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108条好汉杨志性格特点（水浒传中落落寡合的孤独者）

杨志是《水浒传》主要描写的人物之一。他一出场就处在紧张的矛盾之中。王伦要林冲先纳一个“投名状”——就是一颗人头,才允许入伙。林冲下山劫杀过客,百等不着,好容易遇见一个,就是杨志。杨志奋起自卫,开始了他艰难、坎坷的征途。

杨志在几个故事中几乎处处被逼,被高俅逼,被没毛大虫牛二逼,更被先他起义造反的梁山好汉逼;但他念念不忘为古代朝廷建功立业。很多人对杨志多不重视,即使谈起来也没有好印象。有人用一句话总结杨志:杨志一心想做官,“博个封妻荫子”,结果是赔尽小心,依然落得一场空。这句话概括了人们评论杨志形象的基调。但用来评价《水浒传》中的杨志,就显得过于感性化。这些看法没有理解杨志形象的审美意义,特别是没有搞清作家塑造杨志形象在《水浒传》整个形象体系中的独特性,用社会学分析代替文学分析,从而得出简单化的结论。实际上,杨志这一人物形象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杨志在《水浒传》中出场时自报家门说:

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不想洒家时乖运蹇,押着那花石纲来到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处避难。如今赦了俺们罪犯。洒家今来收得一担儿钱物,带回东京,去枢密院使用,再理会本身的勾当。

水浒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徽宗以奢侈荒淫著名,他的主要政绩就是在东京建筑艮岳,从江南搬运奇花怪石,即所谓“花石纲”。《水浒传》没有直接反映花石纲的扰民情状,在杨志的自述里是唯一提到的一次。它表明,杨志的蹉跎命运是和被人们痛恨的花石纲联系在一起的。他失陷了花石纲,得罪于朝廷,百姓应该感到开心。但杨志缺乏这种自觉,他对自己的遇深感不幸,在上司面前始终觉得是个“罪人”。这件事对他以后性格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于十制使去太湖押运花石纲,也见于《宣和遗事》,但二书记载多有不同。《宣和遗事》是正面记述,制使为十二人,他们是：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这些人除李进义(卢俊义)、王雄(杨雄)、穆横(穆弘)的姓名有差别外,各人的身份、经历、性格、在梁山上的地位等与《水浒传》都根本不同。《宣和遗事》叙杨志是在颖州为等结义兄弟孙立不着,被雪阻,因缺少盘缠而卖刀杀人。发配途中遇到迟来的孙立。于是孙立纠合李进义等十人杀了防送军人,救出杨志,“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

《宣和遗事》故事简单,杨志形象单纯,仅表现出“义”的特点。而《水浒传》对这一形象做了全新的塑造,故事曲折生动,人物性格得到极大的丰富。而且把《宣和遗事》中“县尉马安国”押运的生辰纲,改在杨志名下,使杨志的性格特点和命运转变在押送生辰纲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

杨志自称“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这句话他以后多次提到,成为形成杨志性格和行为特征的主要动力因素。

宋代初年发生的杨业父子英勇抗辽的悲剧故事,引起人民深切的赞美和同情,在北宋时代民间就广为流传。欧阳修说:

“继业……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

杨家故事比水浒故事流传得更早。南宋时代就有了杨家将的话本。经过二百多年的传播、充实和加工,到明嘉靖、万历年间,大约在《水浒传》成书的同时,也产生了《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杨志以杨家后代自居,强烈的名门意识让他严于律己,立志要奋发有为,光宗耀祖,又使他充满报国激情,把继承家风,“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作为自已的理想抱负,要为国立功。对杨志的这一特点,过去人们批评很多,全盘否定。我觉得有失公允。诚然,杨志所谓的“国”是指赵宋朝廷,但当时的人民就生活在赵宋朝廷的统治之下,在捍边卫国这一点上,百姓和皇帝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否定杨志的“边庭上一枪一刀”抱负,那么古代的爱国主义还有什么呢?

杨志和其他水浒英雄的最大不同处就是,其他英雄人物包括李逵、鲁智深、林冲等等都是随遇而安,没什么理想抱负,想望的充其量也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而唯独杨志有着自己明确的人生价值追求。虽然杨志把自己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为朝廷建功立业上,但这是古代所有人物共有的历史局限,我们既然不能苛责岳飞、文天祥,又为什么对杨志的同一愿望不予同情呢?

