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史时代特征，古代世界的形成

（图片来源：东方ic）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佛教走出印度

佛教起源于哪里？都说是印度，大体上，也可以那么一说。可具体来说，它应该起源于今之尼泊尔，更确切地说，是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国，据考，公元前七世纪，释迦族以马为图腾的一支，迁入今尼泊尔与印度交界处，建立部落共和国，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是被推选出来的执政官，他不是世袭国王。

而“释迦牟尼”，便是那位姓乔达摩的仙裔，名悉达多的王子。“释迦”，为种族姓氏，意思是“能仁”，“牟尼”，是对人的尊称，意为“寂默”，连起来解读，释迦牟尼，就是“能仁族里那个寂默的圣人”，能仁族与共和国，可以说是佛教的根本。

今天的尼泊尔为古印度一部分。这一部分，不是从现代国家观念而言，而是从文化传统来说的，佛教本来就是印度思想的产物，可它却不容于印度。

佛教出现以前，印度已有婆罗门教为国教，表达国家意志，维护国家体制，佛陀忽闪而出，以“惟我独尊”的姿态，挑战了婆罗门教的权威。

首先，佛教是佛陀对自身及人类命运的思考，以个人体验创教立宗，并不是为国家或民族神道设教，创造信仰，佛教是很个人化的，所以佛教与婆罗门教迥异。婆罗门教是国教，是印度民族性的宗教，而佛教，则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局限，从个体性出发，成长为走向世界的人类性的宗教。

其次，在教义方面，佛陀怀抱普世价值，有共和思想，以众生平等学说，冲决了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的网罗。公元前五世纪前后，轴心期的理性之光不光闪耀在佛陀一个人头上，在佛陀问世前，古印度就出现了沙门思潮，在思想史上，沙门与婆罗门专门唱反调。

沙门思潮的兴起，反映了刹帝利地位上升。古印度是种姓等级社会，婆罗门是第一等级，刹帝利是屈于婆罗门的第二等级，《梨俱吠陀》写到：“原人之口，是婆罗门；彼之双臂，是刹帝利；彼之双腿，产生吠舍；彼之双足，出首陀罗”，将人分为永远固定的四个种姓，诸神与人都被祭祀掌控，被婆罗门的话语权统治。到了《奥义书》时代，刹帝利已不甘自居于双臂，也来争夺话语权了，这有点像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时，为了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都来支持宗教改革一样，刹帝利用古印度本有的轮回和业报观念，从思想上动摇了种姓制度的根基。

《奥义书》虽由《吠陀》发展而来，而被视为婆罗门教典，但并非都由婆罗门书写，也不完全反映婆罗门教的观点。实际上，有的“奥义书”敌视婆罗门而具秘传性质，《歌者奥义书》说，关于梵的知识只能传给儿子或入室弟子，不能教给其他人。某些“奥义书”中，刹帝利已经作为思想权威出现了，自居于婆罗门教师，特别是关于轮回、业报和解脱，并非出于吠陀传统，而是基于刹帝利的沙门教义，成为后来印度宗教之本。

然而，梵书时代则奉行祭祀至上，祭祀本身，成了目的，天神虽在，只是祭祀对象，通过祭祀仪式，可以支配天神，而祭祀方法，则被婆罗门专擅。那时，印度本土的宗师，或为婆罗门，或为沙门，著名者被尊称“沙门六师”，载于《佛经》，皆以自身苦修取代祭祀，以轮回、业报、解脱取代种姓。

在印度，轴心期的理性之光，反映在沙门诸子的思想中，佛陀为之代表，沙门思潮被佛教采纳，但佛教却并没有在印度发扬光大。佛教再度兴起，有待于一个新机遇。一个国家太小了，佛教需要一个世界。佛陀涅槃后，又过了两个世纪，终于等到亚历山大来了，给它带来了希腊化世界，它便在这个世界里发枝散叶。

