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岁县令上任第一件事件（五百年）

作者：广灵县三晋文化研究会 刘祖福

题记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总会留有前人不懈的作为

县衙旧址大门口之古槐

广灵县在明清两代有记载的五百年间，共一百多位县令“知广灵县事”。《广灵县志·清》合订本《秩官志》记载着自明·洪武十六年（1383），叶时茂任广灵县令以来，至清·光绪六年（1880）楊亦铭等人继任，这五百年间“知广灵县事”县令的姓名，以及大部分人的籍贯、功名、任职年限，还载有少数任职者的政绩、升职、评价等情况。《县补志·秩官志》之后，在县境的碑刻中，还存有光绪廿七年、三十年（1898）分别继任的两位县令。这样自1383年至1898年，515年间，共保存着116位广灵县令的姓名。

这百十位县令来自祖国各地，他们的籍贯分别是：辽东、甘肃、宁夏、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安徽、湖广、江西、浙江、河南、山东、河北、顺天府。古代有五百里内不得任地方官的禁条，故而没有一位山西籍的就任广灵县令。

明代任职的64 位县令中：举人23位，贡生28位，监生2位。有11位县令未注明功名。举人是当时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乡试的考中者，以此作为一种出仕资格。贡生是生员（秀才）中成绩资格优异而升入国子监的读书者，意为以人才贡献给皇帝。监生即国子监的学生，或由学政考取，或由地方报送，或经皇帝特许；后来捐钱也能取得监生资格。

县令王利亨 书

清代的52位广灵县令中：有进士15位，举人18位，监生3位，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共16位。进士是殿试考中者的专称，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恩贡是指遇皇帝登基或其他庆典颁布“恩诏”之年，加选一次，入选者称为恩贡。拔贡即由生员中择优报送入选者，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人，每六年送一次。副贡即乡试取入副榜者。岁贡即由府、州、县学，每年由生员中选一人入国子监者。优贡即每三年由各省学政从儒学生员中考试入选者。“恩、拔、副、岁、优”时称五贡，为清代科举制度中五种贡生的总称。“五贡”都算是正途出身资格。一等可充任七品京官，二等可出任知县。

还有一个待考证的现象：在《县志》所载县令名字截止时间——光绪六年之前，刻立于光绪元年的《重修石佛寺序》碑记中，署名有“钦加同知衔署广灵县正堂何选文”。“署”在古代官职中有“代理无本官的职位”之义，也称“署理”。大概由于何选文当时是代理广灵县正堂，故而没有载入县志秩官名录。况且“钦加同知”为正五品官，属于以上代下。

他们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为十二年，最短的则不足一年。王根，安徽婺源人，道光三年任县令；当年便由杨作梅接任。任职一年的16位，任二年的20位，任三年的13位。任职3年以内的共计49位，占到总数的43%。在位达十二年的共有三位，分别是王利享（嘉庆十四年1809至道光元年1821），李士武（道光十七年1837至廿九年1849），马兆科（咸丰八年1858至同治九年1870）。

禁伐林木告示

这百十位县令在广灵留下了较多的踪迹，《县志》和碑碣中记载和刻录着他们的作为。据初步统计，共有43位县令，留有63条信息，内容涉及政令、作为、品行、政绩、评价、升迁、祀所，等等。他们中有三位主修、续修、补修《广灵县志》，后人统编为“清˙合订本”。

李焕斗就任县令的第六年，即康熙乙丑年(1685)主持完成了《广灵县志》修镌。他在序言中写到：“于生员王所州家得胜国之残篇，续以近代之轶事，参与考订，……次第成帙，分为十纲，列为六十目，书成。”后人为其撰《传》曰：“李焕斗，进士，江西临江府新淦县人。康熙十八年任。清廉公正，平恕有容。议革议兴，实心可资天地；请蠲请赈，慈衷务，济苍黎。士民咸服，遐迩共仰。”

郭磊，进士，河南商丘县人，乾隆十二年任。其曰：“余承令广灵，甫下车，即取广灵县乘阅之，……乃知出自前令李公之手，已周甲子矣。时即欲续纂之。”于乾隆十九年（1754）纂成刊行。《县补志·秩官志》载：“考郭公在任时，清勤自矢，有政声，曾建‘恤儒仓’，并劝谕民间立‘恤族仓’，以备荒。凡地方之利弊及关系分化之事，多所讲求，志书即其纂修焉。去任后，民共思之。”

