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武功（海上霸主郑芝龙）

郑芝龙，南安石井巡司人，字曰甲，号飞黄，小名一官。郑芝龙父名绍祖，曾是泉州太守蔡善继底下一名管理仓库的小吏。

天启三年(1623年)，黄程有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货物想要搭附李旦的商船前往日本，便派遣郑芝龙随船押运。在跟随李旦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西班牙、葡萄牙语，并学习贸易和东瀛武术。当李旦去世时，郑芝龙吞没了他的大部分财产，同时借由结交豪杰，与颜思齐、杨天生、洪升、张宏、陈勋、陈衷纪、李俊臣、林福等人于海上从事亦盗亦商的活动。由于郑芝龙曾经当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翻译，与荷兰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后来他利用荷兰人的支持，与中国官军相对抗。

郑芝龙的崛起打破了明朝官府操控海洋社会权力的格局，官府失去对海洋的控制力，船头或海商收取“报水”，取而代之，并很快发展成为海洋社会通行的民间规则。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郑芝龙集合众人会议，认为现在台湾一切事务大致完备，足以自保，应该向外扩张，不能无所作为使军队老钝。基于此，他计划率领十艘战船、三艘快哨前往金门和厦门侦察情况，如果能乘两地空虚时占领，就可以作为台湾的屏障，并获取粮饷。陈衷纪等认可其说。

三月初十，郑芝龙船队进犯金门。十八日，攻打厦门，官军无法抵抗。四月末，进犯粤东靖海、甲子等地。虽然诸战皆捷，但郑芝龙心中所望是效法杨六、杨七接受明廷招抚，于是他以重金委托两人向福建总兵俞咨皋表示就抚的意愿。岂料两人收钱不办事，郑芝龙极为愤怒，便派遣部下在海澄一带大肆劫掠。

其后，郑芝龙部队乘风横行，官方虽然紧急通报朝廷，沿海采取严密防备措施，但当事者仍一筹莫展。由于官军无可奈何，朝廷中便有人提议招抚。在查知郑芝龙是泉州府库吏郑绍祖的儿子，十岁时曾受到太守蔡善继的恩惠后，明廷立刻将蔡善继升为泉州巡海道，负责招抚郑芝龙一事。蔡善继抵任后，又遵奉巡抚朱钦相命令，派遣黄昌奇带着赍谕出海招安。

黄昌奇见到郑芝龙后，表明自己奉蔡善继之意前来劝降，并出示文告。郑芝龙看完后，向黄昌奇表示在海上兴兵不是自己的本意，只因为在日本寄居，受到该国压迫才会如此。现在既然蒙受巡海道的命令，不敢再坚持己见而辜负善意。

然而，郑芝龙的就抚之意，并没有获得部下认可。陈衷纪即认为众人与巡海道没有任何交情，就算现在能借由郑芝龙的庇荫，难保哪天蔡善继升迁后不会被其他官员罗织罪名，到时进退不得，故他希望郑芝龙能借予船只，让自己回台湾去。郑芝龙便调拨六艘大小船，让陈衷纪及其追随者自行回台。

打定主意后，郑芝龙率领十二艘船，八百多人，和黄昌奇一起进入泉州港，接受招抚。不久，巡抚朱钦相指示蔡善继将郑芝龙等妥为安排，并且将船只军器收存，造册报缴。

相对于郑芝龙的积极响应官府，其他人另有一番心思。其弟郑芝虎即认为官府的做法只是要分开大家，散伙以后是福是祸很难说，不如乘夜退潮开船离开。郑芝豹同意郑芝虎所言，亦要郑芝龙不可以错过时机。对此，郑芝龙左右为难，生怕辜负巡海道的一片好意。郑芝虎不以为然，他认为蔡善继是个书呆子，以为这样安插众人就是很大的恩惠，无法指望他能为大伙特别做什么，况且郑芝龙也没被授予官职，要是以后出事，衙门深究，巡海道也无力救援。对郑芝龙来说，他受抚的先决条件，必须是朝廷能让他保持海上既有武力，并给予适当官职，使其能名正言顺横行海上。于是，郑芝龙率队开到围头外湾停泊。

