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历史建筑一览表（沈阳建筑图史序）

初国卿：绝盛皇都里的沧桑记忆（上）——名城印象：沈阳建筑图史序

《名城印象—沈阳建筑图史》作者：王建学 高建 侯振龙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国城市印象丛书之沈阳卷《名城印象——沈阳建筑图史》通过10个篇章、1100幅照片(其中老照片500余幅)，展现了沈阳不同历史时期的老建筑，尤其是沈阳市国家、省、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保护建筑，不可移动保护文物等的风貌，此外还穿插了一部分已不复存在的老建筑的照片。本书具有内容丰富、立意新颖而独特，结构系统、明晰，图史结合、图文并茂等特点，是一部全面系统、生动形象地展现沈阳老建筑历史的画卷。

概述

当30年前我在沈阳这座城市定居下来时，我的居所在陵西，即清王朝的创建者皇太极的陵园—昭陵的西边。昭陵因其在沈阳城北，所以又称“北陵”。我居住的地点离北陵公园西门很近，能经常到公园里散步，因此对北陵里的建筑很熟悉。由北陵而进一步了解东陵，即后金大汗、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的陵园。后来又因为写作《旷世风华文溯阁》一文，对沈阳故宫的建筑有了多方面的了解。20世纪末，我又搬家到原辽宁省博物馆附近的三经街，得以与数座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老建筑为邻，每座老建筑都能在散步之间得以观览，然后又从三经街延展到小河沿和大帅府，从而对整个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老建筑有了大致的了解。2005年，我从三经街搬家到塔湾附近，在园区里就能望见辽代无垢净光舍利塔的塔刹，这让我又有机会接近并考察沈阳的辽代建筑。总之，因为居住上的缘由，让我对沈阳老建筑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亲近感和对其文化的追寻、解读与关切。

一

老建筑是什么？有人说老建筑是城市悠久历史的名片，是记录这座城市各个时代的重要丰碑；有人说老建筑是凝固的历史音乐，是代表这个城市格调与品位的立体图画；还有人说老建筑是城市的文脉，流动着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其实老建筑如同人类的生命一样，也是一个过程，它连同它所在的这座城市一起形成一个生命的过程。老建筑不是一个人就能独自创造出来的事物，而是无数的人在其生命过程里一砖一瓦共同完成的作品。候城、玄菟、沈州、沈阳，一路走来，沈阳城里保存下来的老建筑，既是这个城市的外壳，又不只是外壳，因为每一座建筑都是构成这座城市历史的重要元素，是一定时期城市发展水平和文明进步程度的体现，也是标志这座城市历史与文化变迁的最有效载体之一，在它上面附着了太多的记忆和特定时代的符号。这种记忆不是坚硬的，而是柔软的，它有着形状，绘着色彩，发着声响，甚至带着气味、呼吸和体温。它是我们这座城市让人最为亲近、最具安全感和自豪感的寄托之所，同时也是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象征和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形象符号。它们不仅能帮助我们清晰地理清沈阳城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它所承载的大量的时代信息和历史沧桑，又会让后人带着一种尊严与荣誉感更深入地解读这座城市。

作为沈阳的一个公民，我始终关心着沈阳的城市历史。然而在我刚定居沈阳的时候，在所有的文字里都记载说沈阳是一座古城，但这座古城建于何时，却又谁也说不清楚。这就如同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说不清自己生于何年何月一样。好在这种状况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终于改变了，1999年，根据考古发现，再依据《史记》等史料记载，专家一致认定：沈阳城建于公元前300年，即秦开筑边哨候城之时。至今，沈阳已有2300年的建城史。沈阳占据着东北大平原最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诚如《大清一统志》所说：“盛京形势崇高，水土深厚。长白峙其东，醫闾拱其西，沧溟鸭绿绕其前，混同黑水萦其后。山川环卫，原隰沃饶。洵所谓天地之奥区也。天作地藏，自开辟以来，以待圣人。”又如《盛京通志》而言：“盛京沧海朝宗，白山拱峙。浑河绕其西南，混同环其西北。缔造鸿规，实基于此。”真可谓“天眷盛京”,

钟灵毓秀，它不仅孕育了辽河流域的早期文化，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古老的边哨候城是沈阳成为城市之始，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西汉时，辽东郡中部都尉治所就设立在今沈阳地区，即当时的候城，是地位仅次于襄平（今辽阳）的长城军事防线北部要塞。直到东晋末年，高句丽族人攻占、焚毁候城，并在南郊塔山设盖牟城。东汉中期，即公元107年汉武帝元封四年，玄菟郡内迁，史有“玄菟郡在辽东北，相去二百里”的记载，据史学家考证，具体位置则是今天沈阳、抚顺之间的上伯官屯古城址。这是浑河古道上的一座城池，考古发掘城周长有2500米，设有四门。

唐末辽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契丹族人进入辽东，在今沈阳地区设立乐郊、灵源两县及岩州。又在候城故地重修方形土城，名为“沈州”。关于“沈州”称谓的来历，过去有几种说法，如《辽史·地理志》说“沈州”来源于渤海国，金人王寂在《辽东行部志》中则说唐代建沈阳州。后来证明这两种说法都不确切，“沈州”应是辽太祖所建。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今人阎万章先生的《沈阳历史沿革及有关问题》一文和姜念思先生的《沈阳史话》一书讲得最为中允清楚，不需再作他论。

辽太祖之后，辽太宗德光又将沈州城重新规划，在土城内开辟成十字交叉的大道，并通达四方城门，同时在城内外兴修了大批密檐式佛塔和寺庙。如公元924年（契丹天赞三年），建新民公主屯辽滨砖塔；公元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建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公元1045年（辽重熙十四年），建苏家屯塔山无垢净光塔；公元1074年（辽咸雍十年），建新城子石佛寺七星山舍利塔；公元1107年（辽乾统七年），建沈州城北门释迦佛升天舍利塔及崇寿寺。

如今，沈阳的这些辽代塔寺许多都已不存在了，其中大部分是民国以后才被破坏的。如沈阳北门城外的崇寿寺与释迦佛升天舍利塔（俗称“白塔”）当初就建在沈阳城的中轴线上，是沈阳历史上最有名的塔寺。清末时缪润绂的《沈阳百咏》开篇即咏它：“地载城边塔一枝，难从古寺问残碑。闲来每听居人说，建在城门未有时。”可是此寺后来毁圮，塔也在1957年拆除。如今这里是白塔小学，只从这个校名里还可想象当年崇寿寺的佛光塔影。今天还存在的辽代建筑，如新民辽滨塔和沈阳塔湾的无垢净光舍利塔经过重修后，塔身亭亭，梵影幽幽，依然保持着1000多年前的风姿神韵。我所居住的园区离塔湾的无垢净光舍利塔很近，夕阳下，每每散步到塔下，我都会望着塔刹上的余晖，想象当年盛京八景中“塔湾夕照”的壮观，既而生出缕缕思古之幽情。

辽代的沈州城是沈阳继候城以后大规模建造城垣之始，为后来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历史和地理位置。公元1116年（辽天庆六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攻克沈州，继续沿置该称谓，并成为金东京（今辽阳）属下的节度州。到了13世纪初的金末，在蒙古与女真族的连年征战中，沈州城连遭兵燹战火，最终被毁。如今，我们在沈阳周边还能见到许多辽金时期的遗址，如棋盘山石台子山城、新城子区石佛寺夯土古城、新民辽滨塔地区古城、于洪区高花地区古城、法库县八虎山城、苏家屯区塔山山城等，这些都是当时军事、交通、通讯的要塞隘口。