杨亦铭于光绪辛巳年（1881）纂修完成《广灵县补志》。卷首载有“纂修补志札文”，札文令“各州县志书，亦须一律修辑。……查明原修志书以后应载各事实，另修补志一册，即照原分门别类，挨次编纂”。杨亦铭，优贡，河南商城人。光绪六年任，第二年便主笔完成《补志》，效率之高，令人赞叹。杨亦铭为补志作序，写道：“修补之事，诚不容缓。……所得事实，即于分门类续入；无则阙之，纂成之书一册，体例一遵旧章，不敢妄为增删，……而秉笔之事，群推让亦铭。”

广灵县令中，有9位祀于名宦祠，其中明代4位，清代5位。清代有两位县令的经历耐人寻味。焦恒馨，恩贡，广平鸡泽县人，康熙五年到任。在四年的任期中，多有作为，也曾被“诖误”，即被别人牵连而受到处分；朱彝，进士，浙江桐乡县人，康熙九年到任，任内“作养学校。抚爱穷黎”，曾受“左迁”，即被降职。而这二位逝后，均祀名宦祠，可以想知其后来均有发奋之为。桂林，岁贡，石埭人，明·天顺年间任，其作为载于《府志》。

广灵县令中有4位晋升了职务。乔密，举人，同州人，隆庆六年（1572）任，万历五年（1577）升任霸州刺史，祀名宦祠；范发愚，进士，河南怀庆人，顺治五年（1648）任，顺治八年（1651）升任江西道，祀名宦祠；石笃生，举人，山东长山县人，顺治十三年（1656）任，康熙五年（1666）升任广西西隆知州；张鸣珂，举人，陕西同州人，康熙十一年（1672）任，康熙十七年（1678）升任河南府景州知州。

卒于官任的县令有两位：杜汝浮，岁贡，永年县人，顺治三年（1646）到任，“刚方不阿，坚守清操”，顺治五年卒于官任，祀名宦祠；刘墨庄，拔贡，甘肃武威人，《县补志》载：“道光十三年任，适逢荒歉之后，集逃亡，兴农业，俾地方起色。操守清正，剔弊尤严；教育人才，一时文风丕振。”道光十七年（1837）“卒于官，身后萧条，士民感之，集资送柩归。”事迹确实感人。

县令判文

《清史稿·秩官志》载：“府辖县，知县一人，正七品。职权：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滑除奸，兴养立教。”县令作为一县的行政长官，负责县境内治安、生产、税收、兵役、地方祭祀；传达御旨、陈情上奏、缉拿盗匪、有关民生之事几乎全都涉及。县官像是一县之家的大家长，人们称其为“父母官”，似乎也不无道理。几百年来，不少县令参与了县境内众多寺、庙、祠、坛的新建或重修及祭祀活动，现存石刻中有16通碑碣中分别留有了他们的名字以及作为。

县衙就位于城内东侧中部，占地四十多亩。现在仅存当年植于县衙门口的两株大槐树。槐树是特产于中国的古老树种。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崇拜槐树的文化现象，视槐树为科弟吉兆，与书生举子相关联，是吉祥、福瑞的象征。两株大槐树东西向排列，树高15.5米，株距一丈八尺，胸围3.7米，树冠6米多，现在依然枝繁叶茂。这两株古槐的坚守，见证了漫流在槐树枝叶枯荣轮回中的县令故事；记录着镌刻在槐树躯干斑驳表皮上的历史岁月。

县衙内后部偏西的一处四合院是县令一家的住所。三间正房是居室，一堂两屋，屋内设土炕，方砖铺地，麻纸糊就的顶棚，糊纸的小方格木窗，双扇对掩的木板门；东、西厢房各三间；三间南房正中那间是出入的过厅。这处住所除了开间较宽，其余形制与当时的民居无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拆除时发现所有房屋内，均是墙内立有木柱的土坯房。县令的书房位于相对的东侧，名曰“茂榆堂”。

