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翡翠市场叫什么名字（云南翡翠市场不如广东）

云南，是清朝中期最早把翡翠从缅甸输入中原地区的市场枢纽，但随后数百年里，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云南一直没有形成足以立足云南，辐射全国强大的商帮势力，反而是广东商帮花了近150年的时间在云南落地生根。

在云南近200年经济发展史；里，前有“江西佬”掌控云南最大对外通商口岸——蒙自市，后有“广东佬”掌控曾有“小香港”之称的河口瑶族自治县。反观云南本地商帮，只能在本地市场掌握利润微薄的下层环节，经济抗打击能力脆弱，而且在组织文化、制度、观念上皆不成熟，最终依靠外来力量和抗战刚需轰轰烈烈地崛起，也随着经济改革而消亡。

什么是商帮？

所谓商帮，就是在传统“士农工商”环境下，商人们抱团形成的一股区域社群力量。以地缘和血缘为认同基础，以亲情和乡谊为情感纽带，以“相亲互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义庄、祠庙等为活动场所，来从事商业活动。

自明清以来，地域性商帮组织的地位，从来没有得到朝廷在制度或法律层面上的认可，只是一种松散型的商业组织，但他们通过一系列的长期商业活动，已探索出一整套的组织架构和运行管理规范，得以从商业的上中下游去操作商业活动，比如今的商业协会统筹下的力量，都要强大得多。

商帮的出现，主要是经济形式决定的。传统社会信息非常不透明，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隔离，且传统手工业多是父子相传、家族经营。当生意向外部扩展时，不可控的因素非常多，不安全感也会快速扩大。这时候同村的，同族的经商的人，基于相同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一起报团取暖，是增强安全感，降低风险的极佳方式，商帮组织因此大范围大规模形成。

我们常说的“十大商帮”指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大多起源于19世纪，鼎盛于清朝中晚期，活跃于鸦片战争后，相继衰落。不过他们一部分组织、传统和文化保留了下来，并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活跃，如山东商帮、浙江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等等。

会馆制度——商帮如何把利益制度化

如果只是吃喝玩乐，感情交流，只有“商量”，没有“帮忙”，就不足以搭建起一个商帮组织。因此才有了“会馆”。

据说最早的会馆出现在明朝永乐年间。所谓的“会馆”，就是在寺庙或行宫里划出一个讨论事情的地方，例如两湖帮的寿佛寺；四川帮的西来寺，江南帮的兴福寺、福建帮的火神庙、天后宫；陕西帮的关圣行宫、江右帮的萧公祠、云南帮的彩云观、两广帮的两粤会馆、关帝庙等等。以集会之名增强凝聚，制定章程；行商议之实解决纷争，拿出对策。

在会馆制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出最少六个层面的组织功能，让松散的商人联盟变成如臂使指的商帮。

第一个功能是“信息交流”，包括市场信息交流和借贷信息交流，让初次涉猎该地方市场的商人，可以通过会馆信息交流，基本了解一个地区的风险环节和市场机遇。

第二个功能是“行业规范”，就是抱团起来的一群人，串通一气，用自己熟悉的语言、熟悉的货币，熟悉的交易方式、熟悉的度量衡，来对市场交易进行规范和垄断，降低交易成本，创造更多的利益。

第三个功能是“建立信任”，会馆形式的封闭性和仪式感，可以加强商帮内部人员的感情交流和经验借鉴，遇到危险时还能快速抱团，降低损失和利益最大化。

第四个功能是“仲裁纠纷”，在商业法律不规范的时候，会馆还能充当一个内部的仲裁者，用最快最简单的方式解决内部利益分配问题，减少商帮内部的内耗。遇到外部压迫需要集体诉讼时，还能每个商户按照规模、地位大小，出一份份子钱，以最低成本维护商帮成员利益。

第五个功能是“增强博弈”，在遇到官府剥削，外国势力侵占，地头蛇勒索时，单一商户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但当会馆出面介入后，商帮成员在当地的商业行动，都可以获得极大的便利。例如广东商帮和福建商帮在进入天津市场时，通过自身驻扎在当地的会馆与当地官府展开谈判，使得最终极大地简化帮会成员载货进入市场时的纳税手续，避免时间损失。又保护成员的合法财产不受当地宗族势力侵吞。

第六个功能是“形象管理”，由于商帮信息交流的巨大作用，内部成员作奸犯科后，不仅会受到官府打击，还会受到商帮内部的惩罚，轻者罚款，重者开除出商帮，而且消息流通迅速，对商帮成员有阻吓作用，还能反向敦促商帮成员进行自我形象管理，进而建立更好的市场声誉，促进全体成员更好地抢占市场。

