起咽入肚子，深埋在五脏庙里。再时不时从海碗边偷觑坐在正位上的大爸爸，他慢条斯理地嚼着一块燻笋干，竭力保持着他作为一家之长的尊严，从不敢用正眼与他的黄豆大的眼睛相接。只听见大爸爸用筷子轻轻地敲了敲放在他面前的盛着炒燻笋的海碗，女房东心领神会地就将海碗移到三爸爸面前让他受用，他则将头低得更下了，几乎贴到海碗上，表示了他的臣服。大爸爸满足地起身走了，留下女房东去热络地服侍三爸爸。再后来，那张空了半边的木床，就由三爸爸充满了蛮力的肉身垫补了，空壳似的老屋里也由三爸爸扛着松木走进的粗壮身影塞满了。

证明外乡人三爸爸在桥下村存在的是他和大爸爸的老婆生的儿子，活泼得像一只小树熊，整天牵着三爸爸的衣襟从村子的小桥上走过，去畜牧场和猪娃们嬉戏，村子里小孩们的笑声只是他走过晒谷坪的时候，偷偷地捡起来放在口袋中的一串铃铛。我离开桥下村的时候，听说三爸爸的儿子上了小学，被同学打了，二爸爸的儿子冲进教室狠狠地揍了小肇事者一顿老拳，替弟弟出了一口气，维系了这个不可为外人道白的母系家庭的尊严。这天吃晚饭的时候，三爸爸倒了一碗地瓜烧举过头顶，敬了大爸爸一碗迟来的“由衷酒”。坐在灶台边的女主人不由得心里一酸，掀起衣角，擦了擦潸然流下的混浊的眼泪。

她已经老了，才四十岁，不仅泪水是混浊的，而且艰辛的岁月在她的额头上雕刻下的皱纹也是粗重的。她身量高挑，脸庞俊正，散落在上头的几粒麻点并没有点破她作为一个村妇的好看。眼睛像两汪池水，深邃得可以吸纳任何从它上头飞过的生灵心甘情愿地往里头坠。你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有四个男子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我没有见到她的第四个男人，四爸爸。木金仔说，我们知青进村之前，盘桓在桥下村打零工的四爸爸就走了。我猜想，那也是一只飞累了飞渴了的蜻蜓，见到一汪碧绿的池水，掠过水面，点了一下，又飞走了。

离开桥下村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大爸爸家想跟他告别。家里只有女主人在煮猪潲，她倒了一碗苦茶给我喝，没有说话，似乎让我留下足够的时间去品她心里的苦。趁她不管我，我斗胆走到幽暗的后屋，那是大爸爸的窝，狭小的木板床上垫着松软的稻草垫，上头的印花蓝被已经磨洗得看不出花纹，被子板结得像一块铁板，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丝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我的心里打了一个颤，不由得开始同情起我所厌恶的大爸爸来了，开始用心品咂起这个用四个男人维系千疮百孔家庭的女人的母性。

冰床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闽北山区的早春，是滴水成冰的天气。满山遍野丰沛的植被和茂密的森林产生了充盈泽厚的湿气，使得夹山蜿蜒的山垅田成了狭长的冰床。秋收过后，荒废了一个冬天的山垅田瘦瘠不堪，田埂上杂草丛生，水田里稻茬簇簇，淤积的锈水结成一层薄冰，掩藏了烂泥田下可以吞噬生命的陷阱。

为了清明谷雨后能够插秧，必须把水牛不能进入的山垅田用锄头翻垦一遍，将稻茬压人泥中沤烂，再用新泥重新把田埂砌牢。这一项农活，是开春后的头一件重活。按惯例，干这件苦活的时候，农民是采用个人承包制，即把一条山垅田按今天出工的人数分成若干份，好田劣田搭配之后便开始公平抽签，碰到好田的，今天就出了一份“软”工，碰到劣田的，今天就吃了一份“硬”工。抽到好田的农民自然欢天喜地大叫：“今朝吃软啦！”抽到劣田的农民就自认倒霉，骂了一声：“打你奶（操你妈），今朝吃硬啦！”然后各扛着饺子型的耙子匆匆下田翻土去了。隆冬严寒、饥饿繁重，逼得每一个农民的自私本性暴露到极点，谁也不帮助谁，一干完分内的苦活，就怀着一种自诩是强劳力的得意，扛着农耙，或者挑着一担早已砍好码在山边的柴禾回家去了。