认真阅读《县志》记载的信息，仔细梳理碑碣中的刻记，多方收集遗存的散乱资料，可以拼接出明、清两代五百年间，百十位县令在广灵大地履职的轮廓。

一、决讼断辟 刊发判词告示

依照律令，决断讼案，维护秩序，治理乡民，是县令的日常公务。七品县令，惊拍堂木，“威武”升堂，当庭断案，是众多文艺作品塑造的县令形象，已经在民众中留下了普遍且深刻的印象。五百年间，广灵县令肯定也曾审理过众多讼案，而今仅仅在碑刻中留下一些记载，有产权判记，有禁赌、禁滥伐树木的告示，还有民事纠纷调解结论，等。

《千福山庙产权判记》清·嘉庆元年（1796）立，县令朱休度撰文。碑文载：“正堂朱谕千福山会首并住持僧等悉知：照得千福山重建恒岳行祠，为阖县祈神祷雨之地，关系甚重。”朱休度以断案判决之方式，将平水城村南临河荒滩地共一顷八十亩，判与杜廷元、任显等租种，每亩酌收租息，暂充延陵书院修葺房屋之费。后又改拨千福山庙，作为香火及修葺神祠之用。“除以将谕纸及判语付山寺收藏，兹合行将改拨缘由勒石，永远垂后。”碑中存有二百年前广灵城郊的地价及地租数量：任显等租地一顷，每年每亩谷租九升，共租九石整。杜廷元租地八十亩，每年每亩谷租九升，共租七石二斗整。千福山底陆地十五亩，粮银五分加丁在内，卖价六千文。

县令丁惟晋于光绪二十四年（1888）撰文立碑存记，判定白家坟村中蓄水池潢的使用及池潢边上柳树归属：池潢乃“该村蓄水供饮之区，不能不判归于村。……池不得刨掘填淤，树不得砍伐售卖。”碑中就记载着白家坟村的来历：“东台村白氏，广邑之巨族也。其先人于前明年间，有官竹溪县者，殁而葬于城北土岺南坡，后迁徙于此，遂成为村，因名之曰：‘白家坟’”。

《调解辗渠纠纷碑》记载了作疃西堡村，“宣统元年二月间，戏楼中将演戏酬神，忽然渠水将戏场道所冲，男女不能行走，”引起纠纷，典辗人“口出不逊之言，乃与会首人等逞凶。如此危险，难以办理神戏。事出无奈，只得禀控普天案下批候。餙差弹压，传案讯究，差役执票到村。未经堂讯，……两家和息，具结完案。”碑中不仅记述了案发、禀控、传讯、和息的过程，还记载了用水顺序和使碾磨面收费价格：“掌辗使水一事，仍从古制而行。先以养育生灵，次以灌溉种植，终以余水辗动。其于磨面，先磨于本村，然后及于外村，不许辗主令外村佔磨，亦不许日后增价，仍从旧日：磨粗面者，每斗大钱五文，磨细面者，每斗大钱拾文为限。”

县令马兆科在任十二年间，刻立三通《告示》碑记，有两通立于圣佛林山宝峰寺，内容均为禁滥伐林木。“示仰该县绅民係僧人知悉；嗣后该寺遇有修理工程要用，须邀同经管该寺绅民禀县勘估数目，于树林稠密处，选择伐用。民人僧人倘敢不遵禁令，再行私砍，许互相呈控，以凭严究。”“倘有邻近樵採与本村人民偷砍树株，许该会首等据实指名具禀，以凭实办。本县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勒石宝峰寺”现存洗马庄的《禁赌告示》碑，先陈述赌博之危害，又开列禁赌措施，最后告示处罚办法，意在以此举禁戒赌博，淳正民风，安靖地方。

二、征收银粮 足额上解起运

核准田亩，依地征粮，清查人丁，按丁征银，是县令的任内职责。赋者，在古为粟之征；役者，在古为力役之征。清代，田赋和丁役均按银两计征。《县志》载明：自康熙廿二年（1683）至光绪六年（1880），二百年间广灵全县通共征收银两，均为9200多两。征收赋役的名目繁多有：田赋银、丁徭银、牛犋银、士兵银、解部银、内匠价银、宾兴银，等。

