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长春大火案（尘封档案系列83）

一、蹊跷之火1949年10月19日，长春特别市解放一周年纪念日，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尘封档案长春大火案?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尘封档案长春大火案

一、蹊跷之火

1949年10月19日，长春特别市解放一周年纪念日。

这是一个天气阴暗的日子，刮着凉风，仿佛要下雨似的。不过，全市的主要街道倒是热闹非凡，人群熙熙攘攘——长春解放一周年庆祝活动正在进行。

红旗街(老长春人称为“洪熙街”)距长春电影制片厂不到百米的位置有一家“进财饭馆”。这是一家三个门脸儿的二层楼馆子，在当时的长春市已经算是档次中等偏上的饭馆了。这里的生意通常是午市平常、晚市红火，这天由于全市搞庆祝活动，午市意外红火起来，用饭馆韩老板的话说，这是托了共产党的福。韩老板说这话时脸上笑容可掬，他如果知道半个多小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怕打死他也笑不出来。

“进财饭馆”底楼是三个门脸儿的大统间，放着十几张八仙桌，—般进来不过随便点个菜要碗汤盛了饭匆匆扒拉的食客，通常就在这里对付着填饱肚子。想喝点儿小酒，或者召集三五知己浅斟慢酌边吃边聊天儿的，那就楼上请，临窗座头上一坐，招呼跑堂把屏风围上，那就是—个简易雅间了；而意欲来此商量事儿又不想让别人听见的，那就要进包房了。包房不多，就一大二小三间，大的可容一张十人圆桌，小的只有一副四人座头。第一把“天火”，就是从楼上西侧那个小包房里燃起来的。

事后饭馆伙计回忆，那天进西侧包房的是三个小伙子，他们来的时候午市还没开张，但那时的饭馆没有把客人往外赶的道理，跑堂热情地把他们迎进门，一问要间小包房，于是就引领上楼了。这三位看上去似很气派，但点的菜也不过两个冷盘三道热炒，要了—瓶“沙河白”。因为时间未到，跑堂就先给他们上了一壶茶水喝着，伙房厨师开炒后就把他们要的菜一古脑儿都送上了，当时是十点三刻。三个食客守着二冷三热五道菜竟然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十二点三刻过后，他们唤跑堂结账，付过钞票立刻离开。跑堂把残席收拾干净后，因为这时已经快一点钟，没有食客再光顾包房了，跑堂就把包房门关上了。

也就不过五六分钟时间，还在二楼进餐的一些食客闻到了焦煳味儿，最初还以为是楼下伙房大师傅把菜炒煳了，没在意。哪知过不多久，就有人看见从西侧那间包房的门缝儿里钻出丝丝烟雾，于是便知包房内有问题了。有好事者上前去拉开包房门，”呼”的一股火苗迎面扑来！一声“妈呀”，饶是闪避得快，但眉毛、头发还是给烧焦了些许。有了外面新鲜空气的补充，屋里屋外形成对流，火势立刻大涨，火焰蹿出包房，火舌舔到哪里火就烧到哪里。

不难想象当时现场混乱的程度，食客争先恐后往楼下奔逃，有人跌倒，楼梯随之堵塞，于是就发生了踩踏.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楼下。事后统计，当天现场因跌倒、踩踏而导致骨折、内伤的有十七人，至于一般的轻伤那就更多了，另外，还有七人被烧伤，其中四人是饭馆的跑堂、厨师。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各地的消防设施还很简陋，扑救方式原始，百分之八十的城市没有专业消防机构，火灾全靠民间业余消防机构——救火会扑救。当时长春有官方的消防队，也有民间的救火会，但火势蔓延速度实在太快，当消防队、救火会赶到时，“进财饭馆”这边已经火焰穿顶。

那时候对火灾不像现在这般重视，由于遭灾的大多是民宅，而民宅简陋，经济损失也相对较小。尽管已经是新社会，但一般人对此的态度还是停留在旧时的观念上，即使是像这次“进财饭馆”被烧成一片废墟这样的火灾，社会(包括政府)也不是特别当一回事。不过，这次的情况有点儿特殊：一是这天正好是长春解放一周年纪念日，官方是以“长春市各界人民”的名义举办盛大庆祝活动的，这样，这个日子就被抹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抹上政治色彩的日子如果发生了混乱，那就会受到官方的特别重视。二是尽管这一年来长春也发生过几次火灾，但被烧的几乎全是简陋的民居，类似“进财饭馆”这样的公共场所着火还是首次，而且更使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把火竟然导致二十多人受伤，其中有的还比较严重。如此，就形成了社会影响.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政府就必须严肃对待这次事件了。红旗街所在的长春市中华区(1955年改名朝阳区，沿习至今)区委遂要求中华区公安分局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于是，中华区公安分局就命令红旗街派出所负责对“进财饭馆”火灾进行调查，要求查清楚起火原因，究竟是敌特分子故意纵火，还是饭馆方面自身的原因，比如电线老化或厨房用火不慎之类。这是红旗街派出所设立以来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任务，也是长春全市各派出所从未经办过的任务。不过，红旗街派出所的民警并没有那份光荣感、使命感之类，只是当一桩普普通通的差使去办，所领导指派民警小黄、小吕负责此项调查。

六十多年前政府各相关部门基本没有什么火灾现场勘查方面的意识。比如“进财饭馆”的火灾，消防队来执行扑救任务后，就驾着那辆还是日本人留下的估计是二三十年代制造的破旧消防车离开现场了，根本没有进入已经成为废墟的饭馆进行勘查。小黄、小吕受命后，倒是想向消防队请教的，可是，电话打过去，人家说没有勘查现场，不清楚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即使勘查也不一定说得清楚，饭馆早就烧得一塌糊涂了，怎么查？不过，有一点他们倒是问清楚了的，消防队的人告诉黄、吕二人：我们已经问过“进财饭馆”方面了，火是从二楼西侧那个小包房烧起来的，你们就从这条线索查吧。小黄、小吕一个二十挂零，一个还小一岁，都是长春解放后才参加公安工作的。当时的派出所不搞刑侦，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干好这桩活儿，现在人家消防说可以从这条线索查，哥儿俩就去查了。在派出所院里，两人碰上了副所长大李。大李一看就火了，说给你们交代任务已经半个钟头了吧，怎么磨磨蹭蹭的还没出发？两人就把跟消防队通话的情况说了说。大李说对头，就这么调查！我给你们出个主意，这个调查要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向饭馆的老板、伙计调查，另一方面要向那天去饭馆用餐的顾客调查一你们可以通过饭馆方面了解都有些什么人去吃饭了，饭馆都有回头客的，跑堂跟他们熟识，可以向你们提供，另外还可以通过张贴告示的方式寻找那天在饭馆吃饭的顾客。

小黄、小吕来到“进财饭馆”时是下午1点，韩老板和伙计们正把从火场废墟里弄出来的尚可使用的厨具、餐具以及缺胳膊断腿的桌椅之类搬运出来分门别类整理。黄、吕两人对韩老板说明了来意，后者就把匕八个厨师、跑堂叫来接受民警的询问。了解下来，获得了与消防队方面一致的信息：这把火是从二楼西侧的小包房烧起来的。该包房的食客是三个男青年，年岁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没有一个跑堂想得起这三位曾经来“进财饭馆”用过餐，这说明他们是生客。

这三个生客是何方人氏？跟火灾是否有关系呢？小黄、小吕商量了一下，决定往下追查。他们向韩老板请教应该怎样才能找到那三位。韩老板苦笑，说这是你们警察干的活儿，我一个开饭馆的又能出什么主意呢？要么你们去问问着火前在馆子里吃饭的食客吧，或许他们中有人正好是认识那三位的。小黄说这不就是一个好主意吗？可是，怎样才能找到您所说的那些食客呢？韩老板说这个倒比较容易，火灾那天来吃饭的食客中很有几位是熟客，我可以让伙计给你们提供一个名单。

几个跑堂凑了凑，开出了一个七人名单。次日，小黄、小吕就去走访这七位食客。跑了一天，总算了解到火灾发生时在“进财饭馆”二楼用餐的客人中，三人一起进店并且年纪都在三十岁以下的男性食客有三拨，这三拨人中，七位食客能认得出来的，是住西头道街人称“小木匠”的张芝江和城隍庙前常年设摊叫卖药材的苗头陀。

小黄、小吕找到张、苗二人谈了谈，得知这二人互不相识，前天确实各和两位朋友去“进财饭馆”喝酒了。黄、吕说如此就好，你们通知那几位，立刻到红旗街派出所来一趟。

到当天午夜，这三拨食客去“进财饭馆”小聚的情况终于查明了：

张芝江三人都是木匠，早在他们刚满师时，就相约日后要合伙开一家棺材铺子，共同经营，共同致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整整奋斗了七年。到今年初秋，盘点积蓄，终于够开一家棺材铺子了，于是开始租房、登记、进木材、请油漆匠等等的准备工作。日前一切准备就绪，请风水先生推算了黄道吉日，定于10月25日正式开张。三人自是非常激动，于是决定前往附近的“进财饭馆”喝顿酒，犒劳一下自己。他们没有进包房，就在靠东侧窗口的那副座头上喝的酒。这顿酒算是免费了，他们正准备唤跑堂结账时，火着起来了，逃命要紧，赶紧溜吧。而按照当时的规矩，遇到这种情况，食客是不必付账的。

第二拨食客是小摊贩苗头陀等三人，这三位兄弟在当时长春市面上的小贩中算是极品：他们并非像其他小贩那样目不识丁，而是都上过学，并且读完了小学六年，持有高小毕业文凭。“高小”—词如今社会上已经绝迹，但在六十多年前还是可以在人前炫耀的，差不多等同于如今的高中。一般说来，当时读到高小毕业的，就不可能去做小贩。可是，这三位兄弟小学毕业后在家待业，后来进入社会当混混儿，一直混了六七年还没混成气候，就毅然决定做小贩了，至今已经做了五年。19日那天是他们三位下海五周年纪念日，也是结拜弟兄七周年纪念日，每年这个日子，他们总是要聚会一次的。以往也就是轮流到各人家里去，炒几个菜，打两斤酒。今年有点儿不同，长春解放已经一年，三人的日子过得比旧社会顺心，手头也宽绰了些，所以就相约上馆子吃一顿，费用平摊，用现在的说法就是AA制。他们进了包房，不过进的是东侧的那间小包房，与，张芝江同样的原因，三人也是吃了—顿白食。

苗头陀向小黄、小吕提供了第三拨食客中的一个熟人——郭正琦，说郭和另外两个小伙子一起在西侧小包房吃的饭。郭正琦曾是苗头陀的邻居，比苗大一岁，两人自幼相处得很好，算是发小。10月19日那天，苗头陀三人比郭正琦晚去饭馆，苗头陀上楼时，正见郭正琦从西侧小包房里伸出头来唤跑堂。两人撞个正着，稍稍一怔之后哈哈大笑。郭正琦嘴唇动了动，估计是想请苗头陀迸其包房一并喝酒，但见后面跟着苗的两个同伴，就没提，两人说了几句闲话。后来郭正琦他们用完餐离开时，特地到东侧小包房跟苗头陀和他的朋友道别。那么，郭正琦住哪里呢？苗头陀说他现在住哪里我没问，但我知道他在市煤炭公司当会计。

