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碑一塔一座城市的图腾（蟠龙根脉陶寺蟠龙）

一、引子

中国人都爱龙。我们中国人都自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后代“成龙成凤”。这是因为，龙文化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项重要内涵，有着广泛的民族文化基础和数千年的文化根基[1]。毫无疑问，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2]！

中国龙的观念起自何时？中国古代文献中，传说龙出现很早。《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其母称任姒，少典的妃子，在华阳游玩，遇到龙首神，怀孕而生神农炎帝。《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了一则“黄帝铸鼎荆山成后，乘龙升天”的神话故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楚帛书创世章》里传说，大地尚未成形的宇宙洪荒之际，大能氏伏羲降生，开始了创世之举，大能氏即为龙氏[3]。文献中的上述传说，成为我们今天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基础。

那么，有关中国龙的物证，究竟能追溯到何时？秦汉以降至今，有关的中国龙的图像与文物保留甚多，秦汉以来中国龙的形象基本定型，发展的脉络也十分清晰[4]。主流的造型元素为虎头、鹿角、蛇身、鳄爪。中国青铜器研究专家，将商周青铜其上蛇身带角的玄幻动物形象称之为“夔（kuí）龙纹”和“龙纹”，是商周时期装饰纹样中的重要一大类。所谓夔龙纹多为侧身剪影状，蛇身虎头，张嘴，一角一足上卷尾，在此母题的基础上有各种变形。所谓龙纹亦蛇身虎头，但多为双角无足，部分龙纹为双身共首[5]。商周青铜器纹饰里的夔龙和龙纹的角，均非鹿角，而是杏鲍菇状的角。甲骨文和金文里的“龙”字都表现了这种角，符号化为倒△头，仍为蛇身[6]。而《亚龚父丁尊》族徽中的龙图像更加接近青铜器夔龙纹的写实[7]，表明青铜器专家们判定的夔龙纹和龙纹，确实就是甲骨文和金文里“龙”字的写照。

2002年，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院落02年V区3号墓贵族墓葬出土的绿松石龙牌，引起了学术界对于二里头遗址“龙文物”的讨论热潮，将商周青铜器纹样上的龙，上推到了夏王朝[8]。这件长64.5厘米绿松石片镶嵌龙牌，蛇身卷尾，蛇身上可隐见绿松石有意拼出的菱形斑纹；菱形蛇头伏于方形头板上，梭形蛇眼圆睛，蒜鼻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饰，被认为是这种绿松石龙牌的发展形式。二里头陶器上有关龙形象的陶塑和陶片上龙纹图案，大多以蛇的形象出现，蛇身刻画菱形斑纹，绝大多数龙无足，仅二里头遗址V区探方212③层：1陶片上刻画的兽爪曾有学者视为“龙爪”[9]，但由于过于残破，并未与龙身相接，因此很难断定即是龙爪。

笔者，曾经分析认为，二里头02年V区3号墓出土的绿松石龙牌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饰（图一），都是祭祀仪式中跳“萬舞”祭祀大禹的道具，该道具就是大禹的化身，即蛇形的龙。金文“禹”字就是手臂怀抱蛇的象形，也就是祭祀大禹时跳萬舞过程中，舞师要手持绿松石龙牌或绿松石铜牌，上下翻飞，迈着“禹步”，表现大禹龙蛇在云水天地间自由穿梭。蛇为水兽，以蛇为龙作为大禹的化身，跳萬舞，颂扬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再恰当不过[10]。

图一 二里头02年V区3号墓出土的绿松石龙牌

当然，学者们有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龙形象，与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中盘龙的形象非常接近，甚至认为二里头文化龙，来自于陶寺文化盘龙[11]。

二、盘龙惊世

陶寺遗址出土的盘龙，是烧成后绘制在陶盘内底，称之为“龙盘”，凡4件，皆出自早期王墓当中，它们是第3016号墓:9，第3072号墓:6，第2001号墓:74，第3073号墓:30。

1. 第3016号墓:9龙盘

陶寺第3016号墓位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西边大墓集中区，再往西由于梯田改造，除了残留的第3073号墓、第3063号墓和第3064号墓三座墓，便没有残留的墓葬了，推测这里就是墓地的西边缘了。

第3016号墓平面呈倒梯形，头端宽2.76、足端宽2.52、长3.1、残深1.5米，方向135°，墓葬规模属于等级最高的一类甲型墓。该墓的扰墓坑第3011号坑底出土一具40~45岁男性颅骨，估计是墓主的遗骸。

陶寺第3016号墓平面图

图二 陶寺第3016号墓平面图与器物组合图（引自《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图4-34）

第3016号墓被陶寺晚期5座扰墓坑捣毁，墓室西半部放置墓主棺处被扫荡一空，所幸墓主棺东半部和足端的随葬品扰乱不甚（图二·1）。足见陶寺晚期对第3016号墓的捣毁主要以挫骨扬灰政治报复为主要目的，不以劫掠宝货为目的。所谓政治报复，是新政权对旧政权合法性挑战与摧毁行为，本着压胜巫术的理念，以挖祖陵、扒城墙、毁宫庙为最主要行为，表现着新政权对旧政权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彻底否定与根除，并以此作为确立新政权统治合法性基础之一，是正统思想的一种异化观念[12]。陶寺遗址在晚期，曾对中期和早期王族墓地中的贵族墓葬，进行过大规模的捣毁行动[13]。

第3016号墓劫后余生的随葬品保留了大部分（图二）。墓室足端沿墓壁底部自西向东摆放成组的礼乐器石磬1、鼍（tuó,鳄鱼皮）鼓2、陶鼓1件。足端墓圹东北角集中摆放一组工具，包括石斧和石锛各4件，石凿2、石镞2、蚌镞1件。周围散见肢解的猪下颌、猪肋骨和蹄等。

墓室东部偏北部，则摆放着长木盘，木盘的南端置1件陶盆形斝（jiǎ），斝里放猪下颌骨1块。木盘的南侧是1套石磨盘与石磨棒，沾有红色和黄色颜料。木盘的东侧放置木器1（已朽不明器形）、平石板1、圈形灶1件。

墓室东部偏南摆一组陶器，朱砂彩绘太阳纹大口罐1对，单耳小罐1件，彩绘龙盘第3016号墓:9便置于此处（图二·1）。

墓圹的东南角也摆放一组陶器，包括折腹斝1、彩绘陶壶1对、彩绘小口折肩罐1件。

墓室头端正中墓底，残留陶折腹斝和木胎觚（gū）杯各1件，估计原本是放在木案上，木案已朽不存[14]。

第3016号墓彩绘龙盘与1对大口罐（6号和7号）和1件单耳小罐（8号）放在一起（图二·2），明显组成一套盥洗用器——用单耳小罐从大口罐里舀出液体，盥洗双手，陶盘接水。中国青铜器中，盘通常为视为“承盘”，用于浇水洗手。夏商之前多用木质或陶质，商周之际多用铜铸。《礼记·内则》曰：“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夆叔盘》自铭“盥盘”。西周晚期开始，铜匜与铜盘配套成为盥器组合，大兴于春秋战国，主要用于贵族日常盥洗和祭祀前净手[15]。宝鸡茹家庄1号墓乙室随葬的铜盉自铭为“鎣”（音yíng），铭文全称：“弓魚伯自作盘鎣。”同墓随葬的铜盘自铭全文与铜鎣完全一致，表明这是一次铸成的青铜盥器组合用器[16]，证明西周中期开始，新出现了将铜盉与铜盘相配的盥器组合，盥器铜盉不再作为酒器，而新得一个器名为“鎣”。