田赋税粮中包括马草、地亩、驿粮三项；当时地分上、中、下三等。上地每亩征银：地亩九厘，马草三分，驿粮一分五毫九丝九忽，计数精确到以“两”为单位的小数点后五位。上等地每百亩共计征银4.9599两。中等地每百亩征银4.0066两，下等地每亩征银2.8767两。

人丁又分为六等，分别定量征银。中上丁每丁征银1.4两，中中丁每丁征1.0两，中下丁征0.66两，下上丁征0.46两，下中丁征0.26两，下下丁征0.13两。历年开征的税种还有：房田税、商税、畜税、缸房税、牙税、当税、烟叶税，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县共征银9224两，其中田赋银占64.3%，丁徭银占17.2%，士兵银占10.7%。分别向户、工各部起解银钱6930.2两，上解银占总额的75.1%。乾隆十八年（1753）共征银9254.3两，起解银钱7444.3两，占到80.4%。乾隆十年，广邑始行“摊丁入亩，”每亩摊入丁银一钱六分四厘二毫一忽六末二先五沙八成五渺一埃（0.16421625851两）。这样的繁缛的计算，令人称奇，不过可以使我们了解古人进行银钱的结算时的计量名称，“两”之后，依次还有十一个计量单位。

道光三年（1823），“广邑丁粮全归地亩矣。”这样就促进了人口的繁衍。康熙五十年（1711）广邑“实在征赋人丁”2653丁；光绪六年（1880）境内城关四乡共有11241户，72550人。光绪六年，通共征银9258.2两，起解银钱8006.2两，占总额86.4%。经历近二百年间，广邑向工、户各部押送解运赋役等项银钱增加了1076两，比例上升了11.3个百分点，由75.1%升至86.4%。

县衙存留的赋役银钱以及各项税银，用于俸禄、养廉、役工、食用，祭祀、缮修，驿站，繁费，等，县令每年俸银四十五两，养廉银八百两。光绪六年，县衙内有门子、马快手、禁卒、皂隶、民壮、捕役、更夫、伞扇夫、库子、斗级、轿夫、铺兵、门斗、斋夫、膳夫等。以上役夫人等共计102人，实支工、食银共640.8两。

三、讨滑除奸 致力守土安民

讨伐狡诈，铲除不忠，维护纲常，严防暴乱，是县令的履职责任。他们都要坚固城池，加强防守；剿灭叛逆，旌表忠义；也要发布不同内容的“告示文”，表明指向，引导民风。

广灵地处农耕民族与游牧部落交错融汇地带，城池防守显得尤为重要。县志记载：广灵土城，肇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明·洪武十六年（1383），知县叶时茂重修。之后，有六位县令相继重修，“砌石甃砖，周围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六尺，堞六尺，脚阔三丈，顶阔一丈五尺；垛口四百七个。门楼二座，各三间，高二层；角楼四座，铺楼八座；重门二座，南曰‘景阳’，北曰‘永安’。”城壕之深、阔俱三丈。解放前夕，航拍图片显示，广灵县城呈正方图形，这样城墙的边长为135丈，等于450米。县城占地面积20.25万平方米，折合303.75亩。

顺治五年（1648），广灵发生了“攻围县城”之变，“县令范公发愚以大义劝谕士民，昼夜捍御，与城存亡。”范公潜缒壮士仝观吉，赴大同府英王麾下请兵剿灭。时往返未及三日，行五百里。贼遂平。县志载有《仝义士传》、《周义士传》。

多位县令任内颁布多项“告示文”，让乡民知晓所推崇或所禁之事。《节俭示》“示谕士民人等知悉：乘此丰亨之年，务以切戒豪奢，珍重谷粟，多有积攒。即稍遇凶年，亦可保聚一家骨肉，不至流离失所。古者，三年之耕而有一年之积，九年之耕而有三年之蓄，无非节省留余，以防不测之时。所谓‘有备则无患’也。”

《戒赌示》“示谕城关八里士民人等知悉：各宜自保身命，力改前辙。勤力农牧，多种几亩地，多收几斗粟，即可保养一家生命。而赌博一途，视之如火之焚身，如坑之陷人，远避三舍，以免此横祸，方为良百姓。上不败祖父之家，下不贻妻子之辱。如敢仍前聚赌，或被场中人告发，或被旁人出首，拿来审实，尽法重处，依律枷示不恕。”