就是在这种毫无一丝温暖的前提下，我们知青也被无情地推到冰冷的山垅田前，和同队的农民一起抽签。做签的自然是贫协主席大爸爸，一把草秆攥在他的手中，按长短排顺序，抽到长草秆的先挑好田，抽到最短草秆的，当然只有“吃硬”的分。奇怪的是，每次翻田，吃“软活”全是农民的，吃“硬活”的全是我们知青。后来，房东的三儿子木金仔冒着大人的挨骂偷偷地告诉我们，这全是大爸爸几个在队里能说上话的强劳力捣的鬼，平时恃强凌弱，如今又欺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知青，自然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老实巴交的老队长明明知道，也不敢得罪乡里乡亲，只好让我们多受一分洋罪，多受一点“再教育”。

冬天翻田，出工迟，天气冷，所以无法带午饭，惟一的办法，就是忍饥干活，早早结束。但是再早，强劳力的一般也要干到下午两三点钟，弱劳力的则要干到四五点钟，冬天日短，往往到家已经是天擦黑了。所以去翻田之前，穿着都很单薄，要驱使自己拼命干活才能温暖身体，在严冬的天气下，往往能干到额上出汗，让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或者卫生衣（即绒衣）脱去，这种超负荷的大频率劳动，让今天的年轻人听来不是不寒而栗的吗？

我们要过的头一关，是脱掉鞋子，让赤脚踩在冰冷的泥田里。先用耙子敲碎水田上的冰层，然后咬着牙，鼓起勇气，将已经冻得发白、毫无血色的脚伸人冰泥中，在心里叫一声“妈呀”，整个下半身已经陷入烂泥田中了。闽北山区的山垅田，多半是烂泥田，山泉眼往往埋在垅田下面，突突地终年冒水，将垅田沤成一块肥软的陷阱，一旦人陷进去，即能吸坠人泥田底淹死，即使是庞大的水牛一旦陷入也不能自拔，屡屡发生过水牛淹死的惨事。所以在烂泥田中铺架杉木树杆，是惟一避免祸害的办法。我们下到烂泥田的时候，必须用脚去摸索着寻找埋在泥中的杉木树杆，然后踩在上头翻田。所谓的劣田就是指这种烂泥田，好田就是指没有铺垫杉木树杆的半深水田。烂泥田一般都淹没到大腿根，我们男知青尚且不觉唐突，而女知青也只能凭着稚嫩的身躯盲目地抵御从烂泥田里蒸腾的寒气对身体的侵蚀。闽北有不少女知青后来落下妇科病的病根就是始于这种寒冷的翻田。因为闽北农民的女人们从不干农活，男主外，女主内是习俗，也是粮食富裕的经济现象，所以女人不事穑稼，何况是干重活苦活呢？

翻田的第二道关，就是要在放尽水的烂泥田里识别哪一处是能够吸坠人的陷阱。蔑视文化、崇尚体力的农民一般是不屑告诉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的手无缚鸡之力的知青的，只有童心未泯的木金仔好心地告诉我们：识别是否有陷阱，只要用锄头或者用脚轻轻踩着晃动水田，水田一旦摇晃起来，如同一大块肥肉在抖动，这下头便有陷阱；再者，如果水田中有大面积的锈水，十有八九是有致人死命的陷阱。

有了这些常识，我们就开始大胆地翻土，急促地翻动饺子形状的铁耙，很快双手就被竹柄磨出血泡，血泡破了，用手帕包着继续拼命地干活，干到全身出汗，刚刚停下喘口气，又被从山垅深处刮来的夹着薄雾的风一吹，顿时浑身冰凉了，只好又使出吃奶的力气翻土。稀薄的冬日阳光始终被淤积在山谷中的山雾挡住，无法漏下一缕温暖。山垅田中一片死寂，没有鸟叫，没有风声，只有大爸爸偶尔传来的干咳声，显得更加冷寂。大家都被寒冻驱使着没命地干活，活路熟练体力又强的劳力已经翻完田，开始做田埂了。