二

元朝统一后，于公元1266年（元至元三年）重建沈州城，并于公元1297年（元大德元年）年擢升为“沈阳路”。这是“沈阳”第一次以地名出现在沈阳的历史上。从现存史料看，记载“沈阳”一名最早的文献是《元史·成宗本纪》。而证之于实物，到目前为止，只有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内的公元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的“沈阳路城隍庙碑”。这甬“城隍庙碑”详细地记录了1352年时重修沈阳城隍庙的缘起、时间、地点及其功德职事等。我每次到故宫里都要看一眼这甬碑，因为它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第一个刻上“沈阳”之名的物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不能慢待了它。它立在故宫的红墙根下，碑首四龙交盘，碑座赑屃伏卧；碑阳刻有“城隍庙碑记”，碑阴刻有“城隍庙功德官员题名志”和庙院地坐落四至。此碑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字迹已不可辨认。1934年，日本人园田一龟主编的《满洲金石志稿》里曾收录过这篇碑刻文字，但遗误之处较多。后来罗福颐先生校录的《满洲金石志》收录此碑文，重新校订，完整可信。元代“沈阳路城隍庙碑”是1962年从城隍庙旧址里清理出来移入故宫的，它曾促使我多次寻访此碑原址沈阳城隍庙。据相关专家和沈阳老人讲，城隍庙旧址位于今正阳街东侧的中街路北部。另外，公元1878年（清光绪四年）版的《沈阳百咏》一首注里有这样的话：“按俗于十二月朔日起向四平街开设画棚，谓之出大行。除城隍庙一处南向，余皆坐南朝北。”由此可见，当年的沈阳城隍庙的正门是面向四平街，即今天的中街。但今天那一带已是高楼林立，小巷深幽，何处城隍，一丝线索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在中国，大凡一个城市总会有一座城隍庙的，人们将“城隍”看作是当地的神，是神鬼世界中的一城之主，其职权范围相当于人世间府衙、县衙里最大的地方官。道教则把城隍当作“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说“城隍”能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以保谷丰民足。其实最初的“城隍”不是神，也与庙宇无关。查找相关典籍，“城隍”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周易·泰封》：“城复於隍，勿用师。”这里所说的“城”是指“城廓”“城壁”“城墙”。而“隍”，按《说文解字》的解释：“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这样看来，“城隍”的本义就是城外面的护城壕。在中国古代，凡是有城的地方，四周都有护城堑壕，所以这堑壕即城隍，在城中人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于是就有了《周易·泰封》那句“城复於隍，勿用师”的话。意思是说“如果城墙倾覆时即为乱兆，为政者应息武止戈，不可穷兵黩武”。由此可见，在《周易》的时代人们就以城隍为占卜对象，那时就有了神的“半身之体”了。古代人最早信奉的护城沟渠神是“水庸神”，由此，就完全演变出了城郊守护神“城隍”。据文献记载，早在三国时就有了城隍庙，一般认为吴国孙权在安徽芜湖建的城隍祠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座城隍庙。此后，城隍庙逐渐遍布全国各地。历代帝王多重视城隍的作用，屡次予以加封，后唐末帝李从珂曾封之为王，元文宗又封及城隍夫人。宋代后，又将城隍赋予人格化，很多当地殉国而死的忠烈则成为本城城隍，入主城隍庙。直到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还都有一座古老的城隍庙存在，如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兰州、郑州、杭州、台北，其他如承德、潍坊、嵊州、泰州、鹤山、惠州、长治、揭阳和中国台湾的新竹、台南、澎湖等二线城市都有城隍庙。这些地方的城隍庙不仅是当地的重要旅游景点，同时又是城市里的繁华地段，定期的“庙会”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隍庙文化”和“城隍庙经济”。而沈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沈阳路城隍庙碑”所在的城隍庙建于何时？据罗氏所录碑文：“至正甲申道士胡道真……悉出衣钵之资，创建子孙堂一所，东西斋厨对楹六架，余则扶颠补漏者居多。”可见创建年代很早，到公元1344年（元至正四年）已经“庙貌残废”。从碑记中的“乐郊之有城隍土地神者，岁远失其荣姓……”等语看，沈阳城隍庙不可能晚于辽金。后来在公元13世纪初的金末，它在蒙古与女真族的战争中随着沈州城的被毁而荒废。到了元世祖时代重建沈州，立沈阳路之后，沈阳城隍庙开始重修，并冠以“沈阳城隍庙”之名。元以后，沈阳城隍庙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公元1414年（明永乐十二年）辽东指挥使刘麟主持重修了沈阳城隍庙，后来又在弘治、嘉靖、万历等几朝多次修缮。清初，沈阳城隍庙升为盛京“都城隍庙”，加一个“都”字，则意味着城隍庙的升格，即是从此成为首都之城隍庙或是与皇家有关的城隍庙了。在中国，城隍庙虽多，但叫“都城隍庙”的却不多。“都城隍庙”的“都”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几年前曾有人著文《沈阳城隍咋姓都》，文中解释说：沈阳城小西门外，有个“都作坊胡同”，因胡同有家“都泥水作坊”而得名。都泥水匠经营建筑作坊，都匠老实厚道，人缘特好。某日，无疾而终。据说盛京将军一夜连得三梦，梦见玉帝命都匠接任城隍。从此，盛京的城隍庙冠姓都，名曰“都城隍庙”。这个解释可能源于民间传说，将“都”姓与“都城隍庙”的“都”联系了起来，同时又寄托了百姓企盼世间好人得道升仙的美好愿望。但这却不是“都城隍庙”姓“都”的真正理由，另外，天下“都城隍庙”也不是只有沈阳一家。如今天的西安、北京、承德的城隍庙也称“都城隍庙”，且都与皇都或皇家有关系。只有山西长治天紫岭上的那座“都城隍庙”与皇都没有关系，但据民间传说是东汉皇帝刘秀所封，本质上也与皇家有关。据说是从元代开始，京城的城隍庙就称“都城隍庙”了。到了明代，城隍崇祀最为兴盛，天下所有府、州、县都开始建造城隍庙，规格和本地官府一样，地方官赴任必先拜谒城隍。明初更规定，南北二京的城隍庙为“都城隍”，封帝，开封、临濠、太平三府及和、滁两州城隍封王，此外，凡府城隍皆封公，州城隍皆封侯，县城隍皆封伯。不久又取消封爵，命各地城隍皆按其行政建制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这样，几乎把人间社会的封建官僚机构搬到了神界，以借民间信仰来充分达到对人民的牢固统治。清承明制，每岁仲秋都祭城隍。据《清史稿·礼志》记载，清代还封了两座“都城隍”，一座在北京，一座在沈阳。沈阳的城隍庙由于处于清朝发源地和后来的陪都地位，终于升格为“都城隍”，而民间所谓“都泥水匠”的传说只不过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罢了。沈阳的都城隍庙在清代格外受到重视，康熙、乾隆、道光、光绪各朝都进行过多次修缮。直到民国后期，才因年久失修，庙貌残败，碑石匾额散佚无闻。到如今，以致当年盛极一时的都城隍庙，除了故宫这座碑石，竟连一处遗址也难寻见了，这不能不叫我们这座城市深感失落与伤感。

