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阳与乐平 桂阳与乐平

在桂阳乡间，许多戏台不会闲置，每周都有演出。

唱戏是件隆重的事。台上台下大多相熟，所以气氛融洽。谢忠义(右)是桂阳著名的湘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一会儿做向导，一会儿就站在台边，成了主持人兼导演。

戏班演员和琴师，常常就是乡亲邻居，但是排练起来却一丝不苟。

乐平戏台的规模更大，常可容纳上千名观众。

在乐平，重要节日开演前，要祭祖敬神，还要把家谱摆出来“开谱、游谱”。

第八批“国保”，就要来了。

2018年8月，国家文物局发出通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申报遴选。目前，我国的“国保”单位已达4296处。这意味着：那些一望而知、毫无异议的宝贝，早就被保护起来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规模错综复杂、看起来平凡无奇或等待着全新的视角。

这个时候，更需要眼界、爱和勇气。

“你应该来桂阳看看

戏台多得不得了!”

铃声响起时，还早在2017年的9月。电话那头的3个人，言简意赅地说了一个想法：“你应该来桂阳看看，戏台多得不得了!”

我脑子转得飞快，却难以把二者联在一处，只在午后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对方觉出我在狐疑：“你想成贵州那边了对不？此‘Guiyang’在湖南!我们就在现场给你打电话。”桂阳县位于南岭北麓，舂陵江上游，沿岭间盘桓古道向南可跨入广东，向东则接近江西。

正在实地踏勘的几个人，都是文博考古界的老将。胡树旗称得上当地文物圈的前辈，这次他邀来相识30年的文保专家孟宪民和考古学者周洪，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第八批“国保”申报项目做铺垫。

这个电话描述的时空，也契合了我的采访思路：应该长时间地跟踪文物工作者的认知与实践。或者说，他们知道我经常被自己的如下设问迷住了：在巨量、迅速的社会变革中，“保护”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文化遗产理念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辨识与认知，又是如何逐步趋同的？

但是桂阳戏台算个啥？大多数戏台连县级文保单位都排不上。

“这儿的价值应是‘以多取胜’，关键是还都活着——来呗!有意思的挑战，就在这里。”

每个村都有戏台

许多戏班忙得团团转

2018年的1月特别冷。在专家督促下，我挑选进入农历腊月后启程，想着容易见到更多的演出，结果证明这全无必要。

桂阳有许多古镇。住下的当晚刚过零点，窗外就响起了鞭炮声。我很兴奋，这“年味”厉害!咋就来得这么早又这般浓烈。其实按照民俗，这只是恰逢哪家有了重大的事，或是到了某个重要的时刻。个中理由多得连当地人都难以辨得清。随后我到过的村里村外，随处可见路边铺满爆竹红屑。烟草种植业在当地非常发达。和爆竹声同样印象深刻的是，到处都有小小的、模样都差不多的烤烟房。绕过街前屋后这些黄色建筑，就能循着锣鼓节奏，看到戏台。

找个理由就放鞭炮，找个理由也要唱戏。

专家们已将桂阳戏台划分出多种类型，但我所见最多的是祠堂内附的戏台。一个旅行者，可在欧洲的小镇上到处都见到教堂；而来到中国南方腹地，在跨越多个省份的地域内，也可以见到类似的文化景观：一个个自然村落，有着一个或多个祠堂。

有祠堂，就有戏台。

截至2018年的统计，桂阳大约有310座戏台，许多已经残破；但至少还有200余座仍元气满满地活着。

桂阳是湘昆戏曲的根据地。戏剧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出现了本能化的文化氛围。早先演出前，戏班要“打前站”，会把剧目、上演时间用毛笔或粉笔，书写在后台粉墙上。题壁如同节目单，一些痕迹就留了下来。在流峰镇松市墟场戏台，就有光绪十六年十一月，桂阳昆班新文秀班演出8天24场的记录。

这种戏台表演形式，简单又易频繁使用，延至当代只稍作改变。演出时，气氛隆重但台上台下能融合一片。我的向导一会算是当地派来的陪同，一会就能在演出现场的后台遇见。桂阳有个村叫现田，宗祠戏台门外，迎面是一片小平原。当时已近中午，我们已连着看了附近3个戏台。介绍到高兴处，村里人兴致勃勃地牵我的手跨出门外，抬手用力画个大圈，“你信不信，眼前每个村都有戏台——至少一个。”

我不信。午饭可以等等，要过去实地看看。

于是，在方圆一两千米之内，我就看到了另外5个戏台。

现在还在用的，并不多吧？

“多!”

