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讽刺探究（儒林外史明清时文人道德沦丧）

提起《儒林外史》，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谁？肯定是范进。其实，《儒林外史》中可悲可叹的人物，又岂止范进一人？严贡生、张静斋、王惠、杨执中、匡超人、王玉辉、牛浦等，哪一个不是悲剧人物？可笑可悲的文人背后，是可笑可悲的社会风气。整个《儒林外史》，就是一部明清科举制度下的悲歌。那么，《儒林外史》中文人道德沦丧后的可悲表现在哪里，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文人的道德沦丧，又对社会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呢？

一、 中国文人集体道德沦丧的表现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一样，涵盖了明代，实际上更是清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儒林外史》又以集中描写文人生活为主。形形色色的文人，除了萧云仙、马二先生、杜少卿、蘧景玉、虞育德和庄绍光等少数人外，多数都是作者批判的对象，是可悲的，他们的可悲，又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醉心于功名利禄，不顾道德和廉耻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严致中，因为他是贡生，所以书中称其为严贡生。严贡生卑鄙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的卑鄙，只能用 “坏死了！”来形容，而且因为他处处标榜自己读书人的身份，所以更觉可恶可耻。严贡生的“坏”，主要表现为六亲不认、蛮狠无礼、巧取豪夺、虚伪阴险上。

人常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严贡生眼中，除了利益，其它的什么都是狗屁。亲兄弟严监生生病时不见他的面，而严监生归天后，他立马就跑回来，为了霸占严监生的家产，他蛮横无礼地用一大堆站不住脚的理由，逼迫严监生的小妾赵氏腾出正房，让自己的儿子一家搬到严监生家中去住，还要赵氏用对待屋主的态度称呼自己的儿子。

按照常理，严监生死前就已经将赵氏扶了正，赵氏又答应用心抚养严监生的儿子，那么赵氏继承严监生家产是天经地义的事，况且严监生死前不知帮过他哥严贡生多少回，赵氏在严监生死后又对严贡生极为尊敬，所以严贡生是没有任何理由和颜面再做霸占兄弟家产，将弟媳和侄儿赶出门这样的事的。

但严贡生丝毫不管这些，仍然强词夺理逼迫赵氏。赵氏无奈找来一大帮人帮自己说话，可这些人，比如严监生的舅子王仁和王德兄弟、族长严振先等人，居然因为害怕严贡生而不敢完全站在赵氏一边，可见严贡生平时在乡里的威风。

赵氏无奈，到县衙去告，汤知县是妾生的，所以准了赵氏的诉求。严贡生气不过，又跑到府里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自然和汤知县一样嫌严贡生多事。他又跑到省里告，省里发回县府审理，对严贡生不理不睬。严贡生不但没有羞耻和放弃之心，反而越告越来精神，竟然不辞路远跑到京城部里去告，最后终于判定严监生的财产三七分，自己的儿子得了七分，他这才罢休。从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心黑和无赖到何种程度，官场对这这种人的纵容又到了什么地步。

对于亲兄弟尚且如此，对旁人阴险使坏就更不在话下了。他因为霸占了邻居王小二的猪，王小二的哥子到他家讨要，被他的几个儿子打折了腿，又因为蛮不讲理赖下黄梦统的米和驴，被两人同时告到县衙，虽然他逢人便炫耀汤知县如何抬举他，这时听到有官司，便立马逃去了省城。

他给儿子娶亲时，大喜之日竟然舍不得给吹手应给的钱，导致没有吹手来，女方因此迟迟不愿让新人上轿，他对此毫不觉得羞，最后女方被缠得没办法，只好送新人上轿。后来和儿子儿媳回家时，他故意把吃剩的，不值几个钱的云片糕放在船头，引诱船家当成零食吃了，借机说他的这是名贵药材，要船家赔偿，还要送官。在他的威逼恐吓下，船夫向他磕头认罪，他便借此赖掉船夫的船钱，让船夫白白辛苦一趟。他对船家说的话，言语恶毒且极其粗俗，别说有读书人的宽容，连起码的斯文都没有。他是《儒林外史》中第一“碰瓷王”。他能成功，主要得益于他的极端无耻。

他坏事做尽，但仍然能说出：

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情，也觉得于心无愧；小弟为人率真，在镇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

