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历史经验（第一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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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就是建立某种关系；而建立关系就要涉及双方的意愿。

党派之间的合作更要涉及党章和党规等问题。

实际上，国共建立党内合作关系，不仅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内一直有不同意见，而且国民党内的反对之声从一开始就存在。

还在1923年11月孙中山宣布解散上海国民党本部、听候改组决定时，国民党上海本部负责人谢持、张继等人就对改组国民党和联共表示反感。

谢持宣称：“党中不可有党。”

后来，孙中山派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鲍罗廷亲往上海，使上海的改组工作顺利推进。

1、国共合作的阻力有多大？

与此同时，广州的国民党元老也对国共合作表示不满。在孙中山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不几日的11月29日，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邓泽如与林直勉等11人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

其中有言：

窃以本党改组，其动机虽出自我总理之乾刚独断。惟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然此表面文章，尚无大害，惟探闻俄人鲍罗廷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

此外，信中还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陈独秀“利用我党之阴谋”，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共产党的反帝反军阀主张是“使我党从国际之仇怨”、“使吾党在国内继绝实力派之协助”、“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

对此呈文，孙中山认真批示说：

政纲草案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对于呈文中的其他说词，孙中山也一一批示加以说明，并对其进行劝服。

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右派元老们更是利用一切机会，反对国共合作。

为了改变国民党长期以来存在的自由散漫的无组织状态，由鲍罗廷主持起草的提交大会审议的《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共有12章86节，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为完备和严密的章程。

章程专门写了“纪律”一章，规定凡是党员必须“恪守纪律”、“遵守党章”、“服从党义”。

国民党一大在讨论章程草案时，先是上海代表何世祯提出要在章程中增加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1月24日)；继而在大会再次讨论章程草案时（1月28日)，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旧话重提，要求在章程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

2、国民党一大背后的裂痕

何、方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反对国共合作的思想。

该提议得到了10人以上的附议，会上立即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为了不影响大会的顺利进行、不危及今后的两党关系，以李大钊为首的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在鲍罗廷的指导下，于1月25日召开会议，统一对策，决定由李大钊代表全体出席大会的共产党员发表声明，表明态度。

1月28日这天，在激烈的争论中，李大钊征得大会主席胡汉民的同意，在会上发表声明说：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事实上作了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

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崇的举动。不过我们既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

李大钊的声明字句在理，情真意切，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支持。

接着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发表反对方瑞麟提案的意见，担任这次大会主席的胡汉民，因孙中山不在现场，担心一旦反对跨党案被通过，他无法向孙交代，便决定支持廖仲恺等人的意见。他将大会主席一职暂请林森担任（因为会议主席是不能表示自己观点的)。

他作为代表发言时，力图冲淡紧张气氛，有意打圆场说，“现听大家的议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之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已订有专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即可”。

湖南代表毛泽东趁机立即要求大会主席“请付表决”，于是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

3、国民党右派掀起的风浪

国民党一大以后，为了在国民党内做好工作，保证合作愉快，中共中央于1924年2月专门召开会议，商议在国民党内的工作方法，会议最终形成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内容及态度作了相当详细的规定，如：

要求共产党员努力扶持国民党员，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心理；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努力工作，尽职尽责，而对于国民党内不努力之分子，于诱导无效之时，既不可有嫌恶藐视态度，也不能有骄矜自炫的言辞和表情，以免引起他们的反感；中共以后的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以国民党名义进行，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唯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共产党独立的活动；努力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虽然也要求不停止发展共产党组织，但为了不引起国民党误会，不准轻率介绍新分子加入共产党。可见中国共产党是全力投入了国民党的工作之中。

但是改组后的国民党是不是真的如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所期待的那样，能够成为担负起领导国民革命责任的政党呢？

并非如此。

在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是优秀的，但他们思想认识上很混乱，另有一部分人愿意为国民革命努力工作，但他们弄不清中国面临的问题；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参加国民党只不过是为了借革命之名而攫取党内肥缺、获取个人私利。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看不惯加入其中的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言行，他们对共产党人不是抱着严重的戒备和防范心理，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自国民党一大召开以来，仇视分子聚集在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冯自由等人周围，掀起反对共产党人跨党的逆流大浪，他们举行聚会并煽动侨居国外和殖民地国民党员的“过激情绪”，以反对共产党人。由于孙中山召集中央委员会会议，对他们进行了严厉训斥，使他们的行为一时有所收敛。