《禁轻生示》是针对“动则轻生”而专门颁发的诫劝告示。告示从正反、阴阳诸多方面阐释了轻生之不可取。特别是利用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迷信心理，引用佛家之言：轻生者脱轮回，不享祭祀，无所依归。以此诫劝民众慎勿轻生、珍爱生命。这样宣告，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认知，使人易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说服力，扩大了影响力。

县令李焕斗还编写《劝民歌》：“劝吾民，仔细详，勤种地，早完粮。安故土，莫逃亡。爱兄弟，敬爹娘。守本分，勿窃攘。息争讼，睦乡帮。戒赌博，勿贪狼。思忍让，勿逞强。教子弟，勿飘荡。恤鳏寡，济年荒。省浪费，保家方。听余言，心勿忘。天福尔，免桁杨。若背斯言不省悟，难逃五刑与三章，大家黾勉相遵守，自然乐业永无疆。”这些告示文，体现了我国古代儒家学说极力推崇的“仁者爱人”观念，是封建社会良吏的亲民作为。

四、兴养立教 力行修庙办学

振兴修养、确立儒教，倡导民风，推行教化，是县令的价值取向。他们遵从“庙学合一”的古制，建庙以尊孔，兴学以教化；多位县令还主持、参与县境内多座寺、庙的维修兴建，并捐钱、物；有的还出示文告、留有墨迹，采用多种形式宣扬儒家伦理纲常和道德标准。

《县志》载：“文庙，在县城西北隅。洪武初，县丞赵自立创建。弘治乙卯（1495），县令程公观重修。嘉靖、万历中，屡加修葺。康熙五年（1666），焦公恒馨重修。前为棂星门，左‘德配天地’坊，右‘道冠古今’坊。门内泮池，上跨砖桥，池中李、杏树各一株。桥北为戟门三间，中为大成殿五间。东西两庑各五间，殿后崇圣祠三间，戟门左右，名宦、乡贤、忠义祠各三间。”

《增修广灵县文庙记》刻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碑文记载：明代有五位县令建、修文庙；清代道光七年（1827）之前，有四位县令组织增建、修葺。“广灵文庙，四邻封称巨观矣。”“大成殿为间凡五，深四丈，广六丈，高如广之半有奇。木佩青碧，瓦饰琉璃，宣立配哲，悉数塑像。”

县令参与寺庙建修的作为，在碑刻中留有记载。明代，李贡嘉靖十六年主持重修福智寺；鲁师曾嘉靖二十九年主持新建北岳行祠；马应明嘉靖四十三年主持重修宝峰禅院；张理嘉靖四十五年主持建修崇庆寺；刘审问万历十一年主持重修邑厉坛，并书写碑文。清代，呙正仪康熙十八年主持重修西照寺；韩铨乾隆八年主持重修金船寺；朱休度乾隆六十年主持创建关帝文昌庙、嘉庆元年主持新建水神堂文昌阁并捐施，意在“扶纲常亦以培文教者也”；王利亨嘉庆二十一年主持重建双泉寺；李士式道光二十五年主持重修社台山龙神祠。

九位县令为修建寺、庙、祠、阁捐施：郭磊乾隆十六年为千福山寺施银五十两，并撰写碑文；柴蓁乾隆三十五年为福智寺施银五十两；朱休度嘉庆元年为水神堂文昌阁施银七千文，施檁柱三十条。光绪元年署理广灵县令何选文，为石佛寺施银二十两。

杜垣雍正二年（1724）任县令后，于县治南隅创建书院，取名“延陵书院”。县城内曾建有两处义学，李焕斗康熙十八年任县令后，在南关借地置义学、建书舍五六间，捐俸延师，聚儿童习业。李焕斗还刊发《劝学示》：“为再行召募儿童习业，以广教化事：城中设立义学，召集远近幼童十余人，负笈习业。虽不能遍行教导，亦聊以示倡率也。”