小黄、小吕去市煤炭公司一问，果然有郭正琦其人。通过保卫科把郭找来跟其谈话，郭承认10月19日那天他和长春大学的同学小刘、小包在“进财饭馆”吃了午饭，为的是纪念一年多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同学王恩孚。这事还得从去年寒假说起。长春大学有一个名叫庞文录的学生，其妹妹庞文珠1947年从哈尔滨到长春读书，其男友与人争风吃醋，便向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告发，称“庞文珠是八路派来的女间谍”(当时东北民间对抗战后从山东过来的解放军还是用老称呼——“八路”)。督察处的人其实就是原“军统”(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长春站的那班特务，都是铁杆反共分子。当下就于除夕之夜逮捕了庞文珠，然后，又抓了她的哥哥庞文录：庞文录被捕之后，长春大学的学生均感愤恨，就推举代表王恩孚到督察处要求释放庞文录。督察处对王恩孚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发现王名义上是国民党员，其实是民盟骨干，最近正准备投奔解放区。于是，就把王恩孚逮捕了。后来，解放军包围长春，督察处秘密将王恩孚等几个被捕的进步学生杀害了。长春解放后，长春大学的学生请求人民政府严惩杀害王恩孚等同学的凶手，军管会逮捕了未来得及逃跑的一批特务分子。10月19日，在庆祝长春解放一周年的大会上，市军管会宣布判处原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侦审室主任陈牧、主任秘书印匡时、督察处少校督察郭子襄、“中统”局长春区第四分区主任张逸民和匪首苏正鸣五人死刑，当场执行枪决。郭正琦、小刘、小包三人参加了大会，小刘还在会上控诉了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行。会后，三人便相约到饭馆喝一杯，以告慰王恩孚的在天之灵：之所以选中“进财饭馆”，是因为前年元旦前夜他们曾和王恩孚一起来“进财饭馆”喝酒迎接新年。

黄、吕当然要详细问一问10月19日他们3人在小包房用餐时是否有什么异动或者发现包房内有什么异常迹象，郭正琦反复回忆后，予以否定。小黄、小吕立刻去找小刘、小包调查，两人所说的情况跟郭正琦一致。黄，吕又去找了业已解散的原长春大学学生会的几个成员进行调查，证实郭、刘、包确实是王恩孚生前的好友。至此，小黄、小吕对“进财饭馆”火灾的调查结束了，结论是：没有发现起火原因。

黄、吕两人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红旗街派出所时，已是10月22日凌晨两点。这天值班的正好是所长马金堂，两人向他简单汇报了调查情况。马所长说你们辛苦了，肚子饿瘪了吧？吃点儿东西，赶快去休息，明早把调查情况写一份报告，我要向分局交差。

可是，小黄、小吕的调查报告未能写成，因为当天中午红旗街派出所辖区内的另一家店铺又起火了！

二、专案侦查

第二把火也是烧在红旗街上，其位置距“进财饭馆”不过一箭之地。

那是一家百年老字号中药铺子，名唤“慈源堂”。这家中药店铺名气大，但规模不算大，也就三个门脸儿。旧时的中药店铺，每家都有自己秘而不宣的独门绝技，有的擅长炮制药材，有的精于制作专治跌打损伤的丹丸，有的则以消除诸般热毒所引发的咽喉肿痛、面目赤红、牙龈炎症等知名，“慈源堂”最擅长的就是后一种。该店常年自制一种药丸，专治上火引发的种种内外肿痛，名唤“清热解毒百宝丹”。“慈源堂”就是以此丹药在业界扬名立腕儿的。

这天，是“慈源堂”老板俞天香五十岁寿辰。按照“慈源堂”创始人、俞天香的曾高祖俞干君定下的规矩，“慈源堂”掌柜的但凡逢五逢十寿辰，都须向社会作出一点儿贡献——免费施药。这也是旧时中药行业的规矩，当然不一定非得老板寿辰才搞慈善施舍，通常冬施姜汤夏施茶的慈善行为乃是每家药店的必做功课，有长疮流脓的乞丐登门讨个膏药，那也是必须要给的。“慈源堂”逢老板五、十寿辰施的药，那可不是凡品，人家是把祖传招牌产品“清热解毒百宝丹”拿出来免费赠送的。

“慈源堂”这个规矩立了将近百年，每次施舍都是做得从容圆满。这是由于以往前来领取免费药物的大都是正患着热毒之症需要这种成药却又拿不出钞票购买的劳苦大众，因此每次的人数都有限，而且领受之后对“慈源堂”感激不尽，尽管没有哪个衙门颁布过规定，老百姓的觉悟也不高，但都严守一条规矩：没有患病或者自己能负担医药费的人，绝不趁机混进来领一份药。可是，如今的情况有些不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觉悟提高了，知道“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于是对资本家的看法就有了改变，随之对“慈源堂”施舍之举的观点也有所改变。这一改变体现在这天的施舍成药上，就导致了失控，来领药的人出乎意料地翻了数番。俞老板见状暗自叫苦，但他是个要面子的人，当下也就豁出来了，干脆把店里所有的“清热解毒百宝丹”全部发光。反正这是最后一次了，五年之后的五十五岁寿辰，打死他也不会做这种事儿了！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人没有领到药，这是以往从来不曾有过的情况。这部分人——大约有十来个，其中有一两个是第二次重复领取的——就聚在“慈源堂”的店堂里跟俞老板对话，要求药店给一个说法。俞天香给这些人闹得头昏脑胀，不知应该怎么办才好。还是账房杨先生有主意，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政府是替人民作主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应该去找政府，于是就指派一名学徒飞奔至红旗街派出所报告。派出所接报后，派了两名民警前来处理。这二位穿警服的兄弟快要走到“慈源堂”时，忽见那些要向俞老板讨说法的人像是后面被人撵着似的，纷纷从店堂里逃出来。二民警正诧异间，又见药店店堂里冒出阵阵黑烟，于是恍然大悟：药店着火了！

好在“慈源堂”的损失没有“进财饭馆”大，这倒并非火势大小的问题。对于中药店铺来说，即使再小的火，只要救火时一浇水，那店里的药材就完了。火是从柜台下面蹿出来的，势头颇猛烈，也就眨眼工夫，就把周边的地板以及桌椅给引燃了。人们往外逃时，俞天香下意识地也想逃，逃到门口想想不妥，遂驻步狂呼“救火”。

“慈源堂”的邻居有商店也有住家，立马提桶拿盆地奔过来。关键时刻，账房先生的一句话替俞老板保全了财产，他说不能浇水，只能拿东西把火扑灭，否则店里的中药材就全毁了。这时，那两个民警也赶到了，从旁边的粮店里抓了空麻袋泼上水带头救火，其他人包括“慈源堂”的店员们也都依样仿效。由于扑救及时，总算把火扑灭了，不但保全了药材，而且只有四人受了点儿轻伤，不必去医院诊治，涂拭些“慈源堂”自制的药膏就行了。这次火灾没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小，甚至连消防队也没有惊动，这在当时应该不算一回事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却无法回避：10月19日“进财饭馆”刚刚发生火灾，10月22日“慈源堂”怎么也发生火灾了？而且都在红旗街上，相距也不远。这两次火起得都很蹊跷，青天白日毫无来由说着就着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红旗街派出所又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年轻民警小黄、小吕。两个民警去了“慈源堂”，询问了俞老板、杨先生以及其他店员，大家众口一词：不知道这把突如其来的火是怎么着起来的。黄、吕两人返回派出所向领导汇报，领导就觉得不对头了，怀疑这是有人故意放火，所长马金堂于是就向分局报告了。分局领导同意派出所的观点，遂把这两起火灾列入了向长春市公安局每两日呈递一次的情况简报中。

10月23日，中共长春特别市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于克读到了中华区分局的这份情况简报，甚为重视。于克是长春当地人氏，1913年出生，十九岁加入中共，1935年在北平学习期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按照党组织安排，在东北军任第十军团地下党的工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39年6月开始从事政治保卫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员、，吉(林)合(江)军区副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吉(林)黑(龙江)纵队独立团政委、吉辽省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处长。长春解放后，担任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局长。于克是老公安，现在，他凭着—个老公安的职业敏感，意识到这两起火灾似乎不那么简单。正在琢磨时，又传来了发生第三起火灾的消息！

第三起火灾发生于南关区依盛胡同31号，那是一座当时北方城市中常见的四合院。这座四合院是私人宅第，户主姓关，名博胜，满族人，这年六十挂零。在六十多年前，这个年龄也算得上踩在高寿.殿堂的门槛上了，所以人称其为“关老爷子”。关博胜祖上是前清武将，立过战功，封过四品兵备道，用现在的话说，也算是步入高干队伍了。不过，到关博胜这一代，关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了，整个家族不但没出一个当官的，其他行业也没有一个干得有声色的。关老爷子的四个儿子更是落魄，两个替人当差，整日点头哈腰张口闭口“您呐您呐”，一个是长春街头有点儿小名气的混混儿，最有“出息”的一个小儿子也不过在一家小小的报馆里谋事，打着记者头衔到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关博胜夫妇的生活主要靠小儿子负担，过着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

这天，关老爷子夫妇应一家亲戚之邀，前往参加对方孙子的满月庆宴。他们上午九点多出门，家里空无一人，出门时把四合院大门上了锁。走到胡同口，正遇到几个在那里晒太阳的街坊，于是大伙儿就都知道老两口走亲戚去了。其中—个姓秦的大娘是关家的邻居，秦大娘回家张罗中午饭，和了面准备一会儿擀面条，忽然闻到一股烟味儿，走到院子里_看，只见隔壁关家黑烟升腾，失火了！

几乎是同时，另有邻居也发现了火情，扯开嗓门儿嚷了起来。这个时间正是人们上班的时段，在家待着的都是老人、妇女、孩子。依盛胡同一带是居民区，没有工厂，只有一些小商铺，有体力救火的人有限，而且距水源又远。待到有人急奔两里地外的派出所报告火情，消防队十万火急赶抵现场时，别说关老爷子家了，就是邻居秦大娘家也已经烧成一片废墟！而且，救火时还死了一个附近一家面馆赶来出力的十七岁学徒。

于克局长闻报，立刻前往依盛胡同了解情况。当他赶到时，南关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领导都已抵达依盛胡同。有人向于克报告，刚才听见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议论，说长春市短短五天里竟然发生了三起火灾，而且都是不明不白凭空就烧起来了，这是“天火烧”吧？于克听着心里一动。所谓“天火烧”是指上天降下的火，这当然是子虚乌有之说，但自古以来民间就有那些行逆天作恶之事而又得不到应有惩罚的人早晚会遭报应——或被雷劈或遭天火一的说法。这三起火灾中的第一起发生于五天前的10月19日，正是长春解放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年里，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为广大人民群众做了许多好事，最突出也最有影响的就是抓捕、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恶霸、汉奸、反动会道门分子，难道此刻有人议论的“天火烧”就是针对这些措施？要是这样的话，这三起火灾背后看来还真是有花头哩！当天下午三时，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党委经过讨论，决定组建专案组对这三起火灾进行调查。专案组由五名成员组成，为首的是长春特别市公安局侦讯科副科长余曦山，他被任命为专案组长。其余四位，大名分别是倪紫平、王龙、关四海、贾保仁，都是资深刑警——他们来自北京，原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刑警，因为长春这边要办刑事侦查技术培训班，就临时从北京把他们借来讲课。由于培训班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一时闲着，正好请他们参加专案组调查火灾。