做田埂是技术活，先将旧田埂用铁耙劈去一半，又将杂草铲尽，然后用翻起的新泥糊在旧田埂上，最后用铁耙上下一抹，一条光溜溜如水泥砌的田埂就做好了。技术好的农民可以站在旧田埂上做新田埂，一边用铁耙挖起一大块新泥压在旧田埂上，一半糊在旧田埂的面上，另一半糊在旧田埂的上，一边倒着身子慢慢往后退，一条新田埂就从他的铁耙下慢慢地伸出去。我们男知青起初学不会这种娴熟的技术，只能站在田里做田埂，这样又冻又慢，一慢更冻，越冻越慢，所以费时又费工，自然挨到收工的时候，天快擦黑了。

农民陆陆续续都收工了，山垅田里只留下我们知青和木金仔以及他的二哥哥章明。兄弟俩都是半大的孩子，个头没有锄头柄高，但是兵家儿早识刀枪，他们也比我们早干完活。他们没有着急回家，而是来帮我们翻田。接下来就是一幅集体劳动的场面，谁先翻完自己的田，就帮两个女知青干活，最后，大家七手八脚把剩下的活干完了，心里升起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暖意。

走上田埂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双脚已经完全麻木了，不能自由舒张，只能小心翼翼地在水沟里洗净污泥，匆匆地穿上鞋子，然后急三火四回家去。

农民们收工回到家里，再冷再饿，马上就有父母或妻子端来的热汤热饭驱寒暖身。而我们回到宿舍，冷锅冷灶，来不及烧热水烫脚，男知青只好将就在村边的小河里用肥皂洗净手脚，然后偎在被窝里慢慢地取暖，这就是一天来在山垅田里翻土的时候一直盼望的幸福时刻。贫困的年代，幸福是简单的；人欲横流的年代，幸福则是繁杂的。女知青则比我们幸运多了，她们可以到房东木金仔妈妈的灶头去舀热水擦身烫脚，善良的女房东早就多烧了她俩的热水，供她俩洗去一天的劳累和严寒。贫困的年代，关怀也是单纯的，一桶热水，一碗热饭，一口热汤，则为雪中送炭的传统演绎着遥接古意的恩情。

我终生忘不了翻田，那是我青年生活中的一张冰床。

广播情结

架广播线，是我在插队的时候干过的唯一一件有文化含量的农活。

农村有线广播是当时农民唯一常设的文化生活，维修更换新的广播线路自然就属于农活的范畴，因此架设工人全是由各村临时抽调的农民组成。不过这些农民工必须有文化，所以各村推荐复员军人去。我们村推荐的是四队的知青陆志华，公社广播站的站长老张亲自点的将。陆志华原是福州五中高二的高材生，架设广播线对他来说是下毛毛雨的事。后来他回家探亲了，就向老张推举同他最要好的我去替代他，木金仔说这一回我是吃了“软活”了。不过我觉得能干一件与文化沾边的事，是“读书无用论”泛滥时代中的一件幸事，我自然喜欢得不得了，着实让我同队的同学小颜眼红得流口水，因为他喜欢三天两头跑公社的广播站，那里的女知青播音员是他心仪的对象。后来女知青播音员调到县广播站去了，他再也不羡慕我架广播线了。

架广播线一组四个人，三个是复员军人出身的农民，我是后来替补的，自然是学徒。组长是桂溪大队的文贵，他是敦厚能干的青年农民，大方爽快，心地善良，他与陆志华最要好，自然也对我另眼相看。他与陆志华惺惺相惜，直到陆志华后来当厅长了，还有通信往来，但从不要求什么，可见他敦厚的一面。架广播吃派饭，到哪个村就规定在哪个村挨家吃派饭。可是到了桂溪村，文贵就一直让我们在他家吃饭，不肯分派别家去。这不明摆着吃亏了吗？另一个架线工吴明周说他犯傻，文贵回答，到了家门口不在他家吃饭那就生分了。文贵的妻子也很热情，把我们的到来看成她家的荣耀，没有半点的怨言。每次开饭，她总是忙前忙后，餐餐都有燻田鼠干炒辣椒吃。这在当时能见一点油星子就算是幸福的年代，顿顿都能两片嘴唇油光光，简直就是奢侈。

