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参会女性猎巫行动（从上至下的暴行）

不知为何，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错误常常“出在”女性身上。在最近的鲍毓明性侵“养女”事件中，这种“归咎女性”现象达到极致：对于“养女”的质疑，对于“养女”生母的批评，大有盖过批评犯罪者本人之势。

事实上，“归咎女性”现象自古有之，且不为中国独有。在今天这篇文章中，作家王梆带我们回顾一场发生在 16 世纪英国的猎杀“女巫”运动。

寻找替罪羊之旅——英国猎巫运动一瞥

撰文：王梆

一

午后一阵疾风，烈阳涂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上的亮块突然消失了，教堂沉入浩荡的阴影，连同它那 13 世纪的，尖峭得能捅伤鸽子的钟楼。我把自己藏在一块墓碑后面，对准紧挨着教堂的一栋红砖宅邸，嚓嚓按下快门。镜头里，原本幽暗的一切更幽暗了。

这是一栋有私家树林和马场的庄园大宅，建于伊丽莎白一世，三面高墙，尽头一条浅河，几株苍老的须柳，踉踉跄跄地映在水中。水光也是暗昧的，蒙着一层芦苇的断枝。连接教堂和庄园的，是一条花园小径，很短，像被削掉半截的小蛇。入口一扇矮门，从矮门到大宅仅一步之遥，教堂的钟声，有如爬山虎的多足，牢牢地贴着大宅的墙缝，绕着白色的门窗，围剿着 Jane Throckmorton 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搬进这座庄园不到六周，不到十岁的 Jane，就染上了一种怪病。据随后的庭笔录记载，她不停地打着震耳的喷嚏，有时长达半小时；躺下时，肚子高高顶起，没人可将它压平；左右腿轮番哆嗦，小脑袋也晃得像雨打的水涡一样，伴随手臂抽筋。那是 1589 年深秋，St. Mary Magdalene 教堂恐怕和此时一模一样，只是它所在的小村庄，Warboys，还披着中世纪式的灰袍子，没有路灯，满目泥泞。

英格兰东安格利亚湿地上，散落着许多这样的小村庄，青铜时代就有人迹出没，圈地运动前以农耕为主，一座占地至少一千英亩以上的魏丽庄园，是小村庄的大动脉，佃农和雇农们世代为庄园主劳作，此外还有几块谁都可以垦荒或放牧的共享地（Common Land），外加一间教堂，饲养着不同阶级的灵魂。16 世纪后，航海技术发展迅猛，庄园主们发现羊毛比农作物有利可图，之前断断续续的圈地运动，便开始进入集中阶段。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赶出农庄，共享地也多被圈入羊毛出口业，永久失去土地的人，形成了一个兴新的劳工或赤贫阶层，怨声载道，暴乱此起彼伏，乞丐在晨雾中出没，而 14 世纪那场夺去欧洲近半数人口的黑死病，仍不肯罢休地，拖着尚未结痂的血尾，四处晃荡。单 1557 年，Warboys 村就被它卷走了 118 条人命……在那样一个灾难汹涌的年代，即使没生这场怪病，Jane 在 Warboys 村的生活，也未必就一定岁月静好，鸡犬桑麻。

Jane 的父亲 Robert Throckmorton，是一位富裕的乡绅和虔诚的清教徒，从先父手中，继承了这座紧挨教堂的庄园。1589 年夏末，他带着妻儿，从外地迁入 Warboys 村，打算从此以它为家。为了向邻居们显示他的友善，自抵达之日，他家的大门就是敞开的。英国历史学家 Moira Tatem 曾描述过那车马盈门的场景：阔大的厅堂，旺盛的炉火，有礼有节的女主人，一行女仆，Jane 和她那正值萝莉年华的四姐妹。Throckmorton 一家人脉很广，Robert 和英国顶级巨富 Sir Henry Cromwell（即Oliver Cromwell 的祖父）是好朋友；剑桥大学里，那些有名望的学者和医生们，也和他家过从甚密。

Jane 的怪病，让村民们十分迷惑。在忠于上帝这件事上，Throckmorton 家自认为已经做得很好了。早上晚间，餐前餐后，必做祷告，孩子们的日常读物以《圣经》为主， 出生后也全都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受过洗，洗礼仪式还是 Robert 的姐夫——Warboys 村的大牧师，亲自操持的。当时的人，坚信孩童来自魔鬼的污水坑， 只有受过了洗，才堪比打过了疫苗。