商周青铜盘中均有装饰纹样，且以蟠龙纹和鱼纹为主[17]。殷墟妇好墓出土777号铜盘盘底装饰的蟠龙纹最为典型与精致，蛇身菱格斑纹[18]，显然是陶寺龙盘蟠龙纹的流变。

殷墟妇好墓出土777号铜盘盘底装饰

然而，陶寺第3016号墓龙盘仅仅作为陶寺君王日常盥洗用器，似乎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就陶寺遗址的彩绘陶的功能做一点分析。陶寺遗址的彩绘陶器主要出自贵族墓葬，极个别残片见于陶寺宫城内，是一种制作精美的低温陶，烧成温度在600°左右，几乎难以用于日常生活。彩绘纹饰虽然都很精美，但是均为陶器烧成之后，用朱砂、赤铁矿、石绿、白垩等矿物颜料彩绘施于陶器表面，纹饰图案的附着力很低，稍微用力摩擦，彩绘图案就会被磨灭，因此绝不能长期使用。这种烧成后陶器彩绘工艺，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文化彩陶工艺，有着本质的差别，彩陶是陶器烧制前在陶坯上绘制图案并经过压光，将颜料压入胎体器表，再与陶器同时烧成[19]，其纹饰经长期日用，不易磨灭。足见，彩绘陶与彩陶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冥器或礼仪性的象征用器，不能日常实用；后者既可用于宗教礼仪，也可以广泛用于日常生活。准此，陶寺第3016号墓龙盘绝非君王日常盥洗用器，最多是象征性的仪礼盥洗用器。

第3016号墓:9龙盘照片

图三 第3016号墓:9龙盘线图

其次，从使用行为的重要性分析，即便作为君王礼仪象征性的盥器用器，按理说龙盘用于盥洗行为只是仪式前的净手环节，并非祭仪行为的主体，因此不属于核心礼器或祭祀用器。商周时期的铜盘及盘匜盥器，在青铜礼器中也属于“边缘化”的器物，相对于觚、爵、斝、鼎、簋、豆等核心礼器而言，地位低很多。然而，陶寺的龙盘装饰，却是陶寺文化彩绘陶中一枝独秀的奇葩。第一，陶寺彩绘陶在海量的陶器中已属凤毛麟角，而彩绘陶图案除了龙盘里的盘龙为动物形象外，其余纹样均为或繁或简的几何装饰纹样，常见有红色带、涡云纹、横向“S”形红云纹、全日形、半日形、几何勾连折线纹，立羽纹与回旋勾连纹都极为罕见，绝不见人形或人面。除盘龙外，陶寺早期王族墓地捣墓坑里还采集到半个浅腹盆（D2002:1）,盆内壁近底部，彩绘一条多足的蜥蜴，已无法确定扰自哪座墓葬[20]。除此之外，再无动物纹样。因此，彩绘龙盘里蟠龙的绘制精美而复杂，在陶寺凤毛麟角的彩绘陶纹样中，更加鹤立鸡群，如昼日夜月，极为惹眼。第二，笔者曾经通过陶寺文化艺术品分析，总起来看，陶寺文化不重视偶像崇拜，流行装饰艺术中，极度缺乏人和动物形象，有少量花草的变体，这是陶寺文化宗教信仰的一大特点[21]。正是因为陶寺文化宗教信仰中，偶像崇拜分量很轻，龙盘用于祭仪前的净手环节，貌似恰如其分。具体到第3016号墓核心礼器组合包括脚端的礼乐器群石磬、鼍鼓、陶鼓，木盘盛猪头牲首的盆形陶斝，头端的木案上放置的木觚和折腹斝。墓室东南角的彩绘陶壶、小口折肩罐、折腹罐以及东部偏南的龙盘等盥器组合，貌似为边缘化的礼器群。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核心礼器中的陶鼓、陶斝等均无彩绘装饰，反而龙盘的彩绘令人惊艳。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从盥洗行为的重要性来看，龙盘的礼仪地位很低，但是从最高等级的彩绘装饰艺术的角度看，龙盘的礼仪地位独树一帜，应该也很高。这一悖论现象说明，仅仅从盥洗行为用器来解读陶寺龙盘的功能，一定存在着一个误区陷阱。陶寺龙盘的功能与地位及其彩绘装饰的等级与地位，在陶寺人的认知中，一定是顺畅的，一致的，不存在着抵牾。笔者认为，有必要以龙盘作为盥器承盘为基础，再向高层次礼仪行为方向做探索。

陶寺龙盘如果不彩绘蟠龙而是实用陶承盘，确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和祭祀仪式前净手盥洗器。一旦彩绘蟠龙，就应该标志着龙盘已经从普通盥洗器，转变为更加神圣的礼仪行为，而这一神圣的礼仪行为，一定是从盥洗行为衍生或升华出来的。

陶寺第3016号墓龙盘盥洗器组合表现的盥洗净手行为，是用单耳小罐，从大口罐里舀水，浇灌在手上，清洗双手，流水下注承盘。中国先秦时期有一种极为重要和神圣的“祼（音guàn）禘礼”，就是用酒浇灌祖先神“帝”的象征物。这种象征物多为细木棒或玉柄形器捆扎苞茅草，塞入木觚、漆觚或铜觚内，用祭祀郁鬯（音chàng）酒浇灌细木棒或玉柄形器的顶端，让酒顺着细木棒或玉柄形器下注到觚胴体的近口部，渐渐被细木棒或玉柄形器下端捆扎的苞茅草吸收进去，象征着祖先神享用了奉献灌注的郁鬯，称之为“缩酒”[22]。丁山曾提出高论，认为甲骨文“帝”就是“白茅纯束”草藉人象形，以便缩酒祼禘[23]。

《礼记·明堂位》称：鲁国“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注曰：“瓒，形如大盘，容五升，以大圭为柄，是谓圭瓒。”显然，汉儒们认为既然祼禘，必有承盘，因此理解圭瓒即瓒为盘、玉圭为柄。近年来，严志斌先生研究认为，有玉柄形器自铭为瓒，是祼器之一[24]。近日，他进一步申论，夏商周时期的玉柄形器玉瓒与漆觚组合为祼器用器[25]，其渊源起自良渚文化好川墓地、卞家山墓地玉锥形器下嵌木棒与漆觚配合使用[26]，玉锥形器是灌酒木棒的玉冠饰，后来发展成为玉柄形器。