余曦山那年二十八岁，山东威海人氏，1940年在济南读师范二年级时辍学前往太行山区参加了八路军。他离开济南时身上是揣着地下党的介绍信的，那是平江不肖生著的一本线装武侠小说，被地下党作为载体用米汤把介绍内容写在该书某页的空白处。哪知途中遭遇日军巡逻队盘查，由于良民证和济南居住地日伪警署的证明文件一应俱全，日军倒也没有怀疑他，放行了，不巧的是为首的那个日本军曹是个武侠迷，就顺手把线装书留下了。这可苦了余曦山，他历尽艰辛抵达根据地后，次日即被关押。从敌占区过来的人要想参加八路军，必须有出发地地下党组织出具的凭证，如果拿不出来，那就有特务嫌疑。好在当时没遇到日军扫荡被迫转移之类的事，否则说不定就被处决了。审查了两个多月，根据地保卫部门从另外途径获取了济南地下党的证明，方才把余曦山释放，一个领导找他谈话，说他是个好青年，又有文化，就留在保卫部门工作吧。余曦山自此就成了公安保卫人员。亲身经历告诉他，干这一行必须慎而又慎，否则就有可能冤枉好人。如此，他在后来的工作中就被领导认为“冲劲不足”，所以干了十年也不过是个副科长，

余曦山和另外四个组员见面，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消防队的两个干部应邀抵达，向专案组介绍了这三起火灾的一应情况，说经他们对现场的勘查和分析，认定这三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均系人为，不排除故意纵火。其中第三起的人为痕迹更为明显，现场勘查认定火是从关家院子靠近胡同围墙处堆放木柴、煤块的那个小屋开始烧起来的。至于是通过什么方式放的火，目前消防队暂时无法得出结论。

消防干部告辞后，专案组开始讨论案情。这五位都是老公安，没说几句话就认定这三起案件十有八九是同一个(或者同一伙)案犯所为。那么，案犯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是敌特分子搞破坏，还是一般刑事罪犯比如报复之类？这还得通过调查才能得出最后结论。

三、关东军的“黑荔枝”

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如下——

三起火灾的受害人，“进财饭馆”老板韩大中、“慈源堂”中药店老板俞天香和依盛胡同关老爷子关博胜素不相识，从来没有任何交往；三人长期以来跟外界也向无过节，关老爷子的儿子中虽有当街头混混儿和小报记者的，肯定得罪过人，可是那俩小子都无黑道背景，所谓的得罪也就不过点到为止，谈不上结下不共戴天的梁子，故而不可能为了报复儿子而冲关老爷子下手。民警调查了韩、俞、关三人的社会关系，由于他们都不是混过江湖的人，所以跟旧社会道上的人物均无来往，而跟他们交往的那些人中也找不出一个同时认识这三位的。鉴于上述原因，可以初步排除遭人报复的可能。

再看敌特分子纵火搞破坏的可能性。从社会影响来看，即使百年老店“慈源堂”也就不过一家中药铺子，烧了也就烧了，并不影响病人买药，长春市里中药铺子有的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敌特分子对社会搞破坏以期造成影响，凭他们那套神出鬼没的纵火手法，为何不对医院、银行、火车站或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娱乐场所甚至政府机关下手呢？那岂不是能够造成更大影响吗？因此，专案组认为案犯似乎并不是敌特分子。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作的案呢？目的又何在？这个，专案组暂时无法作答。

10月25日，消防部门经过分析、试验，终于找到了三起火灾的起火原因：案犯使用的是一种自动纵火装置。这种装置以某种化学磷为原料，盛放于经过专门处理的有防潮作用的容器内。由于磷极易自燃，所以这种装置在保存和运输时必须置于水中，作案时从水里取出，放置于选准的位置，两分钟后就会自动燃烧。盛放磷的特制容器在起火后燃烧殆尽，不留一点儿痕迹。这种自动纵火装置由日本关东军“轻火器兵工研究所”研制，配备给侵华日军用于特工活动。

专案组接到消防部门的通报后，颇感吃惊。因为这样看来，案犯应该跟敌特组织有关，这就推翻了之前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是全组五名侦查员一致认定的。于是，大家聚拢来再议，可议来议去也想不通：如果确是敌特分子作案，那其目的就是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通常说来，应该选择政治影响和实际破坏性都比较大的目标下手，可这三起纵火却选择了饭馆、中药店铺和普通民居，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纵火那主儿脑子进水啦？

讨论到最后，大伙儿说先甭管案犯脑子进不进水，咱就循着这条线索往下分析出个道道儿来，然后直接追查案犯线索吧！于是，侦查员就去向消防部门请教，案犯的这种自动纵火装置是如何获得的。人家的回答是，关东军“轻火器兵工研究所”制造这种装置的车间在大连那边，但长春有该所的一个仓库。日本投降时，苏军进驻长春，日军的所有物资全部落入苏军之手。但是，不排除在日军投降前后的混乱时期散落于民间的可能。消防部门的这一说法基于当时其他军火如枪支弹药、手榴弹甚至炮弹也有一部分散落民间这一事实。至于大部分这类装置的去向，这倒是比较确定的：苏军撤离长春时，已将这些装置全部拉至郊外苏家屯销毁了。

专案组几位议了议，认为可以找到与那个仓库有关的日本人调查是否有自动纵火装置流散的情况。不过，长春的日本人大部分已被遣返回国了，留下的基本上是女性，都是在苏联红军大军压境的紧急关头为保自身安全嫁给当地老百姓的，这类女子自然不会知情。那么，上哪里去找知晓当时情况的日本人呢？组长余曦山说，公安局关着一些日本战犯、特务，他们中应该有人知晓这一情况。

侦查员直奔公安局看守所，了解到那里关押着的日本人里有—个名叫今屋三郎的关东军特高课中佐。今屋三郎战前系日本国内的大学工科教授、化学专家，侵华战争开始后应征入伍，派往“关东军轻火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自动纵火装置就是他发明的。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今屋三郎本应到大连随军撤退，不巧上一天他正好去长春看望一位朋友，结果在长春落网。

于是，专案组侦查员提审今屋三郎，询问自动纵火装置和关东军长春仓库的情况。今屋三郎向侦查员介绍了自动纵火装置的燃烧原理，特别指出该装置的特制外壳中有助燃添加剂，一旦起火，火焰会呈喷射状向四周发散，磷粉中夹带着胶状物质，具有沾黏性，火焰喷到哪里沾黏到哪里，火势得以迅速扩大。那么，这种装置的外形是怎么样的呢？今屋三郎说有几十种形状，就大小而言，大到行李箱小至核桃，有些为执行特别使命特制的仅有珍珠大小。至于名称，则唤作“黑荔枝”。今屋三郎见侦查员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解释说首批研制成功的自动纵火装置，其型号是“CT001型”，外形酷似荔枝，颜色是黑的，于是就以“黑荔枝”命名。后来根据需要研制出了多种型号形状各异的自动纵火装置，名称一律是“黑荔枝”。那么，长春仓库存放了多少“黑荔枝”呢？今屋三郎摇头，说他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仓库，但仓库并不归研究所管，而是属于长春日军宪兵队管辖一

侦查员继续查关押名单，发现有一个叫松尾明德的宪兵队少佐，于是提出来讯问松尾也说他知道有这么一个仓库，但不归他管侦查员让他知道多少就说多少、松尾说，该仓库早在1939年就已存在，刚开始时管理得特别严格，是被长春日军划人“特种目标”与关东军司令部一样进行警戒的。后来渐渐松懈，到1945年8月投降前，那里的警戒部队已经换成了伪满军队，只派了两个日本宪兵在那里监督。

专案组调查那两个日本宪兵的下落，没有结果。于是改查在仓库执勤的伪满汉奸，几番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当时在该仓库担任外嗣警戒的伪满士兵王滨。据王滨说，该仓库确实戒备森严，光围墙就有三道，分成三个院落，仓库在最核心那个院落的地下。负责警卫仓库外面两个院落的是一个排的伪满部队，里面那个院落有足球场那么大，空落落的就耸立着一座两层日式小洋楼，楼内待着两个日本宪兵和两条狼狗。苏军占领长春的前两天，那两个日本宪兵带着狼狗离开了，接替他们的是三个中国人——供职于长春日军宪兵队的汉奸成光第、刘珉和陈秀三。成、刘、陈三人之前大约半个月就曾几次来过仓库，估计是根据日军的安排来做仓库交接工作的。这三位抵达后的次日，召集警卫仓库的伪满士兵开了个会，每人发了两枚银元，准备向苏军投降，然后遣散，各自回家。两天后的晚上，苏军占领了长春。次日上午，苏军包围了仓库，伪满士兵缴械投降，成光第等三人当场与伪满士兵一起被就地遣散。从此，王滨就再也没见过成、刘、陈三人。

10月29日晚，专案组对上述调查情况进行了讨论，决定找到成光第、刘珉、陈秀三三人，向他们调查在向苏军交出仓库前是否擅自取过自动纵火装置。

这项调查进行了两天，争案组五名侦查员全部出动，先从市公安局保存的一年前长春解放伊始国民党党政军宪特、伪满汉奸、反动会道门骨干在市军管会登记的材料中寻找到了三个调查对象中的两个——刘珉和陈秀三。那两位自日本投降后就赋闲在家，第二年一个开了一家小面馆，另一个去了亲戚开的煤球场当会计，长春解放后他们曾被公安局收容审查，没发现有血债，还有检举揭发的立功表现，所以网开一面关押了半年就都放了出来。侦查员登门时，刘珉已经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眼见得过不了1949年最后的两个月了。陈秀三倒没啥，还是在煤球场做会计。

日军占领东北期间，刘、陈两个因为都会说日语，被日军宪兵队聘为翻译，到日本投降前三个月，由于长春日军数量已经大为减少，翻译多出来了，宪兵队就把两人分派到便衣队第四组当了特务、刘、陈对如何做特务一窍不通，而当时的形势对于日军来说，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举办特丁训练班，他们两个就在便衣队混日子。第四组的组长是日本人，副组长是中国人，就是成光第。成光第原本由于工作关系跟刘珉、陈秀三比较熟，所以对他们很优待，三个月内没有给他们派过任何差使，最后，成光第受命进驻仓库，就叫上了刘珉、陈秀三。那么，后来成光第去哪儿了呢？怎么市公安局的登记材料里没有他的名字呢？刘、陈说成光第已经死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刘珉知道得比较详细，便一五一十说了一番——

