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写晚年的诗 34岁的白居易入官场

唐光宅垂拱年间的宰相刘祎之，被武则天“赐死”时，史书记载了他临终的一幕：

及临终，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执笔草谢表，其子将绝，殆不能书。监刑者促之，祎之乃自操数纸，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

“赐死”意思是，皇帝命令臣子自杀。就像皇帝好像在赐宴，赐彩锦丝帛一样，现在把“死”这个“礼物”赐给臣子，格外开恩。深一层细品玩味，自让人不寒而栗。

但刘祎之竟然先去“洗沐”，好像在进行一个庄严的宗教洁净仪式，“神色自若”，且“命其子执笔草谢表”，要写一封“谢表”，“感谢”皇帝赐给他“死”这种“珍品”。然而，他的儿子没有办法下笔。于是，刘祎之便再次展现他那不凡的文思和文采，“自操数纸，援笔立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

唐史上的宰相或曾任宰相者，被赐死或被杀的人数不少。《汉唐宰相制度》做过详细统计:

唐代宰相共约三百多人，其中正居相位时，身遭惨死者有41人，包括上官仪、刘祎之、萧至忠、杨国忠、元载、李训、王崖等人，这些都是在唐代风云一时的人物，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唐宰相于罢相后，身遭惨死者有42人，包括开国功臣刘文静、长孙无忌、中兴之际的李辅国、刘晏、杨炎、窦参、杜让能等名相。至于唐宰相遭到贬谪的，更不可胜数。

不过，唐代宰相也有不少获得皇帝相当的尊重，在死后得到皇帝为他们辍朝、废朝的礼遇。比如玄宗朝著名的房玄龄、魏征和张说三人，在他们去世时，皇帝都曾经为他们辍朝，以示哀悼。只不过魏征在下葬后，又被追究犯了政治过错。张说则是在死前“蓬首下狱”，稍后得到玄宗的宽容，死时“辍朝五日，废元日朝会”。

再如宰相杜佑，一生任官长达六十年，七十多岁高龄时请致仕，宪宗皇帝“诏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他每入奏事，宪宗对他“优礼之”。他78岁去世时，宪宗特别为他“废朝三日，册赠太傅，谥曰安简”，乃唐宰相当中少数得善终者。

从这些被赐死、被贬或因其他原因被杀的宰相案例看来，唐的宰相制度和相权十分脆弱。皇帝还是所有军国大事中最关键的一个人物。君权始终至上，相权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即使是像唐顺宗那样中风且失意的皇帝，看似软弱无为，他还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皇帝角色，影响了他身边的所有人的发展和政局的走势。

总得来说，唐代的君权和相权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中处于一个相对缓和的宽松环境中，但即使如此，位高权重的宰相稍有不慎仍旧会晚节不保。这不仅仅是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的分歧问题，更多的，则是统治者的喜好。好与不好不是绝对的，但领导的“想法”却是绝对的：什么样的皇帝，就会产生怎么样的宰相和近臣，环绕在他身边。

以唐顺宗来说，一个中风的哑皇帝，就导致他从前的待诏二王：王叔文、王伾，借皇帝病重这样难得的机会，来迅速夺权掌政，并引进韦执谊那样“急进”的宰相，推行一些新政，如革除宫市和除宦等等，但终究失败。

像文宗，年轻有冲劲，21岁就做了皇帝，越过原本册立的太子，匆匆忙忙由宦官王守澄拥立，亲历过宫廷内斗的流血恐怖。他知道自己可以被宦官拥立，当然也可以被宦官废立，甚至有可能像他父亲宪宗或哥哥敬宗那样，被宦官杀害，自有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一种危机不安感。于是，他想除去宦官，不但为父亲和哥哥复仇，也为了除去威胁到自身安危的宦官，除宦动机很强，史书说他“思欲以雪雠耻”。

于是，他就吸引到像李训那样的宰相，积极协助他达到“雪雠耻”的愿望，而文宗则让李训迅速升官，从原本的一个“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倾意任之。李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王涯辈承顺其风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

这种升官迅速和掌权之快，不禁让人想起上文提到的“二王”王叔文、王伾和宰相韦执谊的行事作风。但韦执谊和李训，一个最后被贬，死在崖州（今海南琼山市），一个被宦官所杀且遭诛族，命运都很悲惨。

至于唐武宗，坚定而果断，面对藩镇的飞扬跋扈之举，心思缜密果断出击，便可吸引到像李德裕那样出色的宰相，协助他大力平定泽潞和回纥之乱，做出一番好成绩。

唐武宗死后，唐宣宗上台，但他“素恶李德裕之专，即位之日，德裕奉册；既罢，谓左右曰：德裕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浙。”一个令皇帝“毛发洒浙”的前朝宰相，当然不可能会有好的命运。果然，不久李德裕便被贬到遥远的崖州。

他到了崖州后，写了一首诗（登崖州城作），记录他的心境。开头就说，“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即是半年程”。李德裕最后贫病交迫，死在崖州。一个名相，竟落得如此下场，只因为他跟宣宗的关系处得不好、性格不和、“私”关系不佳。许多年后，他的后人才能把他归葬洛阳。

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寄隐者》，写宰相韦执谊当年被贬的一幕很有代表性。这首诗写一个都城卖药者在长安城东门树下休息时，见到韦执谊被贬，驰驿赶路，匆匆相送别离的情景。韦执谊昨天还在延英殿蒙老皇帝召见，今天就被新皇帝赶去崖州贬所，感叹“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位卖药者觉得，估计还是不做官归隐比较安稳。

白居易写这首诗时才34岁，在长安任第一个官职是皇家图书馆一个小小的校书郎。当朝宰相韦执谊被贬，他应当有所见闻，甚至很可能就目睹了卖药者所见的一幕。当时他离高层政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对君臣间“宠辱就在一瞬间”应该是深有体会。

此刻白居易应该会想：深刻汲取长孙无忌、李德裕、韦执谊等害群之马的教训，为官出不出成绩放一边，首先还是要“讲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