这样占领道德制高点，为自己脸上贴金的话，而且绝不会脸红。像严贡生这样披着读书人外衣，实际上醉心功名利禄，毫无道德廉耻的人，还有举人张静斋、太守王惠等人。

作为乡绅，张静斋家境极其富有，又处处道貌岸然，实际上是一个趋炎附势、横行霸道、歹毒至极的人。为了少出几两银子买寺里僧官的地，竟然给和朋友吃酒、丝毫没有奸情的僧官设下捉奸的陷阱，把僧官送到官府，最后终于达到少花钱买好地的目的。他还经常死皮赖脸地到处“打秋风”混吃喝。他邀请范进到汤知县处打秋风时，为了讨好汤知县，竟然出了用枷把杀牛卖肉的老师傅枷起来，再把几十斤牛肉放在枷上这样的坏主意。汤知县听了他的话，导致老师傅被折磨而死，众回民闹事，不得已在汤知县安排下从城墙上逃跑，急急如丧家之犬。

王惠作为太守，为官有两个原则：一是“保平安”，二是捞银子。他一到地方便了解“民情”，实际是看有没有油水可捞。在他眼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是做官的目的。为了搜刮钱财，他动不动就给犯事的百姓以“站笼”之刑，靠着严刑峻法赚回大量银子，同时又博得政绩，居然被上级评为“能员”。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当今的有些贪官，为了政绩动不动拿出“雷厉风行”的作风，实际上不过摆官威欺压百姓罢了。宁王叛乱时，他没有骨气反抗，直接投降了宁王。后来宁王兵败，他又吓得半死，急忙远走天涯。

严贡生、张静斋、王惠等人没有道德，没有廉耻，更没有骨气，有的只是虚伪和奸诈、狠毒而已。但就是这样的人，仍然有自己的朋友圈，仍然能在文人队伍中谈笑自若，可见当时文人整体上已经对这种卑鄙免疫了。

2、醉心于功名利禄，陶醉于精神胜利

杨执中本不学无术，在功名、治家等方面上一事无成，道德品行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却一心认为自己用心举业，走的是“大道”，结果考了一辈子也只是无意中补得一个廪，乡试考了十六七次也没考过，一辈子的科举级别只能停留在廪生上，就是那首被娄氏兄弟连连称赞的诗作也是抄来的。

然而他又不屑于耕田做生意等实事，为人极其懒惰和不负责。他给别人做账房先生，又懒又不诚实，把账目弄得一塌糊涂，亏空了东家七百多两银子，东家质问，他还满嘴“之乎者也”的不服气，结果自然被送到官府。世人都笑他呆傻，但娄三、娄四公子却把他当做高人，花钱把他从牢房里赎出来。他教子无方，导致两个儿子赌钱成风，不务正业。他虽然家中赤贫如洗，却不能夫妻同甘共苦，自认为高妻子许多，对自己耳聋的老妻又骂又打，哪里有读书人的慈悲和宽容，活脱脱一个书呆子和伪君子。

他之所以被娄三、娄四公子等人认为是“高人”，就是靠着说“愤世嫉俗”的话，满口道德文章，懒惰不干实事，而投了娄三、娄四公子等人附庸风雅、消遣人生的胃口，所以才有了人脉。

3、醉心于功名利禄，抛却原有之美好

匡超人的悲剧，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匡超人本是朴实敦厚的农家子弟，对父母极其孝顺。得遇马二先生后，听了他的话，决心投身举业来改变命运。仅从这点看，他绝对是励志少年的代表。

他白日里杀猪卖肉、磨豆腐换些钱贴补家里，时不时用赚的钱给二老买些吃食，亲自照顾老父亲吃喝拉撒。甚至老父亲患病，上厕所不方便时，匡超人亲自用肩膀担着老父亲的腿，让老父亲能轻松大小便，其孝顺世上少有。

夜晚他便在灯下苦读，到天未亮时又开始忙活小生意。村里失火后，匡超人想尽办法，求人说情把一家人安排到寺庙去住。这时候的匡超人，一家人日子虽过得清贫，但父慈子孝，全家和谐，本来是人生一大幸事。

