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美院设计研究生毕业作品（清华美院毕业论文推介）

明初色尚之变

| 作者：高宗帅

| 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2020届博士毕业生

| 指导教师：尚刚教授

*本文内容节选改写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载秩序与欲望：明前期的工艺美术》，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元人尚白尚蓝，尚刚老师已有详述。白色在元代风靡天下，元人说“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帝王的旌旗、仪仗、帷幕、衣物常为白色。现存的两种忽必烈画像均衣白服（图1）。蒙古人常用的毡罽也是白色。百官常以皓白为正服，还曾引起汉臣的诤谏。每逢新年，举国衣白，四方贡献白色织物、马匹，人们互赠白色礼物。诏书一至五品用白，六到九品用赤。白色的流行与北方民族信奉萨满教颇相关。有学者根据元人王恽《请论定德运状》《论服色尚白事状》，认为元人尚白是接受了王恽事状的结果。

不过，元人尚白远早于王恽的建议。联系汉臣反对皓白正服的行为，王恽的奏状可能是为了给尚白的事实提供一种符合华夏正统的说辞，恐怕并非元人尚白的真正原因。元人也尚蓝。蓝色丝绸在官府作坊中的生产比例很大，使用也相当广泛。宫廷仪典常用蓝色丝绸，蒙古妇女腰部多束蓝色绸缎，宫殿建筑多用蓝色琉璃瓦。《蒙古秘史》记载：“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产了一个人，名字唤做八达赤罕。”因此，白、蓝两色既有美好的宗教意蕴、又是伟大祖先的颜色标记，显示了蒙古族的文化倾向，甚至青花的流行也与蒙古人的色尚有关。

入明，色尚已完全不同。洪武三年，“诏考历代服色所尚，礼部奏言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宋亦尚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从而正式确定了红色作为国色。

前代尚红与“五德始终说”关系密切。该说初创于战国，后为西汉刘向父子改造，将五行与五色对应，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根据前代的色尚，确定本朝推崇的颜色，其目的是为了阐释政权的正统性。关于此说，顾颉刚先生曾有详论。后来，在宋代知识精英的辩证下，该说逐渐失去了权威的认同，但在后代历史上仍旧大有影响。

在明代，五德始终说已十分式微。而至于明人尚红的原因，陈学霖认为与韩山童、韩林儿父子有关。他们假借宋人名义，成立红巾军反元，尚红色。朱元璋曾奉韩林儿为领袖，属红巾军，亦举赤旗。后来，朱元璋取代韩林儿，沿用红色，既延续了承宋反元的立场，也减少了换色的成本。因此，尚红亦是明智之举。开国以后，洪武三年立诏，更是明言以周汉唐宋尚红，故沿袭之。该诏令已经完全违背了五德始终说的逻辑。不过，仍旧明晰了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即继承华夏传统。

其实，红色本为贵色。元代，《元典章》中规定民间禁用的颜色有九种，其中至少五种与红相关。明人因为崇火德，尚红色，国初造军装、军帽，将士战袄、战裙、壮帽、旗帜等皆用红色。洪武十六年赐征南军士，依旧用红绵布。在皇帝生活和国家活动中，红色频繁出现。洪武三年祭祀所用褥“用红文绮为表、红木绵布为里”，帝后服饰及用具也常以红为饰。而常人往往不得服用。

更重要的是，红色被纳入品官体系中，被赋予了较高的等级意义。洪武元年定，“其公服一品至四品赤色，五品至七品青色，八品以下及未入流杂职俱绿色”。后代沿用此制，未尝有改。

对红色的偏爱，体现于器物甚至更严苛。洪武六年定“除一品至五品酒盏用金，其余器皿俱不得棱金、描金并雕刻龙凤、装饰金玉、珠翠及朱红、黄色”。棺椁只许二品以上用红朱色。此外，房舍、伞盖、桌椅、床榻、马具、弓箭箭囊等均不许用朱红装饰。由此可见，使用红色，尤其是朱红，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

明中期，文人根据五德始终说认为明朝当以土德立。不过，此说并未被接受。相反，人们更愿意相信明朝以火德王，故尚赤。为此还编造附和了不少朱元璋的奇事。太祖龙飞之处有二郎庙，太祖生时火光烛天。仁祖取西河水澡浴太祖，忽然有红罗浮出水面，仁祖遂以之衣太祖。太祖姓朱，亦与火德相衬。建元洪武，天宁寺塔忽变红色，与河北童谣“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附会。由此可见，尚红为朱明政权争取了相当的合法性，直到明中晚期仍有效力。

在元代虽然蒙古人尚白，但大部分人服饰仍旧尚华彩，只有在居丧期间才会素面素服。不过，在至正十二、十三年以后，衣白十分受欢迎，男子白衣、白帽、白靴，女子素面，不施朱丹、钗饰之类，衣服全用洁白，甚至贺寿都可用白锦。这可能是因为古人未尝以白为讳的缘故，只是以疏细为吉凶之别。入明，偶尔亦有衣白的例子。国初制度未备，太祖曾御白袍见百官。宋濂致仕亦赐白衣，孙蕡咏曰“新赐宫衣雪色如”。甚至永乐时还曾因为染料不足而令布衣不必染色。

白色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染出的雪白色，另一种则是未染的植物纤维本色，即素色。明代统治者对素色的厌恶早已显现，官员服饰禁止用素色，《洪武礼制》记载“其朝参官员，四时并用颜色衣服，不纯素”。宣宗亦明言“父母存，冠衣不纯素，恶有丧象也”。而雪白色也受牵连。明人认为白衣非吉服，因此明太祖将生员服装改为玉色。陆深亦以之为是，认为“后世惟凶服乃用白”。寡居妇女为显贞节，往往身衣素白。甚至人们还会将武宗的突然死亡归咎于用白色。武宗征宸濠凯旋入京，旗帜尚素，从东安门到大内，连亘数十里均白色。当时人们以为不详，结果次年武宗即驾崩于豹房。

武宗的死和用白色并无必然联系，明人将两者牵连，当是因为迷信。不过，平民用白色冠服确实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据《万历新昌县志》记载，成化以后富贵子弟或有僭服。而小民则尚粗布白衣，甚至没有丧事也穿孝衣戴孝帽，满街帽铺均为白巾帽，甚为畅销。问其缘由，原来是因为白衣白帽不用染，成本低，小民只是图便宜而已。可见，民间尚白主要是因为小民生计无着落。这往往意味着此时社会中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预示着下层社会的动荡。由此来看，白色不祥似乎并非毫无缘由。

从元代的尚白尚蓝到明初的尚红恶素，明代的色尚已与前代迥然有别。统治者的文化倾向是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因素。而明初改易色尚也是构建朱明政权的合法性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