《水浒传》写杨志的故事不算多,主要是“汴京卖刀”、“北京比武”和“押送生辰纲”这几个。除北京比武是表现杨志“十八般武艺在身”,具有超群的本领外,其余全部是他失败的记录。

杨志失败记录一：请求高俅复职

如果说押运花石纲翻船是意外事故,可以归之为天公不作美;那么遇到大赦,他收得一担儿钱物找高俅谋复职碰壁,却全在人事。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贿赂公行,无官不贪。杨志要谋复职,只能顺应这种风气。但他把事先筹集来的一担钱物“买上告下”,都使尽了,方才买通把他的复职文书递上去的第一道门路,得以面见高太尉。高太尉只两句话就批复了他的复职请求:

“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

这理由并不充分。如果高俅想要重用杨志,只须把“虽”字提到前面,这句话的“难以委用”就可以改为“可以委用”。依照高俅的行事特点,他拒绝杨志复职的原因大约有二:

一是杨志准备的财物太少,没有能够给高俅送上进见礼,高俅自然对他没好感。

二是高俅嫉贤妒能。杨志出身名门又武艺高强,这对只会踢气毬的高俅来说,必然引起他本能的反感。

高俅是《水浒传》主要批判的反派人物之一。他本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靠擅长踢气毬巴结上还是太子时候的徽宗,后来爬上“太尉”的宝座。他只知扶植私人势力,作威作福,管什么为国家朝廷利益广揽人才!杨志空手向高俅求复职,失败在所难免。

杨志失败记录二：押送生辰纲

杨志杀了没毛大虫牛二,被发配到大名府,意外地受到梁中书的赏识。这是杨志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幸运时期。梁中书要抬举他做个“军中副牌”,“月支一分请受”,是因为看中了他超凡的武艺,能够为己所用。封建社会人际关系中通行的原则就是依附。梁中书的赏识对杨志来说,也未尝不是一次进身官场实现抱负的难得机遇。但从梁中书的出身和贪赃的事实看,他重用杨志不会是为了爱惜人才而仅仅是为自己的私利考虑。他把杨志当作“私人”看待,一直养在自己的府中而不是安排在军营。这样,当杨志同他的重大个人利益相比较时,他对杨志的赏识就不是无保留的,在关键时候也有提防。

梁中书是“北京大名府留守”,“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最有权势”。但这一切都是他的“泰山”——当朝太师蔡京所赐。他身为一方统帅,但即使在蔡京女儿面前,也不敢以大丈夫自居,而是谦卑地开口“世杰”,闭口“下官”,时刻想着报答“泰山提携之恩”。每年6月15日蔡京生日,都是他表示报答之恩的最佳时机。去年他搜刮了十万贯金珠宝贝作为生辰纲送东京给蔡京祝寿,半路被强人劫了。今年他又搜刮了十万贯金珠宝贝,怎样往东京送,成了萦绕他心头的最大顾虑。这样,杨志所庆幸的遇见“明主”,一开始就罩上了不祥的阴影。

杨志到大名府时,本是一个犯罪的囚徒,而梁中书一见面就引以为亲信,想方设法委之以高职,这缘故就在杨志符合梁中书运送生辰纲的目标。但小说描写,梁中书不是一下子就确定让杨志押送生辰纲的。他通过多方考验,仍迟迟不决。他和蔡夫人商议多次,但直到十万贯生辰纲已经备齐,马上就要启程的时候,他仍然踌躇未决。这主要是因为这十万贯金珠宝贝对梁中书太重要了。它不仅关系到向蔡京表达报恩之情,让蔡京知道他是知恩必报的人—表明他的可信赖的“人品”;而且这丰盛贵重的生辰纲可以表现他乱中取胜的能力,讨得蔡京欢心,指望得到更多加官进爵的奖赏。但是,杨志能否安全押送这关系重大的十万贯金珠宝贝,他却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杨志既要报答梁中书把他从困顿中提拔出来的大恩,又逃不脱不被信任的尴尬;他肩负着保证把十万贯生辰纲安全护送到东京的重大责任,又摆不开受一都管两虞候监视,不能按自己正确方针行动的牵制,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杨志的处境和遭遇,在古代封建专制时代具有很大的典型性。任何没有政治靠山而又想有一番作为的“单寒之士”,都能在杨志身上看到自己不幸的影子。