苏军占领长春后，成光第不见影踪，刘珉以为他回河北河间的家乡去了。次年春天4月中旬，解放军第一次解放长春。没几天，成光第突然出现在小面馆老板刘珉面前，一副生意人打扮，出手很是阔绰？刘珉问他在哪里发财，他说去了北平，和朋友一起合伙做生意，这次来长春是想摸摸药材行情，考虑进些货运到北平、天津去卖。成表示想住在面馆的后院，刘自然同意。之后，成光第就天天早出晚归，忙碌得紧，不知在干些什么。到了5月23日，解放军撤离，国民党军队随即占领长春，成光第忽然摇身一变神气起来了，竟然穿着国民党陆军制服，佩戴少校衔章。他告诉刘珉说他早就是“军统”特工，奉命打入长春日本宪兵队从事地下工作。日本投降后，他经北平去南京，向局本部汇报这些年的工作情况，得到戴笠的接见，并晋升为少校。这次，他奉命前来长春从事情报工作，等候国军“光复”：如今，上峰任命其担任长春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副队长。在刘珉看来，成光第还是念旧谊的，说老刘你这小面馆开着也没啥意思，倒不如关了门跟我干吧，我保证不会让你吃亏。刘珉知道自己不是干那一行的料，就婉言谢绝了。

事后刘珉暗自庆幸，幸亏没跟着成光第干。担任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的查老贵是胡子出身，心狠手辣，他手下一些心腹土匪跟着他也干起了侦缉活儿，作恶多端，民愤甚大。科班出身的正牌特工成光第心里很是不爽，他也想拉一批人树立自己的威势，跟查老贵分庭抗礼。于是就去向警备司令部督察室陈情。督察室是由“军统”(当时已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人把持的，自然站在成光第一边。1947年春天，成光第身边已经有了一批死党。正当他准备跟查老贵摊牌的时候，一天晚上，在出席一位朋友的婚宴回家途中失踪了。过了一天，成光第的尸体在南门护城河里浮了起来。侦缉队、市警察局立刻对其死因进行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酒醉后失足落水而亡。

当时，包括警备司令部督察室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这是查老贵下的黑手，情况通过“保密局”长春站汇报至南京，毛人凤下令调查。但当时的警备司令是偏袒查老贵的，而且警备司令部并不归“保密局”指挥，因此根本不把毛人凤的命令当回事。“保密局”方面来明的不成就搞暗的，趁警备司令去南京开会的时候，由督察室出面设了—个局，诱查老贵钻了进去，随即将查和三个心腹逮捕，严刑拷打，但所获口供表明查老贵确实跟成光第之死无关。成光第的案子就这么不了了之。

侦查员向刘珉、陈秀三详细了解了情况后，认为不能排除成光第在日本投降前执掌仓库大权的那两天里盗取部分“黑荔枝”的可能。因为据刘、陈说，当时长春日军宪兵队是给成光第配备一辆小吉普的，那两天里，成光第曾驾车出去过几趟。至于车上是否载了“黑荔枝”，那就不清楚了。而掌握着地下仓库钥匙的成光第如果想要盗取“黑荔枝”那是很容易的。于是，专案组就决定追查成光第生前在长春的居住地以及亲朋好友，指望能够顺藤摸瓜查到“黑荔枝”的线索。

查了三天，侦查员们发现成光第的日常生活倒也真具备接受过正规训练的正宗特工.的特征。1942年，经伪满一个高级官员的介绍，成光第进入长春日军宪兵队当了便衣特务。他单身一人，没有家小，对外称尚未婚娶，也确实没有人听说过他有家庭。至于住宿，他在日军宪兵队供职期间一直是住在宪兵队宿舍的。那是位于宪兵队司令部后面的一处大院，门口有日军士兵站岗，进出凭定期更换的出入证，无证人员哪怕是家眷也一律不准通行。成光第的日常社交基本等于零，侦查员调查到的十七个跟成光第同过事的日本特务和中国特务，都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关系特别密切的朋友或结拜弟兄之类。前面说过的刘珉，已经算是和成光第交往比较多的人了。

专案组分析，假设成光第在苏军占领长春前那两天里盗取过“黑荔枝”，那他把盗取的“黑荔枝”藏于何处呢？根据上述调查，他是没有地方藏的。难道说他干脆把“黑荔枝”藏到其宪兵队的宿舍里了？于是就去市局档案室查找接管旧警察局时封存的日伪档案，在一个贴着“长春日军宪兵队”标签的麻袋里找到了一本脏兮兮的“宪兵队宿舍出入登记册”，上面记载成光第是在苏军占领长春前三天离开宿舍的，至于何时返回，上面没有记载。宪兵队宿舍的出入登记册一直记载到苏军占领长春的次日，也就是说，成光第在有条件盗取“黑荔枝”的那段时间里并没有返回过宿舍。因此，专案组认为可以排除成光第盗取“黑荔枝”的可能。

对于成光第的调查就进行到这里了。情况是查明了，可线索也就此断了。

四、又现火光

11月4日，专案组开会讨论案情，众侦查员分析，既然通过追查“黑荔枝”来侦破纵火系列案的路走不通，那就只好走另一条路了。在10月19日第一起火灾发生时，这条路中华区分局已经指示红旗街派出所走过了，即调查现场目击者，指望从目击者那里查摸到案犯的蛛丝马迹。五个侦查员分成三拨，分别走访了“进财饭馆”、“‘慈源堂”中药店和关博胜及其邻居。

专案组长余曦山负责走访“进财饭馆”。他先去了红旗街派出所，向之前调查火灾的小黄、小吕了解情况。马所长听说专案组打算重新调查，就指令黄、吕两人协助。于是，三人用了一天多时间，把之前调查过的那些对象重新走访了一遍，还见了因烧伤比较严重而入院治疗的饭馆伙计小王。询问了解一番后，并没发现新的内容。于是，余曦山这一路调查就无功而返了。

第二路对“慈源堂”的调查由侦查员倪紫平、王龙负责。两人把“慈源堂”的老板、店员集中起来开了一个座谈会，询问那天到药铺来领取免费发放的“清热解毒百宝丹”的人中是否有大家认识的，列出一个名单，一一见面、询问，但没有人能够提供与火灾有关的线索。留在他们脑子里关于着火的记忆，跟“慈源堂”的人是一样的，都是柜台底下突然冒烟，随即着火。

第三路调查关宅的侦查员是关四海和贾保仁。贾保仁是吉林市人，少年时曾在长春“源顺粮行”当过三年学徒，因此对长春比较熟悉，还能说一口长春本地话。凭着这点，他们跟关博胜以及邻居比较容易沟通，竟然查摸到一条线索：关老爷子家起火前，曾有一个穿黑色呢子风衣的女人在依盛胡同出现过。

依盛胡同位于北海公园附近，当时还是长春市的偏僻位置。这是一条长约不到百米的胡同，东西走向，两头都通，有四五十家住户，而且都是至少已经在此待了两代的老住户，因此互相之间都熟悉。这样的住户成分构成，对于治安来说至少有一个好处：胡同里如果出现陌生人，容易给住户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专案组获得的这条线索，是住在巷尾的郭家老太太发现的。郭老太太七十岁，家里的人员构成比较简单，她和老伴就生了一个儿子，是个兽医，已经五十挂零，老伴在日本投降那年死后，儿子就升格为“老郭”了。那个年代的人结婚早生育也早，老郭这时已是爷爷了。老郭的儿子、老太太的孙子小郭与其妻都是小学教师，这天和老郭一起}“门上班去了，家里剩下郭老太太、老郭的妻子翠兰和老太太那个宝贝疙瘩、年方三岁的重孙子，翠兰一辈子没丁作，当时称为家庭妇女，如今叫作全职太太，负责操持一应家务，郭老太太则负责照看重孙子。

那天上午十点钟不到，郭老太太带着重孙子去邻居家串门出来，一抬眼看见前面五六米处走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身穿齐膝黑色呢子风衣，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绒线帽，肩上挂着一个被郭老太太形容为“马褡子那样的包包”，浅绿色的，长约尺半，那女子步履匆匆，听见身后郭老太太出门的声音，脚步更急了。郭老太太当时也没往别的方面去想，但她觉得看背影那应该是一个青年妇女，料想是过路人。郭老太太带着重孙子往回走，是与那个女子此刻行走的方向相反的，走到关老爷子家的围墙外时，看见墙根有一摊水=老太太当下就寻思是谁撒尿了，不禁恼火。因为依盛胡同向有规矩：胡同里不准撒尿，免得到了夏天太阳一晒臭不可闻。再一细看，发现那尿水是直接撒在地面上的，墙上没有，于是就断定这泡尿是刚才那个女子撒的。这时，孩子嚷着要喝水，郭老太太不敢怠慢，赶紧往家里领。刚进家门，外面就传来了“救火”的呼喊声。

专案组对郭老太太提供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那个女子是纵火嫌疑人的可能性甚大，理由是：按照郭老太太所说的那个女子的穿着打扮，该女子应该不是那种被内急逼得在胡同里就地解决的人(侦查员特地在依盛胡同附近察看过，该女子进来的那个胡同口有厕所)。因此，关宅院墙外郭老太太看到的那摊水，应该是盛装“黑荔枝”的容器里用来防止“黑荔枝”白燃的清水。嫌疑人把盛放“黑荔枝”的容器放在被老太太称为“马褡子”的那个浅绿色包包内，取出“黑荔枝”投掷进关宅院子后，容器里的水当然用不着了，于是就随手倒掉，然后赶紧溜走。经过郭老太太串门的那户人家时，背后传来了开门声，她生怕被人察觉，赶紧加快脚步逃之天天。

于是，这个女子就被定为犯罪嫌疑人，专案组决定去依盛胡同那边调查是否还有其他人看见过这样—个女子，指望能够撞上好运，获得些许线索好往下追查。11月5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在依盛胡同方圆一里范围内进行访查，整整忙碌了一天，一共找了上百人询问情况，竟然没有一个人见过那么一个女子。这天，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呼啸，继而下起了雨夹雪，把大伙儿冻得够戗。返回时正好在市局大门口遇到了于克局长，于局长一看状况就说你们挨冻了，赶紧喝姜茶驱寒，晚餐搞好些，补充些营养。说着，就走进门卫室往食堂打电话，让给专案组准备姜茶，搞几个好菜，弄点儿白酒。这在当时算是一个难得的优厚待遇。侦查员们喝酒时犹在讨论案情，认为目前定下的侦查方向应该没错，决定明天还去依盛胡同查访目击者。

次日上午，侦查员刚要出动，于克局长来看望大家了。前面说过，于局长是内行，他听取了关于侦查情况的汇报后，说你们的工作思路是对头的，具体应该怎么进行，你们自己决定就是，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找我解决。于克局长离开后，专案组直奔依盛胡同。自行车刚踩到那里，还没下车，背后一阵儿摩托车引擎声响，秘书科的小钟驾车疾驰而至。大伙儿便知道有急事儿了，都是老公安，头脑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了一个猜测：莫非又发生纵火案了？