那年轻人不看吧？

“看!——但相对要少。”

这些对话我都录了音。围着我的当地人回答得相当利索，透着些许显摆和自豪。

判断桂阳戏台价值的真实与完整，需要观察戏台群的密度和活跃度。而判断“活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不能只在意建筑，还要去看看戏班。当地人听了这个想法轻松一乐：“这好办!”许多村都有戏班，经常忙得团团转。

锣鼓是戏班自带的广告。进村扎台要远近告知，卖力气的也靠锣鼓。那声音要传得远，节奏要铿锵，有板有眼还要让人心生想象和期待。我在当地最大剧团的排练现场，专门请司锤“来上一段”。那是寒冬季节的清晨，南方的阴冷浸入骨髓，外人要讨一杯热茶捧在手心汲取能量。梆子声响起的那一刻，一听就有种实战练就的穿透力，盖过门外菜市的叫卖和远近交通的喧哗。我在寒冷中拔出手来尽力鼓掌，表达深深的敬意。排练之初，他们的手握上去都是冰冷的；拉开架势来上一段后，全身又都是汗汗的。源自江浙一带的昆曲，结果却在这里落下根来，靠着一代代人演化为全新的剧种。剧团可大可小，剧目可史可今，团员有老有少；和其它行业比较，演出的收入只算“微薄”，但看得出还在认真地逐日忙碌。

这就是一个个戏台最让我心动之处。那种活态，表达得清晰、有劲，既不牵强，也不做作，更不用去猜，因此也为你腾出许多精力去体会和回味。如果想去游学，去看“文化”，在这里转上一圈，看看平凡中蕴含着的巨大的真实，你就会觉得大可以看不起那些表演味道十足的所谓网红打卡地。

踏勘一结束，大家就想“碰一次头”——我们都被存量惊人的戏台群深深打动了，有一种不约而同的兴奋。其对应的价值时空，应该远远超出了桂阳甚至湖南。第八批“国保”申报指南中，引入了“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两项新标准；作为整体概念的“戏台群”，机会来了。

可就在此时，我一直想见见的胡树旗，突然去世了。

“捕捉蝴蝶标本的人”

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

舂陵江水向北流，最终汇入洞庭湖。《汉书·地理志》说它“行七百八十里”，当代测量结果变化不大，溯源长度为304千米。江水清凉，在丘陵和小型盆地的高低起伏间串起一个个外表毫不起眼的村庄。人们总是简单地以为水路是由闭塞走向大千世界的捷径；但体会过乡间的平和与日常，你就会反过来悟出：史上不太平的时刻，人们会溯源而上，这里就是躲避、等待和延续的诺亚方舟。

位置刚刚好。

一个个“方舟”，构成了南方腹地风貌的细胞。福建土楼申遗成功时，对身处湖南的胡树旗震动很大。戏楼群掩于碧水绿荫间，真实性与完整性哪个都不差，蕴藏了大量文化信息和文明基因。关键要慧眼识珠，下力气把其中难以辨析的价值发掘出来，还要让世人接受。桂阳戏台的特点，是每个个体都显得简陋普通，但是加在一起则令人心生震撼。所以，只沿用以往文物单体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来评估，戏台群是“吃亏的”，会一直被深埋和忽略。

这时，需要有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本领。

越来越多的世界遗产项目落户中国后，以文化遗产价值理念重新审视潜在的保护对象，进而判断遗产地和遗产地精神的关联，这两件事成为新的专业性课题。从桂阳戏台到戏台群、从前期价值发掘再到传播介入其中，可以看到整个保护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我们已经熟悉了那些守护尽责的“看门人”，还有来自社会各界、不断发出呼吁警示的“吹哨人”；其实还应看到更多的角色——比如“捕捉蝴蝶标本的人”，比如能将潜在价值展现出去的“造雨的人”。许多文物考古工作者，一辈子都在思考、找寻。有些人几乎不为外界知晓，但思想活跃，

目光敏锐，善于从平凡中整理出“不平凡”来。他们不慌不忙、心底浪漫，更像是勘探者，一看就与夺掠盗贩之辈截然不同。我喜欢和他们一起工作，想象着彼此的脑袋里全都“织”就了一张网，能将不同层级的时空和不同的领域交织在一起，于是更觉得彼此像是一群“捕捉蝴蝶标本的人”。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戏台群的独特，才开始凸显出来。