三

我之所以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解说沈阳的城隍庙与沈阳路城隍庙碑，是因为元代留给沈阳的建筑实在太少了，连它的前朝辽金都不如，只有连原址都找不到的城隍庙碑还能证明元代在沈阳的存在。然而元代对于沈阳来说，其意义不在于有无建筑，而在于从它开始，沈阳才称之为“沈阳”。可能今天的沈阳人还不完全通晓城隍庙之于沈阳城的意义，作为一个昔日的都城，没有了标志性的都城隍庙，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个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建筑方面的缺失和文化方面的遗憾。曾见媒体报道，今天的沈阳要在北市地区打造“上海的城隍庙”，这是一个多么蹩脚的提法。上海城隍庙地区的地产增值和商业繁荣，首先是因为那里确实有城隍庙。沈阳的城隍庙，沈阳的都城隍庙在哪里？还有那块证明沈阳叫“沈阳”的元碑，多少年了，任其在故宫的红墙下风吹雨剥，日益漫漶。我曾向有关部门建议：此碑应尽快进入室内博物馆。然而时至今日，它依然露天存放着。我不知道，当有一天那碑上的“沈阳”二字漫漶难辨的时候，沈阳的后人们还会到哪里去寻找“沈阳”。

元代留给沈阳的建筑只一座碑就足够了，接下来的明代会有怎样的建树呢？

明代在沈阳的建筑史上无疑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它开启了沈阳的砖城历史，使沈阳成为东北大型的砖城重镇。公元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明朝设立沈阳中卫、左卫、右卫，这三卫均隶属于辽东都指挥使统辖，是军政地方机构。公元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沈阳中卫城开始建设，负责这次大规模建设的是中卫城指挥使闵忠。闵忠是广宁（今辽宁北镇）人，刚毅而有才略，作为明代沈阳中卫的第一任指挥史，他对沈阳城的重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据《辽东志》记载：“沈阳城，洪武二十一年，指挥闵忠因旧修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二重，内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里三十步，外阔三丈深八尺，周围一十一里有奇。城门四：东曰永宁、南曰保安、北曰安定、西曰永昌。”重修后的沈阳城为砖石砌筑，不仅城墙高大，而且有两道护城河各宽三丈，深八尺。城墙四面各辟一城门，起门楼，建瓮城，由此形成了沈阳古城规划建筑的基本格局。方形城里，每面城墙的中部有一门，城内形成十字大街，十字路口有一座中心庙，对着城门的每条大街上各有一座牌坊，其名分别为：永宁、迎恩、镇远、靖边。在城的东北隅有古刹长安寺，在城的西北隅有通玄观，在中心庙北偏西有城隍庙。四门之中，南门最为繁忙，进入南门后的南北大街也最为繁华，许多衙署都在这条大街上办公。公元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扩建沈阳城，并将沈阳中卫城的北门由原来的“安定门”改称为“镇边门”（九门），在建筑结构上进行了精心设计，形成如同碉堡式的门垛建筑物。清朝初年，沈阳城改造，将明代留下的东、西、南三座城门均予以拆除，唯独北门未动，到了康熙初年，还将北城门用砖砌在了城墙之中。从此，人们对北门这座城门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代之而起的就是沈阳“九门之谜”和许多神奇的传说。直到1959年，即离当年明代将“安定门”改称为“镇边门”363年之后，这个秘密才让人发现。那一年，沈阳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曾对“九门”进行清理，发现北门有两个十字形的南北券洞，且在南券洞北口门楣上嵌有一块石刻门额，上书“镇边门”三个大字，同时左右角各一行小字题款。通过这块门额，人们才了解了明代沈阳北门的结构及其修建历史。可惜的是明代沈阳北门这处古城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却在“文革”中遭到彻底破坏，成为沈阳城古建筑史上的一大憾事。

明代对沈阳的建筑是有贡献的，它不仅为沈阳留下了一座砖城，而且还为沈阳留下了其他许多重要建筑。如现在还保留着的中心庙，不仅是沈阳的一处古老建筑，而且还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中国古代，所有的城市中心都要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它既是城市的中心标志，同时也是城市风水学的需要。按中国古代风水学理论，城市里对面两城门是不能相见的，中间必须要有建筑物屏蔽。如唐时会建一座尊胜陀罗尼经幢，元代会建中心阁，明清时会建钟楼、鼓楼，而唯有明代的沈阳城却建了一座中心庙。关于沈阳中心庙的诸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研究清楚，许多谜仍有待后人开解。沈阳的中心庙能保留到今天，也实属不易，当年清皇太极改造沈阳城时，特为中心庙留出位置。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故宫北墙到此拐弯，让出了半亩地给中心庙，这种“皇宫让庙”的现象很让人感慨。

明代留给沈阳的建筑，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如公元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修建的大法寺（今八王寺），1506年～1521年明正德年间修建的朝阳寺，1574年（明万历三年）修建的棋盘山向阳寺等。另如沈北新区的“蒲河古城”，原来曾是明代的千户所；苏家屯的“虎皮驿”则是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辽东总兵贺世贤和名将柴国柱先后驻防过的驿站和屯兵之城。还有如今仍可见到的沈阳周边遗留下来的70余座烽火台和边墙遗址，都会让我们看到当年明代经略沈阳的繁华旧影。

四

沈阳城的建筑高峰开始于明末清初，它不仅再现了高超的中国传统建筑营造艺术和技术水平，而且还形成了沈阳地产青砖素面清水墙的建筑文化，并以其优良的传统和鲜明的个性为近代建筑艺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公元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4月10日，努尔哈赤迁都于沈阳。公元1636年，皇太极将后金改为清，是为清太宗崇德元年。从此，沈阳取代辽阳而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这一天对于沈阳来说，可谓是划时代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沈阳古城史上迎来了最为辉煌的一页，古城的建筑史上也开始了它的巅峰时刻。

努尔哈赤刚迁来沈阳之时，沈阳城已破败不堪，那是经过一场战火洗礼的城市。因为当时皇宫还没有开始建设，所以努尔哈赤并没有住进皇宫中，而是住在皇城最北端的明代镇边门（“九门”）里面，面向故宫东路与中路之间的“通天街”。努尔哈赤居住的是一座围廊式二进院落，正面三间宽敞高大的殿堂，正殿之前的东西两厢各有三间配殿，屋顶铺有黄色绿剪边琉璃瓦。当年努尔哈赤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做“汗宫”，大概是他看中了“九门”的独特位置：两个对顶十字形结构券门看上去确有一种坚不可摧、牢不可破之势。然而，这位大汗迁来沈阳不到两年就离世而去，将重建沈阳的重任留给了他的儿子皇太极。公元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35岁的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诏以1627年为后金天聪元年。即位后，皇太极即开始尽按都城的规制，重新规划和扩建沈阳城。截至1631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大规模改扩建沈阳城的计划基本完成。其拓展工程先是把明城墙增高加厚，又把城里的十字街路改为井字大街。据《盛京通志·京城》记载：“其制内外砖石，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四面垛口六百五十一，明楼八座，角楼四座，改旧门为八：东向者，左曰内治（小东门）、右曰抚近（大东门）；南向者，左曰德盛（大南门）、右曰天佑（小南门）；西向者，左曰怀远（大西门）、右曰外攘（小西门）；北向者，左曰地载（小北门）、右曰福胜（大北门）。”