小钟一开口，果不其然：第四起纵火案发生了！

第四起纵火案是一起未遂案件。宽城区天智街有一家“名相饺子馆”，三开间门面，两层楼。老板戴名相是陕西西安人氏，原是个游医，不过医技平平，游走江湖三十年还没有扬名立腕儿。抗战胜利那年他来到长春，租了一间门面房，改走江湖为固定挂牌行医。往下的情节就是未经证实的传说了：不到半年，日本投降，长春被苏军占领了。房东是驻长春日军司令部特高课的密探小头目，日军临败退时不知怎么将其一枪给毙了。按说，戴名相租的房子是敌产，被政府没收没商量。可是，当时的苏军不管这事，戴就继续住着。一日，来了辆苏军小吉普，把戴名相扯上车就往司令部拉。怎么呢？司令部有个将军牙痛，吃了止痛片不能解决，请牙医看了，牙医说牙齿本身没有问题，不损不蛀，要想不痛，还得吃止痛片。苏联人不笨，随即想到了中医，于是就上街寻找，结果找到了戴名相。戴名相纵然医技平平，但也知道这是内火上升，于是就给将军开了祛热清火的中药，反正人家付钱，什么药贵重就用什么药，连羚羊角也用上了。如此不计费用地治疗，自然有奇效，只隔了六小时，病情就有明显好转。苏联将军大喜，问戴名相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解决的，戴灵机一动就提了个要求：现在的诊所兼住所是敌产，你们离开后，中国政府要收掉的，那我就没有地方住了。将军说这有何难，既然是敌产，那就由我们没收了分配给你戴先生就是了。于是，戴名相凭苏军司令部的一纸证明拥有了自己的房产，就想装修一下。没想到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施工时竟然在地下挖到了若干金元宝。他干脆弃医从商，购置房产开了一家饺子馆。

饺子馆着火的时候是上午十时多。那会儿正好有一家三口来吃饺子，跑堂把他们引领到底楼里侧角落旁边的一副座头上。夫妇俩商量着点饺子、小菜和酒时，八岁的女儿在一旁踢毽子玩，一不留神把毽子踢到角落里盛放干荷叶(当时外卖打包用的)的那堆箩筐缝隙里去了，急得大叫。跑堂闻声过来把箩筐一个个搬开给她寻找，毽子没找到，却看见地上有几个黑乎乎的状如荔枝的物件，不禁觉得奇怪。正寻思这是啥玩意儿时，忽见那东西开始冒烟了。跑堂以前曾是民间消防组织救火会的成员，具备一些消防知识，尽管不知道眼前这东西究竟是什么，但意识到有危险，当即飞奔进厨房舀了瓢水浇在上面。

正好有一个民警路过现场，听见喧哗声过来一看，马上想起市局关于火灾系列案的内部通报，一看地上那玩意儿跟通报中所说的“黑荔枝”八九不离十，便马上招呼跑堂打了一桶冷水来，把“黑荔枝”—个个捡起来扔进桶里浸着。

民警让戴老板报告派出所，自己守住了现场以待专案组前往勘查。派出所报分局，分局报市局，市局秘书科随即指派小钟骑摩托车急往依盛胡同通知专案组。饺子馆经历的虽是一次有惊无险的火警，但南于现场有那个民警在，所以就让停止营业，店员把住门口，所有人不准离开；那个出事的角落，自然已给圈了起来等待专案组前来勘查。专案组侦查员赶到后，先看了浸在清水里的“黑荔枝”，一共有五颗，不敢妄动，余曦山让取来一个干净的大口玻璃瓶，装了清水，用筷子把“黑荔枝”一颗颗夹到瓶里，准备一会儿去看守所清那个日本战犯今屋三郎辨认。

然后，专案组侦查员分别对饺子馆的老板、伙计和所有食客进行询问，不止一个人反映在那一家三口抵达饺子馆之前，有一个穿银灰色缎子丝棉袄、外罩紫色斜纹布连帽夹风衣的三十岁左右的女子坐在那副双人座头上吃饺子，跑堂记得就更清楚了，说那女人是他迎进门的，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皮靴子，个头跟他差不多(侦查员特地给他量了量——一米六五)，角落的那个位置是她主动要求的。她要的是一碗三鲜馅水饺，另外，还要了二两白酒，花生米、卤豆干各一碟，吃了大约半个小时，酒菜、饺子全都吃光了。几个食客和跑堂都说，那女人带着一个浅绿色的包包，其外形和依盛胡同郭老太太描述的“马褡子包包”如出一辙：侦查员根据他们几个人的描述，最终弄清楚那是一个皮质的圆底包，包口处钉着多个白铜环，穿着一根小指头粗细的皮带子。几个侦查员谁也没有见过这种式样的包包，为了叙述方便，就据其形状给包包起了个名称：桶包。

那么，这个女子长得怎生模样呢？综合跑堂等人的描述，此女瓜子脸、柳叶眉、樱桃嘴、悬胆鼻——是个美女。侦查员关四海少年时曾在戏班子待过，知道化妆是能改变人的外貌的，于是就问跑堂等人该女子是否化妆了，得到的回答却不一致，有的说化妆过，有的否定。关四海又让他们描述一下她的耳朵——通常化妆是化不到耳朵的，所以耳朵的特征应该是真实的。可是，那几位谁也没有留意到该女子的耳朵长得如何，现场勘查结束后，侦查员倪紫平、王龙带上那几颗“黑荔枝”前往看守所让今屋三郎辨认。今屋三郎一看就认出是他研制的产品“黑荔枝CT001型”。与此同时，另外三名侦查员前往依盛胡同访问了郭老太太，再次向老太太详细了解那个女子的身高、走路姿势和穿着，最后认定十有八九跟今天在饺子馆出现的那个女子是同一人。

专案组分析，嫌疑人使用的“黑荔枝”既然是取白关东军长春军火仓库，那么从目前调查到的情况来看，只有一个流出可能——是成光第所为；而从目前掌握的那个颇有作案嫌疑的女子的年龄、相貌来判断，似乎有理由推测其可能是成光第的情人之类；而从其穿着打扮来看，她应当是一个有点儿经济实力的主儿。之前曾对成光第的社会关系进行过调查，没有发现可疑之处，现在看来，应该对日伪时期成光第在长春的社会关系重新进行一番梳理。

于是，专案组定下了下一步的调查方向。

五、三个女人

11月7日，专案组启动了重新调查成光第的程序，第一步先去市军管会社会部调阅缴获的日伪时期的特工档案。档案中记载，成光第是宪兵队便衣队第四组的副组长，第四组一共有十七名特务，其中四个日本人、三个朝鲜人、两个白俄，其余是中国人，组长是日本人杉山，副组长除了成光第还有一个日本人大井。侦查员抄录了第四组成员的名单后，又到市公安局档案室凋取了长春解放后那些应军管会之命前往登记的对象的名单，一对照，找出了尚在长春的六名汉奸特务。这六人中的两人已经不在人世，一个是病亡，一个在长春解放后三个月时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其余四人中，三人已被逮捕，只有一个姓黄的老头儿因无重大罪行且曾营救过抗联地下人员而未受制裁，如今在城隍庙摆摊谋生。

侦查员先去找了黄老头儿，当年成光第在长春是否有情妇，黄老头儿不清楚，但是，他知道成光第经常去南关乐礼胡同的“私立博爱诊所”，不是去看病，而是跟诊所的一个姓潘的漂亮女护士调情，大家都知道成光第在追诊所的潘小姐。

在接着对另外三个在押原第四组特务的调查中，侦查员除了证实成光第跟护士潘小姐的不寻常接触外，还另外查到了被认为与成光第“肯定有那种关系”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在安达街柳叶胡同开烟纸杂货小店的于玲珑，另一个是家住二道区的家庭妇女颜小菁。

往下，就是分头调查那三个女人了。这时于克局长根据专案组的需要，下令调派武行地、老完颜、小蒋三人参加专案侦查。三个对象的调查情况如下一

侦查员倪紫平、小蒋、贾保仁负责调查潘姓护士。当年的“私立博爱诊所”早在苏军占领长春后一个月就关了门，主任(也就是投资人)是—个姓张的西医，听说已经回天津老家了，其在天津的住址、职业等一应情况没有人说得清楚。三人议了议，决定去市卫生局调阅日伪时期留下的档案。他们在档案中发现了“私立博爱诊所”于1945年3月向日伪“新京市”(伪“满洲国”时的长春市)卫生局填交的一张表格，上面有诊所医生、护士的姓名，里面果真有一个名叫潘美柳的护士，当时二十三岁，吉林市人，1942年毕业于“新京国立护士学校”。于是，又去市教育局查阅日伪档案，找到了潘美柳的照片和其在吉林市的家庭住址。为稳妥起见，倪紫平等三人拿着潘美柳的照片让黄老头儿及关押在看守所的那几个汉奸、特务辨认，他们一致确认潘美柳就是“私立博爱诊所”的那个护士小姐。

11月10日，侦查员倪紫平、贾保仁奉命前往吉林市调查潘美柳的下落，得知潘在1945年深秋从长春返回家乡吉林市后，在当地一家私人诊所找了一份护士差使，没多久就嫁给了—个商人。那么，现在潘美柳在哪里呢？她正在吉林市公安局的收容大队交代历史问题并接受教育。原来她在长春“私立博爱诊所”工作的那段时期，被国民党“军统”在长春的特工发展为“军统”外围人员，协助“军统”转送情报。这段历史，其实吉林这边没人知晓，但潘美柳看了军管会让有历史问题的人主动前往登记的布告后，就去向公安局登记。因为她并非“军统”正式特务，不过是帮着做点儿事，收些活动津贴，算不上什么严重问题，所以公安局并没有把她怎么样，但收容教育—段时间那是免不了的。

倪紫平、贾保仁在收容大队见到了潘美柳，了解下来得知，当时“私立博爱诊所”是“军统”在长春的一个情报中转点，诊所主任系负责人，成光第收集的情报就是通过诊所转送重庆“军统”总部的。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军统”就把长得比较漂亮的潘美柳作为灯泡，给成光第每月数次前来诊所送情报之举披上了一层“追求潘小姐”的伪装。其实，潘美柳跟成光第并无男女关系。

那么，苏军占领长春前夕，成光第是否往诊所转移过“黑荔枝”呢？潘美柳对此予以否认。据她说，当时由于担心苏军进城时与日军发生巷战伤及无辜，所以早在之前三天诊所就已经停止营业，全诊所八名医护人员带着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械去郊区孙家屯躲避了，住在地主孙老财家，记得还给屯里的几个村民治过病，包括由主任主持的—个阑尾炎手术。他们一行是在苏军进城后第四天离开孙家屯的。倪紫平、贾保仁返回长春后，马不停蹄直奔孙家屯调查。孙老财已在之前的土改中被村民打死了，但其家人还在，还有邻居以及那几个当时接受过治疗的村民，这么些人众口一词，与潘美柳的说法相同。如此，就可以排除成光第将“黑荔枝”藏匿于诊所或者交给潘美柳的可能。

第二路对于玲珑的调查由侦查员王龙、老完颜负责。之前那几个在押的汉奸、特务提供的情况称，于玲珑是在安达街柳叶胡同开烟纸杂货店的，可是，当王龙、老完颜赶到柳叶胡同时，不但没有什么烟纸杂货店，连房屋也没有了，留下的是一片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原来，去年解放军围困长春时，守城的国民党军队为准备打巷战，把巷子里的部分房子拆掉了。这种战时拆房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强拆，不但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有任何补偿。被拆的人家，有亲朋好友可以投奔过去暂时栖身的，就投奔了；没有地方可以投奔的，就只好露宿街头。那么，于玲珑去了哪里呢？侦查员经过一番打听，总算从胡同内未曾被强拆的邻居那里得知她去了火车站附近，不知通过什么法子弄到了一间门面房，仍在经营烟纸杂货。侦查员还顺便了解了于玲珑的其他情况，得知这个女人是长春当地人，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只是命运不济，嫁了个铁路上做事的职员，没多久丈夫就病死了，遗留下—个儿子，如今该有十一二岁了。至于成光第是否跟于玲珑相好，这个人家可就说不上来了，不是没有留心到，而是因为这个漂亮寡妇的相好实在太多了，经常进进出出的男人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于是，王龙、老完颜就去火车站那里查访，费了一番工夫，方才打听到于玲珑的下落：患有严重肺结核和晚期梅毒，现在医院苟延残喘。