对于郑芝龙等人的逃走，蔡善继极为气愤，深觉郑芝龙反复不定，令人难以信任。于是，他发文到各个卫所、府县要他们即刻整备，以防止郑芝龙率众劫掠，并写文向巡抚请示。当时，朱钦相因被拔擢到中央，已经启程离开，而新任的巡抚朱一冯还没到任，剿抚的议论因而有所耽搁，这使得郑芝龙可以很从容地修整部队，并依然以台湾为根据地，往来于闽粤之间，劫掠商民，势力更为强大。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郑芝龙攻占漳浦县旧镇，杀死守将，并在金门、厦门等地树旗招兵。朱一冯责令骁将都司洪先春会同把总许心素、陈文廉等率领船队合力剿捕。二月，郑芝龙派人假扮乡勇，趁官军进攻时，从后方杀出。洪先春首尾受敌，趁着潮水遁逃，其他官船没了主帅，也都四处星散了。郑芝龙虽然大胜，但其本意在于求抚，因此网开一面，并不追赶，同时派人登岸安抚附近乡民，严禁骚扰。

七月，郑芝龙又击败官军进剿，并生擒游击卢毓英。郑芝龙对卢毓英以礼相待，向他表示抗拒朝廷实非得已，何况自己有感于蔡善继昔日恩情，所以宣谕一到就立即归顺。但蔡善继只不过是将众人分别安插而已，因此大失众望，只好逃走。郑芝龙表示，如果能被授予一官半职，他肯定会为朝廷效力。

卢毓英在被放回福州时，途经泉州，前往拜见知府王猷，并向王猷讲述郑芝龙是将才，因为之前受抚时没有授予官职，只有安插，担心日后受势官欺凌，所以才逃走，如果当事者能给他官职，一定可以再次招抚。王猷赞同他的说法，认为很符合权宜抚恤用人的主旨。

郑芝龙也曾数次写信给时任同安知县的曹履泰，表达希望求得水操游击的官职，以免往后为人所制的想法。然而，以法令言，职位授予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地方官员如抚按之类虽然可以推荐，但没有决定的权力。曹履泰回复称：“为尔之计，只宜解散，立功将来。”由于达不成共识，郑芝龙持续对东南沿海地区袭扰，而其部下数量也由千人扩展至万人之多。

之后，郑芝龙又多次击败总兵俞咨皋派遣的官军，但都网开一面。然而新上台的崇祯皇帝除将俞咨皋解任逮问下狱外，还听从兵科给事中林正亨的建议，议将领，足粮饷，练兵实，修战具，复卫伍，禁接济。可以看出，中央的态度依然是倾向于征剿的。

郑芝龙谋划得宜，习于海战，且船器皆制于外国，船坚炮利。官军沿海兵船分散在各处，力量不集中，而且船只窄小脆弱，器械朽钝，将领则是毫无胆略，怯于应敌，一心只想避战，不久被各个击败。郑芝龙在攻占厦门后不杀不焚，不处死战败将领，被视为确有受抚之意，加上地方士绅如董应举之流认为如果一开始能以金钱收拢郑芝龙所率领的船队，让他自行统率，作为官方兵船的辅助，可以收到“贼消我长”之效，因而纷纷献策要求招抚郑芝龙。

七月，新任巡抚熊文灿接获泉州知府王猷陈述时事的报告：郑芝龙两次大胜洪先春没有追击，擒拿卢毓英也不杀害，在内海打败俞咨皋，厦门官兵弃城逃走时，能约束部众，不许他们上岸，没动一草一木。郑芝龙的不追、不杀、不掠，实际上就是想要被招抚。既然现今一时难以剿灭，招抚或许可行，不如遣人前往晓谕他退到外海，然后允许他立功赎罪，等到有功时，优先授予官职。