但是他们转换破坏方式，隐蔽到全国各地，将敌视共产党人的人串联到一起：

如北京的石瑛，汉口的刘成禺、谭理鸣和张秋白，上海的谢持、茅祖权、叶楚伦和张继，广东的邓泽如、冯自由、蔡元培、孙科、方瑞麟、吴铁城、蒋翊武和马超俊。他们联合在以孙科为首的集团中，准备向共产党人发动总攻击。

他们派出自己的追随者和亲信跟踪共产党人，搜集反对他们的材料”。

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右派掀起一轮又一轮反对共产党跨党案、弹劾共产党案的斗争风浪。

4、中俄谈判应发的连锁效应

鲍罗廷一方面关注着各地国民党右派们的动向，一方面忙于将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各种决议、纲领、章程付诸贯彻落实的工作。

但是没过多久，鲍罗廷在广州收到了加拉罕发给他的急电，请他北上进京协助中俄谈判事宜。

3月8日，在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等人于广州第一公园组织召开纪念国际妇女节大会的喧闹声中，鲍罗廷将手中的各项工作匆匆交代给鲍公馆的各位助手后，便由廖仲恺陪同送到香港，然后乘船赴京。鲍罗廷进京后不几天，中俄谈判僵局被打破。

5月31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签订。

在加拉罕与北京政府进行中俄秘密谈判的过程中，鲍罗廷作为助手参与其中，他的一言一行都对苏俄、鲍罗廷与孙中山刚刚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可能导致闭幕不久的国民党一大的新成果白纸化。

3月下旬，中俄交涉再次由于北京政府缺乏诚意而搁浅。加拉罕一面派代表与顾维钧等人继续交涉，另一面则要鲍罗廷致电孙中山，汇报中俄交涉经过，以便澄清事实而取得孙中山的支持。

4月5日，瞿秋白在上海给鲍罗廷写了一封信，向他汇报了鲍给孙的电文引起的各种舆论：

上海报刊一般都说加拉罕不同意从蒙古撤兵，是继续实行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我们的同志在《民国日报》的“书报评论”栏写了反对这种观点的文章。

尔后，在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工作的国民党员（我们的同志）发表声明支持承认苏俄。

恰好此时一则电讯报道了孙中山给鲍罗廷的答复，孙说，在中国民众和中国的革命党取得胜利之前，俄国不应与非法的、未得到民众承认的北京政府来往。张继给执行部写信说，孙对承认苏俄问题的立场就是这样的，而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和《民国日报》的“书报评论”则承认北京政府，说北京政府应该承认苏俄。

所以，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与《民国日报》“书报评论”的观点同“党的”的立场是互相矛盾的在执行部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时胡汉民陷入了非常为难的境地，他又为我们的同志辩护，又不想指责张继和右翼分子（谢持和茅祖权）。

您与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是否确有这样一封电报？

目前上海执行部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国民党应该宣传承认苏维埃俄国，但应该由民众和南方政府，而不是由北京政府来承认，我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错误的。

总之，整个中俄谈判过程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加之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兴风作浪，这些又与国民党右派不断提出的“跨党案”、“弹劾案”搅混在一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提出的基本原则。

所幸《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没有给南方革命形势带来不利的混乱。

相反，中俄协定签订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北京、上海等地组成了反帝运动大同盟，其他各地也都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5、意外的爱情

在鲍罗廷参与中俄谈判的过程中，他的夫人鲍罗廷娜来到中国。

4月5日，瞿秋白给鲍罗廷的那封信中还说到：

“您何时到达这里？您的夫人已经来了。”

北京的事务处理完后，鲍罗廷从北京赶到上海。在沪逗留期间，他与夫人对上海的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情况进行了调研和考察，其中为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还提出召见向警予，但因向警予有事离开了上海，于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大学支部就指定杨之华去谈。

作为向警予的助手，杨之华接到通知后感到非常紧张。她担心俄语不好而完不成任务。结果在现场，她出乎意料地看到了她在上海大学的老师瞿秋白。而他是专为这次汇报来做翻译的。