在内城修完的同时，又加修了外城。中国古代的都城一般都有三道城墙，即宫城、皇城、罗城三重。罗城即外城，古时又称“关城”或“郭城”，即所谓“筑城以卫君，筑郭以卫民”。盛京外城至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才全部竣工。外城略为圆形，周长三十二里四十八步。沈阳内城为方，外城为圆，平面恰似一枚中国古代的铜钱。“外圆内方”，这倒是符合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这种建城布局方式在中国不是没有过，西藏的八廊街和明代河南商丘城就建有这种形式。基本呈圆形的外城按照内城，也开了相应的八门：东向之南曰大东边门，北曰小东边门；南向之东曰大南边门，西曰小南边门；西向之南曰大西边门，北曰小西边门；北向之东曰大北边门，西曰小北边门。外城八门与内城八门两两相对，所以沈阳城又有“八门八关”之说。由于内外城的八门是错落相对的，所以内城门与外城门之间的道路不是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而是斜的；又因为内城小而外城大，这样从内城到外城的道路不仅是斜的，而且还是放射状的，整个城俯瞰下去就宛如一平置的车轮辐条状。内城与外城之间的地带称为“关厢”，这样“关厢斜路”就成了沈阳老城基本的交通格局。

在老城改扩建的同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还修建了许多附属建筑。据《盛京通志》载：“创天坛，营太庙，建宫殿，置六阁、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尊文庙，修学宫，设阅武场，而京阙之规模大备。”公元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满族祭天祭神之所“堂子”建成，这座建筑位于抚近门外南侧，俗称“堂子庙”。1635年（后金天聪九年），皇太极获元代传国玺，认为是天命所归，于是采纳大臣范文程的建议，开始建圜丘（天坛）和地坛，祭天祭地。在中国古代，祭天祭地是国家大典，也是帝王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天坛为圆形，地坛为方形。沈阳城的天坛建在德盛门（大南门）外南5里；地坛建在内治门（小东门）外东3里。雍正年间，沈阳又建社稷坛、风雨坛和先农坛。社稷坛在天佑门（小西门）外西南隅，风雨坛建在社稷坛之南，先农坛位于德盛门（大南门）外东南隅的五里河一带。至此，沈阳城“五坛”齐聚，祭祀建筑规制完整。

公元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皇太极正式将沈阳改称“盛京”，满语为“谋克敦”（兴盛之意）。在此之后，沈阳城的大规模建设并没有停止，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很快又在城里修建了太庙与文庙。沈阳城的文庙建于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位于城东南隅，即今天的沈河区朝阳街第一小学北侧。太庙是清入关前爱新觉罗氏的家庙，建于1636年（清崇德元年），地点在抚近门（大东门）外5里。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为符合“左祖右社”之传统，将太庙移建于皇宫大东门东侧的景佑宫附近。文庙又称孔庙、先师庙、儒庙，是为祭祀儒学创始人孔子、弘扬儒学而建的祠庙。

在太庙与文庙之后，沈阳城又于后金天聪年间修建了东北地区最大的伊斯兰教建筑群“清真南寺”；1628年（后金天聪二年）开始修建沈阳地区最大的佛教寺院慈恩寺；城内的钟楼和鼓楼也于1638年（清崇德三年）完成；1641年（清崇德六年），盛京叠道上的石质三拱式永济桥和新民巨流河畔的水军都督府竣工。其间，皇太极又下令在沈阳城外修建了实胜寺和“护国四塔四寺”。实胜寺于1636年动工，1638年竣工。建成的实胜寺全称“莲花净土实胜寺”，是沈阳的第一座，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藏传佛寺。因喇嘛教又称黄教，所以这里又称“黄寺”；又因其是皇太极敕建的皇家寺院，后来也称“皇寺”，今天“皇寺”的所在地也称“皇寺广场”。“护国四塔四寺”建于实胜寺之后，1643年（清崇德八年）开工，1645年（清顺治二年）竣工。“四塔四寺”中的塔建在盛京皇宫东西南北四个等距离的正方向，相距都是5里。据“四寺四体文碑”碑文所记：“盛京四面各建庄严宝寺，每寺中大佛一尊、左右佛二尊、菩萨八尊、天王四位、浮图一座，东为慧灯明照，名曰永光寺；南为普安众庶，名曰广慈寺；西为虔祝圣寿，名曰延寿寺；北为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四塔四寺”的建筑形式和大小基本相似。塔为藏式喇嘛塔，高33米，由塔基坛、塔身和相轮塔刹三部分组成。寺均坐北朝南，南为山门三楹，入门东西有钟鼓楼各一座，正中为天王殿三楹，最后为五楹大殿。“四塔四寺”原来僧制是一样的，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奉旨将北塔法轮寺作为满洲出身的喇嘛之寺，从此“四塔四寺”则以北塔法轮寺地位最高。

至此，沈阳古城的格局基本定型，城池的面貌也大为改观。塞外皇都，盛京形胜，沈阳从此进入“一朝发祥地，两朝帝王都”的辉煌时代。

五

在沈阳城的建筑史上，最为经典的建筑无疑还是“盛京宫阙”。“盛京宫阙”建筑群分原建和扩建两部分，原建是1625年～1636年经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之手完成的，扩建工程是乾隆时期为“东巡”驻跸及恭贮先朝遗物的需要而扩建的，经过近150年的历史，最终形成了方正大院纵向三段式，即后来所说的三路布局的皇家宫城。

努尔哈赤在沈阳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于皇宫建设上只完成了东路的一组建筑—大政殿和十王亭。在这组建筑中，大政殿坐北朝南，建筑形式为八角重檐攒尖式结构，是盛京皇宫里最重要的场所，1626年皇太极登基大典和1644年福临皇帝继位，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十王亭为青砖灰瓦方形亭式建筑结构，竖排分列大政殿前两侧，中间是一个开放式的广场。这里是清初八旗各主旗贝勒、大臣议事之所。东侧由北向南依次为：左翼王亭、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由北向南依次为：右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大政殿和十王亭不仅是盛京城里最具特色的建筑，而且也是中国几千年宫廷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瑰之作。

1626年，皇太极继位后开始兴建新的皇宫。新皇宫位于大政殿与十王亭西侧，为皇城井字街的中心位置，这就是盛京皇宫的中路建筑。中路建筑分为两个部分，即前朝区与后寝区。前朝区自南而北：文德坊（东华门）、武德坊（西华门），均为四柱三间三楼式木结构；大清门是大内宫阙的正门，硬山式五间，黄琉璃瓦绿剪边，山墙饰有彩色琉璃搏风及墀头；崇政殿相当于北京皇宫的太和殿，又称“金銮殿”，前后出廊硬山式，黄琉璃瓦绿剪边，正脊饰五彩琉璃龙纹及火焰珠，殿前月台两角，东立日晷，西设嘉量。后寝区以凤凰楼为界。凤凰楼坐落在4米高的青砖台基上，为三滴水歇山围廊式楼阁建筑，黄琉璃瓦绿剪边。穿过凤凰楼下的楼门，即是后妃生活的五宫—中宫清宁宫、东宫关睢宫、西宫麟趾宫、次东宫衍庆宫、次西宫永福宫。每宫均为五间结构，前后出廊的硬山式“口袋房”，内设“万字炕”，即炕的北、西、南三面相连。

盛京皇宫西路建筑主要是乾隆年间完成的，其间共有两次大规模的改扩建。第一次是1743年（清乾隆八年），乾隆第一次东巡谒陵后即开始筹划，至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全部结束。这一次在西路的建筑主要是东巡驻跸时皇帝和后妃使用的行宫，共有四进院落，自南至北有迪光殿、保极宫、继思斋、崇谟阁等。迪光殿是垂花门内的一座三间歇山前后廊式建筑。保极宫前两侧各有游廊与迪光殿之后相连，为清帝东巡盛京驻跸时的寝宫，同时兼具读书和召见亲近王公大臣之用。继思斋是一处小巧而别致的建筑，进深三间，为悬山卷棚三波浪式建筑。崇谟阁为两层阁楼，存放清朝历朝实录、圣训与典籍。