挖洞埋电线杆，是架广播线中的力气活，照理是到了哪个村就由哪个村派工，可是农民认为这不是纯粹的农活，而且跟在技术工身后供人使唤很下贱，于是不约而同都派出身是“地富反坏分子”的农民参加，当时统称“四类分子”。

“四类分子”是犁田的水牛，听喝，不仅干活卖力，而且从不敢乱说话，这足使小组中的另一个架线工大个子抖够了威风。大个子家在公社仁寿街上，平素自认为是城里人，而把仁寿街以外其他大队的人统称乡下人，何况是“四类分子”，当然更不放在眼中。他动辄以当兵的口气训斥“四类分子”，自视甚高，结果引起组长文贵的不平，他很同情这些“四类分子”，总认为他们离开了所监视的大队，外派劳动，就让他们自由一些，于是常常为此同大个子争吵。大个子则骂他立场不坚定，但又无可奈何，文贵是贫农出身，也是复员军人，大个子无法到公社告他的刁状，只能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吴明周告诉我，其实大个子只是借口找碴，不服文贵当组长。所以每到分工的时候，大个子就主动提出跟吴明周搭档，让我跟着文贵当下手，可以想象他怎样让“四类分子”吃够了苦头。每当他将旧的电线杆换下来埋上新杆之后，总叫“四类分子”把旧杆锯成一截一截码成一堆，然后责成用板车运回他家去当柴禾烧，否则不给“四类分子”记工分。我记起西方有位哲学家说过，奴才一旦变成主子之后，欺压奴才比主人更狠。

有一天收工回来，我发现大个子像霜打的芥菜一样蔫，耷拉着钵头大的脑袋，再也不训斥“四类分子”了。我很奇怪，悄悄地问吴明周，今天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吴明周告诉我，原来有人给大个子相了一门亲，那姑娘见大个子是复员军人，个头又跟门板一样高大，自然相当满意。本来这门亲已经是三个手指捏田螺，笃定了。不料，这姑娘的远亲大伯是个富农，偏偏在大个子的手下埋过电线杆，受过无端的训斥。这件事恰好被姑娘知道了，一气之下，退了这门亲。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怎么不令大个子垂头丧气呢？可是不出两天，大个子又开始板起脸孔继续训斥“四类分子”，早已把倒霉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在他口出狂言，唾沫四溅的时候，我发现他获得了极大的政治欲的满足，当物质极度匮乏的时候，吸纳畸形的精神食粮可能是人的本能。

与大个子相比，吴明周是个子瘦小、懒洋洋的农村癞子，我不明白，当初怎么会送这种人去当兵的？他是个孤儿，家住在高山顶上偏远静僻的矮坪村。尽管他乍一看一无是处，但他从不骂“四类分子”。他最大的兴趣是谈女人，不断地向我吹嘘他与女人有染的风流韵事。但我发现，同他睡觉的都只是各村的半开门寡妇。我问他，给女人苟合的钱了吗？他笑了，说凭他穿的这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和屁股间吊的架广播线的工具袋，女人就会开门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如今处处拜金，还不如那时候山村的女人夜半开门来得纯朴，我当时很厌恶吴明周，现在倒很羡慕他享受过一段质朴的时光。