在瞿秋白的帮助和鼓励下，杨之华的汇报进行得很顺利。瞿秋白先是将鲍罗廷夫妇提出的问题翻译给她听，并且指点她先把问题记下来，想一想再慢慢说。

这种场合对杨之华来说本应该是紧张的，但温文尔雅的瞿秋白在她心中激起的温暖，使身材高大、表情严肃、留着八字胡须的鲍罗廷给她带来的不安和拘束消失了。

她愈说愈起劲，愈说愈轻松。瞿秋白满意地微笑着，仔细地听她说话，然后翻译给鲍罗廷夫妇听。之后，瞿秋白又把鲍罗廷夫人介绍的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翻译给杨之华听，使她初步了解了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生活的真实情况。

可以说，是鲍罗廷夫妇无意中开启了瞿杨的师生恋，使他们此后拥有了长达10年的婚姻生活，直到瞿秋白牺牲”。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非常难得的。

结束上海的调研后，鲍罗廷夫妇离沪返粤。廖仲恺闻讯后又特地赶到香港迎接，于6月22日一同返回广州。三个多月不在广州，鲍公馆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

第二天上午，鲍罗廷顾不上一大堆等待他处理的文件和几个月奔波的疲劳，赶到省长公署会见廖仲恺，接着又过珠江到大本营面见孙中山，向他详细汇报了中俄谈判经过和其他情况。当天晚上，孙中山在大元帅府设宴，为鲍罗廷夫妇洗尘。

6、弹劾共产党

6月25日下午，鲍罗廷正在办公室里处理多日积压的各种事务，不意张继、谢持，加上翻译孙科，手里拿着搜集到的一大包材料，闯进了鲍公馆。他们手里的一大包资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鲍罗廷在北京期间的5月份，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通过在巴黎的曾琦（后为“醒狮派”的骨干人物)和谢持的女婿，获取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刊印的一些材料，其中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决议案及宣言、团刊第七号和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

青年团二大决议案及宣言写明团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仍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指挥，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共中央及各级执行委员会指挥；团员在国民党中应赞助共产党员的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并“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邓泽如等人看到这些中共党团文件，既大为恼火，又如获至宝。6月18日，他们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联名上书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他们写道：

经本委员会审查认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为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

弹劾案交到了国民党中执委第39次会议上。由于对这些材料的看法不一，张继、谢持等人与廖仲恺发生了激烈争执，会议不欢而散。

但是不肯罢休的谢持、张继，在鲍罗廷从北京回广州后，便拉上孙科，赶到东山，闯人鲍公馆。

三个人摆着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板着脸当面质问鲍罗廷，鲍罗廷也一脸严肃地面对。

这次谈话长达两个多小时。鲍罗廷对共产党的行动作了一些解释，并指出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鲍罗廷的态度让张、谢十分不满，而他的解释更没有使张、谢放弃攻击、弹劾共产党的立场。

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他们对共产党人的公开挑衅，使刚刚开始不久的国共合作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7、国共合作的阴影

所有关心国共合作的人都在心中思虑着同一个问题，即这种合作还能不能进行下去？

对于曾为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倾注了大量心血的鲍罗廷来说，更是忧虑重重：

难道国民党真的不能重生？他的来华使命还能坚持多久？他担心自己有负斯大林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任和期望。

面对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声浪高涨不止的凶猛形势，身处风口浪尖的鲍罗廷一时没有了惯有的信心。

7月2日，鲍罗廷曾信心满满地写信告诉加拉罕，他有决心抵制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但仅仅过了四天，7月6日，鲍罗廷再给加拉罕写信时，向他坦陈了一个“灾难性的判断”，即让国民党左派去打击右派是困难的，这样做国民党必然灭亡，而且在几个月内就会灭亡。

为此，鲍罗廷甚至提出，停止对孙中山提供援助。

在北京的加拉罕收到鲍罗廷的信后，感到十分震惊。

他立刻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一旦鲍罗廷在国民党内工作失败，国共合作破裂，那么不仅他和鲍罗廷的声誉扫地，更重要的是关系苏维埃俄国的声誉问题。

他连忙回信问鲍罗廷：广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信中写道：

如果真的发生某种不幸，而莫斯科不能及时得到通报，我想这样是令人不快的丑事。因为莫斯科应该了解情况，因为终究他们要为中国的工作负责。然而，不仅莫斯科，甚至连我也不知详情。

加拉罕在信中对鲍罗廷大加鼓励，建议他采取“逐步打击右派的计划”；同时要鲍转告孙中山，他在北京正在做对孙有利的工作。

加拉罕的打气，使鲍罗廷勇气大增，他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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