笔者认为，这种祼禘礼器物组合从良渚文化传播至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在石家河城址内西北角的邓家湾祭祀遗址中，炮弹形红陶缸首尾套叠摆在地面上，圈出祭祀场范围，笔者曾称之为“坛壝（音wèi）”[27]。在“坛壝”第1号套缸:18号陶缸上，刻画符号就是一个斜腹杯（也可称觚形杯）内插一根棍，棍的上部露出杯口一截，杯内的棍体被隐没；邓家湾第63号灰坑是破坏“坛壝”陶缸的灰坑，出土一片红陶缸残片第63号灰坑:5上刻画觚形杯内插一根细棍[28]。笔者原以为邓家湾祭祀遗址出土的这类觚形杯插棍的刻画符号表现的是斜腹杯里为神享酒的吸管[29]，现在看了不确，应为好川和良渚文化漆觚内的玉锥形器与木棒复合的“瓒”，用以祼禘缩酒。因此邓家湾“杯内插瓒”的刻画符号，施于祭祀坛壝的陶缸之上，表明第1号套缸坛壝所围出的祭祀场，主要祭祀人祖至上神“帝”，坛壝套缸上刻画的“杯内插瓒”符号，就是“祼禘礼”的象征符号，与人祖至上神“帝”沟通的象征符号。尽管石家河文化当中尚未发现玉锥形器和玉柄形器，但是，肖家屋脊遗址肖家屋脊文化（或称后石家河文化）瓮棺葬，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玉柄形器和玉锥形器。《肖家屋脊》报告中所称的采集012号鹦鹉玉笄、探方AT1215②层：2（破坏了的瓮棺葬）和第71号瓮棺葬:4玉笄，其实都是玉锥形器。第6号瓮棺葬:6玉笄、第6号瓮棺葬:51玉笄其实就是柄形器。玉柄形器探方AT1219①层：1（破坏了的瓮棺葬）、第6号瓮棺葬:29、第6号瓮棺葬:30判断正确，第71号瓮棺葬:5长方形透雕玉片饰，也应为柄形器。而所谓的玉柄形器第6号瓮棺葬:37、探方AT1115②层：1、第6号瓮棺葬:47、第6号瓮棺葬:55等，虽然也带榫头，但均为凹口或隧孔[30]，与柄形器实心凸榫头不类，实际上是桯（音yǐng）钻钻头的“钻体”，是玉器打孔专用工具[31]。肖家屋脊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同时，因此二里头文化玉柄形器玉瓒与漆觚祼禘礼器组合，很可能受到了肖家屋脊文化的影响。此后，中原王朝夏商周时期一直将柄形器玉瓒用于祼禘礼，玉柄形器作为祖先神或先王神主的象征物。殷墟后岗第3号墓出土的一组玉柄形器上，分别朱书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父癸[32]，即为佐证。

非常有趣的是，湖北鄂西和荆山一带乡村，至今还遗留有巫师缩酒的仪式。《楚文化——奇譎（音jué）浪漫的南方大国》图录中，一张拍摄自湖北南漳县薛坪的缩酒祼禘祭祖仪式照片，照片中的男觋（音xí，方言称“马脚”），用酒盅浇灌三个用树棍上端扎稻草的草把子，象征三个祖先帝的草藉人[33]，而不是用觚杯瓒棒缩酒用具。由此推知，祼禘缩酒很可能有两种工具套。一种就是觚杯配瓒棒，瓒棒下端捆扎苞茅草以祼禘缩酒，好川、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商周时期，基本上沿袭的是这套传统。另一种是直接用酒浇灌草把子，草把子其实就是瓒棒的倒置，目前实例仅见于鄂西当代民俗。

诚然，鄂西南漳薛坪的缩酒草把子祼禘缩酒稍显简陋，最大的问题是草把子缩酒之后，如果酒灌注多了，草把子吸收酒浆饱和后，会顺着树棍向下流淌，必然渗入地下，而祖先神上帝住在天上，祭酒下注于地，于理不甚合。假如草把子树棍下放置承盘接酒则更加完美。

经过上述分析，再反过头看陶寺第3016号墓龙盘，作为盥器承盘，升级用于祼禘礼缩酒的承盘，由低级的盥器升级为高级的祼器，一切悖论就迎刃而解了。

第3016号墓头端木案上虽然残留有折腹斝和木胎觚杯（第3016号墓:4）各1件，但是整个陶寺墓地均未发现玉柄形器、标准的玉锥形器和小木棒与觚杯配套使用，足见陶寺的觚杯不用于缩酒，也不用圭瓒木棒缩酒。假如陶寺龙盘确实用于祼禘缩酒承盘，那么，会不会有类似鄂西南漳薛坪祼禘缩酒的草把子即倒置的大瓒棒？否则，就缺失了灌注酒浆的对象——祖先神帝。

第3016号墓由于被捣毁，信息不全，本身的资料一下子难以说明问题。陶寺第2001号墓同样出土了龙盘第2001号墓:74，其南侧摆了一排7件高柄木豆[34]。这种高柄木豆形制极为特别，仅见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里的一、二类大贵族墓葬。高柄木豆整体呈高柄烛台状，通高25~50厘米，盘径10~20厘米，但是豆盘深度极浅，容量极小，实心的高柄豆足在整器形体中占比很高，可以肯定没有实用承器的价值。第2018号墓:19、第2001号墓:76和第2001号墓:75甚至没有豆盘口沿，外观就剩木柱柄（图四·10~12）。木豆高柄皆束腰，造型优雅，特别高柄是近上盘部，均有一道凸箍或折棱。器表一般都涂朱甚至有精美的彩绘[35]（图四）。陶寺第3016号墓虽然没有发现高柄木豆，但是墓室头端被捣毁的部分，残留一件器形不明的木器，大致圆形（图二·1），可以推测为被捣毁的高柄木豆的残块[36]。

图四 陶寺早期墓葬出土的“苞茅木帝主”（高柄木豆）

笔者推测，陶寺大墓里出土所谓的高柄木豆，只要在上端凸箍或折棱处以上捆扎一个苞茅头，包住所谓的豆盘，就能成为祼禘用的“草把子”，也就是祖先神帝的草藉人象征物（图四）。《周礼·春官·司巫》称：“祭祀，共箪主。”杜子春注云：“箪，器名，主谓木主也。”《礼记·曲礼》孔疏引《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无依，据孝子以继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终，又与人相似也。”也就是说，无形的神灵所依附的木器，称为“主”，相当于后世的“祖宗牌位”，是拜祭的对象。故笔者将陶寺文化大墓里随葬的这些用于祼禘的“高柄木豆”，暂称之为“苞茅木帝主主”。将“苞茅木帝主”置于龙盘中，用单耳小罐，从大口罐中舀酒，灌注苞茅木帝主头部的茅草，酒液渗入苞茅头，先在“木豆”浅盘中短暂贮留，出现“缩酒”现象。随着不断浇灌酒液，酒液饱和后从苞茅头渗出，沿高柄下淌，汇入龙盘。酒液汇入龙盘后，彩绘蟠龙图像便开始发挥其图示的象征作用了（图三）。

我们还是回归到陶寺第3016号墓龙盘中的图案解读上。这件龙盘灰褐色陶胎，口沿及盘内施褐色陶衣，磨光，盘外壁施绳纹。盘口径36.6、底径15、腹深6.2、盘高6.8厘米。盘口沿以陶衣为地，间断绘出五至六处红色条带。盘底用红彩涂成圆面，应当象征着下界。盘身内，以陶衣为地色，红彩绘蟠龙图案。蟠龙蛇身，尖尾起自下界圆面的外侧，龙身向上螺旋盘旋，龙头止于近盘口处，象征着龙盘旋而上升天，可称为“登龙”。龙身以陶衣为地色，红彩间隔描绘“横焰状”龙鳞，“焰头”趋向与龙头同向，增加了蟠龙螺旋向上的动感。龙头无角，没有表现眼睛。龙头有明显的额头，似鹅头上瘤疣状。龙吻上下圆唇，嘴里没有表现列齿，却衔一枝松枝样的仙草[37]（图三）。

笔者曾提出，陶寺的龙盘中蟠龙嘴里所衔的仙草为麻黄草。麻黄草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广泛野生分布，陶寺遗址孢粉分析结果中，曾发现过麻黄花粉。麻黄草含麻黄碱，在古代被用作致幻剂。陶寺蟠龙嘴里衔麻黄草，就是象征着蟠龙通神。因而笔者曾认为陶寺龙盘用于帮助元首的灵魂升天[38]。如今，我们明白了陶寺龙盘用于祼禘礼当中的承盘，那么蟠龙图案的象征意义就需从祼禘礼的角度深入发掘与完善。