于是，熊文灿上奏请朝廷对郑芝龙予以招抚。经过一番议论，崇祯皇帝下诏谕兵部：“郑芝龙啸聚弄兵，情罪深重。据奏敛众乞降，缚送伙党陈芝经输情悔罪，尚有可原。朕方弘恢武略，宣布德威，念此海滨蠢聚多迫饥寒，涂衅锋镝，亦属可悯！姑准抚臣朱一冯、按臣赵胤昌等奏，给与札付，立功自续[赎]：舟中胁从，尽令解散；海上渠魁，责令擒杀。俟果著有功绩，应否实授，奏请定夺。”在皇帝的授意下，熊文灿立即着手办理此事。

卢毓英向熊文灿表示，要招抚郑芝龙并不困难，但以前招抚时并未授予官职，致使他担心受到势官凌辱，因而逃走。现在想再次招抚，如果没有官职，恐怕还是无法让郑芝龙安心。

熊文灿让卢毓英前往泉州，与知府王猷和巡道邓良知商量后再行动。王猷认为，郑芝龙必须先退到海外，将功赎罪，等有功时，再授以官职奖励。更何况现在李魁奇兼并陈衷纪，杨六、杨七又已叛逃，在乌洋一带横行，褚彩老在沿海劫掠，刘香扰害惠州、潮州及南澳等地。在这种情况下，卢毓英此次前往招安时应要求郑芝龙擒灭诸盗，一旦他能达成目标，巡抚自然会授予他较高的官位，让他为朝廷效力。卢毓英觉得王猷所言极有道理，在得到邓良知的同意后，即前往旧镇，面见郑芝龙。

九月，郑芝龙率领部下投降。王猷、邓良知二人立即行文泉州府沿海卫所，允许郑芝龙的军士上岸采买。卢毓英也向熊文灿转达郑芝龙希望能为巡抚效犬马之劳，将福建、浙江、广东海上盗贼全部扫荡以赎罪的意愿。熊文灿大喜，委托郑芝龙为海防游击，并让卢毓英为监督，帮他向朝廷题请。

郑芝龙受抚后，第一个要铲除的对象就是李魁奇。李魁奇虽与郑芝龙差不多同时接受招抚，但多次降而复叛。另外，朝廷将沿海海道一分为二，海道南、北分别交由李魁奇、郑芝龙专门负责。李魁奇、郑芝龙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

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李魁奇不听郑芝龙命令，并夺取大小船只百艘，招聚三千余人前往厦门抢夺郑芝龙的物资。对此，仅有六百名士兵的郑芝龙修整军器加以防备，并以厚饷募集士兵。

同安知县曹履泰亦派发渔船三十只、壮丁五百名，给予十日粮食，协助郑芝龙出海。实际上，明末的招抚及其后的剿灭海寇活动，主要由地方政府组织并配合实施，团练乡兵在恢复地方和海上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曹履泰与郑芝龙的合作也说明，恢复海上秩序是海商集团与地方政府的共同目的，改变了身份的郑芝龙和地方官密切配合，组织发动民间武装力量，实现了海上秩序的重建。

四月，李魁奇欲在料罗一带等候劫掠商船，郑芝龙得知后，率众围歼，斩李魁奇。熊文灿接到捷报，派人前往料罗犒赏，允将郑芝龙晋升为参将。

六月，郑芝龙在金门擒斩杨六、杨七，并收编了他们的部队。八月，褚彩老抢掠闽安镇，熊文灿命郑芝龙剿灭，郑芝龙追击并在南日消灭褚氏。九月，熊文灿提兵入汀会剿在闽赣粤一带活动的盗贼，因而令郑芝龙率领部队驻扎上杭。隔月，郑芝龙驻师三河坝，督率官兵直捣敌营，双方人马在丙村遭遇，郑芝龙共斩首六百余级，焚其巢而还。

