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狼和民谣音乐人聚餐（他的民谣米店被老狼唱到家喻户晓）

第一次得知张玮玮，不是在播放器，也不在livehouse，而是2010年的《城市画报》，那篇文章叫《白银来的人》。

那时，白银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张玮玮是个歌手刚知道不久，《城市画报》是决定时间如何打发的唯一指南，所以我去搜他的歌来听。

然后，这些我所不知道的，逐渐地就都知道了。

作家巫婆在一篇旧文里提及，张玮玮第一次得到正式演出的机会，演那种livehouse里挤满人的现场，是在南京。

后来巫婆写道：

那个时候，张玮玮刚与申申结婚，满溢着幸福。因为要登记住酒店，没有身份证，于是去唱经楼的派出所办临时身份证。他都是那样带着幸福对警察说，“我们结婚了。”

几年之后，我在百度上搜到了这一篇旧文，在某个歌迷发的贴子里，她说（应该是她吧），“张玮玮已经结婚了这件事……让我悲伤了三天”。

互联网的力量就这样肆意地绽放了一个瞬间，让我很轻松地找到了一个深爱张玮玮的迷妹，爱到不许他和别人结婚（当然也不得而知，她允许张玮玮和谁结婚），不然就不停地悲伤，能持续三天。

在乐评人张晓舟流水线生产的诸多文章里，记忆最深的是一篇从西北饭店到江南米店》，里面写到了张玮玮的一首歌，竟然是我最初听到的那几首里，印象最深的。

它不是锤子手机的定制彩铃《米店》。而是这首歌，叫《花瓶》。

人这一生，平平淡淡地过完实属万幸，因为万幸不可多得，所以难免受到磨难。作为一个从西北走出来的会弹手风琴和吉他的民谣歌手，张玮玮也有他难过的那一段。

那时候是在西藏，有朋友找他过去演出，《米店》和《花瓶》都是在那时候写的。和他后来结婚的妻子，也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离开西藏以后，张玮玮带着这些歌和一个人走出来，像是大病初愈。如果要我写张玮玮，我最想知道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段。

是这段在西藏的日子，成就了后来的张玮玮。但没人知道这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张玮玮是怎么过来的。

张玮玮有一首老歌叫《花瓶》，它在成为一首民谣前，先作为一首诗诞生于2003年。

这首诗写道：

一定有一些马

想回到古代

就像一些人怀恋默片

就像一些鲜花

渴望干燥和枯萎

好插进花瓶

就像那个花瓶

白白的圆圆的那么安静

就算落满了灰

那些灰又是多么的温柔动人

2003年5月13日

诗的作者，是尹丽川。

一部分摇滚歌迷，可能会知道她的另一个身份——她曾是和魔岩三杰之一何勇闪婚闪离的爱人。

很多时候，爱听民谣的人能说出千百个喜欢某一首歌的理由，它可能来自撩拨心弦的旋律，也可能出于文笔隽永的歌词。

总之，那个打动你的瞬间，是由旋律、嗓子、以及歌词构成的，前两者多由演唱者决定，最后的那个得靠记录者去赋予。

这些记录者中的佼佼者，最有可能是个写字的人，是一个个诗人。比如尹丽川的《花瓶》，张枣的《镜中》、俞心樵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还有叶芝的《当你老了》。

民谣与诗的关系，不过如此，它不是矫揉造作、不是生搬硬套、更不是泛爱与滥情。

在那篇《白银来的人》里，《花瓶》的词作者尹丽川，提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者张玮玮：

玮玮善良、幽默、聪明、谦逊——这几乎是一名男青年最值得称道的优良品质。何况还是一名文艺男青年。

我们相识已久。即便在最艰难困苦的颓唐岁月，玮玮也是给大家欢乐的人。关心他人，懂得自嘲，苦中作乐，不自恋不做作。老天知道，这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有别于大多数搞文艺的青年，玮玮不会给自己预设假想敌。社会不是敌人，他人不是地狱，流行不是罪过，音乐应该自由——他是开放的，所以他是自由的。

经过那么多的苦，他终于慢慢成熟，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并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这多么不易。这多么好。

* * *

最近一次遇见张玮玮和郭龙，是2016年中秋的大理古城。

他们二人变换成野孩子成员的身份，要在这一天演出。野孩子乐队重组不久，为了能有充足的时间和合适的场地排练，也为了暂时逃离北京的恶劣天气，几个人先后搬去了云南大理。

没想到的是，这一住便是四年。

四年前，从刚来大理的第一个中秋节开始，野孩子就把一场名叫“大河之上”的专场演出，定在了大理古城。

2016年的这一场，已经是连续举办的第四年。演出地点在离大理三塔不远的倒影公园附近，这块儿地叫和平饭店。

晚上八点半，演出算准时开始。张玮玮抱着手风琴先上来，自弹自唱了一首歌，然后换张佺和马雪松。

作为给乐队暖场的前奏，张玮玮、张佺，以及马雪松都已经露面，台底下尖叫声不断。没过一会儿，张佺在唱完这首流浪汉之后说，“今晚的演出正式开始。”

郭龙也上来了，鼓手武锐也跟着上台。五个人的阵容齐了，张佺坐在最中央，张玮玮坐在最右边，他先开口道：

“大理的父老乡亲好，搬过来住四年了，还是有点紧张。”

既然是全家搬去了大理，自然要装修个像样的房子，张玮玮从年初就做起了自家的装修工人，工程大半年过去了，自己嘀咕，“怕是年底还搬不进去”。

话虽这么说，但谁也不怪谁。慢是大理城特有的风土人情，人变慢了，时间也跟着变慢了。在北京一天能做十件事，在大理十天做好一件事就成。

在大理这四年，张玮玮只写了三首歌。我开玩笑问这效率满意么？他连忙回了一句，你说能满意么？

谈话间，几个姑娘凑过来要求合影。她们不需要谁帮忙，只需把脸贴着靠近张玮玮，然后自己摁下自拍键。

张玮玮心里最清楚，大理城的安逸终究会麻痹创作的神经。人在大理就没法儿跟谁聊艺术，除了花心思排练，真就提不起精神写写歌。

他说，搞艺术还是要回北京，拼一阵子再回来。我补充道，洗洗肺，接着再回去拼。

后来年初时，郭龙做起了经纪人，打理着他和玮玮以及野孩子的各种事。再后来，嘻哈火了，有人便说：民谣死了。

2017年十一的上海，张玮玮和郭龙随着野孩子乐队，受邀参加了这一年的上海简单生活节。台底下人山人海，嘻哈和民谣在此刻相遇。

张玮玮和郭龙站在台上，时而严肃，时而说笑，一词一句在音符之间，荡漾着特殊诗意。

上海刚结束，他们又上路了，这一次沿江而来，张玮玮和郭龙两个人，一次近乎平常的巡演，一些白银饭店里的歌。不为证明过去，不为预见未来，不为什么意义，只为民谣。

民谣仍在，民谣很好。

你看沿江而来的，是两个沉默的民谣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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