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鲤爱国音乐（纪录片配乐的第一要求是）

导读：从《北京记忆》到《河西走廊》，以声音工作者自居的徐鲤带来过众多优秀的配乐作品。近年来，配乐也从纪录片创作中“被忽视的角色”逐渐变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徐鲤说，“配乐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不同时间节点。”

文 | JHR001

在文化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大火的那几个月，有观众感觉到节目中出现的音乐有几分似曾相识。后来这些观众追根溯源，发现它们来自2015年创作的纪录片《河西走廊》。

这部纪录片在诞生当年被誉为神作，一是因其电影化的制作手法让观众感叹“纪录片还能这么拍”，二是它在配乐上的惊艳，兼具了国际视野和民族元素，与整个纪录片的风格达到了高度一致。

而《河西走廊》的配乐正是由作曲家雅尼和徐鲤共同完成的。嘟嘟克笛开篇，先打开尘封的历史，管弦乐队、电声和女声的混合又让厚重与苍凉叠加上去......徐鲤也用《千年回眸》《命运悲歌》《励精图治》三首配乐证明了自己不容忽视的能力。

悄无声息地去感动

没人会怀疑徐鲤的江湖地位，还在北京广播学院上学时，他参与制作的《伴儿》就入围戛纳电视节最佳外语纪录片奖。此后，又通过《张骞通西域》《北京记忆》，甚至是为网游《天龙八部》配乐的作品，逐步取得认可。

在徐鲤看来，很多可能优秀的影视配乐作品，甚至就是一个单独优秀的音乐作品，但应用在纪录片里“并不是很好用”。

这种不好用，是指很难找到一段专门的配乐能够满足纪录片独特的形态，“有采访，有解说，还有同期声在上面。”虽然纪录片也算作影视作品的一部分，但它的情绪起伏不大，也能有一定的旋律表达。

“太过高傲的音乐，和人声是会打架的。”在这种认知下，徐鲤会更加注重配乐在纪录片中的功能性应用，而非艺术本身的表达——“它要放在片子里面是合适的，它要和纪录片的美术、画面解说都要一体的。”

08年金翎奖颁奖典礼上徐鲤指挥民乐演奏《天龙八部组曲》

纪录片和配乐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关系：说不清是谁让谁锦上添花了。也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影视形态，在徐鲤看来，追求的其实也是用不同的艺术语言去表达同一个想法，包括解说者的状态、音色等。

任何形态的影视作品中的音乐，都要悄无声息地去感动。“不可能说我音乐要起范儿了，其他人都给我让道。”徐鲤说，“它可能不会是一个张力很大的音乐作品，但它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中一定很好用。”

那在功能性满足之外，就没有一点艺术表达的成分吗？

在徐鲤看来，一方面，纪录片的音乐创作空间可能没那么大，“它没有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人物命运的波折，或者是长期辗转在多个刺激紧张的情绪里”；另一方面，纪录片的叙述时态更多是从“事后讲述”的角度展开。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作为创作者的徐鲤其实是不满足的，“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乐曲，可能它的功能性满足了，但我还是在创作中加入一些有趣的表达，甚至个人化的追求。”

徐鲤说他在驾驭一些历史题材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尝试新的东西和全新的手法。“早期的做法是去记录很多拥有明显符号的东西，后来我们发现，纪录片除了保留真实和纯粹记录之外，其实在音乐上也会有一些提炼和主观的表达。”

也是纪录片发展的不同节点

配乐可能在整个纪录片的表达中并不起眼，但却是一部完整的纪录片里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何成功运用音乐和音响去抒发情感、交代环境、推动叙事、过渡转场、烘托主题、形成独特风格？

从2006年的《1911再读辛亥》开始，徐鲤算得上国内较早去做纪录片配乐的人，而且他几乎是带着试验精神开始在纪录片配乐领域的耕耘。在最开始的创作中，它写了很多后来被否定掉的音乐，“但那是找到正确感觉的必经之路。”

