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相当富裕的宋庆龄:早年相当富裕的宋庆龄
青年宋庆龄
众所周知,宋氏家族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力最大,且资金力量最雄厚的大家族之一。
宋庆龄作为宋家二小姐,自幼便含着金汤匙出生,她温文尔雅,高贵大方,知书达理,且富有同情心。
也是中国革命最忠心的支持者之一,早年间她雍容华贵,艳压群芳,所到之处皆能汇集众人的眼光。
她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也游历过世界的古迹山川,她通晓五国语言,也写得了一手好文章。
可正是这样一位,集万千才华和宠爱于一身的宋家二小姐,晚年却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
以至于到了要变卖,亡夫孙中山先生的遗物过生活,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夫人如此窘迫?
宋庆龄与孙中山
1925年,孙中山先生离世之后,宋庆龄女士便开启了,独自游离在苍茫乱世之中的生活。
她无儿无女,也无牵无挂,至此用自己单薄且刚强的躯体,扛起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大旗。
她鼓励社会各大政党团结合作,她携手进步青年与爱国人士,东征西战,重挫军阀。
她拥护工人阶级,又广纳天下贤人为友,还大力开展保障妇女和儿童基本权益的社会活动。
此外,为了革命的正确选择,她不惜与家人分道扬镳,放弃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进而披上了革命斗士的战袍。
宋氏三姐妹
她开始运筹帷幄,为保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事业当中获得充足的补给,抵押豪宅,筹办善款。
最终自己连个像样的首饰都没能留下,可她依旧辗转于世界各地,用自己强大的个人魅力,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募集资金和提供医疗用品的帮助。
也是从那时起,宋家中断了对宋庆龄所有的资金支持,直到宋母去世,宋家彻底瓦解。
宋庆龄的兄妹们,开始借助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势力,各自谋权敛财。
宋庆龄这才选择站在了,诸多手足的对立面,仅靠着孙中山先生薄弱的离世津贴过生活。
这便是宋庆龄在金钱上逐渐紧张的初始原因,起初宋庆龄正值壮年,生活津贴尚且能满足她的一切开支。
可到了晚年之后,诸多问题便开始显现出来,首先,是她渐渐开始走下坡路的身体需要养护。
其次,是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她,时常要参与外交事宜并且接待海外访客。
如此,生活花销自然也变得愈发多了起来,加之宋庆龄体恤国家贫困的现状,因此大多数的开支,都是她自掏腰包。
那是1953年,宋庆龄已进入花甲之年,一日,她在党中央的决策下,前往江西视察工作。
这是宋庆龄自解放战争结束之后,第一次来到江西,在那里她见到了18年前,长姐送给她的一幢别墅。
宋庆龄
原本宋庆龄以为历经多年战事的洗礼,这栋房子或许早已经隐没在炮火的废墟之中。
没成想,这栋房子不仅保存完好,还有专人守护了近20余年,宋庆龄虽然深感慰藉,却又略带些惶恐不安。
如今新中国已经诞生,土地和资源都已经重新分配,宋家过去的一切家产,都理应充公。
于是她便着手托人,将庐山的别墅捐给国家,还自掏腰包结清了看房人20多年的工钱。
那时国家经济贫困,连偌大的庐山管理局,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大厅,出行公务的领导,还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
于是从别墅到出行的小轿车,再到建国四年的房产税,宋庆龄都从自己积攒多年的稿费当中一并支出。
宋庆龄与外国友人
当党中央听闻此事,极力要求给宋庆龄女士,报销本次出行的所有开支之时。
却被宋庆龄女士一口回绝道:“我们国家有困难,我理所应当做一些付出”。
而后随着新中国愈发迅速地发展,彼时和周边国家建交的重任,也落到了宋庆龄女士的肩上。
因为宋庆龄女士擅长多种外语,因此也为党中央省下了聘用翻译的开支,用于建交和发展各国之间的关系。
