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场战争他成为了守墓人（牺牲前他留下这句话）

陈乔年，1902年9月2日出生于安徽怀宁，父亲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他和哥哥陈延年早年在北京、上海求学，1919年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枪杀，年仅26岁。牺牲前，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今年是陈乔年烈士诞辰120周年，让我们共同回顾他的思想启蒙与革命之路，缅怀这位用短暂壮烈的一生践行青春、忠诚和信仰的革命先辈。

勤工俭学 漂洋过海

陈乔年出生于安徽省城安庆大南门培德巷东口1号。陈家诗书传世，礼教甚严，至陈独秀一辈，陈家已多人取得功名，是省城安庆的名门望族。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列为头号要犯再遭通缉，被迫逃离安庆，经芜湖转至上海。但安庆陈家惨遭抄家，延年乔年兄弟俩也险遭缉拿，所幸兄弟俩机警翻墙逃出至乡下躲避，才逃过一劫。

1915年7月，陈独秀由日本回到上海。在租住固定居所，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发起新文化运动，拉开思想解放的帷幕时，想起了兄弟俩漂泊在外未有着落。为让兄弟俩摆脱危险境地接受先进教育，陈独秀便写信叫兄弟俩都来上海学习。

《觉醒年代》剧照，陈独秀（左）、陈延年（前排中）、陈乔年（前排右）

初到上海的兄弟俩，与父亲、姨妈和弟妹们同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旧式石库门房子，楼下是《青年杂志》编辑部，楼上是陈独秀、高君曼夫妇和两个孩子（陈子美、陈鹤年）住所，已经非常局促，兄弟俩入住后更嫌拥挤，颇为不便。为让兄弟俩早些独立，陈独秀经与好友汪孟邹商量，将兄弟俩安排到亚东图书馆二楼居住。兄弟二人夜间与年纪相仿的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同宿木地板，虽然艰苦倒也自在，三人因此结下了深情厚谊。

求学心切的陈延年先是进入在法国巡捕房附近开设的法语补习班学习法文，因刻苦专研、进步飞速，获得“法文极佳”的称赞。乔年年岁较小，由父亲抽空自教，并跟着哥哥学习，进步也很显著。兄弟俩孜孜不倦地学习法文，还加入了上海法文协会，这为兄弟俩赴法勤工俭学打下了语言基础。陈独秀素来主张新式教育，乐见兄弟俩发愤学习，“自创前途”。

1917年1月，陈独秀受聘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同时迁往北京。个性独立的兄弟俩不愿同往，留在上海继续求学，开始了独立生活。陈独秀委托汪孟邹按月各支5元生活费。但当兄弟俩要缴纳震旦大学学费时，生活就十分困顿，往往吃的是粗粮饼，喝的是自来水。兄弟俩白天在震旦大学求学，晚上做工挣钱以贴补生活。据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回忆，“兄弟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做工”。

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致全面泛滥。上海是无政府主义重灾区，兄弟俩与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黄凌霜、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交往甚密，也阅读无政府主义书刊。初具法文基础的兄弟俩甚至直接阅读了蒲鲁东、巴枯宁等学者的法文原著，十分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开始迷信无政府主义，甚至参加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

克鲁泡特金

恰逢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吴稚晖、李石曾为争取青年，扩大无政府主义影响，在多地建立分会和留法预备学校，各地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乐意推动，于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风靡全国。兄弟俩决心寻求革命真理，毅然加入赴法勤工俭学队伍中。对于兄弟俩的选择，开始同情苏俄革命的陈独秀十分支持，但更希望他们去苏俄勤工俭学。但兄弟俩拒绝了父亲的意见，以无政府主义者自诩，应该前往无政府主义者发源地和集聚地法国。乔年还抓紧利用空暇时间，向英语水平较好的汪原放请教，短短一个月就掌握了简单的口语表达。

吴稚晖对兄弟俩十分器重。为筹集基本旅费，兄弟俩也求助于吴稚晖。1919年11月23日吴稚晖致信上海留法勤工俭学会执事，委托协助解决兄弟俩的旅费问题，希望二人能“以党人资格漫游世界”。还致信法国同仁，请求对二人“友谊的招待”。在吴稚晖多方周旋和陈独秀的暗中资助下，兄弟俩于1919年12月25日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离开了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漂泊辗转，终于来到了法国首都巴黎。

1919年12月26日申报报道留法学子乘船出发

“盎特莱蓬”号邮轮，延年和乔年乘坐该船赴法勤工俭学

留学归来 烽火革命

从1919年12月踏上赴法勤工俭学之旅，经1923年4月转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至1924年底回国，陈乔年在国外连续度过了5年的留学生活。