广东商帮与云南商帮的优劣势对比

从清末至解放前夕，广东商帮和云南商帮互有竞争。总的来说，广东商帮占优势多，云南商帮占优势少。

广东商帮的靠山是广东本地官府，甚至依靠本地宗族势力一度发展成“士商”，就是士大夫结合商帮。而云南迤西三大商帮（腾冲商帮、鹤庆商帮、喜洲商帮）的崛起，得益于外国侵略者势力的介入，一旦外国势力在中国面临失败，云南商帮势力就会大幅削弱。

因为“士商”的特殊背景，广东商帮非常重视中高等教育，甚至会出资鼓励学习好的家族子弟考取功名，再让有功名的子弟挡光后回馈商帮。而云南商帮崛起时间不足百年，虽然也有公立小学帮助族内小孩读书识字，但学识仅限于有助于做生意，不重视中高等教育，经商赚钱之风更为浮躁。

广东商帮组织化程度更高，除了会馆制度的管理，还有乡族组织、联姻制度、祠堂祭祀等辅助制度，组织战斗力更强。而云南商帮之间相互还有内斗。例如云南迤西三大商帮之一的喜洲商帮，内部就有“四大家”、“八大中家”和“十二小家”，内部盘根错节。

广东商帮竞争意识强，对地缘格局的变化反应灵敏。每次通商口岸变化都会快速拿出积极应对方案，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开通后，都不惜花大力气重新布局经营网络。而云南商帮对竞争反应较慢，每次总是比广东商帮慢半拍，久而久之劣势越发明显。

在生活习惯上，广东商帮推崇节俭持家，鼓励节约用度，以挪出更多资金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而云南商帮推崇奢靡的生活排场。

据《永昌祥简史》记载，商帮成员“发了财后，燕窝、银耳、鹿茸、洋参是经常吃的，办酒席时还有熊掌、鱼翅、马鹿筋等山珍海味，一桌酒席所花费用足够当时一个工人两年半的工资。”

至于掌舵人，那是更夸张，“穿着用品也是挥霍无度，皮袍子上百件，进口毛毯三四百床，衣料箱子一两百柜，高档杯碗餐具好几十桌在喜洲商帮中司空见惯。”

奢靡的生活不仅限制了商帮成员用于扩大再生产规模的资金，还会腐化人的思维和情操。

地缘格局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广东和云南经济，放在“粤滇经济共同体”下去观察，就会发现，粤滇经济对云南本地商人非常不利，对广东商人很有利。

虽然云南和广东同属于珠江水系，但限于当时“水道曲折倾斜，焊流湍急,难于通航”，云南和广东贸易往来的都是稀缺货，铜、锡、翡翠等稀缺矿物主要由云南输往广东。由于陆地运输和水道运输不便，两地经济实际上处于隔离状态。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珠三角洲口岸群被外国势力武力打开，广东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率先辐射到云南地区，广东商帮在云南地区活动加强，并逐渐站稳脚跟。

咸丰同治政权交接之际，云南出现起义活动，导致原来四川商帮、江西商帮势力选择退出云南，广东商帮借机把云南市场做大。

广州商帮在云南做大的第二次契机是，1889年蒙自市场开放。早年广州商帮势力主要集中在昆明，蒙自开放后，火速转移至蒙自，并通过其在香港开始的店铺，与蒙自进行进出口贸易，获得巨大的利润。

这时候的云南商帮还没形成巨大的势力。因为1850年成立的鹤庆商帮，主要活动范围还在鹤庆本地；腾冲商帮到了1902年后在英国殖民势力的刺激下，商业活动才活跃起来，形成规模优势；喜洲商帮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与本地军官势力勾结，崛起一时。

而在云南商帮发展鼎盛的1920年，蒙自早已是广东人的天下，而河口县则被称为“小香港”，当地人口80%是两广人员。广东商帮不仅在当地大力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定期在关帝庙集会议事，还成立大大小小的“舞狮队”，作为安保组织。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术”层面上的比拼，那真正让云南商帮毫无反击之力的，是对交易流程的垄断。广东商帮以层层收取“手续费”的方式，在交易环节拿走了大量利润。

以云南出口大锡为例，先从铁路转运，到海防后，经由法国人或广东人经理，大部分送到广东商号负责，期间上货、下货、出入仓库、保险都有广东人全权调遣处理。抵达香港后，货物下船、提仓、入仓也都是广东人负责打理。而且矿石成色有差异，不能直接与外国贸易，又要通过广东商帮提炼和销售。

广东商帮在多个交易环节层层介入，每当云南大锡原料出口7000吨，广东商帮从中间环节提取的费用就高达当时的180万元。缺乏议价权和没有中转销售能力，是云南商帮商业优势难以积累的关键。

而这个关键，又是云南商帮所不重视的。抱着原料就能发财，为什么要开发其他能力呢？

翡翠玉石市场的转移

腾冲，位于中国滇西极边之地，古有腾越（或藤越）、腾阳之称，是通往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要塞之地。