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了洗礼台，它看起来像一座深长的石井，井盖是金字塔形的，榉木和工艺都堪称上乘。揭开来，下面是一只厚重古朴的陶盘，三条青花釉鱼，游戏着那一盘“点石成金”的圣水。

Jane 染上怪病后，某村民为教堂捐了三先令四便士，修复了一只之前受损的钟铃。钟声又亮丽起来，却依然于事无补。这时候，Alice Samuel 出现了。她家在那栋红砖大宅的北面，虽是邻居，却属于全然不同的阶级，房子是租的，家徒四壁，还极有可能是外地人（在 Warboys 村教区人口档案里，既查不到 Alice 和丈夫 John 的结婚证词，也没有他们唯一的女儿，Agnes 的受洗纸）；礼拜上，这家人也显得不够热情，当然也不敢缺席。那年头，少一次礼拜，就得罚上 20 英镑的款（相当于今天的 17,163.73 英镑）。

也许只想问候一下病中的 Jane，Alice 也敲响了 Throckmorton 家的房门。Jane 的母亲 Elizabeth 让门房把 Alice 请了进来。虽然贫富差异悬殊，作为基督徒，拒人门外，怎么说都是不够地道的。然而随着 Alice 的脚步逐渐向壁炉靠拢，侧卧火旁，养神调息的 Jane，却突然变得情绪激动起来，当 Alice 终于在壁炉边上落座时，Jane 转头尖叫道：“看那老女巫，谁见过比她更像女巫的吗？把她的黑帽子掀掉！我可受不了她那副模样！”

今天，没人知道 Alice 长什么样，英国宗教学家 Philip C. Almond 说，她可能长得正好符合孩童们对女巫的想象：干瘪消瘦，黑裙子，黑色的松饼帽。16 到 17 世纪，长得像女巫是危险的，因为那是一个火烧女巫的季节。

影视剧中的女巫形象。图片来源：电影《亚当斯一家》

Elizabeth 并没把那场会面当一回事，可不久之后，Jane 的尿检出来了。来自剑桥大学名医 Barrow 的报告，上面写着：小儿蛔虫病，不碍事；然而吃药之后的 Jane 却不见好，于是 Clare 学院的名医 Butler（据说此人是当时英国最顶尖的医生）发话了，看来这孩子被女巫给缠住了！Butler 的诊断书下来不到一个月，Jane 的妹妹们也接二连三地生病了，然后是她们的姐姐，Throckmorton 家 15 岁的长女，Joan，病征如出一辙。也许是年长力大的缘故，Joan 的病情体现得最为猛烈：双眼翻白，四肢扭曲，仿佛正在和一场来自四面八方的飓风搏斗，持续时间有时一两小时，有时半天或全天。

怪病有如狂犬，四处撕咬着 Throckmorton 家的每一位少女，五姐妹全军覆没，连年轻女仆也未幸免，总计 12 人，哭天抢地，一致声称 Alice 是女巫。

身为父母的 Robert 和 Elizabeth 再也坐不住了，孩子们的叔叔也闻讯赶来助阵。这位叔叔，脾气暴虐，坚信只要像杀鸡一样，一刀下去，让 Alice 放血，就能解除女巫的咒语；另一位赶来支援的是 Sir Henry Cromwell 的夫人，尊贵的 Lady Cromwell。Lady Cromwell 一下马车，便立刻传唤 Alice，逼问无果。狂暴中，她剪下了 Alice 的头发和发带，交与 Elizabeth 和她的女儿们，并令其立刻烧毁。Alice 终于忍无可忍，哭叫起来：“夫人，您为什么这么对我啊！我可从未伤害过您，至少目前为止”——这句话，随后便成了针对 Alice 最有力的呈堂证控。

Lady Cromwell 当晚驱车回家，梦见自己被 Alice 的猫（虽然 Alice 根本没有猫） 抓绕虐待，要活剥她的人皮，次年就病死了。

1593 年春，Alice 和丈夫被关入 Huntingdon 监狱。他俩的独女，25 岁的 Agnes，与 Throckmorton 家 15 岁的长女 Joan，作为正反方证人，则分别住进了监狱旁边的一家旅馆。近五百群众跑来围观，怀着恐惧和兴奋，目睹了 Joan 发病的全过程。终于，Alice 的丈夫招供了，接着是 Alice。

尽管夫妻俩竭尽全力为女儿的清白辩护，但法官和陪审团却一致认为，只有判 Agnes 同谋罪，才能彻底歼灭咒语。定罪果然生效了，Agnes 被判为女巫之后，Joan 和其余 11 名病得手舞足蹈的女孩们，便从此恢复了正常。