终于我们来到吴明周的家——矮坪架广播线了。名曰矮坪，实则高山，小村子倚在山顶的峭壁上，家家的木屋仿佛踮着脚尖站在岩石上才能望得见山外的平川，每间木屋面前都用支柱顶出一块平台，这就是矮坪惟一的人工平地。平台上晒满各式各样的野生菌菇，大的如牛屎，小的如珍珠，颜色非黑即白，或者是土黄色的，总之毫无诱人的美丽。吴明周告诉我，难看的野菇无毒，越美丽的越毒，就跟女人一样，这是他给我上的最早一堂有关女人的课。尽管如此，农民煮菇的时候，还掺进一把米，如果米煮成黑色了，则表示该菇有毒。因为事物万变，去年的这种菇无毒，不等于今年采下的这种菇仍然无毒，所以农民有一句古训：“有路不坐，有菜不吃菇。”这是吴明周在矮坪给我上的人生第二课。这一晚，吴明周请我们吃菇宴，各种各样的菇摆满一桌，一群光屁股的孩子围着看，嘻嘻哈哈，似乎把我带回到童年的时光。

晚饭后，吴明周带我去他家，他用杉木板钉的墙壁空空荡荡地欢迎我，拥抱我，几乎是将我挤压在一只旧木箱中，我在油灯的光晕中，简直要昏头了。我正想逃出去，只见油黑的桌上站着几本书，我本能地伸出手去拿，一本硬封面的书，定睛一看，居然是《诗经试释》！我的老天，在这恍如隔世的小山村里竟然有一本让你感慨万千的诗经！我爱不释手地翻阅着，只听吴明周说，送给你，我不识字。我贪婪地收下了，没有半点推辞。那书的扉页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吴明周”三个字，而且盖着“新华书店顺昌支店”的蓝印章。既然他说不识字，为什么能去当兵，又能拥有这本代表中华文化精髓的诗经呢？我当时没有去多想，只太想需要这本书了。后来我知道，这是吴明周唯一能送给我的他的财富。

这本书，至今仍旧站在我的书架上，如果打开，就可以看到扉页上写的“吴明周”三个字，歪歪扭扭，但是他的心是直的。

街上的家园

插队落户的时候，文化生活匮乏，但是我们倒有两处精神家园，那就是仁寿公社街上的邮电所和“汤面西施”店。

仁寿街离我们桥下村只有一里地的路程，因此一旦不出工，我们知青则穿得整整齐齐，三十二人结伙成群，唱着农民听不懂的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浩浩荡荡地开进狭长的仁寿街，这是上演不衰的保留节目。

头一个落脚点是邮电所。

我们一进巴掌大的邮电所，顷刻就将柜台挤得里三层外三层。柜台后面坐着文静热情的女营业员金珠，略显发胖的身子开始忙碌起来，应付我们的两种主要业务：寄信和取汇款。与家人和同学通信，是唯一的慰藉精神空虚的桥梁，金珠会借此同我们拉家常，不知不觉地淘泄了心中的块垒，我们顿时觉得被繁重的农活压皱了的心叶舒展了，舒平了。于是话语多了，笑声大了，将平时空荡荡的邮电所塞得满满当当。我们头一年下乡，每个月有八块钱的国家补贴，第二年，这种可提供日常买油盐的外快断了，就得靠家里每月寄钱来补助。按理说，第二年有头一年赚下的工分贴补，但是微薄的工分收入不够寅支卯粮，所以取汇款成了我们和金珠聊家常的另一个话题。金珠丝毫不蔑视我们的窘困，反而很能理解知青的无助心态，她说，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日难，何况是在山区安家？我们听了，心里热乎乎，就越发舍不得早一点离开邮电所。

有一次，我收到母亲寄来的汇款单：上头的汇款数目只有贰元钱！我顿时觉得两颊发烧，不敢在同去邮电所的知青同伴当中声张，金珠收了我的汇款单没有立即兑款给我，不让我在同伴面前丢脸，而是等到同伴们走出邮电所了，才叫住我，把贰元钱偷偷塞给我，只说了一句，你母亲会有信寄来的。

没几天，我果然收到一封家书，母亲在信上说，下放在清流长校乡的父亲已经连续三个月被扣发了全额八十九元的月工资，现在家中只能靠母亲捉襟见肘的工资度日，所以只能挤出贰元钱寄给我。当时，我捧着信笺哭了，躲在房东家的阁楼宿舍里痛哭了一场。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金珠的邮电所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了。

