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一百年四个自信四个意识（周绍东深刻把握历史自信与）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体现了我们党对历史进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提炼。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道路自信彰显历史自信；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理论自信凝聚历史自信；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制度自信夯实历史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自信巩固历史自信。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绍东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分析了历史自信与“四个自信”的辩证关系，并指出，以历史自信坚定“四个自信”，以“四个自信”阐扬历史自信，有助于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书写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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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后文简称《决议》）是中国共产党高度历史自信的充分展示，体现了我们党对历史进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提炼。在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道路自信彰显历史自信、以理论自信凝聚历史自信、以制度自信阐扬历史自信、以文化自信巩固历史自信，为人类社会通往现代化提供了全新路径选择，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道路自信彰显历史自信

历史自信是通过检视历史进程，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提炼和总结经验，形成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历史自信源于中国道路的成功，源于我们党对奋斗成就的自信。近代以来，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很多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英、美、前苏联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相继暴露出诸多弊病，有些已经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而套用西方“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这一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也很少有成功案例，不少经济体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基本国情以及所处时代兼具特殊性和复杂性，这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别国发展模式，必须从实际出发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基础上，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了人类走向新的文明形态的现实路径。我国从实际出发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带有明显殖民主义色彩和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化老路，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证明，尽管西方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但是西方模式并非是通往现代化的唯一模板。在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必须将现代化文明的普遍性与本国国情的特殊性有机结合，走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道路自信不仅包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自信，也包括对人类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光明前景的自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实践表明，社会主义也可以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国家率先建成。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联模式在一夜之间成为历史，社会主义道路受到普遍质疑，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暴露出诸多弊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把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本身就是一条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道路，其前途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种文明的新形态，必然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特征的共产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

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理论自信凝聚历史自信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历史自信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时期，它以无可辩驳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指明了前进方向，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给出了解决方案，但都因为无法从理论上正确理解中国社会，也难以在实践上取得成功。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把握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创造性地实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不仅在理论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佐证。自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从本质来说是一门历史科学，唯物史观要求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的实践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的理论基础，还在于我们是采取开放而不是保守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行动指南而非理论教条，并且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自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正确道路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有机结合，相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国情实际紧密结合，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并以实践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指导实践突破的过程。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和严重弊端暴露无遗，西方社会再度掀起一股“马克思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得到充分展现。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尽管时代和社会在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时至今日依然适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沃土生根发芽，不仅指导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还有力地回应了时代向中国抛出的各类命题，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不断创造出发展奇迹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信具备了鲜明的理论品格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制度自信夯实历史自信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提炼和总结历史经验，坚定历史自信，就要求我们把历史经验制度化、体系化，让制度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加以提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用“十个明确”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涵，其中再次强调了“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而制度自信正是来源于对制度优势的深刻把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等共十三个方面的制度优势。这些制度优势，都是从党走过的百年征程中提炼得出的宝贵经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制度化表述，奠定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石。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其他各项制度优势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和发展有其坚实的历史根基和实践基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启社会制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改革开放初期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到党的十八大之后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我国制度优势在实践中逐步彰显并得到检验。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行之有效的科学制度体系。以制度自信夯实历史自信，要求我们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历史经验，并把这些制度化经验运用到深化改革各项事业的具体实践中去，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提高认识水平，完善制度体系，指导实践发展。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自信巩固历史自信

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要求在于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不可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历史自信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历史自信的根本要义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定信心。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和传承的一切文化的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指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文化，这些文化往往也是长期发挥正能量的文化，譬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准则，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凝聚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精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以文化自信巩固历史自信，不是固步自封、自我陶醉，而是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时代洪流中接受洗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有机结合，从而形成新的文化样态。可以说，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就丧失了历史根基和精神命脉，如果忽视了作为民族文化流淌和延续的红色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那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将缺失社会根基和时代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的精神本质一脉相承、历久弥新，合三为一地汇集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深厚底气。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要善于在继承中实现发展，在比较中实现创新。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临一系列新课题新任务。我们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社会相适应、同现代化进程相协调，更好地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对那些扬弃性继承下来仍有借鉴意义的文化，赋予其符合时代特点的内涵载体和形式，从而将其融合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之中。创新性发展，就是根据时代的发展进步，兼收并蓄地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外延，在继承中实现发展。在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厚植其中的历史自信也必将得到巩固。

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4月上

原文标题 | 深刻把握历史自信与“四个自信”的辩证关系

作者 |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周绍东

新媒体编辑 | 董惠敏

原文责编 | 董惠敏

美编 | 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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