Alice 的丈夫在被吊死前最后一刻，一边推翻供词，一边破口大骂给全家人带来灭顶之灾的妻子，然而不管他怎样拼老命和妻子划清界限，还是被吊死了。Alice 则在一旁声嘶力竭地哭喊，求众人放过她的女儿。有人劝处女之身的 Agnes 想办法怀孕，按当时法律，孕妇可获缓刑，但 Agnes 说，我才不愿背负女巫和荡妇的双重罪名呢！从始至终，她响应妈妈的号召，拒绝认罪，一直坚持到断气为止。

二

Throckmorton 家的闺女们，最大的不过 15 岁，要说装疯，集体陷害一个素不相识的邻家老女人，说不过去。况且她们的病情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三年半，直到 Alice 一家被吊死才平息。生理上的病理学无法解释成因，所以后世的诸多学者，在此加入了精神病学的考量。

“前现代时期，孩童被魔鬼上身，是一种独特的英国现象。孩子们从小就读《新约》，对邪灵附体的故事耳熟能详，它们像食尸魔一样，侵淫着每一个人的童年。当大人们讨论 Throckmorton 家的闺女们是否被上身，并不断提供‘上身症状’，为自己的结论编织论据时，在一旁的孩童耳听心受，便愈发深陷其中（The Witches of Warboys，Phlip C. Almond 著，p36)”。 诚然，这类怪病，在当时被视为魔鬼上身，在今天的学者们看来，却很可能只是一起“巫术恐慌”引起的集体歇斯底里（Masshysteria），而那栋每天人进人出，呼吸着流言蜚语的红砖大宅，彷如一个幽灵丛生的微型社会，即是此症的完美舞台（Possession，《上身》，摘自Witchcraft in England 1558-1618，《1558-1618 年间的英格兰巫术》，Barbara Rosen 编，p231)。

果真如此的话，是什么，在可怜的孩童身后，用看不见的钢丝，操纵人偶般地，操纵着这“巫术恐慌”呢？用“医学落后，民众愚蒙”——正如把一切人为灾难笼统地归结于“愚蠢”一样，似乎只粗浅地解释了其表象。

巫术自古有之，巫师中，既有萨满巫医似的灵媒，又有占卜师，魔术师和炼金术士等等，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游医。游医们有过一个好听的名字“White Witches（白巫医）”，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他们又被称为“Cunning Folk（民间高手）”。对白巫医来说，巫术，不过是些祖传草药方，流传久远的咒语，神秘学，以及对未知事物的敬仰。白巫医们用它治病救人，占卜，驱邪，寻找丢失的牲畜和物件。从事巫术行业是不讨好的，因为人们既迷信它的超能力，又惧怕它的危害。一场治疗，或一次接生失败，便很容易让人把“白巫术”与邪恶的“黑巫术”混淆起来。

影视剧中的猎巫人形象。图片来源：电视剧《九号秘事》

不管人们对巫术如何或近或离，视巫师为全民公敌，大规模猎杀女巫，在15世纪以前的欧洲，是不存在的。比如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只有动机不纯的巫师才会受到惩罚（Witch Hunt ：History of Persecution，《猎巫运动：迫害的历史》Nigel Cawthorne 著, p33)；当欧洲落到天主教廷的手里时，巫术罪也仅仅是用来对付有板有眼的异教徒，绝不会在平民中滥用。1258 年，罗马教皇 Alexander 四世还颁布了《禁猎巫法》。苏格兰的某些天主教神职人员，亦曾视巫术为骗子的把戏，根本不相信它的“法力”，所以不会以巫术罪，起诉某位巫师。

15 世纪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渐渐现出雏形，欧洲进入了早期城市化和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新兴资产阶级，自觉在认知上，超过了“狂征宗教税，贩卖赎罪劵（Martin Luther 语）”的教父，许多人在 Martin Luther 的召唤下，开始推行新教改革。奉行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的新教徒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不需要一个穿红衣的权威中介机构。在经济生活中，新教的不少观点也和罗马天主教相左。比如在借贷上，天主教认为“借贷”是一种罪，为此迫害了许多放债收息的犹太人；但对新兴资产阶级来说，“债务”是资本主义的润滑剂，封锁债务，就等于杀死了牟利来源。

16 世纪到 17 世纪，天主教和新教为了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上站稳脚跟，双双成了对方眼中的异教徒，口诛笔伐，甚至陷入了火拼。比如写作《浮士德医生的悲剧》的英国剧作家 Christopher Marlowe，被游转于天主教和新教的双重间谍 Richard Baines 盯梢，怀疑其“具有同情天主教的倾向”，便成了新教迫害的对象。