可是我们也干出一件玷污精神家园的事。

不知是哪一位同伴从外头的大队串门回来，告诉我们时下流行的一种寄信不花钱的办法：寄信的时候，先在贴的邮票上轻轻地抹一层薄糨糊，等晾干了即便盖上邮戳，一经剪下放入水中一泡，糨糊和邮戳统统洗净，邮票晾干后，即可再用。周而复始，哪怕邮票洗得发毛了，也可以再用。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都采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寄出一封封人穷志短的信件。不知道金珠是不是察觉了我们的欺骗手段，反正她挺宽容的，任凭我们用洗得发白的邮票反反复复地在漫长的邮路上传递着父母亲朋迟来的爱。直到有一天，忘了不知是谁收到的一封信上贴着一枚已经破损了的邮票，尽管上头还盖着邮戳，但是在它的旁边赫赫地贴着另一枚新邮票，上头盖着仁寿邮电所的邮戳。我们顿时明白了，那是金珠自己买了一张邮票补贴的，邮戳也是补盖的！从此，我们再也不做这种对不起金珠的事了，因为我们不想破坏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上街的第二个落脚点是“汤面西施”店。

离邮电所几十米远有一家汤面店，它在仁寿街的中间地段，从两头铺设的青石板街面汇集到了汤面店门口，则摩擦得油光锂亮，可以想见汤面店历史的悠久和来往驻足的脚步的密集。

偌大的店里只卖清汤面，面街的灶锅上永远熬着不停沸的猪骨头汤，散发着浓郁的油香，吸引来往的客人入店小想。擦洗得发白的柜台上铺着一排机压的发面，如同女人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只只蒸煮消毒过后的粗海碗码在笼屉里，似乎如一张张紧闭的嘴，不肯说出女主人隐秘的心事。

女主人，年轻白净，是仁寿街上唯一的美人——如果她坐着不动的话，就是一朵无瑕的白茶花。不过，她不可能也不会不动，而是坦然无邪地在店堂里走来走去，这样就外泄出了她的痛苦、她的隐私——她患过小儿麻痺症，瘸着一条腿，所以街上的人都叫她汤面西施，于是关于她的故事就有了许多版本，就有了停留在全乡农民嘴上永远虚构不完的故事。有客的时候，她嘘寒问暖，招待个不停，无客的时候，她就摇动擀面机加工面粉压制面条，一刻也不让自己消停。

逢五逢十，是仁寿街赶墟的日子。狭长的仁寿街上两旁是从各村赶来做买卖的农民摆设的摊位，鸡蛋、时令蔬菜和农产品则是流通的主要货品。虽然说当时全国风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禁止农民自由贸易、扩大种自留地，可是山高皇帝远，仁寿街的农产品交易依旧很繁忙、很自由。每逢赶墟，必有几摊卖猪肉的，可供全乡的农民补充油腥。但是我很难得看到有哪个农民一次性买过一斤以上的猪肉，能买几两肥肉回去熬油煮菜，已经是很阔绰的事了。所以想犒劳一下自己的农民，则往往在卖掉了自己的农产品去汤面店坐一坐，吃一碗冒着油花的猪骨头汤清面。“汤面西施”则很认真地在猪骨头的汤锅里捞寻猪肉渣，将它们均匀地分到每一碗汤面里去，送给农民顾客分享。看到农民们慢慢地但大声地喝着面汤，再将一筷子清汤面高高炫耀地举起然后轻轻地送进干裂的嘴唇中，她就欣慰地笑了。我不知道，此刻她是否想起了她的在水田里佝偻着背割稻子的父亲，或者是想起了弯着腰在山道上扛松木的哥哥，总之，她不断地给农民顾客加汤，加到他们吃得鼓起了肚子，打着响嗝推开碗筷为止。我们知青就特别喜欢此刻也坐在汤面店里一边吃面，一边看她对农民们前前后后的忙碌。喧闹的店里此时洋溢着一种久违的亲情，让我眼热心热。

我们知青进店，她很少同我们搭讪，看到健康活泼的同龄人，她顿时有了一种自卑，只是机械地应付我们，但从不减少一分热络。吃完了面，我们就会闲坐着高谈阔论，她则静静地听，让我们说的省城的新鲜事像水一样汲进她心田的沙地里去。这时候，我发现她如一朵沐露的山茶花，特别的静谧。我想，她要是有一双健全的腿，一定早就飞出山外，飞到省城去了。

