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的名言名句大全（风景这边独好重读厉以宁）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在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提炼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规律、新范式，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既对中国经济实践有精准的解释和科学的指导，也对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作出了重大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提供的特殊机遇造就的，也是由中国经济学界共同体艰辛探索的大量研究成果凝聚而成的。实际上，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开始了长期的探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学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等时期提出了大量的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学界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时代化，立足国情，创新性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部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以经世济民为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国情、融汇百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指引，也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厉以宁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和理论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他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厉以宁先生自1951年入学北京大学经济系以来，研究经济学已70载，他的学术著作之多、经济研究领域之广泛在我国经济学界是少有的。近年来，厉以宁的多部早期经济学著作再版，受到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尤其是今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到“共同富裕”的三次分配，许多读者发现，厉以宁先生已在1992年《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预见性地提出了这一理论并作了详细阐释。重读厉以宁经济学著作成为经济学界的一股新风潮。

2016年厉以宁在第十八届光华新年论坛上发言

笔者自2012年3月成为厉以宁先生的学生以来，在先生身边耳濡目染近10年，有幸研读了先生的许多经济学著作，其中有一些是市场上已经难以买到的。笔者认为，厉以宁的经济学著作构成了一套内容系统、紧切现实、论证科学、重视实践的经济理论体系，其重要的学术创新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史。重读厉以宁经济学著作，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即怎样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理论，怎样研究中国经济，怎样研究经济史，怎样成为优秀的经济学人，这对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兼容并蓄终宽阔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厉以宁先生系统梳理了“经济学理论的源与流”，认为经济学理论应该做到“兼容并蓄终宽阔”。在此基础上，先生提出了许多经济学原创性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再度讨论非均衡问题时，厉以宁先生是同时期国内研究非均衡理论的第一人，他拓展了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提出在经济学中存在两类非均衡经济，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第二类是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条件下的非均衡，中国经济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应该首先通过企业改革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进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逼近均衡状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这就是“企业改革主线论”的理论基础。厉以宁先生的转型发展理论也是一项重要的创新。兴起于二战后期的发展经济学，主要探讨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以及如何使与此有关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组合和发挥作用的问题。厉以宁先生拓展了发展经济学的边界，认为转型问题不仅包括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还包括体制转型（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向另一种经济体制），为发展经济学贡献了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大量理论成果。此外，厉以宁先生还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形成了经济地理学、管理经济学、教育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等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1961年10月赵迺抟教授（厉以宁的老师）和厉以宁在北京大学

陈规当变终须变

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厉以宁先生主张“陈规当变终须变”，并全程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设计。他回忆道，“从1979年到1998年这20年之间，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是：1、什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我提出了两类非均衡和企业改革主线论。2、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怎样重新构造？我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的建议。3、体制转轨阶段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我提出了就业优先, 兼顾物价稳定的主张。4、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运行？我提出了第三种调节即道德调节的论点。”这四个问题，也就是厉以宁先生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和路径的集中概括。比如针对改革开放初期价格改革主线论的诸多问题，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企业改革主线论（以所有制改革为主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方案，认为“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厉以宁先生认为，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必须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首位，即必须把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晰的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多元投资主体的企业。厉以宁先生的改革思路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明，对中国经济改革基本思路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厉以宁先生还提出了加大教育投资、进出口替代兼用战略、建立宏微观经济统一调节机制、就业优先、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扩大内需、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在供给侧发力等一系列政策建议，几乎涉及了中国改革实践的各个领域，是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决策参考。厉以宁先生还亲自主导和参与了证券法等法律起草、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起草、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与改革等若干重大政策实践。

1997年5月厉以宁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讲桌前面都坐满了学生）

学史鉴古亦知今

在经济史方面，厉以宁先生曾在77岁生日（2007年）时对一些学生说：“经济史是我的老本行，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改革实践问题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大潮推动下我从事研究的新领域。对我来说，老本行和新领域是不矛盾的。”厉以宁先生擅长综合运用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文化史等比较研究方法开展研究，他的经济史著作贯通古今，分析深刻，常常让人有“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感觉。他的代表作《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提出了介于“无形之手”市场和“有形之手”政府之间的第三种资源配置的方式——道德调节，并基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深刻分析，论述了如何发挥道德调节的重要作用。他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从历史史实出发，创新性地提出了制度分化和制度调整的理论框架，构建了解释资本主义起源和体制变迁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他的多部经济史著作被翻译为各国语言，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厉以宁部分著作书影

万丈高楼平地起

对于如何治学，厉以宁先生为学生做出了严谨治学、教书育人的典范。先生主张“万丈高楼平地起”，鼓励学生们要有渊博的知识储备，而且十分强调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基础性作用。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先生不仅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对哲学、历史、文学、地理也涉猎广泛，文笔绝佳，极具诗人气质。先生还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他上课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幽默风趣，他桃李天下，学生们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先生的研究方法也独具特色，他在研习经济学著作时做过许多“卡片”，内容简明扼要，又十分便于检索。他的手稿字迹工整、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段落分明，每次被记者拍到后，总是风靡网络。先生耄耋之年依然坚持每天6点起床写作1000字的习惯，“每天写1000字，一年就是36万5千字，就可以出一本书了”，这让学生们倍受激励，丝毫不敢懈怠。

2003年10月厉以宁在家中写作

晴空万里的清晨，总能从北大校园内看到绵延起伏的西山，常常想起毛泽东《清平乐·会昌》的词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经济学理论是一座巍峨的高山，已经91岁高龄的厉以宁先生依然行走在经济学的高山之上。重读先生的经济学著作，从中学习经济学的理论思维、治学方法，对我们紧跟先生的脚步，走好中国经济学的登山之路大有裨益。

作者 | 尹俊 北京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助理教授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