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经济讲义（田轩重振经济最核心的是让经济系统中的要素顺畅流动起来）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田轩

截至5月23日召开的国常会释放出6方面33项稳经济举措，我国近期纾困刺激政策干货出台之密集、力度之大、落实要求之严格，都是近年来罕见的。显然，这一系列超常规操作的背后，是我国经济正在面对着不能再以“谨慎乐观”来单纯描绘的紧迫局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5月16日发布的数据，在今年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承压的基础上，4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进一步凸显出经济发展有可能失速的严重性和紧迫性。2022年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0.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9%。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在延续且有加大趋势的同时，俄乌冲突、区域格局变动以及多点暴发的疫情衍生出的一系列需要加以关注的新情况、新变化，让稳经济的任务更具挑战。

面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接下来，在以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民生这一共识的引领下，如何将决心化为实效，我认为首先得找到中国经济目前面临问题的关键所在。

客观上来看，当下我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实质上是近年来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的体现和结果，而不是当下经济持续承压的原因。站在长周期视角来看，今年一季度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及海外局势动荡对经济运行造成的冲击，其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从本质上看，当前我国在解决复杂性问题上出现的政策作用的递减，才是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源。

自2011年开始，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性变化，我国经济就开始告别了过去那种高歌猛进的增长节奏。2020年，我国利用疫情防控优势抓住了复工复产的时间差，在实现当年经济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复苏的同时，也的确暂时掩盖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2021年后一系列政策的密集推出所形成的“合成谬误”，特别是政策执行中存在着一定分解谬误的问题，使得还未彻底走出疫后恢复期的经济重新面临持续加大的“六稳”“六保”压力。

各项力度空前的工具已完备，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政策实打实的加速执行。保证政策执行快速起实效的重点在于把握好政策的时效度，划清政策发力的时间、空间、程度边界，防止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人为造成的政策结构性失调。

首先，要形成更大的宏观政策“合力”。从纾困政策的“组合拳”来看，财、税、结构等各项政策组合的黏合力度可以再大一些、政策的时间弹性可以再增强一些，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式“作战”，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健有效的基础上，将政策目标专注于激发社会最终需求——微观政策，精准聚焦激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活力；结构政策，发力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开放政策，守住对外开放、国际化不动摇；社会政策，兜紧兜实民生底线。在政策的时间、弹性方面，将短期紧盯需求侧，刺激消费；长期深挖供给侧，依靠科技创新。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在平抑短期经济波动的同时，更好解决影响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

同时，在构建宏观政策更大合力的过程中，要真正贯彻好系统性思维。解决系统性的问题，需要的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当下中国经济大局面临的显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稳大局，任何一项政策措施的“过”或“不及”，都将导致政策最终效果出现“合成谬误”。在政策实施和执行的过程中，关键要防止经济救助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相互掣肘，不能一边掐脖子、一边输氧气。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厘清短期目标和长期方向的关系、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疫情防控的关系，避免政策措施之间相互冲突和相互抵消，不要让超常规的经济纾困刺激政策投入成为其他政策不必要的代偿。

当然，比增强政策合力更重要的，其实是从根本上提高政策的实际效力，避免大规模纾困刺激政策的空转运行。对于重振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是让经济系统中的要素顺畅流动起来，而流动的前提则是市场主体持续正向的预期。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不仅需要保就业、保民生等各类看得见的纾困帮扶刺激，更需要通过提升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关切性，来强化市场主体对于未来发展的整体信心。在这个意义上看，进一步理清政策的边界，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重建正常经济秩序，消除不确定性，构筑起投资者、消费者对于市场前景的正反馈，为杠杆的合理均衡运行重建一个稳固的支点，让产业快复工、企业敢贷款、百姓愿消费，让我们工作的重心真正回到稳经济稳增长的发展路径上来，回到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的道路上来。

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积累的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重振充满无限活力与生机的发展格局，才是挽救低迷预期、解决企业困难、稳住经济发展的根本之计。

编辑 陈莉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