有一天傍晚，我赶到汤面店想用面粉换她的面条替出工的同伴们做晚饭。冬天冷清的仁寿街上，只有几条野狗在踯躅，供销社也打烊关门了。我忽然发现汤面西施的店里坐着几个乞丐，汤面西施正把当天卖不完的猪骨头汤、风干了的清面烩成一锅杂烩面分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吃。她一看见我走进来换面，就忙不迭地说：不会弄脏了你要换的面吧？我说不会，不会。喉咙里已经哽咽了什么。

我拎着新换的面条走出汤面店，细长的仁寿街已经笼罩在冬日早到的薄暮中了。走了几步，不禁回过头，石板街上打烊的铺面如壁，只有从汤面店里泻出的灯光抹在石板路上，宛如一缕不凋谢的阳光。顿时，我的心也温暖了。

小羊头之死

林孝扬是死在顺昌县的第一个知青。

林孝扬原是福州五中初二（5）班的男生，1969年1月24日，他跟着好友王宏，同我们三十二名知青一起到仁寿公社桥下大队落户，分在第二生产队。同生产队的有邓保南、邓保廉、成安平、陈娟、王晋生、颜向伟和我。他年纪最小才十七岁，我们给他起了个亲切的绰号“小羊头”。

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关在南平邮电局的牛棚里，但是丝毫看不见他忧伤，性情乐观的他很快同我们打成一片，劳动之外，就是好下围棋，整天找其他的知青棋友手谈。我记得，与他手谈甚欢的是第三生产队的知青郑学松。他恭让郑学松四子，往往杀到同队的女知青喊他回去吃晚饭，他还不肯鸣金收兵。然而，这欢快只是瞬间，如同他下乡的时候带的一盏马灯，在命运的丛林中明明暗暗，经不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袭击，转眼即逝了。

这一年的夏天到了，严酷的“双抢”也接踵而至。所谓“双抢”，是抢收稻子抢插第二季的稻秧，对今天的城市青年来说，闻所未闻，而在当时，全国男女老少无人不晓，因为一到“双抢”，报纸就连篇累牍地报道，把它当成表忠心看行动的人人必过的政治关。我们知青处在双抢第一线，自然不能不自觉革命。每天半夜两三点钟就顶着满天星斗扛着沉重的打谷桶下田去割水稻，一直干到下午的三四点钟，挑着沉重的稻谷才步履蹒跚地挨回村中的晒谷坪里来。太阳在头顶上煎熬，双脚插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水田里蒸煮，两手还得拼命地干活：女知青割稻子，男知青打谷子。当时惟一的念头就是多挑谷子回到村里。保管用大秤一称：一百八十斤！男知青松了一口气，赶紧转身，从原路跑回，去接落在后头已经挑不动的女知青的担子，一称：一百二十斤！男知青回头一看，女知青已经累得坐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是知青当时普遍的“双抢”写照。我记得当时知青中最能挑谷子的有邓保南、陆志华、郑学松、董年园、颜向伟，每次都挑两百斤的一担稻谷，令以强劳力自居的农民不敢小觑。

孝扬例外，他身子单薄，所以只能割稻子，打稻子的重活则由我们干。结果差错就出在割稻子上。割稻子的时候，镰刀口必须向下斜着割才不会让镰刀割伤自己的手指，这是农民们早就教会我们的常识。但是连续几天的超负荷劳动，疲劳不堪的孝扬已经神经麻木，不小心就被镰刀割伤了脚踝，他忍着痛，用布条一扎，又继续下田割稻子，我们累得也自顾不暇，忘了这一档事。