按照杨志的出身和抱负,他应该列身在古代主流集团之中,但他不被他们所接纳。他被古代上层排斥在外,孑然一身,独来独往,落落寡合,成为杨志性格的主要特征。杨志的这一性格在押运生辰纲过程中有最淋漓尽致的表现。

杨志最大的苦恼是他的远大抱负不被古代上层社会所理解。这是他孤独感产生的根本原因。

他本是在边庭上一枪一刀立大功业的人,却被用来为梁中书押送十万贯不义之财,这使他感到委屈。但他既无可选择,也不愿放弃这个表忠建功的机会—这些都无法向别人诉说。他对自己的能力有坚强的自信。既然上司不理解他那么他也不需要同僚和下属理解。他要靠自己闯天下创业绩。

押运生辰纲失败第一个主观原因

同他一起押送生辰纲的还有梁府的谢都管和两个虞候。他们本来应该同杨志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负责安全押送生辰纲。但谢都管“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师府门下奶公”,两个虞候不过是谢都管的跟班。杨志既看不起他们又惹不起他们。他明白谢都管此行全是为了监督他,他对谢都管敬而远之,而对两个虞候则张口就骂。所以这三个人非但不帮助杨志催趱军汉赶路,反倒站在军汉一边反对杨志。谢都管在黄泥冈上数落杨志的一大段话,斥、讽刺、挖苦,无所不用其极。杨志刚要诉说一下路上的艰难不太平,谢都管立即上纲上线:

“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

使杨志有口难辩,彻底打掉了他的锐气。没有处理好同谢都管的关系,是杨志失败第一个主观上的原因。

押运生辰纲失败第二个主观原因

在押送生辰纲过程中,如果杨志团结好十一个军汉,体谅他们的劳苦,向他们说明路途的艰险,并发动大家一起想办法克服可能遇到的困难,结果也可能完全不同。他对付这十一个军汉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事先准备好的藤条不容分说地猛打。他对待这些肩挑重担与他的前途至关重要的军汉像对待奴隶一样。一个军汉说:

“你端的不把人当人!便是留守相公自来监押时,也容我们说一句。你好不知疼痒,只顾逞办!”

这与他一向标榜的杨家先辈的带兵作风迥乎不同。杨业从来“与士卒同甘苦”,史载他

“御下有恩,士卒乐为之用”。

杨业在陈家谷口被围战败时,麾下尚有一百多人。他劝这些人逃生,“众皆感泣不肯去”,全部奋战到底,无一生还者。这情景与杨志在黄泥冈上成为鲜明的对照这是他押运生辰纲失败第二个也许是更重要的主观上的原因。

综上,杨志不被古代上层社会人士所重视,使他的心情郁闷难伸。自认为的高贵血统和急于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抱负产生负效应,形成他内向、孤立、封闭的性格特征。他自己精明强干,既不求别人帮助也不屑向别人说明自己。甚至在一些共同行动中,他主要考虑的也是与别人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不须与别人协同,使他处在与所有人都隔绝甚或对立之中,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古代黑暗的官僚决定了杨志的报国之志只能以悲剧结束,而杨志的这人性弱点,则是他悲剧产生的内在因素。

总结：杨志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杨志具备当时社会所推崇的优秀人物的一切条件:社会重门望,他是三代将门之后;国家多边患,朝廷设武举选战将,杨志十八般武艺在身,早年又曾应过武举,算得上是武科班出身;特别是杨志有一颗为国捍边的忠心,可以说,杨志完全符合古代朝廷所设定的选人的德才标准,这正是赵宋朝廷所急需而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杨志却报国无门,处处碰壁,事事被逼。充其量是为荒淫皇帝和贪赃官僚押送花石纲、生辰纲这类看家护院保镖打手的差事。他孤独、内向性格是由此产生的。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是优越的条件,在他却变成不利;在别人可以立功得到升赏的机会,在他却是更大的失败。杨志形象的独特意义,就是赵宋王朝已经腐朽没落到这种程度,逼他上梁山。杨志同那些战败被俘后上梁山的降军降将也不同。那些人其实并未受到朝廷逼迫,让他们带兵进剿梁山还是对他们的重用。而杨志连这样的机遇也没有,他是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在自杀还是上梁山,二者只能选其一的情况下选择后者的。他在黄泥冈上自我寻思的话:“爹娘生下洒家,堂堂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包含着多少绝望,多少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