老父亲临终时劝他不要迷恋举业，不可贪恋富贵，只注重道德人品，做一个兄弟和睦，安稳度日的小百姓就好。匡超人嘴上答应，但后面的所作所为却完全背离了老夫的心愿。

匡超人因为读书用功，得到当地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上了秀才，当然，这其中主要还是靠他的才学，所以这时的匡超人还是可敬的。但他在杭州结识了冒充名士的景三江和潘三爷以后，目睹他们因为冒充名士而得到的好处，便不顾道义给潘三爷干起了替人考试、包揽讼词的勾当。后来他一边吹嘘，一边给别人批文章赚钱，做了八股文的选家。便再次向人吹嘘他印出了九十五本八股文选本，人人竞相购买，五省的学子家中供着他的神位。他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时丝毫没有良心的忏悔和不安。

不久，他跟着原来赏识提拔他的知县去了京城，临去时他为了自己读书人的面子。强迫妻子到自己老家去住，导致妻子到了乡下水土不服病倒了。匡超人到京城后对妻子不闻不问，却为了巴结权贵，抛弃了患难时的结发妻子，再次与权贵人家的小姐成婚，成了明代的“陈世美”。最后，原来的结发妻子，因生病得不到很好医治而死去。此时，他更对曾经帮助过他的潘三爷和马二先生落井下石，完全成了一个为了功名利禄出卖灵魂的衣冠禽兽。

原来善良孝顺，坚忍不拔的匡超人，因为醉心功名利禄，变成了丑陋不堪的，《红与黑》中于连一样的人物，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4、醉心于功名利禄，导致人性之泯灭

这方面的代表，就是王玉辉。王玉辉考了一辈子科举，可命运还不如范进，到了60多岁光景还是个秀才。他生平除了考取功名，就是纂“礼书、字书、乡约书”三部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著作，他不仅自己完全沦为封建礼教、功名利禄的卫道士，而且还为此把亲生女儿彻底葬送。在他的思想毒害下，女儿在女婿死后要为女婿殉情而绝食，他不仅没有阻拦，而且称赞女儿这是“大义”，不顾老妻和婆家反对一味支持女儿绝食，女儿死后老妻伤心得难以吃饭，他居然说：

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如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又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

功名利禄蒙蔽了他的双眼，封建礼教泯灭了他的人性，他完全成了可悲又可憎的人。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换来县上发的表彰女儿为“烈妇"的文书。逼死女儿后他虽然伤心，终究觉得是光彩的事，并不为此而内疚，但听到老朋友死去，他立马潸然泪下。所以，他是“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忠实践行者，他的愚昧无知，让我们对他可怜之余，更觉可恨。他女儿做了烈妇，没有人谴责他的不是，反而都来祭拜他的女儿，称赞他的大义，这让我们明白，当时和王玉辉一样思想的读书人，又何止他一人。

二、 从《儒林外史》探究中国文人道德沦丧的原因

1、 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高峰的产物

明清以后，中国封建专制逐渐走向了高峰。大明朝建立后，极其重视对文人思想的控制。文人士大夫在朝时，每日里战战兢兢，哪能随便再有像唐朝时魏征当面指责唐太宗，宋朝时包拯唾沫星子落到宋仁宗脸上，宋仁宗仍然不怒的开明？有的只是宋濂、解缙、方孝孺等悲惨的例子；文人们又不能像魏晋、唐宋时一样随便隐居，只能用心做统治者的奴才。

在此环境下，文人们思想不得自由，学术就更难自由，一旦做官，也就把主要心思放在保住官位，保住荣华富贵方面，而不注重道德品质了。清朝建立后大兴“文字狱”，文人思想进一步得到禁锢。乾隆帝甚至直接对大学士纪晓岚说：“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畅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在这样极端残酷的政治环境下，文人的精神被进一步阉割，只能在做奴才中专心于自身的前途。

因此明清时，我们已经很少看到魏晋风度和唐宋时文人的那种独立自由，果敢有为之风范。官场上普遍的庸碌无为和明哲保身，反而成了士子追求平安的护身符。所以乾隆时的曹振镛靠着“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一路顺风顺水，官至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一路升迁，又平安退休。官场的风气自然影响到士林的风气，所以士子醉心于功名利禄，也就不足为奇了。

封建集权的象征——金銮殿宝座

2、 明清以后八股取士的局限

《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中作者借王冕之口说到：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这直接说出了八股文取士容易让士子摒弃道德思想的危害性。本来，八股文取士，出题范围以四书五经为主，以程朱理学等来禁锢思想，完全限制了才情发挥和思想内容，既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又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培养，却把文章形式放在了第一位。就像《儒林外史》中专门研究文章，评阅文章试卷的马二先生说的：