在消灭李魁奇的时候，除了郑芝龙，钟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钟六在接受招抚后被赐予丰厚的奖赏，因而能与郑芝龙势力相当，但因为害怕遭到郑芝龙的袭击，加上熊文灿用计离间郑芝龙、钟六二人，使钟六降而复叛。

崇祯三年(1630年)十一月至四年正月，郑芝龙两次大败钟六。五月，钟六被围困于金门附近洋面，眼见力竭势穷，投海而亡。

崇祯五年(1632年)四月，郑芝龙被晋升为游击。其后，起事于闽南的广东大埔人钟凌秀降而复叛，为郑芝龙所擒，解往两广总督王业浩军前正法。郑芝龙并在海澄、太和、兴国等地海上击败钟氏余党，因功升为参将。

李魁奇、钟六等人被消灭后，郑芝龙接着要面对的是跟他一样既富且强的惠安人刘香(即刘香老）。刘香趁着荷兰侵扰福建沿海之际，连犯闽粤沿海诸县，并且恃众不受招抚。

崇祯七年(1634年)，已任两广总督的熊文灿想以郑芝龙为援，合力消灭刘香。但有人认为郑芝龙、刘香相识，担心他们会暗中勾结，直至崇祯八年，朝廷才同意郑芝龙协同进剿。

四月初，双方在田尾洋展开大战。此役，郑芝龙共生擒一百四十七人，斩首六百二十二颗，救回被掳一百三十九人，烧毁夺获三十五艘大小船只。刘香战败，自焚溺死。

四月二十四日，刘香余党复驾船百余艘，由浯屿外洋进袭。在郑芝龙的谋划及麾下部将吴华等人的奋力迎战下，郑军夺船五只，生擒余阿二等七十六人，斩首级八颗，沉船十余只，获军器一百八十余件，救回被掳五十九人，刘香余党溃不成军，逃往广东。郑芝龙乘胜追击，先后在惠州盐洲岛、雷州白鸽寨等地击败刘香余党，基本扫清了刘香势力。

崇祯十二年(1639年)，郑芝龙被授予南澳副总兵官衔。来年八月，又迁为三省总戎大将军大都督事南澳总兵。崇祯十七年正月，郑芝龙被提升为福建都督。“当是时，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人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堪敌国。乃筑城于安平……其守城兵饷自给，不取于官。……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若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财富与权力的结盟，郑芝龙身份的转换，标志着明朝官方对于民间海商的认可与海商国家意识的强化。进一步说，晚明中国沿海出现反映海上贸易发展要求、代表海商利益的地方政治势力，在接受朝廷招抚后，这种带有海商利益代表性质的地方政治势力，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从此，海商集团在明末政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在南明政治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说，沿海私人海上力量作为政治力量的出现，是明代后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带来的政治新变化。换言之，这种政治现象的出现，说明晚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的变迁，到明末已经引发了政治结构的变化。如此看来，郑氏海商集团的崛起，不仅是经济贸易变迁的产物，而且也是政治变迁的内容之一。重要的是，中国海上力量的重新整合完成于晚明，国家与社会的海上博弈在明末解决，政治变迁并非是民间对官方的替代，而是二者新的合作关系的形成。在国家的支持下，海商集团获取了合法性政治权力，在后来的国际交往中，成为代表中国海上力量的势力。

崇祯帝自缢后，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改元弘光。弘光帝以郑芝龙之弟郑鸿逵(芝凤）为大都督、靖虏伯，任总兵官守镇江，率领水师驻守京口，并以郑芝龙从子郑彩为南京都督、水师副将。当时金陵岌岌可危，有南迁的准备，弘光帝想要借由郑鸿逵、郑彩两人来笼络郑芝龙，加上身为都督的郑芝龙由于熟习福建海事，屡次获得御史的推荐，最后，弘光帝封他为南安伯，这让郑芝龙进一步掌控了福建地区的海洋事权。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南京被攻陷，鲁王朱以海受诸臣之请，在绍兴以监国名义抵挡清军。同时，唐王朱聿键亦在福州即位改元，叔侄间因正统问题产生矛盾。