侦查员在医院病房见到了于玲珑，果然已经病人膏肓气息奄奄，咳嗽连连，说不成一句完整话。王龙、老完颜向其说明来意后，她想了片刻，突然流下了眼泪。干吗流泪呢？原来，成光第确实是于玲珑曾经的情人，于始终认为她的梅毒和肺病都是成光第传染的，并且，成对她始乱终弃，早在日本投降前三四个月就已经跟其断绝了关系。成光第当时是日军宪兵队的便衣特务，别说于玲珑一个小小烟纸杂货店的女店主了，就是长春市里数一数二的百货公司老板也只有讨好他的份儿。

于玲珑这话是真是假呢？因为涉及“黑荔枝”的问题，所以必须查个明白。侦查员又跟她聊了几句，得知苏军占领长春前半个多月，她已经跟纸烟批发行一个叫沈大力的伙计同居了。于是就去找沈大力，那人目前在一家国有工厂当装卸工。了解下来，于玲珑所说的情况属实，那时她确实已跟成光第断绝了关系，而且，苏军占领长春前后的那些日子，沈大力失业在家，日夜和于玲珑守在小店里，如果成光第或者受成委托的其他人来找于玲珑的话，他不会不知晓。这样，也就排除了成光第把盗取的“黑荔枝”藏于于玲珑那里的可能。

第三路对颜小菁的调查，由侦查员关四海、武行地负责。颜小菁出身于长春郊区芝兰镇的一个小康家庭，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初中毕业后到长春当了一名小学老师，二十岁时嫁给了一个名叫朱春风的伪“满洲国”警察。后来，朱春风被长春日军宪兵队抽调过去当了一名便衣特务，分在成光第手下。朱春风出生于科尔沁草原，十六岁才到的长春，因此不但精通蒙古话，而且对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极为熟悉。日本人可能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将其从警察局调到宪兵队当便衣特务的，反正才过了半年，他就奉命前往外蒙古刺探情报去了，这一去再也没有消息。宪兵队倒还够意思，每月的薪饷一文不少照发，都是由成光第送上门去交给颜小菁。颜生性风骚，又有几分姿色，成光第一来二去就与其勾搭上了。后来，日军宪兵队停发了朱春风的薪饷，颜也辞去了学校的工作，日常开销概由成负担。苏军占领长春后，因成光第突然“失踪”(前往南京“军统”总部述职)，颜小菁以为成已经被关东军灭口了，生活无以为继，只得又当起了小学老师，并且嫁给了丧偶的校长。关四海、武行地两人就是在她执教的那所小学里找到她的。

那么，成光第在其执掌仓库大权的那两天里，是否去见过颜小菁呢？颜小菁说去过，不过，两人不是在颜小菁家见的面，而是在医院：那几天，颜小菁的父亲患病在“新京市立医院”住院治疗，颜小菁日夜陪护在老爸病榻旁。这个隋况，成光第之前是知晓的，还曾去医院探望过颜父，这次是第二次了。然后就是那个关键问题了：成光第去医院时带了什么东西给颜小菁，颜说什么东西也没带，不过成光第当时给了她父亲十块银元——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菲的礼金了。

接着，侦查员又去找颜小菁的现任丈夫、小学校长庄亦业。庄与颜的前夫朱春风是邻居兼发小，之前也知道颜在生活作风方面不够检点：朱春风失踪后，庄亦业对颜小菁也十分照顾，常去颜家坐坐，因此跟隔三差五前往的成光第不但认识，而且还比较熟。颜小菁去医院陪护老爸时，把家门的钥匙给了庄一把，托其照料朱春风七十多岁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因此，庄亦业敢保证那几天里成光第并未去过颜小菁的住所：据学校和邻居反映，庄亦业一贯老实本分，而颜小菁在日本投降后就没再跟成光第有来往，没几个月就再婚嫁给庄亦业，再无其他桃色传闻。因此，侦查员认为这对儿夫妇的话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三路调查的结果，排除了潘美柳、于玲珑、颜小菁帮助成光第藏匿“黑荔枝”的叮能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几起火灾的作案人所使用的“黑荔枝”的确是从日军宪兵队仓库中流出并藏匿于某处的，这条渠道只有成光第才能走通。可是，潘、于、颜三人均已被排除，还有什么人可以帮其藏匿“黑荔枝”呢？

这个问题，一直到案子侦破也没有查清：

六、第五场火

11月16日，“天火”系列案的第五起火灾发生了。

长春市南关区帽儿胡同有一户马姓人家，是回民、主人马兴隆在清真寺胡同开着一家清真馆子，妻子马紫菊原是天津“墨园班”的花旦。九年前，“墨园班”卷入津门梨园界的一场纷争，一败涂地，老板被人暗杀，戏班子就地解散。马紫菊和班里的四个结拜姐妹袁宝萍、易亚珍、史亦君、何仙瑛前往长春投奔亲戚俞鸿举，意欲自组戏班子。俞早年留日，专攻贸易，民国初年回国经商，十多年后跻身长春富商行列。1940年时，俞已是一个六旬老翁，在伪“满洲国”小朝廷里挂着一个“商业咨询参议”的虚衔，却因跟关东军有着很深的关系，是长春地面上一个颇为了得的主儿。俞鸿举混到这把年纪，阅历、见识自是非同常人，他听了马紫菊等人的想法后，说在乱世女孩儿吃梨园饭不好，你们几个还是干点儿其他活儿，找个可靠的男人嫁了，生儿育女好好过日子吧。

老爷子介绍马紫菊几个到贸易公司、商行谋了份儿差使。不到两年，她们就都出嫁了，都是俞鸿举让人牵的线，嫁的全是有点儿成就的生意人，自然工作也不做了，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眼看到了马紫菊的三十岁生日。依着丈夫马兴隆的主意，是在其开的清真馆子里整几桌精细菜肴，请一班亲朋好友来庆贺。但马紫菊讨厌热闹，说都解放了，人民政府提倡勤俭节约，你—个资本家为老婆过生日这样铺张，小心你馆子里的伙计传开去，官府给你小鞋穿。马兴隆胆小，一下子就给吓住了，打消了念头，说那我就不管这事儿了，你自个儿弄吧，想怎么整就怎么整。

马紫菊把自己的寿庆“整”得倒也别出心裁。本着不铺张的宗旨，她就邀请了当初“墨园班”解散后一起来长春的袁宝萍、易亚珍、史亦君、何仙瑛四个姐妹，事先说定届时每人到场亲自烧一个最为拿手的菜肴，原料和作料都是自个儿备好了带来。

这天上午，四姐妹早早来到马家，向女主人报出了各自的拿手菜肴：红烧海参、冰糖鹿肘、酱爆鸡丁、麻辣鲤鱼。当下寒暄过后，茶也顾不上喝，就去厨房了。火，就是袁宝萍下厨烧最后一道菜——红烧海参——时着起来的。

马家宅第的格局跟第三起火灾现场依盛胡同关博胜家差不多，也是一座小四合院，前面是一条胡同，院墙有一人多高；院内靠墙处有一座堆放煤块儿、木柴的小屋，屋顶是树皮的，必须每年换。火燃起来时，袁宝萍在厨房烹饪，马紫菊、易亚珍、史亦君、何仙瑛四个正在客厅坐着喝茶聊天儿，等侯袁宝萍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桌。昨晚长春下了大雪，这当儿天空犹自不时飘落几片雪花，外面被白茫茫的积雪映得一片明朗。因此，一直到院子里的火焰熊熊燃起时，屋里那几个聊得热火朝天的女人方才发现失火了。几乎是同时，胡同里的邻居也高呼“救火”，这天的风有点儿怪，好像来自四面八方，用现在的气象术语来说，就是“无固定风向”。火焰遇上这种风，就会形成旋涡，随着不时变换的风向四下里乱窜。因此，当马紫菊等几个姐妹奔出去查看时，发现正屋这边檐下挂着的东西已经被点燃，窗框、椽条正呼呼冒着黑烟，不禁大惊失色。

这时，正在厨房烧菜的袁宝萍听见外面的声响，奔出来一看，惊叫一声便回厨房提了一桶水出来，往窗框、椽条上泼。马紫菊等人也回过神来，慌忙将檐下挂着的那些东西不分燃烧与否统统扯下，扔在院里。众邻居和路人也纷纷赶来，扑救得还算及时，但那间靠院墙的小屋还是烧毁了，只留下一堆被水浇灭的煤块儿，正嘶嘶地冒着白烟，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儿。

专案组一千侦查员赶到现场时，救火和围观的人群已被派出所、分局的民警劝散，院里只有马紫菊几个惊魂未定地围着火场议论着什么。侦查员刚向她们问明情况，消防队也来了。因为火势不大，当时也无人报警，直到派出所民警赶到后才让人去附近找电话报的火警。专案组跟消防方面就火灾情况交换意见，最初双方都认为马宅的起火情况应与之前依盛胡同关宅的情况一样，案犯佯装路人经过马宅，把几颗“黑荔枝”扔进院里。可是，往下的勘查却使他们感到似乎不对头——

首先，火是从那间堆放煤块儿柴火的小屋开始烧的，而据女主人马紫菊介绍，这间小屋上月刚剐’更换过屋顶的桦树皮，所请的工匠是远近闻名的宋木匠，他做的活儿以精细妥帖出名，因此工钱也比别人高一些。更换新屋顶距今也就不过二十多天时间，这期间没有人上过屋顶，所以不存在破损的可能。于是，消防方面发现了蹊跷：如果是把“黑荔枝”从墙外扔进来的话，小屋的屋顶紧挨着院墙，没有缝隙，而新更换的树皮屋顶也没有破损，而且屋顶是向院墙内侧大约成四十五度角倾斜的，所以“黑荔枝”应该从屋顶顺势滚落到院子里的地面上，而不是落进屋里。其次，马宅所在的胡同乃是一条只有一个进出口的死胡同，胡同口有家全天营业的烧饼铺子，据店主老熊头儿与其徒弟小柱子说，马宅失火前十来分钟，他们在门口用筛子滤煤渣，一直到胡同里有人喊“失火”两人奔进去扑救时为止，并没有人进去过。

如此，专案组就对马宅之火是不是之前制造“天火”的那个女性案犯所为产生了动摇÷那么，马宅这把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侦查员认为如果是人为纵火，那么案犯就只能是住在这条胡同里的邻居；而且，作案工具也不会是什么关东军的“黑荔枝”，而是直接用浇上油的碎纸、破布、废棉纱之类的易燃物点着了小屋里的木柴，至于作案者是如何进入现场的，侦查员向女主人马紫菊了解下来，得知外面的院子大门虽然关着，可里面没上闩，一推就开，所以应当是从大门进来的。

