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怎么埋掉朱安的（许广平曾中断朱安生活费）

“大秀说，姐姐你别犯糊涂了，山林的兔子跟蟾宫的兔子都是兔子不假，却相差了一轮，十二年，就是说叶家的四爷不是比你大六岁，是整整大了十八！” ---《状元媒》

叶广苓的短篇小说集《豆汁记》描写了满清遗老和八旗子弟后人的故事，其中《状元媒》中描写了主角的父母经由“满清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做媒的整个过程。

刘在说媒时故意隐瞒了“父亲”的年纪和家中具体的情况，只说比“母亲”大了六岁，家中正妻过世了，4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最小的也已经高中毕业，然而新婚之日却发现“父亲”是个已经谢顶的四十来岁中年男人，家中甚至还有一房妾侍，孩子大大小小近乎十个！

“母亲”在洞房花烛夜听“父亲”讲完实情，当场哭得惊天动地，手脚冰凉几欲晕厥，但是这桩“骗局”已经无可挽回，“母亲”终究成了“父亲”的填房。

叶广苓不愧是写故事的高手，她笔下的故事生动有趣，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时刻牵动着人心，一哭一笑都让人觉得既真实又无奈。

包办婚姻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还是非常普遍的，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文人墨客都曾经经历过家中包办婚姻的痛，这种落后的老观念造成了当时许多婚姻悲剧。

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就是典型的包办婚姻受害者，徐志摩根本不爱这位原配夫人，认为和她的结合就像是小脚与西服一样，不般配。后来他为了追求林徽因，甚至和刚刚生产的张幼仪离婚，无情地抛弃了这个女人。

鲁迅先生和他的原配妻子朱安之间也是一场父母包办的婚姻，更过分的是，鲁迅的母亲甚至没有经过儿子的同意就给朱安家下聘，还把鲁迅从日本骗回中国结婚，她的种种行为导致了朱安终其一生都独守空房，孤独半生。

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因为鲁迅是家中的长子，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开始为他的婚姻大事操心。

鲁迅的祖籍在绍兴，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士大夫，后因考场受贿事件而入狱，父亲又染病身故，因此家中一下子变得经济困难。

朱安出生于绍兴的商人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缠小脚，擅长女红、烹饪，脾气和顺但目不识丁，长相也并不特别突出。

这样的女性与鲁迅先生心目中理想的另外一半相去甚远。然而鲁迅的母亲却非常中意朱安，认为她温良恭俭，是一个合适的媳妇人选，于是她在没有征得鲁迅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就向朱家“请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两个孩子“订婚”了。

结果鲁迅和朱安就在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下，订下了这桩让朱安痛苦一生的婚姻。

1899年，两人正式订婚，朱安比鲁迅大上两三岁，按照当时的风俗确实是非常般配的。到了1901年年底，鲁迅即将从矿路学堂毕业，本来是两个人成亲的好时机，但是鲁迅却得到了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1902年3月就坐上了开去日本的轮船。

朱家期待的婚事只能延期，但他们安慰自己，姑爷去留洋回来后身份就不一样了，对朱安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然而，鲁迅一直待在日本学习，中间只回国过一次，就是1903年回家探望家人，那个时候他已经剪去了辫子，还身穿西装，与当地的民俗很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了周家少爷是一个新派人物，朱家越发担心这桩婚事，害怕鲁迅退婚。

鲁迅通过母亲传达过他对女方的一个要求：放开小脚，然后去学堂读书。

这两个要求朱家一个也没做到，也不想做，他们是一个传统旧式家庭，秉持着“所有好人家的女儿都是小脚”的老观念，万万不会让女儿放开小脚。

另外旧社会信奉女子在家从父兄，出外从夫，更没有进学堂的道理，这也就此斩断了这段婚姻通往幸福之路的可能性。

1906年，正在日本专心文学创作的鲁迅连续收到家长催促他回家的信，最后一封信上说母亲病重，让他赶快回家。然而等他赶回家，母亲好端端地坐在家中，环顾四周已经装修一新，原来写信是为了骗他回家成亲。

这场婚姻最后就是以欺骗的形式完成的，令人没想到的是，鲁迅在整个婚礼过程居然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行为，反而任由家人摆布，到底是完成了婚礼的过程。

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当晚他就卷起被子睡到了书房，三天后就收拾行李回到了日本。

一直到1909年，鲁迅才再次从日本返回故乡，这期间朱安独守空房，任由眼泪流了一遍又一遍，在这场婚姻中，不仅仅鲁迅是无辜的，朱安也是一个受害者，她不能明白为什么丈夫这样对待自己，然而她不是怨恨家里人给她安排的这门“好亲事”，反而是责怪自己，认为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招致了丈夫的冷落。

这个可怜的被封建礼教荼毒致深的女人，已经将自己和周家绑在了一起，每日除了哀叹别无他法。

再次相逢，仍若陌生人

1919年，鲁迅一家卖掉乡下的祖业，一家人来到北京，住在一处老式的三进院内。外院是鲁迅先生的住处，中院住着朱安和周母，内院是鲁迅的弟弟们住。

这样看似住在一个屋檐下，鲁迅和朱安却几乎没有交流，鲁迅曾经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这样的话未免也太伤人了，然而鲁迅似乎铁了心与朱安拉开距离，他也想过离婚，但是站在朱安的角度看，她如果以“休妻”的身份回到娘家，日子必定过得凄惨无比，当时被休的女人地位是非常低的，娘家人都会引以为耻。