在此期间，陈乔年的政治信仰也发生了转变。他从最初的无政府主义信奉者，经过反复辨析思索，转而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并成为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者。1922年6月乔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该组织于1923年1月29日更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乔年的中国共产党员身份得到正式确认。经此5年，去时的青涩少年已成为归来的革命战士。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代表合影，前排左6为陈乔年，左8为陈延年

乔年旅莫时期的调查表，陈独秀、陈延年职业一栏皆填写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孙中山、声援“五卅”等声势浩大的斗争。乔年回国后，作为李大钊助手，他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协助李大钊做了大量工作。10月，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任区委书记，陈乔年被任命为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成为党的重要干部。

1925年底，奉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政府摇摇欲坠。面对形势的变化，北方区委11月中旬召开会议，有同志提出，应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军的配合下，领导北京的革命群众进行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起义，建立国民政府，以结束军阀的反动统治。乔年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后冷静地指出，革命形势虽好，但起义问题要慎重考虑。因为国民军虽然同情群众的革命运动，但其上层领导人物的态度尚不明朗，而中国共产党又没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军态度一旦有变，起义就难以成功。区委经过反复讨论，最终作出发动“首都革命”的决定，并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拟订行动计划，具体负责“首都革命”的准备工作和指挥工作。乔年坚决执行区委的决定，积极参加行动委员会工作。

1925年11月29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前示威

“首都革命”虽然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给段祺瑞政府以一定打击，但却没有达到推翻段政权、成立国民政府的目的。“首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北方人民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并未停止。在北方区委领导下，1926年3月，又爆发了一场反帝反军阀的群众斗争。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奉系军阀，公然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以实弹射击，使炮台守军死伤10余人。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倒打一耙，以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纠合英、美、法等七国公使，于3月16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义愤。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80多所学校、60多个团体约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前，陈乔年、赵世炎等在北方区委会议上报告了发动群众和准备大会情况，李大钊表示要亲自参加群众集会，心细如尘的乔年则提出让卫士汤汝贤伴随左右以保护安全。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亲自率领下，请愿团两千多人来到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要求政府“驳牒”“逐使”。当群众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时，段政府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野蛮屠杀，群众死伤达200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陈乔年目睹反动派暴行无比愤慨，但为减少损失，他同李大钊、赵世炎共同指挥群众撤退。正当他全力指挥群众转移时，一个敌人突然挥刀向他刺来。他躲闪不及，胸前被刺伤。尽管如此，乔年依旧继续指挥撤退，直到大家都散去，他才带伤回到区委机关。

1926年3月18日天安门举行抗议大会

惨案发生的当天，北方区委就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胸部负伤的乔年不顾伤痛，坚持参加会议并发表自己的意见。李大钊见他面色煞白，让他去休息，但他一直坚持到散会才离去。

本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献身精神，乔年对革命斗争始终保持高昂士气，工作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在区委机关工作的同志经常为赶印宣传品而加夜班，乔年见有的年轻同志爱打瞌睡，便主动到他们那里，一边赶写文章，一边陪伴他们。有的同志担心长此以往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就劝乔年早点睡觉，他却笑着说：“你们睡了，我也睡了，文件也就跟着睡了。这样，我们的工作也都睡着啦！”引得大家哈哈一笑，睡意全无。在同志们的印象里，乔年就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英勇战士。

父子同志 坚持真理

延年、乔年陆续回国后，与父亲陈独秀都在党内工作，但分处上海、广州和北京三地，父子仨聚少离多，以书信联系时，三人互称同志，偶尔有见面，都是兄弟俩来上海党中央机关开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延年在上海英勇被捕惨烈牺牲，对陈独秀打击很大，多日沉默不语。得知延年及赵世炎相继牺牲的消息，乔年极为悲痛。延年不仅是他的兄长，也是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战友，彼此一直亲密无间。赵世炎比乔年长一岁，是他旅法时结识，以后又在苏联一同学习，且是中共北方区委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但乔年明白，作为职业革命家，在敌人的屠杀面前绝不能望而却步，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兄长和战友的遗志，继续投身党的事业。

1927年《布尔什维克》刊发了《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

1927年8月，乔年在汉口参加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中共中央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指出：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陈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同志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他表示，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八七会议重要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来源：“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会后，乔年留在中央机关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协助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负责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此时的武汉也已被白色恐怖所笼罩，乔年不顾环境日益险恶，坚持党的工作。因操劳过度，年纪轻轻便患了伤寒病。同志们送他去治疗，但他病情稍有好转，便奔赴斗争第一线。