第二次是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至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乾隆第三次和第四次东巡期间所建的建筑，这批建筑主要以嘉荫堂、文溯阁、仰熙斋为主。嘉荫堂坐落在戏台北面，为五间硬山卷棚顶前后廊式建筑，休闲而典雅。嘉荫堂后过三间悬山屋宇式宫门，即为文溯阁。文溯阁因是典藏《四库全书》的地方，所以建筑形式完全仿照宁波范氏藏书楼天一阁而建。整座建筑“正宇六楹，东西游廊二十五楹”，是按照《周易》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建造的，其目的就是借此观念“以水克火”，保护藏书。在沈阳皇宫里，文溯阁与其他建筑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阁顶不用黄色琉璃瓦，而是用黑琉璃瓦绿剪边，廊柱也是用绿色而不是宫中通用的红色，檐下的彩画也一反龙凤图案，而是“白马献书”等典故，这都与整座建筑的冷色调相谐调。整座建筑风格看上去会使人联想到碧水、蓝天、清风、明月等，自然产生一种阴凉安静和深远凝重的感觉。文溯阁后的院落中是仰熙斋，为七楹书房，两侧有抄手廊，与文溯阁后廊相连。

以上是盛京皇宫东、中、西三路建筑的大致情形。盛京皇宫是除北京故宫之外至今唯一保存完整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群，它在继承中国宫殿建筑传统的同时，又融合了满族的建筑风格，同时还兼收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建筑精华，成为多民族文化有机结合的典范，堪称中华民族建筑史上的瑰宝。

后金迁都沈阳后，在修建皇宫的同时，还修建了多座王府。这些王府在清末时还都存在，但在盛京城里的具体位置却一直找不到明确记载，直到1982年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绢本《盛京城阙图》，才弄清楚了盛京11座王府的准确位置与建筑形制。从《盛京城阙图》上看，当年的11座王府规模都不是很大，建筑风格与形制基本相同，大都二进院落，府门三楹、正房五楹、东西配房各三楹。除了图上没有楼以外，其他与《八旗通志初集》里的记载基本吻合：“亲王府：台基高一丈，正房一座、厢房二座。内门盖于台基之外，绿瓦朱漆。两层楼一座，并其余房屋及门俱在平地盖造。楼房大门用平常筒瓦，其余用板瓦。郡王府：台基高八尺，正房一座、厢房二座。内门盖于台基上。两层楼一座。正房及内门用绿瓦，两厢房用平常筒瓦，俱朱漆。余俱与亲王同。”11座王府按各自所属八旗位置，围绕皇宫分布。这些王府分别是：礼亲王府（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位于大政殿东；武英郡王府（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位于钟楼西，今中街路北；睿亲王府（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位于武英郡王府西；豫亲王府（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位于太祖居住之汗宫西南；饶余郡王府（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位于怀远门内路北；肃亲王府（皇太极长子豪格），位于饶余郡王府东；郑亲王府（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赤第六子济尔哈朗），位于天佑门（小西门）内路西；颖亲王府（礼亲王代善第三子萨哈廉），位于内治门（小东门）内路南；成亲王府（礼亲王代善长子岳托），位于抚近门（大东门）内路北；敬谨亲王府（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尼堪），位于抚近门（大东门）内路南；庄亲王府（皇太极第五子硕塞），原位于皇太极大内宫阙以西，后因建文溯阁移建抚近门（大东门）内路北，成亲王府东侧。如今，当年的11座王府除了豫亲王府（今沈阳市沈河区铜行巷）还有一个院落，其他均已不存，当年那些王爷府邸风采已如尘烟般飘散，留给后人的只有典籍里的沧桑文字和片影残痕。

然而，清朝留给盛京的皇家建筑还不止这些，还有值得书写的福陵与昭陵。

从沈阳的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沈阳城北，沿着塔湾、新乐遗址、昭陵、上岗子一路向东，直到东陵天柱山，为一脉高岗，或可说是沈阳的“一台子”。而福陵与昭陵均选址在这“一台子”上面，“山萦川绕，佳气郁葱”，选址可谓独具匠心。这两座陵寝在当时修建得比较简朴，现在的形制主要是经过康熙年间的改扩建而保留下来的。盛京两陵在皇家陵园建筑史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如月牙城的形制、城堡式的方城、四周建有角楼等，都为关内清陵所沿用。

1928年～1930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到东北大学创办建筑学系。其间，他们考察昭陵建筑，还留下了一幅很夺目的、在昭陵神道石兽上的照片。后来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清代实物”一节中特意写到昭陵：“清代陵墓之制，大体袭明陵旧观，然亦略有新献。宝顶除平面作圆形外，尚有两侧作平行直线，两端作半圆形者。其在宝顶与方城之间，另设半月形天井，谓之月牙城者，非明代所有。至始沈阳昭陵、福陵，陵垣高厚如城垣，上施垛堞，建角楼，尤为罕见之例。”梁氏在这里充分肯定了盛京两陵在陵园建筑形制上的独特性，“开清陵特有之例”，这大约正是盛京两陵在建筑史上的最大贡献。

盛京城的选址与建设，包括二帝陵寝的布局，无疑都是成功的。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3月，大才子纳兰性德随侍康熙皇帝巡行奉天，为沈阳的帝都之势所感染，写下一首《盛京》诗。其中说：“拔地蛟龙宅，当关虎豹城。山连长白秀，江入混同清。”高度赞美盛京城的雄伟壮观。而乾隆年间盛京诗人缪公恩的《城楼远望》诗则写得更为具体生动：“无边景象望中来，城上高楼近帝台。四塔佛光魔日月，二陵佳气接蓬莱。山川盘郁风雷壮，阡陌纵横锦绣开，万祀龙兴重根本，天经地纬缅鸿裁。”从缪氏这幅盛京鸟瞰图上，我们也不难看出沈阳城的独特与雄伟。

六

清王朝对沈阳的贡献不仅是在这里建立了“两代帝王都”，更重要的是给沈阳留下了众多的城市建筑遗产，由此让沈阳成为东北的中心，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这其中就整体特色从思想内涵的深度和建筑艺术的独特性及对人类的影响而言，清初沈阳城内方城、外圆城、对称四塔、“八门八关”间以放射状街道相连的规划形制是最值得重视和弘扬的。其作为中国都城规划的最后范例和完美布局，在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的最后一例：盛京城曼陀罗。

当年盛京城的规划与形制无疑是十分新颖的，因而引起了后人的关注与猜测：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设计呢？猜测之后甚至就是附会，最终附会归结到了道教阴阳学说上。其中最典型的观点就是晚清缪润绂在《陪京杂述》里的记载：“按沈阳建造之初，具有深意，说之者谓，城内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象两仪，四塔象四象，八门象八卦，廓圆象天，方城象地。角楼、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象天罡，内池七十二象地煞，角楼、敌楼共十二象四季，城门瓮城各三象二十四气。”这些归纳未免过于牵强，不说对错与否，就是所述之数字都是在强行附会。沈阳城的这种特殊形制，不可否认具有宗教意识的影响，其中方圆之形也寓有道教的成分，但深入考究，沈阳城的形制最主要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就是曼陀罗构思。