唐王的上台，与郑芝龙兄弟有很大的关系。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被命令徙驻广西平乐府的唐王行抵杭州，遇到当时兵败后南还的郑鸿逵，郑鸿逵先令部下带兵保护唐王人闽。随后，郑鸿逵听闻杭州城失陷，将全部军队撤回福建。唐王入闽后，郑芝龙与蒋德璟、黄道周、郑鸿逵等拥立唐王于福州。此时，对于名位问题，诸臣意见有所分歧：黄道周与郑芝龙等欲奉唐王为监国，他们认为如此才能名正言顺，向天下揭示无私心，等到出闽后再建号未迟；郑鸿逵则认为如果不能马上即位，就无法使众人心服口服以杜绝后起。最终，唐王接受后者的建议，在福州称号，改元隆武。

郑氏兄弟虽有拥戴之功，但隆武帝与郑芝龙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多有冲突。隆武帝是不肯让臣子操纵自己的，而郑芝龙则与朝廷的关系跟其他大臣不同。在其他大臣看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一旦进人官场，便要将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全都交给皇帝。但是郑芝龙从来没有忠君的观念，在他看来，他与明朝的关系是一场买卖，隆武帝收了他的钱，便应当让他掌权。这种态度导致隆武帝对郑芝龙耿耿于怀，他的志向是重建明朝统治秩序，所以他无法接受郑芝龙对权力的控制。

为了摆脱郑芝龙的控制，隆武帝鼓励大臣对抗郑芝龙。他一方面策动文臣对付郑氏，另一方面又在郑芝龙面前说文臣们的坏话，企图两面讨好，搞权力平衡，让双方谁也离不开他，便于他从中控制。在某种程度上，隆武帝的这一策略是成功的，他在群臣中树立起郑芝龙的反对派，并利用文臣对郑芝龙的批评，将权力逐步抓到手中。而隆武政权的文臣多固执己见，好意气用事而不顾大局，这样一来，就使得文武之争不可收拾。

由于事与愿违，在朝中又处处受到文臣和隆武帝的掣肘，郑芝龙心生不满，当隆武帝屡次催促他带兵出关时，郑芝龙以粮饷缺乏为理由拒绝。

郑芝龙迟迟不出兵除了与隆武朝君臣之间的矛盾及其投机的性格等原因外，可能还有军队性质上的顾虑。郑氏本起于海上，其部下也多习惯于波涛汹涌的海洋，可以乘潮驾风来去千里。然而，如果舍海就陆出关御敌，则难以抵挡清军铁骑，无疑是驱羊御狼，弃长用短。

为了摆脱被郑芝龙所制的局面，隆武帝决意出福州驻扎于建宁，展现御驾亲征的决心。

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隆武帝戎服登舟至建宁，但由于兵食匮乏，人心涣散，无法组建起一支像样的军队。来年三月，督师大学士黄道周因兵败被擒，殉节于南京后，隆武帝计划从建宁由汀州入赣州，与湖南相互声援。对此，郑芝龙表示反对，为了能挟天子以自重，持续控制福建，他发动数万军民阻止隆武帝离开，并力请隆武帝回到福州。隆武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驻扎于延平。对郑芝龙而言，他是一个海商代表，而福建是当时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区域，其经济地位决定了郑芝龙不可能离开福建。因此，他无论如何也要留隆武帝于福建。但隆武帝为了发展，同时也为了摆脱郑芝龙对朝政的控制，把西进当作自己的主要战略目标。