祼禘礼沃灌苞茅木帝主的液体一定是酒。而陶寺蟠龙嘴里所衔仙草为麻黄草。笔者曾分析，麻黄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为鬯草，俗称“郁金香”，是制作高级酒水“郁鬯”的原料。郁鬯在金文铭文和文献中频繁出现，主要用于祭祀和赏赐。由于郁鬯是合煮了麻黄草的鬯酒（黑黍子酒），融入了麻黄碱，使得郁鬯具有神经兴奋剂和精神致幻剂的作用，饮者精神兴奋，上下条畅，幻觉通神，成了先秦时期祭祀用酒的主角[39]。鉴于陶寺遗址发现了陶寺文化时代的麻黄花粉，蟠龙嘴里所衔仙草为通神的麻黄，笔者进而推测陶寺文化祼禘礼用酒也应是郁鬯——麻黄草“郁金香”与黑黍子酒“鬯”合煮的“郁鬯”。

陶寺文化早期行祼禘礼时，郁鬯装在大口罐里，用单耳小罐将郁鬯舀出，徐徐沃灌于至于龙盘的苞茅木帝主头上。郁鬯徐徐渗下，象征祖先神帝饮下了郁鬯，汇聚到第3016号墓:9龙盘底部红彩圆面下界。蟠龙象征着祖先神帝的灵魂，在郁鬯的催动下，向上天螺旋上升，回到天界，与天帝沟通（图三·1）。准此，陶寺的龙盘里的蟠龙，便不仅仅代表了墓主君王的灵魂升天，更多地与苞茅木帝主以及大口罐、单耳小罐等祼器组合，成为祖先神帝的灵魂象征。

陶寺遗址经过40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致建立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陶寺遗址为文献所谓的“尧舜之都”，尤其是陶寺文化早期都邑，更可能是尧都[40]。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的龙盘，皆为陶寺文化早期。这些君王共同的祖先神就是帝尧。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一则有趣的“尧诞”神话，传说帝尧陶唐氏，其母曰庆都，成年后常观于三河，经常有龙尾随。一旦，有赤龙感之，庆都怀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后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陶寺蟠龙显然是赤龙攀天而上，与《竹书纪年》所谓感赤龙尧诞的传说，不谋而合。今天陶寺村及所在的襄汾县一带村民，清明节上坟祭祀男性先祖的花馍称为“蛇馒头”，馒头顶部面塑一条盘踞的带双角的小蛇，至少今天的村民仍认同小角蛇即龙，象征着男性祖先[41]。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终于明白陶寺大墓里的龙盘用作祼禘礼中的承盘，是祼器组合中的重要器物之一，图像与陶盘的器形结合，完成祼禘礼中祖先神升天的后半程。即使如第3016号墓这样大墓里随葬的龙盘祼器是低温彩绘陶，不能用于宗庙祼禘礼实用，但是作为祼禘礼象征性道具随葬给君王，其象征意义与祖庙中祼禘礼中实用龙盘别无二致。

1. 第2001号墓:74龙盘

第2001号墓位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东部，与第3016号墓分属不同的片区，时代也为陶寺文化早期。第2001号墓虽然上部被第2002号墓打破，但是基本没大损伤，因此时一类大墓中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图五）。

陶寺第2001号墓平面图

图五 陶寺第2001号墓器物组合图

第2001号墓墓坑长方形，头端宽2.54、脚端宽2.52、长2.9、残深0.7米。长方盒形木棺。木棺周围撒朱砂，墓主人骨保存不好，下肢粗壮，现场勉强推测为男性，却因随葬女性性别指向的彩绘陶瓶，发掘者推测为女性。年龄不明。

第2001号墓随葬器物77件（组）。由于没有随葬石磬、鼍鼓、陶鼓等礼乐器（图五·2），因此发掘将该墓等级定为一类乙型墓。

棺内墓主佩戴组合头饰步摇、绿松石镶嵌腕饰、蚌指环、有机质腰饰和臂饰。

木棺周围随葬品摆放比较有序，未经扰动。

头端木案上摆放折腹斝1、木觚1件（已残朽）。折腹斝以东沿墓壁摆放7件苞茅木帝主（高柄木豆），其中80号摆在木案的东边缘上，81号放在木案上。折腹斝以西，沿墓壁摆放5件木仓形器，顺墓圹西南角拐弯延展摆放，每件仓形器上放置骨匕1件。9号仓形器放在木案上，10号仓形器放在木案的西边缘（图五·1）。

墓室东南部，苞茅木帝主北侧，摆放大木盆，下压龙盘第2001号墓:74。龙盘的北侧摆两件大口罐（68号和69号），附近还有1件单耳小罐（70号），被压在64号大圆木案下。这套器物组合应为祼器组合，包括大木盆M2201:73（图五·1）。

64号大圆木案上放置石厨刀和猪肋骨和猪蹄。木案下还压着高柄陶豆、陶尊各1件。

64号北侧为63号大圆木案，上置石刀、猪肋骨、骨镞1枚。

63号圆木案北侧即墓室东北部，放置盆形斝2件。木俎1件，上置石厨刀1、长方形小木器1件。

墓室东北角放置陶灶1件。墓室脚端沿墓壁墙根摆放猪骨。

木棺的西侧与西墓壁之间，有一根疑似方木条85号拦出一条带放置随葬品的空间，沿墓坑西北，自南向北摆放随葬品，它们是彩绘双耳木豆9、朱绘磨光黑陶豆13、彩绘陶高颈壶2、陶尊1、大口罐2、陶盂1、小口高领罐1件、彩绘条痕1块，墓室西北角放置彩绘陶瓶1件[42]。

彩绘陶瓶放置在墓室西北角，是陶寺文化早期墓葬的的通例。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与下靳陶寺文化早期墓地里，虽然女性墓主为多，但是也有个别墓主为男性。陶寺第2001号墓墓主人骨检测有男性特征，因此我们认为该墓主还应是男性。就第2001号墓具体而言，墓室西北角放置彩绘陶瓶，出于宗教祭祀目的，不一定出于性别指示目的。尽管第2001号墓没有随葬礼乐器组合石磬、鼍鼓、陶鼓，但是随葬了祼器组合、苞茅木帝主一组7件，阵容豪华；木仓形器5件一套，件件配骨匕，仍显王者气度（图五·2）。因此我们推测墓主还应是陶寺早期的男性君王之一。

第2001号墓龙盘，胎灰褐色，器表深灰色，盘口沿及内壁施黑陶衣并磨光。口径40.9、底径12.6、腹深10、通高11.6厘米。内壁用红、白两色绘制蟠龙纹。红色绘龙身与龙头，白色绘横焰状龙鳞，焰尖与龙头趋向一致，攀天而上。龙蛇身尖尾，起自盘底空心下界。龙头近似第3016号墓蟠龙头部（图三），无眼无列齿，长吻，上下圆唇，口中衔麻黄草一枝。与第3016号墓蟠龙头部细节略有不同者，第2001号墓蟠龙龙头上额头与下颚皆有角。上额瘤疣后部向后生长一角，下颚后部向后长出1角；龙嘴里的麻黄草从咽部“长”出来。盘口沿上，以黑陶衣为地色，画出五段红色彩带装饰。盘外壁上部施绳纹[43]（图六）。

第2001号墓:74龙盘照片

图六 陶寺第2001号墓:74龙盘

第2001号墓蟠龙龙头的形象（图六），显然是第3016号墓蟠龙的进化，龙头长双角，完全从蛇头脱离出来，更加具有“龙”的特征。麻黄草从龙的咽部“长”出来，更加强调通神麻黄草与龙本体的关联性，而第3016号墓蟠龙，仅仅是口衔麻黄草，并未从咽部“长”出麻黄草（图三）。