佛教诞生于印度，而印度是个婆罗门国，佛教因与婆罗门教对立，而一度在印度消失，所以，佛教中心不在印度，而在犍陀罗国。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犍陀罗国大概位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灭波斯帝国，征服中亚，来到犍陀罗，带来希腊文化安营扎寨，与佛教文化融合，形成犍陀罗艺术。佛传东土，就从犍陀罗国起步，带来石窟里的健陀罗艺术。如果说犹太教曾经有过一篇血与火的“出埃及记”，那么佛教也应当有一篇“出印度记”。

出印度，往哪儿去？往犍陀罗去。那是希腊化世界一块艺术与信仰的飞地，像个思想启蒙的逗号一样，勾引着叛逆的佛教到此稍息，接受希腊化洗礼。

犍陀罗，为印度列国时代十六国之一，今阿富汗之喀布尔、坎大哈以东，及印度之西北部，皆悉犍陀罗境，核心为一盆地，东、西、北三面被巨山环绕，南面，顺流而下，是印度河流域。兴都库什山有喀布尔河，从西北往东南流，经由此地，入印度河水系。其东北从喀拉昆仑山上，则有河流西南向，亦于此地汇入印度河。这两条河谷，成为外界从西北（阿富汗）和东北（中国新疆）进入犍陀罗以及印度河流域的通道。

犍陀罗国名，又作健驮逻、乾陀罗，也有译作“香林国”、“香净国”、“香风国”、“香洁国”的，何以这么香呢？据载，乾陀罗树香气袭人，遍地皆植，即为香林，风化所及，香满国也，这就是犍陀罗国，从吠陀时代起，地居印度北疆大道之要冲，成为亚洲内陆交通的核心区域。

这片核心区域的核心，是帕米尔高原，天山、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在这里交汇，中亚三大盆地——费尔干纳盆地、吐火罗盆地、犍陀罗盆地，还有中国新疆位于天山南北的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都被这三座大山分开，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文明空间，但也有通道相连，一条是从中国新疆往中亚去的天山走廊，还有一条是从阿富汗通往中国的瓦罕走廊，位于帕米尔高原南端和兴都库什山脉北段之间的一个东西向的狭长山谷，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与印度往来的的通道，犍陀罗就在这条通道上。

此地为枢纽，连着中亚、东亚和南亚，亦为门户，由此通道往南去，便展开了一幅辽阔的印度文明的画图。

希腊化的华严大数

佛教里有“华严大数”，出自《华严经》。据说，“华严大数”，是佛陀使用的计量单位，计有123个数，都是跟教义有关的天文数字，用了宇宙的尺度来衡量，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最大的一个数，叫“不可说”，比它大的，是它的叠加，即“不可说不可说”，还有更大的，是“不可说不可说转”，加了一个“转”字，就显得“佛法无边”。据说，“不可说不可说转”=10^(3.721838387×10^37)，若一秒写一0，要写1200亿亿亿年。

若放在这样大的宇宙尺度里，人类历史活动的纪年就不值一提了。因此，历史上，印度从未有过像样的编年史，而中国文化则相反，远离宗教而以历史为宗教。

老子的《道德经》也以“不可说”开篇，“道可道，非恒道”就是“不可说”的意思，但老子对于数字则换了极简主义的“一是一切”的尺度，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运算方式解释生生的世界，有别于“华严大数”。《易经》里，也有个阴爻和阳爻互动的算法，以64卦384爻，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活动的数据库和演算模式，以历史作为评价现实的标尺。

“华严大数”也许受了希腊化影响。公元前六世纪，与佛陀大约同时，有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名叫毕达哥拉斯，有可能受了音律中整数及整数比的启发，提出“万物都是数”，引发了天文学的“天球的音乐”。

天体运行的声音，人类听不清，但毕达哥拉斯告诉我们，可以通过数学概念，在数学运算中来倾听，亚里士多德甚至说，毕达哥拉斯以数为“整个自然的初始之物”。卢昌海著《毕达哥拉斯的数》一文，指出毕达哥拉斯还区分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他认为算术与几何，属于纯数学，是以心智想象建构世界；音乐和天文，属于应用数学，以感官探究把握世界。也可以说，算术就是数本身，而几何与音乐，前者是数的空间形式，后者为数的时间存在，而天文，则是数的时间和空间的统一。而1、2、3、4相加得之10，被视为十全十美的完美数，这种完美的数字想象，被形式逻辑赋予了必须的实在性，完美的宇宙，天球数目要等于10。