腾冲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翡翠加工业发祥地，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不过，如今腾冲翡翠产业风光不再，曾经独大的市场被德宏的瑞丽、广东的揭阳、平洲、四会等市场瓜分。

“自两汉以来，腾冲就成了工商云集的地方和重要的通商口岸”。因此，腾冲商帮自出现以来就与缅甸、印度等外国贸易相伴随。当地就有很早就有“穷走夷方，急走厂”的说法，“走夷方”就是到缅甸等外国经商谋生，“急走厂”就是到矿厂经营玉石。

由于交通不便、闭关锁国等原因，在1950年以前，腾冲一直是缅甸翡翠玉石最大的集散地、交易中心和加工基地，被称为“翡翠城”，也是全国唯一的翡翠玉石进口通道。

自从1902年将腾冲设为贸易关口，英国控制了滇缅贸易大权，并通过减免关税刺激贸易繁荣。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1938年滇缅公路启用，腾冲商人不断走出缅甸，把翡翠玉石带向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腾冲商帮的翡翠玉石生意规模之大，一时无二。

腾冲商帮的大量资产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大量投资翡翠产业等实业，实业兴邦，一时间商铺林立，在腾冲这个地方大小商人就有三、四千人。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步伐加剧，并快速扩展到云南地区，1942年日军侵占腾冲，直到1944年中国远征军光复腾冲，期间腾冲遭受巨大的破坏。

日军的全面侵华，直接破坏了腾冲的翡翠市场，也间接导致英国势力退出云南，当时被称为“小上海”的腾冲，在英国势力退出后，英式的管理方式、经营方法、集资方式、玉石厂岗税的拍卖方式等，也逐步被日军粗暴的管理方式所取代，在光复后对现代金融管理制度也丧失了传承。

抗战时期，腾冲人口不过19万，却有商户40余家，翡翠玉石加工户2000多家，翡翠商业密度非常高。如今腾冲人口65万，翡翠玉石加工户不过260多户，早已物是人非。在翡翠行业，市场销售是量的变化，翡翠原石原料加工才是质的飞跃。

腾冲的加工户数量，远不如在广东揭阳的阳美村。阳美村人口不过2800多人，却有翡翠玉器加工生产贸易企业400多家，，专业从事玉器加工生产贸易人数1500多人。据官方数据，2005年阳美村村民人均纯收入就高达8000多元。

反观广东商帮，早在蒙自开放以后，就沿着通商口岸，密集分布在云南的贸易口岸和铁路沿线，打造“华南经济区”，并想方设法把云南经济囊括其中。同时积极在云南创办各类城市建设和公益项目，打造口碑。

广东商帮还在云南开设大型日杂用品公司、开办云南最早的针织工厂，帮助云南土布抗击廉价进口的洋布，积极拓展商路。在滇越铁路开通的前夕，广东商人1909年创立了著名的宝兴矿业公司，当时雇佣了一万八千多名砂丁，规模巨大，多个加工流程都率先采用了先进的机器。

1913年.当地报纸《共和滇报》称广东商帮“营运之勤能，智虑之周密，交际之和蔼，皆驾滇人而上之。”并概况当时的商业环境为“川粵日见其进，云南日见其退”。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阳美村就大力买好料，甚至组团买。每年缅甸公盘，阳美人都会包飞机去缅甸参加赌石公盘，大量优质缅甸翡翠原石流入阳美，高端翡翠玉器加工90%出自阳美，缅甸高端翡翠85%流向阳美，持续强化了阳美玉雕的口碑。

阳美玉雕，是全国乃至世界公认的玉雕区域品牌。阳美玉雕汲取了传统潮汕木雕、石雕、陶瓷、潮绣、珠绣的艺术养分，把传统玉雕技艺融会贯通后，形成独树一帜的“揭阳工”，不仅在调水、调色、调光上有独到的雕玉技法，小到一根头发丝，大到追求翡翠玉雕整体的艺术美感，从精致、精细、精严等方面制霸市场。

市场所有需求，都是成双成对的。有“揭阳工”的出品精、出货慢、雕刻细，就有“四会工”的成本低、出货快、雕刻灵。成本低，是指四会工往往追求神似而放弃细节，一条鱼能少雕几片鳞片就少雕几片，花蕊能少几根就少几根；出货快，是指四会工以量取胜，成品周期短，做工大气不纠结；雕刻灵是指四会工不挑料子，只要摆弄生动，就敢放手去雕。

还有佛山平洲玉器街，则是以素面翡翠玉镯销售为主，手镯销售占比90%，全世界80%的翡翠手镯皆出自平洲。追求翡翠手镯高性价比和极致的种水色，是平洲翡翠手镯的特色。

各自有各自的定位，追求市场效益最大、客户价值最大，这是广东商帮的传统，广东商人的传统。不仅把翡翠当作一门生意，还把翡翠当作一门艺术，哪有不崛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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