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层面,每当重要来宾莅临中国之时,宋庆龄女士都要安排她们四处游玩,或者前往家中小聚。
莫要小看每一次的小聚,从餐食到酒水,再到点心,“国母”在对外事上的一切安排,力争“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宋庆龄与中共领导人
如此一来,那每个月仅有579.5元的工资,除了要承担自家所有员工的薪水之外,还要储备各种粮油米面。
如此未果,还要抚养两个养女,还要照顾每一位员工的红白之事,还要兼顾福利院的各项支出。
这么一来,宋庆龄女士的工资基本入不敷出,常常还需要跟要好的朋友借钱应急。
基于此,党中央立即为宋庆龄女士申请了300块钱的外事补助津贴。
可即便如此,也只是刚好与生活支出的花销持平,因为宋庆龄女士不单单在北京处理政事。
她时常要游走在北京与上海之间,而在上海的老宅子,还有要赡养的看房人。
北京时期的宋庆龄
那是她这一生,唯一没有上交给国家的“财产”,只因那是她最敬爱的丈夫孙中山先生,生前与她生活过的地方。
宋庆龄女士曾说:“我想要变成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在她的心底,始终效仿着每一位一穷二白的共产党人。
可作为毛主席口中的“国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宋庆龄在北京深入简出于狭窄的闹市。
这着实不能够体现我“大国之风”,如此为了方便宋庆龄女士工作和接待外宾,党中央便有意为其新建住所。
可宋庆龄女士却十分反感这一做法,她坚持不造新房,也不搬新家,用实际行动为国家省钱。
宋庆龄与孩子们
后来还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一再坚持之下,重新修缮了一处,落败的旧王府,作为宋庆龄女士的养老居所。
在这处曲径通幽的旧王府里,宋庆龄安然地度过了自己70岁的生日。
可她的心境却并不开阔,因为国家需要发展,她早早地停止了国家给予的300元外事补助。
再加上旧王府里,常年潮湿的环境,迫使宋庆龄女士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和关节炎。
古稀之年的宋庆龄,与之前相比,似乎难以承受如此艰难的“经济危机”。
那时,但凡家中能拆的旧窗帘,能改的旧衣服,和能拼凑的旧布头,都已经反复修补多次。
北京宋庆龄故居
那泛黄灯罩和用了几十年都不舍得扔掉的镜子,已经开始出现裂纹。
即便如此,她也未曾向组织上开口求援,因为她知道当时还有许多老同志的生活,连她的十分之一都不如。
时至1978年底,从北京收拾好心情的宋庆龄,得到机会返回上海的家中,治疗皮肤病。
彼时的她已经85岁高龄,并且计划在上海的家中休养三个月,奈何世事总是不如人所愿。
当她收拾好自己的杂物,和孙中山先生留下的所有资料之时,又收到了北京方面的任务邀请。
因为外国的多名使团,即将莅临北京,指名要见宋庆龄女士,可宋庆龄女士尽管乐于相见,却始终有些窘迫之意。
宋庆龄上海故居
原来至1966年起,宋庆龄女士除了基本的工资以外,几乎已经断了各路经济来源。
原本还能依靠在各大报社发表文章,赚些外快补贴家用,但由于年龄和身体问题,这项工作几乎全面停止了。
眼见着,国家状况逐渐好转起来,可自己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肝癌和冠心病的折磨,已经使她入不敷出。
就连跟随自己一辈子的保姆,李燕娥也得了癌症,眼下正急需一笔高昂的治疗费。
且不说回到北京,接见各国使团需要产生花销,怕是连回北京的路费,都要仔细纠结一番。
情急之下,宋庆龄只好将老宅里,几十年前人家赠送的几块翡翠和孙中山先生穿过的皮大衣,拿出来变卖。
宋庆龄上海故居
经过半个世纪的尘封,那些皮质的大衣和长袍,已经变得又黄又脆,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裂痕。
可耐不住那是孙中山先生留下的遗物,纵使破旧不堪,也依旧有买家想要收藏。
关于那几块翡翠,在专业典当人士的鉴定之下发现,那不过是几块厚重的玻璃,镀上了绿色的油漆。
总之这满满一箱子的老物件,一共就值个2500元钱,就这还是冲着,是孙中山先生遗物的面子上才给的。
得知此事的宋庆龄,心情失落到极点,原本她以为,这些老物件至少可以卖个上百倍的价格。
没承想,就只有2000多块钱,如此一来,宋庆龄女士想在生前,尽可能地为身边人多留下点东西的想法,落空了。
孙中山先生遗物之一