刘务纯于同治十一年，在圣寿寺大门内纯阳宫设义学，用贷于缸行所生利息，作为延师之需，每年生息钱五十千二百五十文。书院与义学所教的内容，均为儒学，意在以此兴养立教。

五、劝农赈贫 重视兴业救灾

劝勉农耕，祈祷丰收，赈济灾荒，体恤商贾，是县令的爱民之举。他们都希望任内平顺，四时调和，五谷丰登，六畜藩殖，虏盗消除，黎民富庶。他们立仓储、劝捐赈、免课税、修石桥。虽有所作为，但更多的是寄托于天地神灵。祭祀之，祈祷之，力求“下保黎庶乐业清平，祈四时而无难无灾”。

郭磊于乾隆十六年（1751）撰文记述祈雨：“乾隆丁卯，余承令广邑。次岁，雨泽愆期。历祷境内山川，迄无一应。众以千佛山请，遂具牲醴，率众陟此之颠，为文以祭。……今特具牲，率阖邑士商人等，长跪致告：广邑地瘠民贫，犹知好善。如雨晹时若，年岁丰登，士人愿捐资，重修庙貌。”朱休度任内“年年祷雨水神堂。”《县志·赋役》载：每年留存“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八蜡等坛，祭银二十四两。”

清代县令于县境内设有常平仓、社仓、义仓。在县治前东偏，内设仓厫二十二座，共二十九间，可储仓谷一万一千石。据载：光绪五年（1879）冬，三类仓共计实存一万一千一百石九斗四升五合九勺。依十进制计量测算，一石容量等于谷物三百市斤，一勺则等于十毫升的容量，为谷物约三钱重。纸面上这样精度的记载，不知与实物能否相符。仓储谷物，若遇借放，秋后照秋收份数，确定免除或者加息后的谷物数额，归还之谷，用以赈济灾困。

《捐米赈饥碑记》载有道光十三年（1833），县城在城隍庙设厂放粥之举。当年二月始，至四月十五告竣，“煮粥开放，就食者日增三千余人。”“赈米十日，届期裹米而去者，复计四千余众。”

《又劝捐米赈饥碑记》刻记光绪四年（1879），县令艾济美面对天旱欠收、赤地千里、斗米千文的饥馑灾象，实行银米并捐。“未两月，而得银若干，米二百石有奇。”“既又米贵而茭子贱，因易得茭子三百六十石，分存各店。明年正月，先审明各村庄极贫之户，按名散给领票，于三月上旬在城隍庙分放。公与同城文武诸公，亲督其事，以防侵渔。”

韩铨于雍正十一年（1733），针对水神堂“每年六月十三日，龙母圣诞之辰，里民献戏。因为商贾咸集，其会颇盛。然而客商犹苦课税之征，每有裹足不前”的状况，而实行“抚恤远商，免征课税，谕令各商，随意捐输，以充常住公用。遐迩闻之，莫不感颂韩公之公德。自此以往，聚会日隆。”

韩铨还于乾隆五年（1740）主持“重修广济桥”，“使之易根深石固，可保永远无虞；槛稳顶平，自尔往来攸利。不惟本村士庶咸欤乎坦途，抑且四方行人共免于病涉。”

张星焕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主持创修洗马庄南石桥，此地为四达之衢，行旅往来，车马辅辏，殆无虚日。而因山溪横流，致使车马坐困，张公便：“广为布告，想仁人君子，其曾出入是途者，必为争先布施；即端居好善者，亦必乐为勷助矣。”他日桥成，利于人员往来，经济交流。

县令中，也许还有更多赈灾救贫之举，或许还有不少兴业劝农之为，但我们还未见到有关史料之记载。

五百年间，百十位县令相继知广灵县事。他们大多用心经营在任职位，修城池、断讼案、收田赋；他们设方教化邑内民众，建书院、设义学、立牌坊；他们多次描述境内习俗，状地貌、赞邑民、评民风；他们著文记载施政业绩，修志书、发告示、定乡约；他们也深情留恋广灵大地，咏八景、褒物产、赋别离。对于这百十位县令，凭借仅有的资料、信息，我们很难窥其全貌，也无法进行总体评价。但是，经过仔细梳理《县志》中的资料、认真解读碑刻上的信息，我们可以大致上感知到他们对于广灵大地的付出，也可以多角度体味到他们对于广灵人民的情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许，这些会引起我们更多的回想、感慨、反思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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