1. 第3072号墓:6龙盘

第3072号墓位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西边大墓集中区的西部边缘，第3016号墓和第3073号墓东侧，与第3073号墓并排，与之毗邻，间距2.2米。墓口残长0.8、墓底残长2.2、宽2.18、残深1.44米。方向150°。墓葬属于一类甲型墓即王墓。

第3072号墓被扰墓坑H3013将头端大部分捣毁破坏，脚端东北角被H3015破坏，因而，第3072号墓所剩随葬品不多。

脚端东壁中段放置陶豆2、陶尊1、大口罐1件。墓室东北角放置龙盘1、陶豆1、大木豆1件。木俎1件，俎上并列彩绘木匣2件。俎前放置椭圆形大陶斝1、折腹斝1件。8号木匣内放置石厨刀和劈开的猪头1具。9号木匣上放置残断石磬1件，木俎西侧放置陶鼓1件。墓室脚端西壁中段放置鼍鼓1、石斧1件。

此外，在扰墓坑第3013号灰坑填土中还发现了可复原的陶灶1、大口罐3、陶豆1件[44]。

第3072号墓遭到严重的破坏，龙盘的南侧有一件大口罐，似可以组合成祼器，但缺单耳小罐和苞茅木帝主。比照第2001号墓祼禘礼用具完整组合，我们可以推测第3072号墓祼禘礼用器组合原本也是比较完整，只是陶寺晚期遭到严重的破坏，组合不全了。

第3072号墓龙盘，胎褐色，器表深灰色间灰褐色，盘内壁施黑色陶衣并磨光。口径40.7、底径15、腹深7.8、通高9厘米。陶盘口沿及内侧盘内壁以黑陶衣为地色，唇与边缘涂朱。盘外壁上部施绳纹。盘内红色彩绘蟠龙纹，以黑色陶衣为留白，表现双列横焰状龙鳞片。蟠龙蛇身，尖尾及盘底“下界”红彩圆面均以漫漶不清。龙头已不见瘤疣，表现圆眼。龙头上下各有一个耳转角。龙嘴中有清晰的列齿，麻黄草也从龙嘴的咽部“长出”（图七）。第3072号墓蟠龙的形象，显然是在第2001号墓蟠龙形象的一进步升级版（图六），出现了眼睛和列齿，长吻也变为尖唇，像鳄鱼头，更显凶猛。但是蟠龙图像的核心意义应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陶寺第3072号墓:6龙盘照片

图七 陶寺第3072号墓:6龙盘

1. 第3073号墓:30龙盘

第3073号墓位于早期王族墓地西边大墓集中区的西部边缘，位于第3072号墓西侧，间隔2.2米。第3073号墓遭到第3012号灰坑彻底捣毁破坏。墓底长3.1、宽2、头端残深1.22米。方向152°。墓葬属于一类甲型大墓即王墓。

陶寺第3073号墓:30龙盘照片

图八 陶寺第3073号墓:30龙盘

随葬品残留在墓坑的东、西两壁墙根。东壁散乱残存4件大口罐残片，斝足1件，应系捣毁所致。头端西北角放置木长方盘1件，上面放置石钺1件。木盘西侧，放置大口缸1件，里面放置骨匕2件，缸外放置骨匕2件。缸南摆放木豆5件，陶豆5件。9~11号3件朽毁的木器，长条形，原本可能是苞茅木帝主。脚端西北部放置陶鼓1件，下压不明木器1件，残留19号鼍鼓1件，背后有壁龛专为19号鼍鼓而挖。西北角壁龛以被捣毁而空，原本可能还有另一件鼍鼓。

扰墓坑第3012号灰坑填土中，发现可复原的龙盘、折腹盆、小口高领罐、折腹斝和盆形斝足残片，以及鳄鱼骨板12、玉环1、石镞1件。

由于第3073号墓龙盘已脱离了脱离了原位，已经不与大口罐、苞茅木帝主、单耳小罐为伍，但是比照第2001号墓完整的祼禘礼用器组合，我们可以推测第3073号墓的龙盘，原本也有比较完整的祼禘礼用器组合[45]。

第3073号墓龙盘胎褐色，器表灰色，沿面及内壁施黑色陶衣并磨光。口沿34.4、底径12.5、腹深7.6、通高8.7厘米。盘口沿涂朱。盘外壁上部施绳纹。盘内壁以黑陶衣为地色，用红彩绘蟠龙纹，以黑陶衣地色留白表现横焰状龙鳞，焰头与龙头朝向趋同。白彩起描边补白和装饰龙鳞圈点的作用。蟠龙蛇身，但是尾部从盘底“下界”呈条带状向上盘旋。龙头有些漫漶，尖头无瘤疣，头上下各有一角，嘴里有列齿，麻黄草从龙嘴咽部“长出”。是否有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46]（图八）。第3073号墓蟠龙总体形态与第3072号墓蟠龙形态相近（图七），其象征意义也应相同。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明白了陶寺龙盘彩绘的蟠龙是陶寺文化祼禘礼环节中，祖先神帝的魂灵在享用完祭酒郁鬯之后攀天而上返回天界与天帝沟通情节的艺术表现。但是，为何祖先神帝的魂灵以动物蟠龙来表现？中国古代人们认为活人是魂魄的结合体，魂为灵魂，魄为肉身体魄，人死后魂魄分离，尤其是下葬后，肉身体魄会经腐烂而归于尘土，灵魂则要升天或转世。魂是无形的，魄是有形的。既然陶寺的蟠龙象征祖先神的魂灵，却为何是有形的龙呢？岂不违背中国古代有关魂魄观念的基本认识？

其实陶寺的蟠龙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祼禘礼中祖先神帝魂灵升天的“坐骑”——龙蹻（音qiáo），有如《史记·孝武本纪》记载的“黄帝乘龙升天”的神话故事里，龙是黄帝升天的蹻。萨满教中，萨满穿梭于天地之间与鬼神沟通，往往需要借助动物坐骑如鹿、鹰或马，这些动物称为蹻[47]。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玉琮神人兽面图像就是良渚大巫师驾驭着动物蹻穿梭于天地之间的图像[48]。陶寺蟠龙图像里，祖先神帝无形的魂灵，已经内化于或者附身于龙蹻，攀天而上。由是，并不违背中国古代灵魂无形的基本认识。

陶寺龙盘作为祼禘礼的盥器之一，蟠龙象征祖先神帝魂灵回天的蹻，因而严格说不是陶寺文化的图腾。所谓图腾，是指人类社会启蒙阶段，一定的人群将自然界的某种动物、植物或事物，与本社群建立“亲缘”关系，以求得该动植物或事物神性的保护与福佑[49]。陶寺文化早期超越了图腾崇拜阶段，进入祖先神帝及人祖崇拜，并非将人造的动物龙蹻作为自己的祖先神。更何况陶寺文化的偶像崇拜极不发达，苞茅木帝主也不具有完全的偶像之形，充其量只是作为祼禘礼中象征缩酒的一个道具。正如陶寺宫城内，很可能在祖庙前用楔形陶板搭建“且”（音zǔ）形“祖宗塔”，象征收族团结的宗法制度精神，“祖宗塔”本体恐非直接崇拜的对象[50]。

陶寺的蟠龙作为蹻，是用蛇身与其他动物元素拼凑创造出来的，既非鹿，也非鹰，更非马，自然界并不存在这样的动物。陶寺人选择了哪些动物元素来创造自己的祖先神帝魂灵升天之蹻，动机如何？若要回答这些疑问，需要从陶寺文化蟠龙形象的来源分析入手。