再到2015年《河西走廊》，徐鲤的配乐几乎能相当成熟又毫无痕迹地存在于纪录片中了。

这些年，在纪录片的发展过程中，配乐的作用逐渐被人们认识，逐渐成为创作过程中十分重要的要素，其主要作用表现在叙事元素和审美要素，这些为艺术提供合理的表现手段。

“这十年其实也经历了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不同时间节点。”徐鲤说。

这十年，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关键时期，播出时长的明显增加，上星频道播放的机会增多，产量的需求，内容题材多样化的需求，专业化的需求，这一切的变化都为纪录片的产业化进程提供了支持。

在徐鲤看来，配乐之所以能逐渐成为纪录片创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很大程度伴随着纪录片产业化的进程。纪录片整体品质的提升，包括纪录片社会价值、商业价值、艺术价值等都有了良好的现实基础。

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纪录片配乐的发展才有了“支点”。

最开始很多纪录片是没有配乐创作预算的。“找些音乐贴一贴就可以了”，后来更多创作团队愿意把预算留出来做声音的创作。再到后来，更多的资金愿意投入到这个部分，能够有更好的国际化团队加入，“一些作品我们让一些海外的知名作曲家来创作主题音乐。”

在这个过程中纪录片的风格和题材也多样起来，“不再是以前单一的历史文化类题材，还包括《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类题材其实给音乐创作上更大的空间。”

另一方面，“随着音乐唱片行业的没落，音乐其实是需要更多载体的。”徐鲤认为，在整个音乐行业转型的过程中，有的人可能通过晚会、选秀的方式去承载作品，“我们可能就是通过纪录片。”

“大家对技术边界和艺术形态越来越了解，观众的鉴赏能力越来越高。”2015年，全球数字音乐销售额首次超过实体唱片销售额，高达158.5亿美元，而从15年起，直至2017年，实体唱片销售却再也没有任何一年超过数字音乐所带来的经济及利润。整个音乐行业的变化，也带动着这一批创作者的转型或寻求独特出路。

“随着纪录片的形态被更多的人喜爱和接受，我们也会享受到这个过程。”徐鲤说。

拒绝“道听途说”的感受

徐鲤高中时是学校广播站的站长，一边学吉他等乐器，一边开始尝试音乐创作。

长久以来，对声音怀有持久的敏感度。这也刚好是承载他更多艺术想法的具体路径。“就自然而然地想要去创作，去尝试表达自己的想法。”

经过最开始懵懵懂懂学乐器的状态，徐鲤接着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录音艺术系，在创作视野和能力上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它不仅仅是完全沉浸在声音和音乐的里面，而是更多的让你知道音乐是如何同其他一些影视部门协同工作。”

正是这样的经历，徐鲤虽非科班的作曲系毕业，但也能产出一些相当优秀的影视配乐作品。而且在他看来，与纪录片的结缘也并非一个完全输出的过程。

一定程度上，他每参加完一个项目，就成为了这个领域的“小专家”。“你必须要去进入到一个无论是人物，还是一个历史事件，你才能去用你的视角感受。”在徐鲤的创作经历中，他比较排斥道听途说，或者模仿的感受。

怎样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具体的历史？

不仅要去了解历史，更要走进历史的现场。在他看来，去重读一点历史，和了解哪些盖棺定论的观点是不够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设身处地的想当时的一种状态，去感同身受的感受历史人物当时的心境。”

“有时候创作时，这个纪录片并没有成型。更多的时候我会想象这个纪录片成型以后的整体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纪录片音乐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衍生品。

除此之外，徐鲤还经常跟不同的人聊一些个人观点，“你会明白灵感不是突然蹦出来的一个选择，而是在每天都聊它、看它、考虑它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出来的。”

“纪录片和其他影视作品还有一定的差异，它会更偏重文化和文化认同感。”通过多次与国外团队的合作，徐鲤认为自身是可以站在和世界对话的高度来探讨纪录片的配乐。“当这个纪录片足够好，它才会吸引到人去关注到音乐。”

作为声音工作者，徐鲤的创作方法，甚至载体一直都在改变，但他却说从各种渠道获取带有温度的感受才最重要。“似乎在唤醒一些东西，唤醒我原来和它们之间交流的方式。”

三个月前，立夏这天，徐鲤用最原始的方式去收集了100种声音，做了一张“不能被快进的唱片”，尽管徐鲤也拿不准未来还会以什么形态去与声音打交道，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会继续做下去。“如果能通过音乐这种方式去影响到一些人，那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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