曼陀罗作为花之梵语的译音即为悦意花，是佛教的灵洁圣物。据《法华经》上记载，在佛说法时，曼陀罗花自天而降，纷落如雨。只有天生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见着它，它能给人带来无限的幸福。因佛法修的是清心观世界，寡欲走红尘，手中无物，万象皆空，所以在很久以前，人们就视这圣洁的白花为神的化身，象征着空心、无心和安心。在古印度，曼陀罗花既是情欲之门的门环，又是构造盛景的基地，摊开的花瓣成了宏大的曼陀罗道场。而曼陀罗作为密教修法场所时，则又称为曼荼罗、满达、曼扎、曼达。梵文“mandala”，意译为“坛场”，以轮围具足或“聚集”为本意，指一切圣贤、一切功德的聚集之处。供奉曼陀罗是积聚福德与智慧最圆满而巧妙的方法，万象森列、圆融有序的布置用以表达宇宙真实，“融通内摄的禅圆”。以曼陀罗的形式来供养整个宇宙，则又是很多方法中最快速、最简单、最圆满的。

曼陀罗的出现与佛教徒对宇宙结构的认识密切相关，如印度古神话中的佛教名山“须弥山”，也译作“曼陀罗”。按佛经《俱舍论》中的说法，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山顶上为帝释天所居，四周山腰为四大天王所居，日月星辰都依着须弥山而转动。须弥山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第七金山外有铁围山所围成的咸海，咸海四周有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这四洲的每一洲旁又有两个小洲，大小共12个洲。我们中国所居之处就是南赡部洲。而密宗时轮派则认为世界是以须弥山的中心为圆心，取５万由旬（１由旬约等于4000丈）为半径做圆，再取2.5万由旬做一圆，这两圆之间的整个环形地区叫“大赡部洲”。它按南东北西分为四个象限，每一象限为一洲，称为南洲、东洲、北洲、西洲，每个洲再分为西、中、东三区。这个宇宙结构的学说深入藏族佛教徒心中，在许多藏式壁画上都能看到。坛城的曼陀罗结构一经显现，即成为精神的镜像，而这种镜像必然要反映到现实之中，这就是曼陀罗式建筑形式出现的基础。在西藏，最早的曼陀罗式建筑是吐蕃赤松德赞（742年～797年）时期修建的桑耶寺和后来以大昭寺为中心形成的八廊街。

但今天来看，西藏拉萨的八廊街曼陀罗式建筑远没有清代盛京那般典型与规范。盛京城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道城垣，内有两方（宫城、皇城），外有一圆（外城），皇城与外城形成八门八关。方城与城内的井字街道如同轮毂，从方城至外城圆廓间呈放射状的八条路恰为轮辐，环形的外城圆廓形成轮辋，从而构成了典型的曼陀罗图案轮廓。皇宫紧挨中心庙，方方正正，犹如须弥山。王府按八旗位置，围绕皇宫分布，恰如须弥山腰之四大天王；两道护城河又似咸海，河外等距离的“四塔四寺”如同四大部洲。展开盛京的平面图，真是一幅完美绝伦的曼陀罗。中国乃至世界，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建筑布局。

为什么清初要将盛京城建设成曼陀罗形，这主要与皇太极时代及清初的政治需要与宗教制度有关。皇太极为了强大自己、进入中原、统一中国，采取的一条重要政治策略就是争取和笼络蒙古族上层统治者，对蒙古族，除了结盟、联姻、赏赐、封爵等手段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其俗而治其众”，通过宗教来密切与蒙古族的联盟。在了解蒙藏等民族对喇嘛教的特殊感情后，他一改过去轻视甚至禁止喇嘛教的态度和政策，开始推崇喇嘛教。据《清史稿·太宗纪》记载，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墨勒根喇嘛以嘛哈噶喇金佛来贡，遣使迎至盛京”。《沈阳县志》记道：“初，崇德二年（1637年），征察哈尔，林丹汗达赖实执嚢鞬以从师，有喇嘛默尔根随载至盛京，敕建实胜寺，居之。”这些记载都说明，清入关前通过对蒙古族地区的用兵，将蒙古族名僧、喇嘛迁至沈阳，从事布教活动与建寺工作，从此喇嘛教为满族所吸收，且使清朝的信佛之风日甚，并最终成为国教正宗。

当初到沈阳的蒙藏高僧不仅对喇嘛教经典和教义有很高的修养，而且对塔寺的修建和佛像壁画制作技术也十分精通，实胜寺和“四塔四寺”都是他们参与设计和修建的。不仅如此，当初西藏的达赖喇嘛与皇太极通信，皆称盛京为“莲花之城”，称皇太极为“曼珠师利大皇帝”。达赖这样称呼皇太极，其实已将他视为盛京城里的本尊了，而他所居的盛京城自然也就是曼陀罗城了。这时候，不管是宗教精神，还是建筑形制，盛京这座绝盛皇都以其曼陀罗的象征意义，已然在精神上完成了对华夏大地的统一，成为中国“形而上”的统治中心。

七

清朝入关以后，沈阳城除外城的续修和后来的宫城中、西路扩建以外，大的建筑项目寥寥。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清朝以奉天承运之意在沈阳设奉天府。从此，沈阳又有了“奉天”之称。1663年（清康熙二年）于古城西北角修建了道观“太清宫”。1664年（清康熙三年），奉天府设首县名“承德”，其府县治所在今沈阳故宫西侧的同泽中学附近。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于古城大南门外修建“般若寺”。1707年（清康熙四十六年）于实胜寺西侧修建“锡伯族家庙”（今太平寺）。1913年，随着承德县改名为“沈阳县”，沈阳建筑史上的颠峰时代也渐行渐远。与此同时，沈阳又迎来了另一个建筑高峰——“洋楼”和中西合璧式建筑的出现。

其实沈阳“洋楼”的出现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几年间就开始了。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沙俄便于1897年占领旅大，并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将中东铁路的南满支线强行从福陵与昭陵之间通过，将清王朝发源地之“龙脉”拦腰斩断。从此沈阳有了俄、英、法、日等国风格的洋派建筑。1878年（清光绪四年），建小南门天主教堂，1900年被义和团焚毁，1912年在原址上重建成现在的规模。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建奉天机器局（今位于大东区大东路138号），此建筑大门采用宫殿屋顶式琉璃牌楼结构设计，而两翼建筑却是西洋哥特式。1909年日本建奉天驿（今沈阳火车站），该建筑融合了欧洲与日本的建筑风格。

1903年北京签订中美、中日通商续约，奉天辟为商埠。1906年划定怀远门（大西门）和外攘门（小西门）外大片区域为外国人居留地和商埠地。被划在商埠地区域内的东西南北起止各段，均设有明显的界牌标志，分为正界、副界、预备界。正界区域：东起大西边门，西至“南满铁路附属地”（今和平大街以西），南起和平区十一纬路，北至皇寺大街。副界区域由十一纬路向南，在今和平区南市场一带。预备界区域由南市场再向南移，在今和平区砂山地区一带。在外国人居留区和商埠区，洋派建筑不断增加，同时沈阳城里其他建筑也多仿洋派。

这一段时间的清末洋派建筑，今天看起来可谓五花八门、形式多种多样。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正是西风东渐的初始期，这一时期成为近代洋派建筑的形成期。多门类的建筑形式都要进入这个刚刚打开城门的城市，主要以教堂为代表，移植或嫁接是这些洋派建筑的主要特征。

随着近代外国文化的闯入，特别是受“开埠”的影响，客观上加速了沈阳现代建筑艺术的发展进程。1917年以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开始统治沈阳，从此，沈阳的洋派建筑进入到一个发展与兴盛的高峰期。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沈阳在奉系军阀统治的十几年间，出现了大批别具风格的建筑。这些建筑多以西洋风格为主，同时又融入中国古典建筑元素，于是就形成了洋门脸式的装饰和中西合璧式的形制。