可当时所知天球只有9个，即地球、月亮、太阳、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以及最外层的群星，所以毕达哥拉斯又提出，宇宙有个中心即中央火……人们看不到它。亚里士多德说得好：这不是在为现象寻找理论和原因，而是试图强迫现象满足他们的某些理论和观点。

完美是个坑，思想已塌陷。外部的宇宙缺陷，还可以用想象的存在来弥补，可来自内部的缺陷——从“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自身的发展中发现的“无理数”，却使得基于数的哲学想象的短板出现了，被无理数拉下马的和谐与完美，从此就变得灰溜溜，“万物即数”的理念世界，也跟着塌了一角，给毕达哥拉斯学派带来了危机。

“华严大数”，是对修行的自我体认数字化，试举例言之。例如“无尽”，指无为法，《维摩经》说：何谓无尽？谓无为法。又说：传法如传灯，以一灯燃百千灯，故有无尽灯，照亮无明。《华严经》亦云，信心为烛，慈悲为油，以念为器，光为功德。然而，人言“无尽”，佛曰有数，菩萨解说“华严大数”，算得“无尽”为一大数，不仅作为语词存在，而且作为数字存在。

还有“无量大数”，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没有比这更大的数，或大不可测的数，该数是佛教无量智、无量心的数字化存在，“无量”为1068，“大数”为1072，还可以再细分为无量、十无量、百无量、千无量，大数、十大数、百大数、千大数。元人朱世杰撰《算学启蒙》，其中言“数”，分为“大数”、“小数”。

“大数”之中，有传统算书里的“大数”：一、十、百、千、万、亿等。还有非传统算书中的“大数”：极。由佛教带来的“大数”则有：恒河沙、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大数。“无量大数”，便首见于此。“小数”之中，也有算数：分、厘、毫、丝等。有佛数：模糊、逡巡、须臾、瞬息、弹指、刹那、六德、虚空、清净、阿赖耶、阿摩罗、涅槃寂静。我们发现，这些“大数”、“小数”，都分为算数和佛数，都指向物质和精神两极。物质形态的算数，我们还好理解，可精神现象的算数，该怎么解读？两极算术，无论大、小，亦各有其三观——宏观、微观、宇观。物质层面的宏观部分，为日用之数，可用于日常算术；微观、宇观部分，是出于心智想象之物，其大为“极”，其小为“净”；而精神层面的佛数，不仅“致广大”——至大无量，而且“尽精微”——至小涅槃，为10-24。

由此看来，佛教数学，不仅“万物皆数”，而且将人的感知、体认、思想——思惟修都纳入算数范畴，都与“华严大数”或“无量大数”中的某个数字有关，也就是说，每一种精神现象几乎都对应着一个大数据，大数据不仅能掌握人的物质世界，还能反映人的精神活动，不但无量四心，可以数字化，并用数据来表达，“不可思议”，同样可以。

“不可思议”出自《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谓佛陀神妙，非凡人可“思”，无语言能“议”，却能以数字表达，在“无量大数”中，“一不可思议”为1064。

思想的数字化，是印度本土佛教固有的，还是在希腊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应该与希腊化有关，有可能是将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思想引入佛法。如果说“万物皆数”一说还是将客观的认识对象数字化，那么在佛法中作为认识主体的思想者本身也被数字化了，佛家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都可以被数字化。

谈到希腊化，还有一例，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在《论数沙》中，说道：我要告诉大家，用我找到的方法，不但能表示出占地球那么大地方的沙粒的数目，甚至还能表示把所有的海洋和洞穴都填满了沙粒，这些沙粒总数不会超过1后面有100个零。