二、陶寺蟠龙形象从何而来？

陶寺龙盘的蟠龙形象的来源，在学术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陶寺的蟠龙的年代并非最早。郭大顺先生提出龙出辽河源的观点，他认为辽河流域考古发现的龙有8种形式，陶寺彩绘蟠龙来源于红山文化彩陶龙[51]。红山文化的“C”形玉龙，被约定俗成称之为“玉猪龙”（图九）。不论是猪头还是马头，红山文化玉猪龙龙头与陶寺蟠龙龙头还是区别较大。玉猪龙龙头耳、鼻、嘴俱全，双耳而非双角。其双眼正面看为横“8”字（图九），这些特征陶寺蟠龙都没有。玉猪龙虽呈“C”形，但是更如朱乃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严格说更像玉玦（音jué），通身没有蛇身特征的任何表现。而且，根据朱乃诚先生分析的红山文化玉猪龙形制变化轨迹，最初的玉猪龙所谓的“玦口”并没有完全锯断，只有逐步发展到最后的形制才出现了“C”形尖尾的玉猪龙[52]，足见红山文化的玉猪龙的原型，并不是蛇身，暂不论其头部像什么动物。还有学者提出，玉猪龙造型的原型可能来自于金龟子的幼虫——蛴螬[53]（音qí cáo）。实事求是地看，蛴螬形态更像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原型。因此，我们暂认为陶寺蟠龙与红山玉猪龙之间的源流关系尚无明确证据与线索。

图九 红山文化牛河梁第2地点1号积石冢4号墓出土玉猪龙

朱乃诚先生根据良渚文化刻画黑陶片上的无头蟠蛇纹和龙潭港第12号墓:32宽把杯身刻画的形似带鱼的动物，认为陶寺文化蟠龙纹应源自良渚文化[54]。笔者认为，良渚文化黑陶刻画的蟠蛇纹确实为蛇身尖尾，陶寺蟠龙年代比良渚文化黑陶刻画蟠蛇纹略晚，因此陶寺蟠龙纹受到良渚文化蟠蛇纹启发，是一个合理的推测。至于良渚文化龙潭港第12号墓宽把杯身刻画的带鱼似的长体动物，为横直延展身体，并不盘体，有圆眼和列齿，更像带鱼而不像蛇。况且陶寺蟠龙象形最初并无圆眼及列齿，所以陶寺蟠龙的龙头应该来自其他源头。

与陶寺蟠龙龙头形象最为接近的艺术造型是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外东南的肖家屋脊遗址瓮棺葬第6号瓮棺葬：36玉句（音gōu）龙玦[55]，年代属于肖家屋脊文化（曾称石家河文化晚期或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3900年，大致与陶寺文化时代相当[56]。肖家屋脊第6号瓮棺葬玉句龙玦呈“C”字形，直径仅3.8、厚0.8厘米，总体造型显然是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孓遗，但是龙头有了重大变化，上吻长似鹅嘴，由于龙嘴位于玦口，以致下吻短，张小口无列齿，无龙眼，龙头额部有一条凸起的条带似疣鼻天鹅头部瘤疣的艺术化（图十）。引人注意的是，肖家屋脊第6号瓮棺葬玉句龙的“额带”后侧，浮雕法表现了长长的角（图十·2）。

肖家屋脊第6号瓮棺葬:36出土玉句龙照片

图十 肖家屋脊第6号瓮棺葬:36出土玉句龙

笔者推测，陶寺的蟠龙形象最初受到良渚文化黑陶刻画蟠蛇纹的启发，以蛇为龙身，嫁接了一个受到肖家屋脊文化玉句龙疣鼻天鹅头的启发而改造的“天鹅头”，创造了陶寺文化自己的蟠龙形象，以陶寺第3016号墓蟠龙为最初蟠龙形象的典型代表，龙头就像天鹅头，有明显的瘤疣，长吻，变形处为长吻上下圆唇外翻，与真实的天鹅喙唇子母扣形不同，应当属于艺术变形（图三）。陶寺第2001号墓蟠龙龙头则在“天鹅头”瘤疣后部长出了长角（图六），与肖家屋脊第6号瓮棺葬玉句龙“天鹅头”上长角更像（图十）。后来，陶寺第3072号墓和第3073号墓蟠龙的龙头，则从天鹅变为了鳄鱼并长双角，长吻尖唇，口中有列齿（图七、图八）。

四、陶寺蟠龙啥意思？

前文分析，陶寺蟠龙象征着祖先神帝的魂灵享用祭酒郁鬯之后回升天界，最初为何选用了蛇身和天鹅头两种重要的动物元素？陶寺文化可能只是借鉴了良渚文化蟠蛇纹和肖家屋脊文化玉句龙疣鼻天鹅头的艺术灵感，但是对于蛇与天鹅的象征意义，陶寺文化很可能有自己的解读。

1.赤练蛇身做龙身

先说蛇身，显然取材于自然界的蛇。有关蛇的崇拜广泛流行于新旧大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印度等古文明中，蛇被视为兼具善恶两重性的神物来崇拜。奄美和冲绳群岛的人们认为，毒蛇饭匙倩是连接神界的媒介。西伯利亚通古斯的萨满，将蛇视为自己的助手，灵魂附体时装扮成蛇的样子。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古代文化中，蛇崇拜也极为重要[57]。可见，人类对蛇的崇拜似乎有较强的共同心理。蛇为水陆两栖类爬行动物，无足而行于水陆和树、梁，令人称奇，因蜕皮而变化，因冬眠而复苏，既可伤人，也可家养保护婴儿，很容易被人们视为能够下水、入地、缘木登天，善恶兼备，能够变形和转生的神物。加之多数人天生对蛇有畏惧心理，转而成为敬畏之心。陶寺人选择蛇身作为龙蹻，主要基于人们对蛇的敬畏与崇拜的基础心理。不过，当我们进一步分析陶寺蟠龙的蛇身具体模仿自什么蛇，陶寺文化对于龙身原型蛇的选择便显出个性化的文化象征意义。

陶寺龙盘第3016号墓:9、第3072号墓:6、第3073号墓:30蟠龙蛇身上的斑鳞画法，均以盆内黑色陶衣为地色留白，用红彩间隔绘制火焰形的斑鳞，留白黑地斑鳞与红彩斑鳞相互间隔反衬（图三·2、图七·1、图八·1），是自然界中赤链蛇身体的艺术化表现，将赤链蛇的窄红横斑夸张为火焰状大斑鳞。

赤链蛇学名称为Dinodon rufozonatum，是一种常生活于丘陵、山地、平原、田野村舍及水域附近的蛇。广泛分布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山西。蛇身体背黑褐色， 具多数（60节以上）红色窄横斑，间断围出黑色斑块，故称赤链蛇。腹面灰黄色，腹鳞两侧杂以黑褐色点斑。赤链蛇身斑纹特点与陶寺蟠龙蛇身斑鳞特征最为接近。

笔者认为，陶寺蟠龙蛇身的原型取材于赤链蛇。陶寺文化青睐用赤链蛇来作为君王祖先神帝之蹻，皆因赤链蛇一系列特殊的习性。

赤链蛇身红黑色斑纹色彩对比强烈，警告天敌，让天敌以为它具有剧毒。其实赤链蛇系微毒蛇，其毒腺为达氏腺（Duvernoy），攻击对象被咬后通常无激烈中毒反应。人被赤链蛇咬伤后，通常中毒过敏，表现为伤口红肿，出现皮疹和荨麻疹等，但过敏体质患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赤链蛇不主动攻击人，平素不好动，白天蜷曲不动，常将头部盘缩在身体下面。在受到惊吓时行动敏捷，捕咬攻击目标时稳、准、狠。遇到敌害时，先将头部深深埋于体下，摇动尾巴警告，如警告敌害无效，会弯成S型会发起凶猛攻击。一旦被抓住会乱咬，尤其喜欢咬柔软处，且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特点[58]。