奉系军阀统治下的辽宁于经济、军事、教育、科技、体育等诸多方面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沈阳的城市建筑也同样得到了发展，规模大、数量多、风格多样。纵观这一时期的沈阳建筑，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南满铁路附属地”及新城区建筑；二是外国人居留区和商埠地的洋派建筑；三是奉系军阀政要的官邸、公馆和住宅建筑；四是军阀举办的奉系民族工业建筑。

八

“南满铁路附属地”及新城区建筑是1898年构筑“中东铁路”时，在原俄国辖属铁路附属地的基础上，由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1905年接管后开始主持规划和建设的。1908年始，满铁在实施城建中将其占据的区域土地不断向老城区蚕食、延伸。对此，中国方面军政当局修建了一条街，谓之“国际大马路”（今和平大街），以此分界，目的就是想阻止日本人的蚕食之念，于是就形成了“国际大马路”以西地区的满铁新城区（今太原街一带）。在新城区里，日本人像规划自己国家一样，大力推行官厅建筑和西洋楼式建筑。在这些建筑中，设计者极力追求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强调轴线和主从关系倾向，以放射线或方格网道路系统交汇处为中心进行规划。如1913年建设的“中央广场”（1919年改为“浪速广场”，今称“中山广场”），四周建了各种公共建筑。再如1919年建的“朝鲜银行奉天支行”，是日本民间的建筑师进入沈阳的代表作品之一。1925年建的“横滨正金银行奉天支店”（今和平区中山广场西侧，沈阳市工商银行），1926年建的“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奉天支社”大楼——受西洋建筑教育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的代表作品之一，1929年建的“奉天大和宾馆”（今中山广场南侧，辽宁宾馆），这三座建筑使今中山广场成为新城区的中心。此外，在放射形干道两侧严格规划建设，使街道立面建筑统一成仿洋派，从而形成轮廓清晰、起伏均匀或高度等檐的标准。同时又在道路对景及转角处的建筑物上进行重点装饰，多用穹顶形建筑占据街道立面，风格极为突出，引人瞩目。

九一八事变之后，沈阳沦陷，满铁在沈阳的建筑也进入到后期规划时代。这时的建筑则偏重“现代主义”设计思想，形式与细节相互烘托，其典型代表为满铁单体社宅。据说这些别墅是当时东京帝国大学建筑系毕业生的毕业设计成果，规定每人设计一栋，以此考评其毕业水平。设计者在总结了中国东北寒冷地区住宅建设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以其本土建筑思想结合欧美建筑理念，同时融入鲜明的时代主题，寓个性设计于标准化之中。最终留给沈阳的这组别墅群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造型特点。据清华大学叶芃《沈阳建筑》一文所述：在造型上，这里的每栋别墅均为一、二层坡顶组合，山墙顶端常见“木筋墙”装饰或点缀雕框气窗。建筑物靠简单的体量变化、凸凹线脚形成丰富的形体构造。在色彩上，采用日式灰色平瓦为屋顶，绿色油漆的木质檐口、窗框利用水泥砂浆涂饰罩面，基段砌饰黑色石块或浅色面砖，形成夺目的感官效果。在环境艺术上，利用各式围栅、花墙点缀入口，配置形态不一的雨搭门廊，种植冬青灌木衬托建筑主体，追求贴近自然的家居趣味。在装饰上，采用不对称构图，利用质感和色彩的对比展示细致装饰且避免雷同。

1931年之后沈阳沦陷时期的建筑，除了日式别墅群以外，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建于1936年的朝鲜人金昌镐寓所（今和平区中兴街31号，东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关于金氏本人的资料较少，只知道他是一位由朝鲜来沈阳创业的商人，先在西塔地区从经营一个小冷面店起家。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湖旷野建了个沙场，挖沙石卖给日本人搞建筑用，于是很快富起来，成为当时沈阳的富豪。后来他还开办了大同土木株式会社，购置了大量土地，西塔寻常高等小学校（今朝鲜族第六中学）的礼堂就是由他出资20万元修建的。金昌镐寓所坐北朝南，钢筋混凝土结构，共三层，花岗岩墙裙、米黄色瓷砖罩面。楼顶西半部为绿色琉璃瓦顶，东半部为平顶，门前建有雨搭，由两根方形水泥柱支撑，顶部铺设绿色琉璃瓦。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保安司令的杜聿明曾住在这里，沈阳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了这座小楼，1950年～1954年，由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居住，后来辽宁省副省长黄达也曾在此居住。

在沈阳老城西的外国人居留区和商埠地的洋派建筑，则与“南满铁路附属地”及新城区又有区别。如1924年建的“法国汇理银行奉天支行”（今和平区市府大路167号，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为砖混结构的法式建筑；1928年建的“美国花旗银行奉天支行”（今和平区十一纬路10号，梅龙镇酒店）为欧式风格；1929年建的“奉天自动电话交换局”（今和平区太原街34号，沈阳网通公司），当年设计者自称是“现代哥特式”的建筑物，三层钢混结构，其外观由现代的水泥和面砖等材料装饰，而基段则为花岗岩砌筑。尽管建筑主体仍见三段式划分，但立面的主要装饰理念是竖条贯通并探出顶层的变形柱式排列，其窗口也细长，随着墙壁柱式垂直分布，使整座建筑立面格外简化，颇有些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此外，1931年建的“法国驻奉天领事馆”（今和平区八经街10号，沈阳市文物局院内）为典型的法式风格。

沈阳西方式的洋派建筑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领事馆街”（今和平区三经街）。这一带的建筑多效仿古罗马建筑中的横向三段式：基层台阶、门窗或柱廊、檐部制式和纵向三段式：突出中段、两翼对称的构图模式。设计中，遵从柱式、立面装饰及各段式比例的标准化法则，夸张地表现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等。尽管这些典型建筑样式颇为程式化，但却给沈阳的建筑业带来了新奇和时尚。从这些建筑样式上看，设计者们遵循的建筑理念还是西洋古典风格，复古主义里融入新兴的建筑思潮，任意模仿历史上的各种建筑的样式和风格，尤其是陶醉于其中的形式主义美。那一个时期沈阳仿佛成了西方古典建筑的实验基地，洋派建筑师甚至实习生在这片土地上肆意挥洒着自己的想象。

九

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留给后世沈阳最为壮观和齐整的是奉系军阀政要的官邸、公馆和住宅。在沈阳诸多奉系军阀政要的官邸建筑中，始建于1914年的张氏帅府不仅是较早的，而且紧邻沈阳皇宫，居沈阳中心位置，同时期建筑则以“张氏帅府”为中心展开，也在沈阳城构成了一个圆形区域，这多少会让人想起清初的盛京曼陀罗。

“张氏帅府”（今沈河区朝阳街帅府巷46号）是张学良将军及其父亲张作霖的官邸和私宅，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76万平方米，为迄今东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名人故居。“帅府”是由东院、中院、西院和院外建筑等四个部分组成的庞大建筑群，其中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水榭亭台的帅府花园，又有欧式风情的大青楼、边业银行、红楼群以及中西合璧式的小青楼和赵四小姐楼。“帅府”内大量的石雕、木雕、砖雕和壁画作品饱含浓郁的东北民俗风情，它们取材广泛、寓意深远、制作精美、栩栩如生，是研究中国建筑艺术与民间习俗的珍贵艺术资料。“帅府”作为张氏父子两代的官邸和私宅，曾是东北的政治中心，期间历经两次直奉大战、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东北易帜”“杨常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新旧中国的巨大变迁，饱经沧桑，已成为东北近代历史的见证与缩影。

