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新儒家观点（陈来朱熹思想的时代价值）

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格物致知”的理论。《大学》本是古代儒家的一篇文献，其中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最重视其中的“格物”。他用“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提出格物就是要穷理，也就是去了解事物的道理；而穷理必须在事物上穷，不能脱离事物。即物穷理的主要途径就是多读书、观察事物、思考其道理。所以，朱熹一生中任官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所到任之处，必兴学校。如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但南宋初已经废坏，朱熹在五十岁时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他在庐山上访求白鹿洞书院的废址，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他亲自立订了《白鹿洞书院学规》，一方面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另一方面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这是中国书院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学规不仅对后来的中国教育影响很大，至今在东亚的一些国家仍可以看到其影响。朱熹在六十五岁出知潭州时，还曾主持修复岳麓书院，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亲自到学院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和朱熹的讲学与教育实践有关。

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把“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惩忿窒欲”出于周易损卦，“迁善改过”出于周易益卦，北宋周敦颐在通书中最早把这两句连在一起。“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出于汉儒董仲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这可以说是朱子强调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和伦理原理，指导我们“如何要求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做事处世”。

朱熹论道德的思想中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欲望、道德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微，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是指个体的感性欲望，与生俱来，不可能不产生，也不可能消除；但如果“无所主宰，流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道心是指人的道德意识与理性。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正确的。朱熹和理学还提出理和欲亦即天理和人欲的问题。与道心相对的人心是指人的自然欲望，而与天理相对待的人欲是指人心中那些违背公共原则的私欲。天理则含有普遍原则的意义。朱熹认为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指要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那些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当然，每个时代的社会公共准则有所不同，朱熹所处的是封建时代，所以他有时所说的具体准则是当时社会的规范准则，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朱熹提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是的便是天理，非的便是人欲”，“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而今须要天理人欲、公私利欲，分别得明白。”当然，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方面，朱熹有些问题并未处完满，他比较忽视欲望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欲望也有统一的一面。但总的说，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朱子把道德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以道德理性主宰、支配人的感性欲望，以实现人的本性，促进社会的有序和谐。所谓“存天理、去人欲”，突出理与欲的对立，就是在道德理性和自然欲望的冲突中高扬道德理性的意义，展现人性的庄严，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以理统情，以理制欲、以理节情。朱子非常重视道德规范之理，要求人们用大学的功夫认识道德规范之理，并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仁体的内在自觉。这在今天的社会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朱子学的学问宗旨，还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前面谈的是有关穷理格物的一面，我们再来看主敬的一面。什么是主敬？主敬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也是一种行为的状态，朱子说敬是“教人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其实专一、谨畏。不放逸，不仅是随事而行，也应当是随处而行，不管做事时与不做事时，都要主敬。分别来说，不做事时是主敬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态度，即内心总是处于一种警觉、警省、敬畏的状态；做事时的主敬则表现了一种做事的态度和伦理，一种专一、敬业的态度，它的反面是“怠惰放肆”。从从业做事的角度来说，朱子学的现代意义之一，是可以为东亚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工作伦理”，朱子学的主敬精神为传统到现代的工作伦理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资源、现成的伦理概念。近代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特别重视工作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生的作用，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借助了新教伦理作为精神动力，他曾指出“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主敬所代表的正是有自我约束、严肃认真、勤勉专一的工作态度，保持东亚社会积极的工作伦理，朱子学仍能提供重要的资源。

从广义的内心生活态度来说，敬畏感是一种带有宗教性的内心态度和感受，其根本必归结到对康德所说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头上的星空代表宇宙法则，宇宙法则加上心中的道德，这就是朱子讲的天理。主敬包含的敬畏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心灵境界和道德境界。

就中国而言，朱子学的对象主要是“士人”，即明清时代所谓“读书人”，朱子学的宗旨即为士人提供一套道德学问思想体系，因此朱子学强调“学习”“读书”的性格是与其宗旨相一致的。今天的现代社会在教育程度上已与古代不同，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超过小学而属于“大学”，所以重视《大学》的朱子学适用于今天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人。现代社会越来越是一个“学习型社会”。一方面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知识，以及各种艺文知识，增长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一个人一生中经历的知识的变化要求人民必须不断地学习，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现代人的寿命普遍延长，退休后也仍然需要继续学习以发展各种人生的目标。因此，现代人的学习已经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在这方面，朱子学的“学习精神”应当说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指导。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陈来，国际儒联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