陶寺文化是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人们重土慎迁，好静不好动，君王追求社会安定，百姓安宁，正《尚书·尧典》所谓“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安安”意为“安天下之当安者”。赤链蛇好静的特性，符合陶寺文化的社会心理。

中国古代圣贤君王都讲究“韬光隐晦”，藏而不露，不惹事，不怕事。赤链蛇平素蜷曲静卧，将头埋在身下，这就是在“韬光隐晦”，不惹事。一旦被攻击或骚扰，则不怕事，奋起反击。

陶寺文化的君王，崇尚“豶豕之牙上政”。陶寺中期王墓II区第22号墓头端墓壁正中放置一件掰掉大獠牙的公猪下颌骨，两侧对称倒置摆放带漆木柄玉石钺或玉戚各三把，玉石钺和玉戚材质上好，制作精良，刃部圆钝，也恐非实战兵器，而只是为耀武扬威，恰好体现着“成而不用”、“修兵不战”的上政思想。将公猪的獠牙损毁的行为就是“豶豕之牙”。而同墓南壁则摆放折断的漆木弓2张和装在箭箙布袋里的鹿角箭头8组，表现“次政橐弓矢以伏天下”[59]。豶豕之牙上政的观念，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绍力》篇解释得最清楚。《绍力》：“又问：‘豮豕之牙，何胃（谓）也？’子曰：‘……上正（政）陲（垂）衣常（裳）以来远人，次正（政）橐弓矢以伏天下。《易》曰：豮豕之牙，吉。其豕之牙，成而不用也。又（有）笑而后见，言国修兵不单（战）而威之胃（谓）也。’[60]”《绍力》将“豮豕之牙”诠释为“成而不用”，比喻国家修兵不战而威慑敌国，此乃“上政”，即《大禹谟》所谓“德惟善政”，就是《周易·系辞下》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陶寺中期王墓IIM22头端“豮豕之牙”上政图示

陶寺中期王墓IIM22墓室南壁“橐弓矢”次政图示

赤链蛇有利齿，有微毒，但是一般不主动攻击，这就是“修兵不战”，“成而不用”；用黑红强烈对比的斑纹色彩威吓吓退对手或敌害，此乃“不战而屈人之兵”，“威之谓也”。赤链蛇遇到敌害，首先藏头露尾，摇动蛇尾示警，可谓“笑里藏刀”地威胁，此乃“有笑而后刀兵相见”；示警无效，则展开稳准狠的反击，这便采用“次政”，“橐弓矢以伏天下”。赤链蛇采取的战争策略完全是中国人崇尚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一旦反击，则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百折不挠”的韧劲，更加符合陶寺文化君王上政和次政的治国用兵理念。

基于赤链蛇上述一系列习性特征，陶寺的圣王选择赤练蛇身作为祖先神帝魂灵回天的龙蹻之身，是陶寺君王秉持“上政”和“次政”文德之治理念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赤链蛇成为不二之选。

第3072号墓蟠龙在黑地留白斑鳞与红彩斑鳞之间，增加一黑地留白、白彩勾边、内填红心白圈斑点补白，似将赤链蛇腹部的斑点，艺术化地转移到背脊上来，这样的艺术夸张，使蟠龙的画面更加丰富多彩（图八·1）。象征意义未变。

第2001号墓蟠龙则在黑地留白斑鳞内用白彩填心，留出一窄条黑地留白边线，在自然界的赤链蛇也没有这样的斑纹（图六·1），同样是陶寺艺术家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增强艺术装饰效果。色彩较第3016号墓和第3027号墓蟠龙仅有黑红两色（图三·2，图七·1），增加了白色，使画面色彩更加丰富。象征意义未变。

2. 天鹅龙头变鳄头

第3016号墓和第2001号墓较早的蟠龙形象中龙头长喙，额头带瘤疣，应是“疣鼻天鹅”头的艺术变形。前文已述，陶寺蟠龙的“疣鼻天鹅”龙头，很可能受到肖家屋脊第6号瓮棺葬玉句龙的天鹅头启发。然而，最早的玉天鹅却是红山文化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出土的完整“玉凤”。该墓是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墓主为40~45岁男性，“玉凤”横枕在墓主头下[61]。“玉凤”长20.4、最宽10.7厘米。仔细观察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玉凤”造型，背面平而素面，除了三道加工痕迹外，上下两排对称凡4组对钻隧孔用于缝缀。“玉凤”正面减地法雕刻出回首的凤头，扁长喙，喙尖略下勾，疣鼻，圆眼[62]，明显是疣鼻天鹅头部特征。只不过这件玉天鹅的大眼后上部凸起一圆耳，试图向玉猪龙的双圆耳靠拢（图九），显然是艺术夸张。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玉天鹅整体形象是凫于水面的疣鼻天鹅，回首用喙梳理翼羽，尾羽下垂，翼羽与尾羽之间的下边缘凸出四个小乳突，表现天鹅的足（图十一）。玉天鹅在红山文化中，也仅此一件，却也能肯定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墓主除了头枕玉天鹅外，原本左手握玉人1件，左臂戴玉环2件，这3件玉器后因位移至左胯部。右胸处放置玉斜口筒形器1件，右臂戴玉环1件。该墓出土的玉人，被学者解读为巫师作法时的形象[63]。玉斜口筒形器也应是巫师的沟通神灵的法器。余下的玉天鹅，则以动物的形象，作为墓主大祭司上天入地与神沟通的蹻。

图十一 红山文化牛河梁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出土玉天鹅

红山文化牛河梁第16地点4号墓玉天鹅的隆重出土，证明中国史前时期，除了常见的鹰之外，疣鼻天鹅也曾经被作为重要的动物蹻。陶寺文化有可能也认同这一点。当然，陶寺文化选择疣鼻天鹅头部，嫁接在赤链蛇身上，创造出陶寺文化的蟠龙，很可能也基于陶寺文化对于疣鼻天鹅习性特点与陶寺文化精神文化的价值观有共情之处。

疣鼻天鹅学名Cygnus olor，脖颈细长，前额有一块瘤疣的突起，因此得名。全身羽毛洁白，体态优雅。善游善飞，不善走。疣鼻天鹅很少发出叫声，故又得名 “无声天鹅”。疣鼻天鹅为候鸟，每年9月底至10月中旬迁往南方越冬，春季多在2月中下旬北迁。主要繁殖在中国新疆中部、北部、青海柴达木盆地、甘肃西北部和内蒙古。越冬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和台湾。迁徙时经过东北、华北和山东部分地区。山西省也是疣鼻天鹅迁徙路线上的中转地。疣鼻天鹅性成熟之后，雌雄开始结对偶繁殖。新对偶的形成多在第一次繁殖前的秋天和冬天，繁殖对较为固定，一旦形成终生不变，很少中途解体。疣鼻天鹅领域性极强。疣鼻天鹅对偶顾家，共筑爱巢，分工合作承担养育后代的任务，对幼鸟照顾备至[64]。

疣鼻天鹅水中善游，长空善飞，飞行最大高度可达9000米，尚无其他飞禽可及，完全符合动物蹻的通天的技能特征。疣鼻天鹅很少发声，被称为“无声天鹅”，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的“多干事实，不尚空谈”为人处世之道。疣鼻天鹅为候鸟，每年准时迁徙，象征着“守信”，一到季节，它们必定会出现在预计出现地区；守信也是中国人崇尚的传统美德。疣鼻天鹅配偶对“婚姻”和“家庭”的负责感，对幼鸟的细心养育，是动物界中罕见的，这些特性都符合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人伦道德价值取向。再加上疣鼻天鹅洁白的外观与优雅的体态，更容易被作为圣洁高贵的德道模范象征性动物——洁身自好，少言实干，守信忠贞，顾家爱幼。所有这些美德价值观，都是陶寺文化所秉承和倡导的，所以陶寺的君王，采用疣鼻天鹅头的形象，加以长角夸张，嫁接在赤链蛇身上，成为陶寺文化祖先神帝灵魂回天的龙蹻。