在“帅府”修建的同时，沈阳还建了诸多奉系军阀政要的公馆、住宅，如“杨宇霆公馆”（今大东区魁星路6号）、“张作相公馆”（今和平区八纬路16号）、“张作相住宅”（今和平区北五经街）、“万福麟公馆”（今和平区和平北大街17号）、“王树翰寓所”（今沈河区大南街般若寺巷18号）、“孙烈臣官邸”（今大东区大北关街36-1号）、“常荫槐公馆”（今大东区天后宫路万寿巷5号）、“吴俊升公馆”（今大东区小河沿路22号）、“张寿懿公馆“（一处为今和平区八纬路14号，另一处为今沈河区文汇街33号）、“汤玉麟公馆”（一处为今和平区十纬路26号，另一处为今沈河区北三经街71号）、“宋耀珊住宅”（今沈河区小南街和兴巷12号）、“王明宇公馆”（今大东区如意五路14号）、“于济川公馆”（今沈河区中山路196号）、“于学忠住宅”（今和平区北五经街）。这些私邸、公馆在那个年代里纷至沓来，多数都是在传统四合院附近筑以洋楼，以崇尚唯美主义为时髦，相互攀比豪华，各展风采，各具特色。每一座公馆、住宅里都藏有一部传奇故事，从而演绎了一出历时15年沈阳城里最为繁华的沧桑旧梦。

在奉系军阀统治沈阳的年代，军政当局为同洋人竞争，在老城边缘一带，开发建设了几片新市区。1920年～1923年，从老城东边门到东郊永光寺，建成了以军工企业为主的“大东新市区”，市区里的一切行政事务均由“东三省兵工厂”（今大东区东塔街6号）直接管理。这里同时还集中了“奉天大亨铁工厂”（今大东区大东路178号）和“奉天陆军被服厂”（今大东区津桥路68号）等军工企业。同时又在老城西北一带，先后拆毁了边门城墙，动迁居民，开通有轨电车，仿照西洋古典城建规划模式，于道路交汇处建了转盘式惠工广场，并辐射六条干道，开辟了古城西北工业区。当时颇具名气的中国第一家机制窑业公司—“肇新窑业”公司的办公楼（今沈河区惠工街92号）就在这里。办公楼建于1923年，坐北朝南，正面三层、两翼两层，原来的地下室因不适用被填上。其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洋式门脸”加“中式后庭”。楼内有木楼梯，二层建有外廊台，西南角处有一半圆形大门。从正面看，小楼门柱顶端饰有“爱奥尼”柱头，二层两侧窗外饰有葫芦瓶栏杆。正中三层原本有塔楼，后被大火烧毁。从后面看，则是浓郁的中国古典风格，两翼楼体上饰有木栅栏和雕花镂空栏杆。另外，如“奉天迫击炮厂”和“惠临火柴公司”都是这个工业区里有名的企业。“奉天迫击炮厂”曾制造出中国第一辆汽车。“惠临火柴厂”建在大西路路南原来一座王姓翰林府里，是当时全国知名的民族火柴公司。

奉系军阀统治沈阳时期的民族工业建筑还有许多，如1922年建的“奉天纺纱厂”（今和平区抚顺路60号），居东北同行业之首。此外，1924年建“奉天商务总会办公楼”（今沈河区朝阳街192号）；1925年建“奉海车站”（今沈阳东站），同年“吉顺丝房”新楼建成（今沈阳中街，沈阳第二百货大楼）。“吉顺丝房”是“四平街”（今中街）上的第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五层楼，它的建成带动了一批相同式样建筑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沈阳商业建筑的进步。经过我国近代著名建筑设计师杨廷宝先生总体规划设计的有建于1922年～1929年的东北大学（今皇姑区北陵大街东侧）和1927年建成的辽宁总站（今和平区总站路100号）。这座建筑为平面对称布局，中间是穹顶式候车大厅，两侧为办公室和运输业务楼；钢筋混凝土结构，小木格窗，绿色铁瓦顶。建筑造型宏大壮观，设计手法受西方古典主义的影响，既有时代气息又有中国传统韵味，具有很高的设计水平和实用价值，在当时国内堪称第一流的火车站。1929年，张学良建同泽俱乐部（今和平区七纬路14号）。这是一处西式两层建筑，整个设计左右对称，中央巨大拱券圆窗的两端各置一根“科林斯式”柱。“山花顶”的装饰仿希腊神庙建筑上的山花和檐口装饰，属于英国16世纪的建筑风格。

在这些富豪或实业家拥有的商业建筑中，一个突出的风格就是将建筑立面设计成“洋门脸”，这既是一种商业时尚，又向世人表示一种“开明”。

十

纵观沈阳的历史，从新乐初民的制陶渔猎，祭舞雕鹏到秦拓土立邑，始建候城，从汉魏玄菟，三迁于此到隋唐复土，王师东定，从辽金继起，沈州中兴到汗王建都，一朝发祥，从盛京伟业，留都繁华到奉系霸业，汉卿易帜，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沈阳人以智慧、豪迈、旷达和勤劳创造了5000年的文明和近400年的繁华，使之成为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同时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满是沧桑的记忆和让后人引以为傲的老建筑。

在这座古城里，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老沈阳的旧貌已经不再完整，昔日曼陀罗式的精彩布局只能出现在考据文字里，许多带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代表性建筑遗产也只能通过档案资料来认识和了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改造，许多老建筑几乎是一夜之间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如十王府、翰林府、奉天监狱、东北电影院、东北饭店、圆路餐厅。而一些纳入保护范畴或挂上了政府文物局“不可移动”标志的老建筑也并不安全，如位于沈河区桃源街118号的“奉天咨议局”已沦为仓库，西洋式布局的砖雕线柱装饰在风剥雨蚀中已开始风化脱落，变得斑驳不堪，甚至有些老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不复存在。但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沈阳的旧城门，还可携家带友到故宫游览一番，城边的四塔梵影也依然是缥缈的一景。

一座城市的历史年轮和它的文化积淀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建筑体现出来的，尤其是老建筑，它不仅代表了一座城市的历史，更体现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所谓“文化古城”是什么？试想，如果一座“文化古城”缺少了老建筑，那它还叫“文化古城”吗？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对老建筑的认识早已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对老建筑肆意破环；一种是历史眼光开阔、文化意识强烈的有识之士到处呼吁甚至做起志愿者，以微小之躯来呵护这些老建筑。其结果，虽然许多珍贵的老建筑随着城市开发过程中的商业利益和推土机的轰鸣而化为尘埃，但其珍贵价值也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文化建设的需要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老建筑保护意识的兴起不过80多年，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将建筑只看作“匠作之事”，根本提不到文化的范畴中来。近代以后的学者才普遍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讲演词》中提出：“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其相辅以彰者，在可以觇其时代，由此而文化进展之痕迹显焉。”这是中国人最早发出的保护古建筑的声音。1931年梁思成到营造学社后，才真正开始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所以，老建筑的保护无疑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正如抚顺高尔山古城遗址上那块民国时期的古迹保护碑所书：“保存古迹”—“创之不易，继者尤难”。沈阳之所以可以拥有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之所以能够以历史文化悠久而著称于世，是离不开那些不再具有城市地标意义，但却具有特定而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及历史印记的老建筑的。

在写作此文的时候，我抽时间去了沈阳故宫，去了中心庙，去了慈恩寺，去了王树翰寓所，去了肇新窑业办公楼旧址。当我把这些老建筑打量一番、抚摸一遍之后，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与这座皇都，这座城市重叠在一起了。沈阳已是我的故乡，不管此生到哪个胜地游玩，到任何名城久住，那都是漂泊，只有这里才是归宿！

初国卿

2009年12月写于浅绛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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