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太学是官学还是私学(东汉大盛的补习班)

东汉时期的太学是官学还是私学(东汉大盛的补习班)(1)

(图文无关)这里谈谈古代的补习班吧。 (视觉中国/图)

这里谈谈古代的补习班吧。

作为东汉初年的人,班固有一段比较古代(其实不过是西汉中期)的学习和当下学习的差异的话。

班固说:古代的读书人,一边耕地劳作,一边侍奉双亲,一边仍然有一点时间可以读读书。——因为农业社会,不是一年忙到头的,冬天粮食都进仓了,即使是个普通农家子弟,也可以去读书,“三年而通一艺”,三个冬天读下来,一部儒家经典就算学通了。儒家总共有五经,那假设十五岁开始读经,“三十而五经立也”,三十岁也就全部学习完了。并不用花费特别多的时间精力,学习的收获也就很大了。

但是班固生活的时代,学习风气已经不是这样了。

按照孔子的教导,学者应该广泛吸纳各种知识,无法弄明白的地方就空着,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但实际上儒生们并没有遵循祖师爷的教诲,大家就喜欢“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就是把学问做得特别琐碎,明明自己不懂的地方,也喜欢解释得特别迂曲,然别人也很难戳穿你其实并不懂。

就这样,一代代学者已经给经典做了连篇累牍的注释。比如有个博士叫秦延君的,解释《尚书》第一篇《尧典》,光是这个题目就阐释了十万字,《尧典》第一句话“曰若稽古”,字面意思不过是考察古事而已,他也可以阐发三万字。这种情况虽然比较极端,但总之一句经典原文,注疏是几十倍的篇幅,是常有的事。

这对后来的学习者当然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因为光读经典没有用了,你这些注释你都要熟读背诵,你必须从注释中寻找正确答案。——因为汉代的儒学,讲究守家法,创新等于胡闹,重点是你要能准确重复你老师的意见。老师给经典作了注释,你的工作就是给老师的注释再作注释,跳过老师的意见直接去解释经典,属于大逆不道。

那时纸虽然已经发明,但还远非普及,几十万字注释写在竹简上,一不留神就得一百多斤。所以读书成了得把一辈子搭进去的事,“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小孩子就要承受沉重的学习负担,学到头发白了,才有资格开口。

可以说,班固已经把问题揭发得很准确深刻了,但东汉的学风因此改变了吗?

众所周知并没有。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种风气,对治学固然没什么好处,但对有些人,是很有好处的。

西汉读书比较便宜。所以公孙弘这样放了半辈子猪的人,也可以因为通儒学而被举贤良,并一直做到丞相的高位。又如朱买臣这样的,穷得他老婆都不要他了,一样也有出头之日。

东汉,就不大会给这样的人机会了。

第一,抄写在竹简上的经典是很贵的,需要掌握的知识量越大,读书要花的钱自然也就越多。

第二,既然前辈经师的解释是必须掌握的,所以要想了解这些解释,就非拜在这位大师门下才行。补习班走起!

这样把学习成本拉高,穷人就读不起书了。

一般认为,东汉时门阀世家开始形成,但阶层之间升降的通道又没有完全闭合。

这样的时代,不上不下的阶层,活得最累。

东汉出现了一些世代研究某部儒家经典,从而世代能当大官的家族。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袁术、袁绍家族,他家就是专攻《易经》;再如弘农杨氏(著名的聪明人杨修就来自这个家族),《尚书》研究就是他家的特长。

但没有这么高地位,却也并不太穷的人家,为了维持现有的地位甚至更进一步,读书就不得不非常拼了。《后汉书》说,不管哪里有个讲经的老师,来找他求学的人,真是不远万里而来。校舍刚一建好,自带干粮来拜师,动辄有千百。至于享有盛名的大师,如果愿意上课,他门下有学籍的弟子,可能不下万人。可能大师并不好好上课,但能有这么个学籍,本身就很重要。

不过,汉代经学虽然繁琐又无聊,但毕竟有个相对清晰的标准,一个天赋聪颖的草根学霸,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的苦读,水平还是有可能得到承认的。

魏晋讲“玄学”了,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是王谢的乌衣子弟,只需要把自己拾掇得飘飘然若神仙中人,说几句没头没脑的话,这就叫“正始之音,正当尔耳”,玄学大师的感觉就出来了。而一个苦孩子十年寒窗积累的谈玄经验,我只需要一句“你的感觉不对”,就可以把你贬得一钱不值。

所以到了门阀制度真正成型的魏晋时期,东汉这种补习班的盛况,也就不存在了。

(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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