乐平也有458座戏台

真实展现了文化风貌的延续

桂阳戏台的“群”特点，并非孤例。

转眼又过了一年。2019年的“腊八”那天我到达江西乐平，继续看那里的戏台群——这项始自前人的研究内容，始终没有停下来。即便以传播视角来判读，戏台群既可看做基因般的文明信息载体，也是至今仍在演化中的社会生活细胞。乐平隶属景德镇市，北面靠近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黄山，向东不远就是另一处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在这一带转悠，有我最喜欢的弋阳年糕、浮梁的灰水粑、休宁和开化的豆干，还有在桂阳也能喝到的风格各异的米酒——和戏台一样充满乡间韵律和灵气的佳酿。

以高速公路行程计算，乐平与桂阳间相距800千米。截止2018年的统计，乐平有458座戏台，密度与活跃度也与桂阳呈现出高度一致。

从地图上很难在乐平北部的群山中分辨出锦溪。它弯弯曲曲地南下，汇入车溪水，再汇入来自婺源的乐安河，穿过乐平市区后，奔向鄱阳湖。锦溪与车溪沿岸有密集排列又尚未为人熟知的戏台。

昭穆堂戏台为明代建筑，位于涌山镇涌山村中段。王性族人搬出家谱，认为自己来自山西太原。这里自古为沟通乐平、婺源、浮梁陆路重镇。山崖下和溪水边的建筑有着典型的赣派传统，穿过厅堂可通向后院，空场上有穿起的彩旗，还有满地的炮仗红屑，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桂阳。

涌山的车溪村，还有一座敦本堂戏台。戏台前长满绿绿的青苔，烟火气看上去不及桂阳；但乐平的戏台规模，要比桂阳来得壮观，赋予来人一种表演的愿望。和我同行的，有多位著名表演艺术家。天空恰在飘雨，雨丝送来周边瓜果葡萄园的气息。此时他们反而动了想亮亮嗓子的念头。于是现场话题，自然引向了戏台“到底哪来的活力？”那些演出，是虚假的吗？不!戏台只是属于老年人的艺术殿堂吗？表面上看是这样，因为观众中的老人总占多数。那么这是日益老去的艺术形式吗？还真不一定!

一个需要仔细观察的事实是：年轻人，反而是这种活力的助燃者。桂阳和乐平两地，有着明显的迁徙文化特征。村里人展示族谱，其中多有“南下、避祸”记载。自然而然形成的社会生存选择，赋予了戏台具有独特的功能：通过宣示认同感，强化抱团活下去的能力。慢慢地，戏台又超越了祠堂的界限，出现了更多的建筑形制。乐平有许多“晴雨台”，可双向表演，公私两用。此时的戏台，演化出社交和“擦亮家族羽毛”的明示功能，成为表达公共能力的平台。外人只是看到了老人多来看戏的表象，却不晓得买单的，都是有实力、想证明自己活力的年轻一代。

同样，乐平的458座戏台中，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有323座——将密布的、活态的戏台，皆刻意归为“古戏台”其实不妥，也没必要。因为戏台群的更新迭代过程，反而提供了非常好的活态功能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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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和乐平，两处远距800千米的戏台群落加在一起，却表现出非常珍贵的共有特征——真实存在、广泛实用、延续可信、活跃常见。相比一个个单体戏台，“戏台群”更适合成为阐释“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理想载体；或者说，表达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上述功能，单体太弱，需要“群”的时空范围来对应支撑。

令人眼睛一亮的是，“戏台群”也给各地提供了重新审视自有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的新机会。“群”明摆着就是一张好牌。但是，如果把乐平和桂阳两地加在一起，就会发现事情还没那么简单：牌，还有另外更大的一张，甚至能下一盘更大的棋。

从乐平回来后，我的思路开阔了许多。那些戏台群，首先是真实的地域文化精神的记录者和人们内心愿望的描述者。它可以多维度地解释“我们和身边，为什么是这样？”而基于数量和面积上的“群价值”，其内含的文化与文明基因，甚至比“传统村落”“非遗”来得更为全面、稳定、可靠——也就是说，戏台群同时存在的地域，可能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下，对应了大规模的、统一的社会风貌和遗产地精神；去粗求精后，甚至成为理解文明延续的现实平台。

于是，桂阳和乐平戏台群，又激励着人们不断扩大视野，向四周寻找更大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有多大呢？

(未完待续)

绘图：魏雪

桂阳戏台照片拍摄：欧阳常海齐欣

乐平戏台照片选自：《乐平古戏台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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