佛教“华严大数”和“无量大数”中，也有一个数，跟沙有关，那就是“恒河沙数”，但“恒河沙数”，只是阿基米德数沙的一部分，包含在阿基米德大数之中。阿基米德大数，是所有大数中最大的那一个，比佛教无量大数还大。后来，一个九岁美国男孩，模仿布谷鸟发声，给它起了个“googol”的名字。再后来，又有一家搞大数据的公司，就用这个名字，用阿基米德大数给公司命名。

看来，佛教数字化受了希腊化影响，而佛教希腊化中心就在犍陀罗。

汉传佛教已希腊化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犍陀罗国也被征服。亚历山大逝后，帝国四分五裂，犍陀罗属于希腊化的塞琉古王国，大约位于叙利亚、伊朗、亚美尼亚一带。

公元前约256年，希腊人在犍陀罗自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西汉人称之为大夏。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人被匈奴追杀，西迁中亚，席卷大夏，分拆大夏国为五部翕侯，其中，贵霜部崛起，攻灭四侯，统一五部，建立贵霜王朝，故贵霜王朝的兴起，当可视为希腊人的一次复国运动，王朝的贵族都是希腊人，他们重新回到了犍陀罗。

还在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希腊人就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佛教影响，并对佛教作了改造，到了贵霜王朝时期，希腊人就把佛教的影响，推向整个希腊化世界了。

有人说，犍陀罗是人类文明全球化的最早尝试，各文明于此“共和”，并从中受益，以佛教为例，孔雀王朝阿育王尊佛教，初期，王朝里的佛教仍带着婆罗门教残余，等级意味浓郁，当它来到犍陀罗，遭遇希腊文明时，就重启了原始佛陀的能仁精神与共和品格，一变而为强调平等的世界性宗教。希腊思想也与佛法相通，如《弥兰陀王问经》，纯问答体，一如柏拉图行文风格，而早期高僧那先的老师法铠是希腊人，那先很可能也是希腊人。

佛教东传，传的是希腊化佛教，希腊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城市化，佛教在印度本土，以乡村为基础，到犍陀罗时，便向城市文明转型，走出乡村社会，走向城市文明；走出种姓制度，走向众生平等；走出宗教信仰，走向思想共和。

艾兹赫德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第三节“公元前200年到公元400年的中外交流”的“思想交流”部分，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音乐，另一个是炼金术，还有一个就是佛教传播，从贵霜王朝向中国传播。其中，他提到了两位最著名的佛教传教士，一位是小乘佛教的安息（伊朗）王子安世高，另一位，是大乘佛教的贵霜梵文学家支娄迦谶。

这两位的汉字姓名，都是以国为姓，安世高是安息国的太子，故姓安，支娄迦谶是大月氏国人，故姓支，西域佛教传入中国，早期主要是由这两姓推动，从这两国传入。安姓，大本营在安息帝国。支姓，其根据地在贵霜王朝。安息偏于小乘，贵霜趋于大乘，它们的价值偏好，有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底蕴，安息是波斯文化底子，贵霜是希腊文化底子，它们都被佛教化了。

还是中国胃口大，适应性强，兼容并包，管你大乘小乘，全都容下。无论小乘思想的种子，还是大乘教义的苗芽，在中国都能找到相应的文化土壤生根开花。艾兹赫德指出，小乘宗旨，同那时中国文化原本迥异，但有一点相通，小乘教强调人可以通过禅修，把自己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主张自己解放自己。这一点，类似于中国方士以修行与服食丹药实现自我超越，当然也就可以尝试禅修达到游仙，宗旨虽有不同，但方法颇为一致，都是通过体认的方式——修行，来达到自我预期的目的。

而大乘教义，则被艾兹赫德说成了“没有教义，一切都是辩证法”，那便是“空”的辩证法，轮回也好，涅槃也罢，都是“空”，既然一切都是空，也就没什么可以解脱的了。他认为，这样的大乘思维应该是中国人最陌生的，可中国人同样照单接收。殊不知，中国文化里早就准备好了老庄思想与之对接，通过“以无为本”的后门，也能进入佛教“空”域，老庄思想，成为佛教进入中国的桥梁。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前五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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