后来陶寺早期偏晚阶段，陶寺第3072号墓和第3073号墓的蟠龙头部，用鳄鱼头形象取代了疣鼻天鹅头形象。这一改变的原因，有可能因为后继的陶寺君王认为，不能再韬光养晦了，有必要对外“秀肌肉”、“露牙齿”，震慑一下外部的敌对势力，以往龙盘里蟠龙的疣鼻天鹅头像过于敦厚、仁慈、优雅，于是用凶猛的鳄鱼头与赤链蛇身相结合。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正值此时，陕西延安的芦山峁中心聚落已经兴盛一时，神木石峁城址的核心皇城台开始蓄势待发[65]。陶寺早期邦国感到了来自西部和北部的压力。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终于明白了，陶寺彩绘龙盘是陶寺祼禘礼中的祼器承盘，彩绘蟠龙纹是陶寺君王祖先神帝灵魂享用完祼禘礼祭酒郁鬯后，回填的龙蹻。陶寺的蟠龙纹创造，分别受到了良渚文化黑陶刻画蟠蛇纹和肖家屋脊文化玉句龙“疣鼻天鹅头”的启发，采取了赤链蛇蛇身和疣鼻天鹅头形象，创造了最初的蟠龙形象，稍后为了向西部和北部的外来压力“秀肌肉”，陶寺蟠龙的疣鼻天鹅头形象被置换成鳄鱼头形象。

陶寺蟠龙的造型，经后来的河南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晚商文化、两周、秦汉，直至发展到今天的中国龙造型，可以说陶寺蟠龙是中原龙创造的起点，是今天以中原龙为主脉的中国龙诞生之始。

陶寺的蟠龙所创造的中国龙之主文脉，瓜瓞绵绵，延续至今已逾4300余年，其如此长寿的秘诀，并非在于其龙蹻的宗教祭祀功能，也不在于其帝王皇家的身价，而在于其所蕴含的一系列核心价值观，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道德、伦理等诸多方面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基本原则与社会心理基本取向，包括诸如文德之治上政，弓矢次政，先礼后兵，不战而屈人之兵，蛰伏时韬光养晦，不惹事，不怕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咬定青山不放松”，重土慎迁，尊祖敬宗，洁身自好，少言实干，守信忠贞，爱家孝悌等等，构成了中国龙精神文化的先进核心价值体系，即中华民族的灵魂，贯彻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我们说，中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而不是祖先崇拜意义上的“龙图腾”。中国人世世代代传承的是中国龙精神文化的先进核心价值体系，因此我们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中国龙拥有如此先进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充分理由和文化资本！

注释：

[1] 朱乃诚：《中华龙起源和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序1页。

[2] 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文物”》，《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16页。

[3]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2~31页。

[4] 王大友：《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8年。144~151页。

[5]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112~113页。

[6]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国书局，1980年。217页。

[7]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国书局，1980年。587页。

[8] 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文物”》，《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96~120页。

朱乃诚：《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研究》，《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21~134页。

蔡云章：《绿松石龙图案与夏部落的图腾崇拜》，《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35~142页。

李德方：《二里头遗址的龙纹与龙文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43~151页。

顾问，胡继忠：《论二里头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龙、蛇》，《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52~166页。

[9] 朱乃诚：《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研究》，《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22页。

[10] 何驽：《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萬舞的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4期。31~39页。

[11] 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文物”》，《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14~115页。

朱乃诚：《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研究》，《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28~129页。

[12]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219页。

[13]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234~241页。

高江涛：《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345~354页。

何驽：《关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几点思考》，《三代考古》（八），2019年10月。24~33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448~450页。

[15]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66~69页。

[16]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弓魚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303~309页。

[17]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113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四二，线图二三。

[19] 李文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9~13页。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610~611页。

[21] 何驽：《陶寺文化原始宗教信仰蠡测及其特点试析——陶寺出土的艺术品与原始宗教》，《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295~327页。

[22]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234~241页。410~419页。

[23]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183~184页。

[24] 严志斌：《瓒爵辨》，《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187~188页。

[25] 严志斌：《漆觚、圆陶片与柄形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1期。6~22页。

[26] 方向明：《好川和良渚文化漆觚、棍状物及玉锥形器》，《华夏文明》2018年第3期。

[27]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234~241页。439页。

[28]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234~235页。

[29]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234~241页。439页。

[30] 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327~331页。

[31] 方向明：《桐庐方家洲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环玦制作及相关问题》，《澳门黑沙史前轮轴机械国际会议论文集》，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14年。192~194页。

黄建秋：《良渚文化穿孔玉器及钻孔技术》，《澳门黑沙史前轮轴机械国际会议论文集》，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14年。242~244页。

[32] 邓淑苹：《玉礼所见之三代与三族》，《古玉新释——历代玉器小品文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2016年。58页。

[33] 舒之梅，张绪球：《楚文化——奇谲浪漫的南方大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图版64，55页。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459~461页。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653~655页。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448页。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614页。

[38]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334~336页。

[39] 何驽：《郁鬯琐考》，《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244~254页。

[40] 何驽：《陶寺考古：尧舜“中国”之都探征》，《帝尧之都，中国之源——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63~123页。

[41]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234~241页。336页。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458~461页。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615~617页。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443~444页。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445~447页。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615~618页。

[47] [美]约瑟夫·坎贝尔著，黄珏苹译：《千面英雄》，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84~85页。

[48] 张光直：《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11期。

[49] [法]倍松著，胡愈之译：《图腾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1~6页。

[50]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343~347页。

[51] 郭大顺：《龙出辽河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52] 朱乃诚：《中华龙起源和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31~72页。

[53] 孙机：《蜷体玉龙》，《文物》2001年3期。

C. B. 阿尔金：《红山文化软玉的昆虫学鉴证》，《北方文物》1997年3期。

[54] 朱乃诚：《中华龙起源和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02~109页。

[55] 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326~327页。

[56] 何驽：《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98～145页。

[57] [日]吉田祯吾著，王子今，周苏平译：《宗教人类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219~225页。

[58] 赵尔宓等：《中国动物志·爬行纲》，《第3卷·有鳞目·蛇亚目》，科学出版社，1998年。

[59] 何驽：《陶寺考古：尧舜“中国”之都探微》，《帝尧之都，中国之源——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102~104页。

[60] 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2008年。3054~3055页。

[61] 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下），科学出版社，2015年。584~585页。

[62] 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下），科学出版社，2015年。543页。

[63] 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巫人”的发现与“萨满式文明”的有关问题》，《文物》2008年10期。

[64] 赵正阶：《中国鸟类志》上卷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70~172页。

[6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古城》，文物出版社，2016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年7期。46~56页。

附记：本文原为中国历史研究院编辑的《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撰写的论文。该书预计在今年6月出版。

今天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聆听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十分激动。我体会最深的是书记对全世界的郑重宣告之一：“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安国！”这些铿锵有力的最强音，使我想到陶寺邦国集成创新的豮豕之牙上政与橐弓矢以付天下次政的修兵治国大智大慧，表现为陶寺蟠龙的“中国龙”的精神灵魂，铸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与基因中。特公开此文以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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