第二天，孝扬不舒服了，无法跟我们下田割稻子，我们就让他去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生草草给他下了诊断：中暑。回到村里，他就和值班烧饭的成安平一起给我们送饭。看到稻田旁边的公路上驶过去埔上火车站的班车，他被牵动了思家的念头，伤感地告诉成安平，他好想回家。成安平说，想回家就回吧，如果没有班车，叫男知青拦截木头车也要把他送回去。可是小羊头一想到轻伤不下火线，又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想挨到双抢结束再回去。这一拖就拖了好几天，他觉得受伤的脚越来越痛，结果发起高烧，嘴唇烧干烧裂了。成安平就叫我们一起用板车拉着小羊头上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生粗暴地维持原先的诊断：中暑引起发烧！女知青陈娟的母亲是医生，她经常看农村常见病预防的书，就向医生提出自己的怀疑：会不会得的是钩端螺旋体病？顿时遭到医生的驳斥。当晚我们只好把小羊头留在卫生院观察。小羊头见我们要回去了，伤感地叮嘱，你们明天要来看我。邓保南回答，我们明天全部来看你。

岂料这一句话应验了。

第二天一早，成安平和陈娟先赶到公社卫生院，才到门口就碰上从里头走出来的一个知青，她告诉说小羊头死了。成安平连忙叫陈娟回去通知我们，她冲进卫生院的院子，只见空荡荡的正厅上，小羊头孤零零地躺在一张木床上。成安平抢上前去一看，小羊头合闭着眼睛，嘴角有一丝未擦尽的血迹。成安平大声疾呼：“小羊头！小羊头！”

天可怜见，小羊头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眼光无助，忧如不闭的羊眼一样可怜。他头一歪，又闭上了眼睛。成安平转身大声求助：“小羊头没有死！医生，小羊头没有死，快来救他！快来救他！”但是卫生院里无人回答，成安平焦急的喊声在徒劳地回响，原来卫生院的人一见小羊头死了，早就吓得躲起来。等到陈娟带着我们桥下的知青们赶来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小羊头撒手离开了我们。

我们觉得小羊头死于误诊，太冤了，就用手扶拖拉机载着他的遗体准备去县城找县四个面向办申诉，但是由于能往县城的公路已经塌方，结果无法成行。这时县革委会负责人，县知青办的领导带着县里的医生赶来了。同来的还有小羊头的父亲和母亲，以及他父母单位的军代表。很快，正确的诊断出来了：小羊头死于因脚踝割伤引起的肺炎型钩端螺旋体病。如果当时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听取女知青陈娟的话，再作认真检查，打一针青霉素，小羊头就得救了。

顺昌县革委会的领导问小羊头的父母有什么要求，仍旧关在牛棚尚未解放的小羊头父母连哭都不敢哭，哪还敢提出什么要求？站在他们身后形影不离的军代表连我看了都感到有一股压力，何况身陷政治囹圄的他们呢？所以只提出在日后适当的时候将小羊头的骨灰带回老家。

出殡的这一天，天下着蒙蒙细雨，全桥下大队的农民都不约而同地没有出工，默默地站在村口的河边，遥看对岸的出殡队伍缓缓地上了正对村子的向阳山坡。我们将红旗盖在小羊头的棺木上，让小羊头由红色引领着走完他人生的终点，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欣慰了。小羊头死后，后大队的知青董年园也发起烧，他连夜返回福州，进了省立医院，一查，也是得钩端螺旋体病，结果他得救了。小羊头的死换来了他的重生。如果小羊头地下有知也会瞑目了，因为他用自己的生命救了同伴的青春。

三十年后，当我们一群知青结伴返回桥下的时候，重新来到小羊头的坟墓边祭奠他。替我们引路的老支书老范告诉我们，事后的两年，小羊头的父母亲解放了，重新恢复了领导职务，即来桥下将小羊头的骨灰接回福州老家去了。得知后，我们沉重的心多少宽松了一些，但是我们仍旧对着小羊头的衣冠冢点上香烛，祭酹白酒，然后全体合十默祷。不知道此刻大家是在缅怀那个飘曳在青山绿水间的亡灵，还是在追思自己过去的插队岁月？

这时候，天又下起细雨来了，淅淅沥沥，沥沥淅淅，那湿湿的一撇一捺，仿佛是写在苍天上的惆怅。

本文选自《插队往事》施晓宇、唐希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文章来源：私人史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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