其实，郑芝龙在当政之初，对复兴明朝是有一定热心的。由于隆武帝的鼓励，他以明朝开国功臣徐达为自己的学习榜样。可惜的是，文臣们对他的百般讽刺打击，使他本来就不十分坚定的雄心化为乌有。加上在海商集团利益与士大夫集团利益的激烈冲突中，隆武帝最终选择站在士大夫一边，使得作为海商集团代表核心人物的郑芝龙，最后选择了退出隆武政权，并开始在清朝寻找关系。当时，清朝的军队已经挺进到浙江，并派遣经略洪承畴招抚江南，御史黄熙胤招抚福建。对清廷而言，只要能招降郑芝龙，不但拿下福建不需花费一兵一卒，浙江也会望风而溃。由于洪、黄两人与郑芝龙同乡，于是他们向朝廷献策修书入闽，允许在得到福建后授予郑芝龙闽粤总督职衔并封王。

郑芝龙自降明后的十多年内，先后在福建与广东任职，他在广东的数年里，深深感受到这个省份的发展潜力远胜福建，况且广东在明清之际是仅次于福建的第二个海洋大省，在该省潮州一带，一直活动着对抗郑氏家族的海洋势力。郑芝龙的梦想是担任闽粤总督，一统中国的海洋势力。这是清廷以此利诱的主因，也是郑芝龙降清的目的之一。不过清廷是否会兑现诺言尚是个问题，因此郑芝龙得知此消息后犹豫不决。

清军攻人福建后，势如破竹，很快就在汀州抓获隆武帝，隆武政权灭亡。

在清军进逼安平时，清军统帅博洛写信给郑芝龙，表示现在闽粤还没有平定，想要借由郑芝龙的兵威加以震慑，清朝已经铸好闽粤总督官印等待他的同意，并期待与他会面。郑芝龙大为欢喜，加上所置田园遍布闽粤，为了维护所有财产，于是决意投降。

当时郑芝龙所统领的楼船还有五六百艘之多，属下不少人都劝谏他不可投降，郑成功更是痛哭苦谏。郑成功向郑芝龙表示，自古父教子忠，没听过有教儿子二心的，况且清军没有什么信用可言。闽粤等地不像北方一样可以让敌军任意驰驱，如果能凭险设伏、收拾人心来巩固根本，并从各个港口贩卖货物即能拥有充足的粮饷，然后再选将练兵，要号召各地起兵并不困难。

郑芝龙一听，斥责郑成功妄自评论，不知道天时、局势如何。在有长江天险的屏障下，集结四镇兵力，尚且抵抗不了清军，更何况是偏安一隅。郑成功则予以反驳，认为郑芝龙只见大概，没有细思个中事理。天时与地利不同，清军虽然兵强马盛，但也无法长驱直人关内。只不过明朝无人可以托付，文臣又弄权，才会使政府瓦解，酿成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的惨状。只要得天时，就能反攻消灭敌人，接续大统。南京失陷，并非因为长江不能依靠，而在于君主不是戡乱之君，朝臣则多庸碌之辈，才会让天下豪杰饮恨，无法依恃天堑。如果郑芝龙能够借由地形的崎岖，扼要把守，还是能拥有地利，收拾人心的。

郑成功进一步表示，李自成、张献忠二人势力衰微，不久就会被灭，而各地盘踞之人大半是书生并缺乏粮食，所以快速起灭。明朝宗室则没有像刘缤、刘秀兄弟一样的才干，隆武帝势孤，大概只能逃往他处老死，不需要顾虑。清人反复无常，不可信赖。如果郑芝龙能够设险防守，等待对方出错时再行动，如此一来，只要上天不厌弃明朝，就能择取可立之人拥戴。即使最终不能进取，在沿海终老也是一件自得其乐的事。

然而，不管郑成功说得再多，郑芝龙还是不听，反而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日被清廷招抚、看重，就必然会受礼遇，如果和他们针锋相对，一旦失利，那时就后悔莫及了。