党中央迁回上海后，乔年也来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不久兼任省委主席团成员（由项英、王若飞、陈乔年、李富春等四人组成）。江苏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中心，上海更是帝国主义列强、反动军阀和帮会头目等反动势力集中之处。他协助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积极开展工作，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变换斗争的方式，秘密地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恢复和重建党和工会的基层组织，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

乔年曾带着爱人史静仪看望隐蔽在上海的父亲，劝说父亲承认错误，接受共产国际去苏联的安排。然而，正当上海和江苏党的工作逐步恢复时，又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件。1928年2月16日上午，在乔年主持下，中共江苏省委在公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组织部长会议时，因叛徒唐瑞麟（林）告密，租界巡捕突然包围了会场。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当场被捕。

陈乔年等被捕后关押在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视死如归 英勇就义

乔年被捕后，化名王建南，敌人并未识破。先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次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押在龙华“天”字监一号。党组织和亚东图书馆的朋友曾尝试进行营救，但均未成功。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既无丝毫畏惧也无任何懊丧。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也因叛徒出卖被关押在龙华，在狱中他仍关心乔年的安危，20日给中央写信，大意是：一，准备牺牲，不公开审，不谈个人历史。二，请继续筹钱营救陈乔年一批干部。三，请小超安慰妻子李哲时。罗亦农此信既表达了革命同志间的关心爱护之情，也表现出乔年的被捕让全党揪心。

与乔年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等同志也在狱中积极活动，商议准备利用敌人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情况帮助乔年脱险。被捕的同志中只有乔年和周之楚两人是叛徒难以指认的。郑复他等便计划由周之楚顶替乔年以瞒过敌人，周之楚也十分勇敢，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但事不凑巧，周之楚之父为华侨商人，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便匆忙赶来营救。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为得到更多机密，敌人多次对乔年使用酷刑，但他不屈不挠。乔年还鼓励难友“努力学习，坚强战斗”，留下“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吧！”准备慷慨从容赴死。

乔年还经常借讲故事斥责国民党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为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学识渊博的乔年从进监狱的第一天起，便坚持给同监的难友讲故事。难友们听得津津有味，无论国内国外故事，都意犹未尽。据一同被捕的桂家鸿回忆，乔年关押期间，敌人多次对他进行审讯。为从乔年口中套出所需要的情报，敌人用尽各种残酷的刑罚，企图逼迫他招供。乔年虽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从不吐露一点党的机密。当难友同情他时，他只是淡淡一笑，说“没什么，吃几下耳光，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

1928年6月，在一年前延年牺牲的上海枫林桥畔，乔年也惨遭杀害，反动派下令不准收尸，遗体被随意弃于江中（关于陈乔年牺牲具体日期：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于1928年6月15日发表的《悼陈乔年、郑覆他、许白昊三位同志！》一文记载，牺牲日期为6月6日；《申报》于6月13日刊发报道中记载，牺牲时间为6月6日下午5时；另据中共江苏省委华字通告第二十三号《关于叛徒唐瑞麟告密，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同志牺牲的教训的通告》中记载，牺牲时间为6月1日下午5时）。

李长文油画作品《陈乔年》

乔年被捕后，妻子史静仪无比忧心，日日忙碌于如何将陈乔年营救出来，因此疏于照顾尚且年幼的孩子，两人的第一个孩子陈红五就这样不幸夭折。遗腹女陈鸿出生后一直颠沛流离，饱受苦难，直到1994年66岁时才被找到，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祭奠了父亲陈乔年的墓碑。

乔年牺牲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发表了《悼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同志》一文，称赞了三人的革命业绩和高尚气节，呼吁“上海无产阶级及全中国革命群众，对此三同志之死，是无须乎哭泣的，他们牢牢记住，他们将推翻反动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以红色的恐怖对待这些恐怖者，为陈郑许三同志及以前牺牲的诸同志复仇！”

延年乔年牺牲后，受乔年影响较深、思想觉悟迅速提升的汪原放在路过枫林桥时曾赋诗一首，抒发对延年、乔年的深切怀念：“枫林桥畔待车时，磊落英姿仔细思；血肉欲寻何处是？斑斑点点在红旗 ！”陈独秀孙女陈长璞怀念自己的两位伯父说：“我的伯父陈延年、陈乔年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如明灯一样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位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陈乔年墓

（作者：徐光寿，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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