于是，侦查员就开始调查这个推门而入的不速之客。正好这时男主人马兴隆得知家里失火的消息后匆匆回来了，于是就问他邻居中是否有矛盾比较深的人。马兴隆摇头，说这种事儿该去问我媳妇，因为我天天早出晚归，从来不过问家里的事儿，更别说跟邻居有什么矛盾了。于是就把马紫菊叫来询问，她先是摇头说没有，稍停又摇头对自己的回答予以否定，说前几天跟张瞎子的儿子闹过矛盾，

张瞎子并不是盲人，所谓“瞎子”是其名字“侠志”的谐音。那是个走街串巷叫卖卤菜的小贩，长春解放后才搬到帽儿胡同。张瞎子的儿子名叫“侠天”，爷儿俩的名字都用了个“侠”字，就像同辈兄弟。张侠天此时十七岁，无业，喜欢练武，长得高大健壮，不过往人前一站总有点儿傻样儿，不知智商是否有问题：四天前的上午七点多钟，张侠天从外面打拳回来，拿了其母给准备好的早餐一边吃一边往外走，似是有一件什么急事儿突然想起来得立刻去办。走到马家门口，忽然又不走了，站在那里吃着早餐眨巴着眼皮不知在想什么。这时，正好马紫菊开门出来去外面买菜，定睛一看，顿时大怒。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张侠天的早餐是煎饼卷大葱外加一块拳头大的肥得淌油的猪头肉。马紫菊是回民，家里又是经营清真馆子的，张侠天在马家门口拿着猪头肉啃，这不犯了大忌吗？于是马紫菊便说了对方几句.要求他立刻离开。张侠天不肯.也不理睬，直到把早餐吃完后方才挪步，还把油腻腻的手往马家大门上蹭了几下。马紫菊忍无可忍，上去撩手就打对方耳光。张侠天是习武的，身手灵活，一闪躲过，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

专案组长余曦山听马紫菊这么一说，认为张侠天似有作案嫌疑，于是就派侦查员倪紫平、小蒋去张家找他：其母说儿子刚才在门口看热闹，现在不知哪里去了。侦查员心生疑窦，难道是这主儿做贼心虚，看见我们一行来了就溜走了？于是，就叫上派出所民警一起寻找。一小时后，在另一户邻居家里找到了正跟人玩儿扑克的张侠天。把他带到派出所去接受调查，却是一问三摇头，也不知是故意装的还是天生弱智。侦查员恼火了，想将其铐上带到看守所去讯问。手铐刚亮出来，正好外出办事的刘所长回来了，说你们先歇歇，我单独跟他谈谈。

刘所长也是个武术爱好者，天天早晨和张侠天一起练习，所以两人虽然年龄差了十来岁，但却说得上话二当下，刘所长就对张侠天说，你今儿个都干吗去了？怎么没去公园打拳呢？张侠天说我病了，就没去。说罢张侠天撩起裤脚给刘所长看。好家伙！小腿又红又肿。刘所长说你走几步给我瞧瞧。一走，有点儿瘸。所长问怎么弄的。张侠天回答说不知道，反正昨晚痛了一夜，今天就这样了。、刘所长说你这好像是患了“流火”啊，得去医院治一治。

刘所长出来对侦查员把情况一说，侦查员于是就去张家询问，得知张侠天今天确实是睡到老晚才起来的，起床后正吃早餐，外面就叫失火了，如此，专案组就初步排除了张侠天的作案嫌疑。

与此同时，其他侦查员逐家走访，了解各家成员在失火时的动向。这项调查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才结束，没有查摸到任何线索。在马宅，余曦山也对马兴隆、马紫菊夫妇进行了询问，最终排除了自燃的可能。

当天晚上，专案组对马宅火灾进行了分析，议来议去，认为既然排除了白燃和邻里纵火的可能，那这把火只能是马宅内部人放的了。不过，这时大家还没有兴奋的感觉，因为即使是内部人放的火，也不一定跟“天火”系列案有关系。身处马宅里面，要去院子里点那么一把火，还不是举手之劳？有必要使用“黑荔枝”吗？不过，侦查员还是对白天见过的那五个女人逐一进行了分析。分析下来的结果是，五个女人中身高与“天火”系列案的嫌疑人相似的有两个：史亦君和何仙瑛。专案组于是决定对当时在场的五个人一一进行调查，重点是史、何两人。

次日，专案组把马紫菊等昨天起火时在场的五人传唤到市公安局专案组驻地，侦查员分头跟她们进行了谈话，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袁宝萍等四人每人准备一道菜并带着原料登门。那么，从登门到失火大致上相隔多少时间呢？她们回忆下来，说大约在一个半小时左右。侦查员又问，你们几位烧菜时有人去过院子吗？回答是一致否定，烧菜时谁也没有离开过屋里。

这样，专案组对于昨晚关于内部纵火的认定就产生了动摇，因为无论是直接点火还是使用“黑荔枝”纵火，都不可能在一个半小时后让火烧起来。“黑荔枝”的研制者今屋三郎说得很清楚，这种装置一旦离开盛水的容器，短短数分钟内就会自燃。这样看来，这把火应该跟这五个女人没有关系。

中午，马紫菊等五人刚刚离开，专案组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马兴隆从清真饭馆打来的，称关于昨天家里失火之事他有话要跟民警说。马兴隆向侦查员反映的一件事，使专案组锁定了一伙嫌疑人。

七、真相大白

马兴隆经营的清真饭馆的规模、档次比“进财饭馆”稍高，后来政府进行工商业改造时，他的成分被定为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前来清真馆子用餐的顾客明显增多。三个月前，南关区政府主管商业的张副区长打来电话，请马兴隆有空时去他办公室坐坐。马兴隆寻思张副区长肯定有事要吩咐，于是当天下午就前往拜谒。

一见面，张副区长就拿出一封信让他看。这是市商业局转过来的一封落款有八十七人签名的人民来信，签字人都是居住于清真馆子附近的居民，他们要求政府给清真馆子的老板做做工作，让其增设早市，以解决双职工家庭的早餐问题。张副区长问马兴隆落实此事有没有困难，马兴隆一口答应立即筹办。

半个月后，清真馆子果然开始经营早餐，专门供应牛羊肉面、牛羊杂碎汤、包子、煎饼、烙饼之类的低档化大众早餐。大馆子卖小品种，质量一定好，而且价格公道，没多久，清真馆子的早餐就远近闻名，大受欢迎。这样，就把附近那些走街串巷叫卖早点的小摊贩惹恼了，几次三番来清真馆子寻衅滋事。马兴隆自己也是小摊贩出身，靠着经营得法和运气好发迹成为老板，他理解这些同行的猴急心理，但他无论于公(对政府食言)于私(挣钱)都是不可能作出让步的，只好采取避而不见的策略，有时迫不得已见一见人家，也是和颜悦色，请人家上坐，茶点款待，临末还每人送上一盒好烟把他们打发走。马兴隆的这套方针助长了摊贩们的气焰，登门次数渐渐增加，态度愈加恶劣，胃口也越来越大，一顿茶点一盒香烟已经没法满足他们了，有人甚至提出了“加盟分成”的要求。这个，马兴隆当然是不肯让步的。

于是这伙人加大了寻衅闹事的力度，把马兴隆折腾得苦不堪言，店里的师傅伙计们忍无可忍，几次三番想要发作，都让马老板给压下了。半个月前，终于有人站出来了。站出来的不是店员，而是经常来用餐的顾客——当初有可能就是他们给市商业局写的信。他们把摊贩们屡次来寻衅滋事的行径看在跟里，那天，终于忍不住了，就有人站出来指责。七八个摊贩意欲围殴那人，不料却犯了众怒，在店堂里用餐的几十个顾客竟然一下子全都站了起来，女的厉声指责，男顾客中不乏血气方刚者，围拢来就动手。一场群殴，摊贩惨败，纷纷逃窜。但马兴隆的麻烦却没有结束，摊贩们不肯善罢甘休，几天后对马兴隆扬言：马老板，你竟敢唆使顾客行凶，好得很！往下，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现在马兴隆家里让人放了一把火，要不是正好有老婆的那几个姐妹在的话，还不是把正屋烧成一块白地儿？所以，他想来想去对这把蹊跷之火感到不解，最后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和摊贩们的矛盾以及对方发出的威胁，于是就决定向专案组报告。

专案组于是就对那伙摊贩逐个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马宅失火当天上午这些人均在清真寺胡同一带做他们的小买卖，并无作案时间.一干侦查员想想不大甘心，便让他们留下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的名址，准备彻彻底底查一查是否有串通社会关系作案的可能。这时，派出所忽然打来电话，称马宅所在的胡同口烧饼铺的老熊头儿在跟派出所民警闲聊马宅失火之事时，说到一个之前没有反映过的情况：他们师徒那天在接受调查时所说的“没有人进过胡同”这句话中，并不包括两个特定对象——邮差和中药店送煎药的伙计。

专案组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原则对此进行调查，结果一查就发现那个中药店送煎药的伙计陈四竟是被马兴隆疑为纵火案嫌疑人之一的摊贩陈三的嫡亲老弟。这样，陈三、陈四就成为重点调查对象。可是，查下来陈四并无作案嫌疑。这段时间，他跟其兄陈三没有见过面，两人各自成家，一个住在城南，一个住在城北，相隔甚远，也就不过逢年过节时串串门儿，平时无甚往来。虽说是嫡亲兄弟，但关系却不甚密切，很难想象陈四会被其兄唆使着前往马宅点火。据陈四说，那天他是骑着自行车进胡同的，车后座架上挂着一个个小号保温瓶，里面盛放着煎好的中药。他后面还有一辆自行车——邮差小刘。他们两个干的活儿相同，都是骑车上门给用户送东西，丁作区域也相同，因此经常不期而遇。这天因为地面上有积雪，小刘还提醒说：“老陈您小心，地滑，摔一下把瓶子弄碎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话音未落，他自己倒连人带车摔倒了。陈四不敢托大，随即下车推着走，两人都是推着车完成胡同里的投递、送药工作的。由此，陈、刘两人可以互证均无作案嫌疑：这样，这条线索就断了。11月20日，“进财饭馆”发生火灾后的第三十三天，专案组开会分析马宅之火的形成原因，消防方面也应专案组之邀派人前来参加。经过热烈讨论，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一致认为马宅之火系“黑荔枝”所致。那么，这“黑荔枝”是南何人放置的呢？专案组认为既然之前的调查已经排除了有外部人进入马宅的可能，那么放置者只能是当时在马宅中的马紫菊等五个女人中的一个了，不过，之前的调查已经排除了她们中任何一位作案的可能，现在重新调查，切入点在哪里呢？最后专案组决定再次去马宅实地察看。

之前的调查中，马紫菊告诉侦查员，她原准备近日前往天津老家去探望父母的，现在家中无端遭灾，自是深为担心，所以就暂时取消了探亲打算。当天下午，当专案组全体侦查员前往马宅时，马紫菊正在院子里指挥两名清真馆子伙计清理火灾现场。