可即便如此,能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依旧能够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
正当宋庆龄女士准备接受现实之时,上海市政府突闻此讯,并极力阻止了这场交易。
上海市政府表示,他们愿意出资垫付这2500元钱,并且将孙中山先生的遗物,保留在本地仓库,暂作保管。
眼下宋庆龄女士在上海的家中,除了母亲送给她的首饰留作念想之外。
身边再无任何具有变卖价值的物品,然而这一切,都被身边的警卫秘书,杜述周看在眼里。
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夫人如此拮据地变卖家当,只好起草一份报告,向党组织申请了一万元补助。
原本以杜述周对夫人的了解,不到揭不开锅的程度,她是不会接受国家补贴的。
北京时期的宋庆龄
没承想,这一次夫人是妥妥地遇到了难处,真真切切地接受了党组织的救济。
“谢谢小杜同志的体贴,也感谢组织上的照顾,这一万元钱我有刚需之用,就不予推辞了”。
寥寥几行字,便足以体现出宋庆龄女士,在接受党组织这笔“援助”时的,身不由己和无奈。
有道是“凡事靠自己,万事不求人”,可当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自己能力范围的时候。
就不得不扭着性子,接受他人的帮助,当宋庆龄女士变卖旧物之事,传到党中央之时。
那暖心的一幕,又让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女士,感到无比的心酸,这一次是国家财政总部的拨款。
直接用于宋庆龄女士,日后的生活保障支出,且由上海市财政部门,亲自出具这5万块钱的分配手续。
宋庆龄女士宴宾客
出于对国家的感激,宋庆龄女士并没有亲自接管这笔钱款,而是让工作人员代为保管。
每当宋庆龄女士急需用钱之时,便写信给工作人员,用自己化名的私章,用多少取多少。
这笔钱款,从1979年初,到1981年5月宋庆龄女士去世之时,还剩下三万多余款。
那时,宋庆龄女士在得到国家的补助之后,回到北京,即刻便投入到了繁忙的政事当中去。
在这期间,自家保姆癌症恶化,自己也因为肝癌、冠心病、荨麻疹等疾病痛苦不堪。
即使她因为接待外宾,陪伴世界各地的访问团,游历北京,进而落得腿肿脸肿。
可她依旧乐此不疲地享受着,这个使她付出一生心血与精力的国家,正在被全世界的人所认可。
晚年宋庆龄
时至1981年5月,宋庆龄女士因为不慎摔倒之后,高烧不止,进而引发急性白血病,在北京与世长辞。
那笔尚未用完的国家补助,就此便存放在了宋庆龄纪念馆,自始至终未曾有人动用。
当后人们整理她的遗物之时,除了发现三本厚重的英文日记之外,只有五封由多种语言组成的“遗嘱”。
其中之一的“遗嘱”交代,她走后所剩下的所有存款,都分配给工作人员和两个养女。
然而那些所谓的“存款”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一万多块钱,如此还要公平地分配给十多名工作人员。
宋庆龄与养女
这大概是宋庆龄女士晚年时期,竭尽全力,在不浪费国家资源的前提下,尽力节省出来的一笔钱款。
只为用来感谢,陪伴了自己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人员。
除此之外,还有一封最特别的“遗嘱”,是用英文写给邓广殷同志的,文中交代,若宋庆龄女士不在人世。
她所有住宅里的藏本,都留给邓广殷同志,以报答邓先生多年来对其事业的支持,和生活上的资助。
想来这份最“特别”的遗嘱,也不过“如此”,但这已经是宋庆龄女士所能付出的一切“财富”。
邓广殷同志
而后为了便于后人对宋庆龄女士的研究,邓广殷同志,将宋庆龄女士的藏书和信件,一并送给了党中央史料馆珍藏。
2010年,在宋庆龄故居里,邓广殷又向世人完整地展出了,他与宋庆龄之间那段,被珍藏了数十年的友谊。
如此,便是宋庆龄女士的好友,对她那波澜壮阔的人生,最美好的交代。
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宋庆龄女士这段起起伏伏的人生来看。
那些陈旧的老道理,也并非适用于所有人,至少宋庆龄女士便是那个令人信服的“意外”。
青年宋庆龄
想来,她出身名门而不骄纵,学富五车而不张扬,虽然时代赋予了她特殊的使命,可她始终未曾忘却初心。
她生来如夏花那般灿烂,落幕时,却依旧是那朵,清廉素雅的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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