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弘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又不可带词赋气。

马儿先生是尤其反对文章词赋气，也就是反对文人性情的，不仅马儿先生反对，范进的老师周进也因为魏好古在他面前卖弄诗词歌赋，痛骂魏好古到：

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

所以，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文章不要词赋气，便表示不要文人有个人思想和自由性情，专心做奴才而已。因此唐宋时那样既是道德君子、文学大家，又是经世致用之能臣的人，明清后越来越少。所以那年纪小小的牛浦，为了自己能出名也坑蒙拐骗，卖弄文学。士子们普遍的道德低下，到了令后人作呕的地步，他们自己却习以为常。文人士大夫精神的侏儒，导致他们的自私自利和麻木不仁，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四运动后才真正得到扭转。

3、 明清时商品经济的大力发展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在江南的发展，是文人走向道德沦丧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从《儒林外史》我们得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物资非常丰富，物资的丰富，带来了生活的便利，而要获得物质生活的如意，你就要有大把的银子。在此环境下，中国传统社会耕读为生、耕读为荣的观念进一步松动，文人原来在精神和人格、学识等方面的优越感进一步丧失。他们面对达官贵人和豪富巨贾、暴发户等花天酒地的生活，自然眼红，但他们又普遍不会营生，缺少来钱之道，因此便放弃道德修养，转而钻营生财之道。

他们中有的走上了出书刊文、卖弄文字的营生；有的靠结交贵人来谋得衣食。当然最有保障的，还是考试做官，而考试做官仍然需要潜心苦读。但朝廷每年录取的名额毕竟有限，范进一样的幸运儿并不会经常有，所以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悲叹命运不济的同时，便用花言巧语和出卖灵魂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因为自己一旦有了身价，就会有人找上门帮忙，就能赚到银子，谋得衣食，还能用得到的好处捐官或结交权贵，为自己的发展铺就另一条道路。

明朝后江南经济飞速发展图片

三、 文人道德沦丧的危害

明清后的科举制度，不仅戕害了文人，也带来整个社会风气的堕落。

首先，官场上，官员普遍追逐名利，贪赃枉法。这不仅体现在《儒林外史》中，也体现在《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老残游记》、《三言二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文学作品中。官场风气的败坏又带来这个社会风气的败坏。

其次，各行各业的人，普遍敬畏当官的。所以纵然你是落魄书生，只要你说到你与达官贵人有关联，别人立马对你尊敬起来。除了敬畏当官的，各阶层的人普遍庸俗和势力。所以范进中举前无人同情，至亲岳父也嘲笑不已，而一旦中举，则上至张静斋这样的乡绅，下至和他一样贫穷的邻居，都前来巴结。

再次，除了庸俗和势力，想方设法为个人谋私利，而不顾道义谴责也成为一种普遍。所以蘧公孙因为家中小厮宦成拐走丫鬟到衙门告状后，两个差人既不立马为蘧公孙拿人，也不为宦成向蘧公孙求情，而是以宦成从蘧公孙那里得到的“谋反”脏物——枕箱为凭据，唆使宦成借机敲诈蘧公孙和他的好友马二先生，白白得到九十二两银子。

正人君子杜少卿轻财重义，臧三爷、张俊民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摸透了杜少卿的脾性，一次次到他家骗吃骗喝，或者装可怜求得资助，就连管账的王胡子，也背着他谋取私利，在他散尽家财，负债累累后，却没有多少人来回报他，甚至王胡子也离他而去。，所以从《儒林外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人集团的堕落和可耻，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

小结：《儒林外史》是一部明清社会文人生活的秘史，也是反映社会风貌的百科全书。没有丑哪来美？读《儒林外史》，我们被文中形形色色的丑陋所震撼，更欣赏鲍文卿、庄征君、迟衡山、马二先生、杜少卿、萧云仙、虞博士这样的正人君子，以及一些虽然家境贫寒，身份卑微，但却重情重义的贫苦百姓。他们像一盏盏灯，刺破黑暗，又凸显出黑暗的可憎。读《儒林外史》，我们对人情世故，社会历史都有更深的理解，对美和丑有更深的认识。作者谋篇布局之高妙，语言之辛辣幽默，人性关怀之细致入微，亦从中可见。读罢《儒林外史》，我们在嬉笑悲叹之余，如沐甘霖，如浴清风，干净飒爽，目光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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