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各个时期的文字（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屡见不鲜）

自古以来文人命运多舛，因为文人喜好舞文弄墨，靠着一根笔杆子写写画画，谈古论今，抒发心中的感慨，好像不发几句牢骚就能被憋死一样。不过，统治者却不管文人如何发牢骚，只要某句话刺了皇帝的龙眼，写出这句话的文人难免人头不保。

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屡见不鲜，皇帝从不吝于多杀几个酸儒，他在乎的永远是自己的脸面和千秋万代的江山，哪怕一些“文字狱”是小人构陷的冤案。自明朝开始，文字狱之势就已初见端倪，到了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就像是燎原之火一般，在全国刮起一阵血雨腥风。

明朝的文字狱，多发生于洪武年间。

笔者以为，明朝初期的文字狱并没有什么奥妙与讲究，单纯得很，完全是出自洪武皇帝的扭曲心理。我们知道，朱元璋出身草根，是个农民子弟，早年曾放过牛，干过偷鸡摸狗的事，还当了几天和尚撞了几天钟。所以，朱元璋在翻身做主以后，特别讨厌“贼”、“盗”、“光”等与他早年生活息息相关的字眼，生怕哪个读书人会旧事重提，戳他的脊梁骨。

实际上，但凡明白点儿事理的文人，肯定会对这些东西忌讳莫深，唯恐避之不及。偏偏有几个喜欢卖弄文笔的家伙，想靠笔杆子拍皇帝马屁，谁知这马屁没拍准，拍到了马蹄子上，被朱元璋摘去了脑袋。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写了一篇《贺冬节表》来讨好万岁爷，里面有一句“垂子孙而作则”让朱元璋看得别扭。怎么“作则”两个字越看越像是“做贼”呢？

最终，本着宁可杀错不放过的原则，借走了林先生的脑袋。杭州教授徐一夔也是典型的“马屁拍到了马蹄上”，他为朱元璋歌功颂德，喊出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口号。不过，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的朱元璋却曲解了这句话。在他看来，“光”说的不就是脑袋光溜溜的和尚吗？“生”的谐音不就是僧人的“僧”吗？那个“则”字怎么写得跟林伯瑾的“贼”一样？就这样，徐教授第二天就莫名其妙地被推上刑场，为自己的马屁买了单。

几年前，海外学者陈学霖为朱元璋“洗白”，称洪武朝的文字狱是后人杜撰的，根本没发生过这档子事。不过，笔者还是宁信其有。朱元璋何许人也？历史上疑心病最重的皇帝，光是一个胡惟庸，就让老朱怒杀几万人。人杀得多了，杀人也就变得像摘菜一样简简单单。朱元璋上位后很懂得上进，读了几天书，还写过一首诗：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站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这首诗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这诗八成是抄袭自黄巢。没想到，这两个相隔千年的侩子手竟有此等“共同语言”。

相比于明朝，清朝的文字狱要惨烈得多。

可以说，康雍乾号称“盛世”的百年统治期，也是文字狱最兴盛的百年。

例如，在康熙时期的“南山集案”中，由于《南山集》的作者戴名世在书中引用了前朝的年号，康熙认定戴名世有反清复明之嫌，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戴名世全族，三百多名无辜人士惨遭牵连。雍正时期，文字狱在数量和频率上上升了一个台阶，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吕留良、屈大均等一系列冤案致使千百人人肉落地。

到了乾隆那，他完美地继承了爷爷和老爹的“优良传统”，将文字狱“发扬光大”，乾隆总共搞出过一百二十多起文字狱冤案。例如胡中藻的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这样一句，乾隆觉得这小子竟敢在清字的前面加上“浊”字，想必是不想活了。乔廷英的“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更是让乾隆如鲠在喉，日月是为明，难道你想回到明朝吗？满门抄斩！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是为了遮掩自己早年的草根经历，以此遮丑。清朝的统治者，则是因为反清复明之风盛行，而变得神经兮兮，草木皆兵。活在“康乾盛世”中的文人，每天都要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的某篇文章戳了皇帝的心窝子，招致杀身之祸。

前些年一首歌颂康熙的《向天再借五百年》广为流传，不过笔者却觉得，如果让康熙再活五百年，没准笔者这篇文章难逃他的文字狱，想到这就叫人不寒而栗。

参考资料：

【《文字狱》、《清史稿》、《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