再次踏勘现场，侦查员们还是感到迷惑不解。马宅是一个标准的小四合院，厨房设在西侧偏房.与正中的客厅连通，客厅通向院子的门是马宅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马紫菊说，起火时她们五个姐妹除袁宝萍在厨房烹饪红烧海参外，其余四人马紫菊、易亚珍、史亦君、何仙瑛都在客厅里坐着闲聊，没有一个人出去过。这样的话，是谁去起火的小屋放置了“黑荔枝”呢？答案只有一个——没人！可没人放置怎么会起火呢？一千侦查员一时间谁也无法解答。

返回市局后，继续开会，有人提出了一个观点：可能是预先放置了“黑荔枝”，而这次使用的“黑荔枝”具有延时自燃的功能。

众人也觉得似乎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于是就摆出了需要进行调查的两个问题：之一，“黑荔枝”是否具有延时自燃的功能，这需要去向研制者今屋三郎调查；之二，要向女主人马紫菊问清楚，她的四个客人中有谁在刚到她家时曾经进入过小屋。

专案组派了两拨人分别前往看守所和马宅向今屋三郎及马紫菊作了调查，获得了以下结果——

据今屋三郎说，“黑荔枝”并无延时自燃的功能，一旦从浸水的容器中取出，很短时间内就会自燃。侦查员与其探讨如果要改变它的这种特性是否有可能。今屋三郎想了想，说应该有这种可能，而且并不难，只要让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潮湿就成了，比如外面裹以浸过水的湿布湿纸等，待包裹物的水分挥发掉之后，就能自燃了；而马紫菊回忆下来，说袁宝萍、易亚珍、史亦君、何仙瑛四人是约好了一起登门的，进门后就进厨房忙碌，没有人去过院子里。

次日，专案组侦查员分别对袁宝萍、易亚珍、史亦君、何仙瑛四人进行调查。史亦君、何仙瑛两人回忆起那天进马宅后，袁宝萍曾去院子小屋里取过木柴。而这时另外两拨侦查员还在去袁宝萍和易亚珍处调查的途中，前两拨侦查员当即给袁宝萍家附近的派出所打电话，请他们派人去袁宅胡同口拦住前往调查的侦查员，等大家会合后一起去。

这样，袁宝萍终于迎来了厄运。侦查员在她家里当场搜出了还盛放着三十多颗“黑荔枝”的化学实验室专用大玻璃瓶一个，以及作案时所穿的衣服、“桶包”和携带“黑荔枝”的带密封盖子的容器。袁宝萍被捕后，对自己制造的五起纵火案供认不讳——

1940年，天津“墨园班”刀马旦袁宝萍由于班子解散，为谋生计，随同结拜姐妹马紫菊、易亚珍、史亦君、何仙瑛四人来到长春投奔俞鸿举。她们五人都得到了俞鸿举的帮助，袁宝萍被介绍到“新京市商会”当了一名职员，两年后经俞鸿举托人做媒，嫁给经营木材的资本家丰俊运做了“垫房”(续弦)。对于这门亲事，袁宝萍内心颇为不满，一是丰俊运比她大十八岁；二是丰虽说是老板，但经济实力有限，而且经营情况每况愈下；三是丰俊运健康状况不佳。不过，这种心思袁宝萍从一开始就埋在心里，表面上始终装出一副心甘情愿的样子。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是俞鸿举为她张罗的亲事，以俞的威势，他说出的话做出的事，别人不听也得听，不从也得从，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另一方面丰俊运出身吉林富家，其父曾任清朝道台，这年八十四岁，已经卧床数年，估料时日无多。老爷子归西后，丰俊运分得的遗产肯定多于眼下的财产。因此，袁宝萍尽管心里大有想法，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很温顺的样子，乖乖地跟着丰老板过日子。

丰老爷子于1945年3月终于去世了。袁宝萍还没来得及额手称庆，丰俊运竟然因照顾老爷子以及生意场上的事儿操劳过度，突发心脏病，连医院也没来得及送就猝死了。这对于袁宝萍来说，其实是一桩好事。她原本对丈夫就毫无感情可言，丰老板走了倒好，按照老爷子的遗嘱，分给丰俊运的遗产就顺理成章地落到她手里了。她正好也可摆脱与丰俊运的那段没有幸福的婚姻，另外物色一个理想郎君。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却令袁宝萍大出意料。丰氏父子的丧事是一并办理的，安葬了爷儿俩后，丰氏家族聚在一起，宣读老爷子的遗嘱。这个前清道台一共有四个儿子，丰俊运排行末位，按照三年前老爷子当众宣布的遗产分配方案，他可以获得价值二十万银元的房产、地产、首饰珠宝、贵重细软等，老爷子病危陷入昏迷之前，还对丰俊运说过“就照那个遗嘱分配”。哪知，这时宣布的遗嘱，属于袁宝萍的却只有价值大约一万银元的首饰、细软和一些笨重家具。袁宝萍立马明白这是老爷子的大儿子丰俊昌夫妇做了手脚，她这个大伯子十分惧内，对妻子刘丽娟是言听计从，而刘丽娟是个极其贪婪之徒，自打三年前老爷子公布遗嘱后，就不时散布不满言论。如果丰俊运不死，那刘丽娟不敢也没有能力这么做。不巧的是丰俊运跟老爷子一起走了，刘丽娟再无顾忌，就怂恿其夫在遗嘱上做了手脚。那么，袁宝萍该怎么办呢？她采取的方式是以不变应万变，表面上平静地接受了这份经过篡改的遗嘱。之后，袁宝萍仍像以往那样跟丰氏家族的每个成员都相处得很融洽，跟刘丽娟更是格外和睦。丰门四子各已成家，分散居住于四处，袁宝萍几乎每周都会去看望丰俊昌、刘丽娟夫妇，而且每次从不空手，都是携一份礼品去的，哪怕是自己烹饪的一只烧鸡。她的举动感动了刘丽娟，一次两人小酌时刘可能喝多了，向袁宝萍表示了自己在那件事上的歉疚之意。当然那是酒后之言，过后估计是忘了，再也没提起过。而对于袁宝萍来说，这已经足够了——由此可以证实她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袁宝萍决定复仇。

最先起这个念头的时间是1947年初，袁宝萍应马紫菊等几个姐妹之邀，参加了一次舞会，偶然认识了成光第。成光第为袁宝萍的美貌所迷，向她大献殷勤，没几天就得手了。之后，袁宝萍方才知晓成原来是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副队长。于是，便向其吐露了欲向丰俊昌、刘丽娟夫妇复仇的念头，要求成光第出手相助。成光第二口答应。袁宝萍原以为他会动用自己的职权对丰、刘夫妇下手，可是成光第当时正准备跟侦缉队队长查老贵争.夺权力，恐怕被查老贵抓住把柄，不敢直接对丰、刘采取措施，便拿来了—个化学实验室里常见的玻璃大瓶子，指着浸泡于瓶内清水中的“黑荔枝”说，这是一种具有自动着火功能的玩意儿，你可以用这玩意儿把“丰盛昌”(丰俊昌开的百货公司，当时长春八大公司之一)给烧了——这是最惬意的复仇了。说着，就把“黑荔枝”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一一告知。袁宝萍从没见过这类东西，听着觉得茫然，成光第于是驾车把她拉到野外去试了一颗。

于是，袁宝萍就去“丰盛昌”踩点儿，发现有多处位置适合放置“黑荔枝”，不禁窃喜。但她担心纵火之后警察局会怀疑到她头上，对成光第一说，成拍胸脯保证不会，说一切有他担待，绝无任何风险。袁宝萍又去“丰盛昌”踩了两次点儿，终于决定行动。哪知就在这时，传来了成光第莫名溺死的消息，袁宝萍失去了保护伞，也就没了那份儿胆量，于是只好偃旗息鼓。

不过，袁宝萍始终没有放弃复仇的念头，但表面上，她还是照旧谦恭地对待丰、刘夫妇。她在等待时机。1948年5月，丰俊昌可能出于关心，把她推荐给一家医院，培训半年后上岗当化验员。尽管她心中有千般不愿，但为防止引起对方的警惕，还是反复表示感谢后“愉快地”去上班了。

成光第当初拿来的“黑荔枝”，袁宝萍一直密藏着，每隔一段时间就检查一下，生怕玻璃瓶里的水干了，那玩意儿会自燃。袁宝萍深信，她总有一天会用到“黑荔枝”的。为此，她一次次婉拒别人为其介绍对象的好意，以防别人进入她家后发现“黑荔枝”的秘密。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袁宝萍意识到今后的形势会越来越稳定，政府对社会治安的管理也会越来越有章法，如果再不下手复仇，往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一于是，就决定着手实施复仇计划。这个复仇计划，凝聚着袁宝萍的心血，也透露出这个刀马旦出身的女子不凡的心智。为防“丰盛昌”发生火灾后警方因当年的遗产分配问题对她产生怀疑，她想出了先在长春各处放几把火之后再烧“丰盛昌”的主意。当然，作案前必须化妆。旧时的戏班子都是演员自己化妆的，袁宝萍从九岁开始就登台唱戏，化妆对她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之前，袁宝萍就准备好了用来增加自己身高的特制靴子以及化妆用品，每次出去作案前，她都通过化妆和穿特制的皮靴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身高，借以蒙蔽警方：

从10月3日开始，袁宝萍就利用业余时间对各个目标进行踩点儿，最后选定了“进财饭馆”等六处，其中“富风布行”和“大发南货店”这两个目标最后放弃了。因为袁宝萍在对“慈源堂”和“名相饺子馆”纵火后，次日曾去现场窥探过，从人们的议论中判知警方对纵火案甚为重视，因此心生畏惧，决定放弃后两处目标。但她心里总觉得以之前四处目标作为“丰盛昌”火灾的铺垫似乎有些单薄，最好再制造一起类似关宅那样的火灾，就在这时，袁宝萍接到了马紫菊的庆生邀请，就决定在马宅作案，其手法可与关宅作案一样，如此，警方就会用对待关宅火灾的思路去进行无效侦查。

袁宝萍很聪明，为便于携带“黑荔枝”，她选择了“红烧海参”这道菜肴，这样，她就能把两颗“黑荔枝”放在浸泡海参的容器里带往马家。袁宝萍以前曾多次出入马宅，还在那里住过，因此对马宅的内部结构了如指掌，她反复考虑，制订了一个稳妥的方案。这个方案本着“安全”的原则，需要“黑荔枝”延时自燃。袁宝萍之前放了四把火，已经完全掌握了“黑荔枝”的性能，就想到了用湿布包裹“黑荔枝”的法子。为此，她特地在自家的小院里进行了试验，把从水里取出的“黑荔枝”用湿手帕包裹后放于地上，果然，一段时间后就自燃了。

作案那天，袁宝萍和易亚珍、史亦君、何仙瑛一起登门，进了马宅后她们前往厨房商议烧菜顺序，袁宝萍趁易亚珍等三人说话时，取出盛放海参的铝饭盒，去水缸那里换水，乘机把“黑荔枝”裹于预先准备好的半干半湿的手帕里。然后，“查看”了灶下的柴火，说不够烧的，借去院子里的小屋取木柴之机把“黑荔枝”扔进了柴堆。这时，女主人马紫菊正在卧室里翻找围裙和袖套，因此没留意到袁宝萍去了院子。

至此，“天火”系列案终于告破。袁宝萍于1950年3月6日被长春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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