郑鸿逵也劝郑芝龙，认为现在还有数十万的士兵，遍满海上的舳舻，充足的粮饷，只要以辅君作为号召，天下豪杰一定会纷纷响应，无须委身于别人。郑芝龙不以为然，认为郑鸿逵所说的是眼前之事，并不是长远之计。现在清人已经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要以一旅之力和天下之兵抗衡，恐怕是自不量力的行为。倒不如趁他们招抚自己的时候，全军归诚，择主而事。眼见无法说服兄长，郑鸿逵只好提醒他要多加提防。已有定见的郑芝龙颇不认同，他要郑鸿逵静候，等自己前往会见博洛，看对方如何接待后，再做打算。可以看出，无论众人怎么反对，郑芝龙都不予采纳，反而想要强迫他们一起归附。①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中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国的海洋势力很少扮演过重大角色。但在晚明之际，东南海洋势力崛起于海上，已经形成相当大的势力，而这股势力的特点在于重视海洋更胜于陆地。当明清之际，这股海洋势力徘徊于明、清两大势力之间，不论他们向哪一边靠拢，都会造成较大的影响。早先，他们选择了拥明抗清的道路，但他们与隆武帝的合作因受到文官集团的抗拒而大受打击。

郑芝龙则代表海商内部降清派的势力，从一开始就反对过多地卷入明清之争，这是郑芝龙冷对唐王称帝行动的原因。他一生采取的策略是与朝廷合作，向海洋发展，从降明到降清，其实是他这一策略的实践。他认为与清朝对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与其合作才能保持权力，并向海洋发展。而在当时的东亚海上，郑芝龙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荷兰人的压迫，二者隔海对峙，迟早要再次一决雌雄。从这个角度去看郑芝龙降清，可以理解为他想依靠清朝的势力向海洋发展。但是，这一派在当时来说，在道义上是失败的，因而只能成为一股潜流。在与隆武政权合作失利后，郑芝龙利用军队中的不满情绪，将其引向降清的道路。

郑芝龙安排好后，只带五百名随从前往福州会见博洛。令郑芝龙料想不到的是，博洛的安抚只是权宜之计。顾虑到郑芝龙桀黠多智，常常首鼠两端，他又把部队留在他处，自己单骑前来，明显有观望的意味，博洛担心如果放郑芝龙回去，恐怕会有意外发生，倒不如挟持他北上，使群龙无首，如此一来，其他人也就无可奈何了。于是博洛连续宴请郑芝龙数日后，忽然拔营，带着他往北而行，跟从郑芝龙的五百人则被分配到其他军营，与他不得相见。

于是，郑芝龙被迫迁往北京。他到达北京后，被授予精奇呢哈番的头衔，隶属汉军正黄旗，而郑成功、郑鸿逵、郑彩等人则各自率领部下人海，屯驻于金门、白沙、厦门等地自立。

其实，博洛挟郑芝龙北上进京是个错误。如前所述，郑氏集团内部有拥清与反清两派，除了郑芝龙真心降清外，郑鸿逵与郑成功等人都是拥明派。郑芝龙的许多部下原来的意向并不明确，但见清廷哄骗郑芝龙入京软禁，知道降清不过如此待遇，一齐心冷，以后都成为拥明抗清派。如果当时博洛没有食言，而是重用郑芝龙，平定闽粤可以说是指日可待。清廷的此一举动虽然避免了郑芝龙趁机扩张势力，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但也使东南战事延续数十年，这是其所料不及的。

顺治十年(1653年)，福临亲政后，诏封郑芝龙为同安侯。顺治的用意还是为了拉拢郑芝龙来让未降服者早日归顺，但并无效果。顺治十二年正月，有人上疏弹劾郑芝龙投诚十年以来，反而愈加桀骜不驯，频频派遣家仆往来海上与郑成功互通信息，形成儿子在海上起兵、父亲却在京城安居的局面，可说是祸乱的根源。同时，福建巡抚佟国器亦获得郑氏父子私通的证据，郑芝龙因此被革除爵位，流徙宁古塔。

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即位后，诏谕兵刑二部，以郑芝龙怙恶不悛，包藏异志，与郑成功潜通教唆，图谋不轨，奸细往来，漏泄军机等理由，将郑芝龙磔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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