1923年，鲁迅自立门户，他问朱安是要跟他一起搬家还是回娘家，朱安坚定地说：要跟大先生一起搬家。

不久后，周母也搬出了原来的宅子，与鲁迅、周安同住。这以后家里的财务就交给朱安负责，就算这样鲁迅和朱安之间也并没有增添许多话题，每天的交流仅限于寥寥数语。

朱安虽然爱着自己的丈夫，也满心尊敬他，却对他的事业全无了解，也许也没有想到要去了解男人的想法，她孤独地守在旧时代的女人的世界里，整日里最重要的事情是陪婆婆解闷说话，侍奉老人。

然而，就是这样单纯平静的日子都被打破了。

1927年，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许广平任助教，两人开始同居，并且于同年10月搬到上海的房子里正式开始同居生活。1929年，两人生下儿子周海婴。

这件事情一度给了朱安沉重的打击，她一直在等待自己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变得重要的一天，然而事实却是如此残酷。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朱安孤独一生，周母生前曾经对她说过，要她用孩子与鲁迅联系感情。朱安回答道：“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朱安的精神生活是贫乏的，到鲁迅死后，她连生活都变得贫困不堪。朱安和周母的生活费初时由许广平负担，许广平最艰苦的两年中无法再负担她的生活费，转由弟弟周作人负担，但是周作人却直言：我苦哉，我苦哉！

他对于负担母亲和嫂嫂的生活费并不情愿，朱安对于收周作人的这笔钱，心里也并不情愿，她知道鲁迅与弟弟关系不好，不愿意收他的钱，而且周作人给的钱也很难维持基本生活的开销，她仍旧过得很艰难。

后来周母去世，朱安不愿意再收周作人的钱了，因此，1944年的时候，她听从周作人的建议，在报纸上刊登消息，准备出售鲁迅生前的藏书。周作人让北京图书馆开列了藏书目录，预备委托别人代为出售。

许广平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去信给朱安，信中希望朱安能够保存先生的遗物，说自己并未忘记朱安的处境，并且去信给周作人，希望他能继续接济朱安，自己日后一定想法筹钱还上。

然而同时，她却在报纸上委托律师发表声明，称鲁迅死后一切遗物都应由全体家属妥为保管，以备国人纪念。

朱安非常不安，她在一次给鲁迅友人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今年也已经66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字字句句情真意切，只让人为老妇人的凄凉处境哀叹不已。

得知鲁迅先生的藏书要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心急如焚，他们派出代表去见了朱安，朱安听闻来意，立刻阴沉下脸，她最后冲着来人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说到最后她激动起来，长期生活的贫困又加上对来自各方面压力的反感，使得这位老妇人终于撑不住了，她心中的酸楚像止不住的洪水那样翻涌而出，她孤独半生终于说出了心里话，而众人却无法反驳。

随后众人将许广平被宪兵逮捕，周海婴生病的情况一一向她道出，这个善良的女人立即改变了态度，她关切地问道海婴的情况，还说，大先生就这块肉了，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来！

最后售书一事不了了之，此后许广平在自己生活亦相当艰难的时刻仍勉力维持朱安的生活，总算是保住了鲁迅的遗物。

1947年，朱安逝世，她希望将自己葬在鲁迅的旁边，对于普通夫妻来说，这种心愿再正常不过，然而对于朱安来说却是一场空想，不仅许广平，其他亲戚也不会同意，最后她葬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墓地，甚至没能和婆婆葬在一处。

小结：

朱安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除了那次公开售书，人们几乎留不下什么对她的印象。她像是一片影子，栖息在旧封建传统的周母身边。

作为妻子，她尽了最大努力，在她和鲁迅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中，是她独自照顾周家老太太一直到临终，减轻了周家三兄弟赡养老太太的压力，而鲁迅虽然也算是个孝子，但是在实际孝敬母亲生活起居方面，他是毫无建树的，更别提弟弟周作人了，在鲁迅在世的时候，周作人只提供母亲每月50元的零花钱，大头都是由鲁迅供给。

朱安是封建礼教制度的牺牲者，是这场婚姻中最不幸的一个，她不是嫁给了鲁迅，而是嫁给了封建礼教，嫁给了旧时代的婚姻观念，因为就算她一生没有得到过鲁迅的青眼，她仍说“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从来没有怨恨过鲁迅，对他是一心一意的爱和尊敬，这就是她一生不幸的根源！

要根除无爱婚姻酿成的悲剧，就必须要破除旧式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制度。

现代社会父母包办婚姻的事情已经很少见了，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结婚，但是在一些地方仍有封建礼教的残余，许多年轻人被迫与父母选定的对象结婚，年轻人面对这样的包办婚姻应该要勇于说不，努力说服自己的父母，不然就会酿成更多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