“人们被两种敌对势力同时绑架，一个城市，或一整片地区，一夜之间，便可堕入另一教派的手中，有时还不止只堕入一次。这种大面积的不确定性，为集体性的歇斯底里铺好了病床。”（Witch Hunt：History of Persecution，《猎巫运动：迫害的历史》，Nigel Cawthorne 著, p53）

苏格兰就曾是这场社会大变动的一只风眼。16 世纪以前，绝大部分苏格兰人是天主教的忠诚信徒。天主教渗入苏格兰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没经过天主教洗礼，活着不能结婚，死后也不能入葬。教区不但提供信仰的归属，还提供医院，养老院，麻风病院，劳改工厂和各种慈善机构。

苏格兰岛屿丛生，峡湾将陆地切分成无数碎块，陆上踽行，仿佛用渺小之躯，重复画着“之”字，无穷无尽，教区因此开发出渡轮生意。就连啤酒厂、食品厂、学校和大学也属教区所有。将生意转到新教名下，将圣经等著作从拉丁文转成人人都读得懂的英语，不但将令财路受阻，上层精英的特权也将受到威胁。所以，当路德教会的书秘密登陆苏格兰时，天主教徒们内心的抵触和愤怒，是不难想象的。

英格兰也一样，英格兰教廷（Church of England,1532-）初建时，推出了八项重大的教宗改革，四项教习反转，不从者死。

旧有的精神支柱突然被折断，头脑中频繁地上演怀疑和两难，世界突然变得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撒旦，也就开始显形了。

除了时刻担心自己被异教徒迫害，或被当成异教徒迫害，彼时的人们还不得不与小冰期（1300-1870) 的冰雹，洪水和霜冻做斗争，还有老鼠和毛虫捎来的瘟疫，黑死病，粮食减产，饥荒，畜生暴毙，高发的难产，死婴和小儿身亡……在如此毛发毕现的信仰和生存压力之下，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掌权者，想必都嗅到了民众中那股蓄势待发的“迫害妄想症的气息”。当务之急，得找到一枚灵丹，或一只替罪羊。

“撒旦”永远是最佳人选，可惜来去无形，于是传说中撒旦的密使（Emissaries）——巫师，便成了人间的替罪羊。替罪羊不单能疏导祸水的流向，还能有效地打击异教徒。12 世纪，天主教对尔多教（Wadensians）的打击，12-14 世纪，天主教对纯洁教（Catharism）的打击等，都是巫术罪打击异教徒的成功案例。掌权者们还相信，酷刑之下，必有成招。当囚犯们再也招架不住，神志不清地吐出“施展巫术的经过”时，那些魔幻现实主义式的描绘，便成了“黑巫术”存在的合法声明。

为了在猎巫运动和屠杀异教徒之间找到关联，美国经济学家 Peter Leeson 和 Jacob Russ 通过大数据，做了一番统计：2/3 的猎巫暴行， 爆发于 1550 年到 1650 年之间，即 90% 的宗教战争爆发期；在新教改革中心的德国，猎巫运动最为如火如荼。根据最保守的统计（大部分死刑档案早已被销毁），从 1450 年到 1750 年，欧洲约有 60 万人死于猎杀，其中德国就包揽了 40% 的“巫尸”。在天主教越显式微，新教改革越迅疾的地区（德国，法国，瑞士等），猎巫运动就越猖獗（Witch Trials，Peter Leeson、Jacob Russ 著）。两位经济学家还嘲讽道，猎巫这种手段，今天的政客们也在广泛使用，比如共和党和民主党之类。没什么比“利用某种所谓的外来威胁，引爆民众恐慌”，更有效的拉票手段了。先找出外来威胁，然后为民除害，最后再收保护费。

猎巫，于是成了铲除“外来威胁”的重要手段，还成了一场人心争夺战的秀场。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曾把它作为一项社会福利，半卖半送，呈递给自己的信徒。仿佛哪家教派猎杀的女巫越多，就越有可能买到人心。可见，Alice 一家的悲剧，首先不在于医学落后，民众愚蒙，而在于掌权者热烈拥抱民众的愚蒙。

三

巫师中也有男性，为什么猎巫运动中，85% 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呢？（在英国，这个比例是 90% （The European Witch Graze of the 14th to 17th Centuries，《欧洲 14-17 世纪的女巫癫狂》，Nachman Ben-Yehuda 著）；因此，猎巫运动又被称为一定程度的“Gendercide”，即性别屠杀（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Context，《大屠杀的历史语境》，Steven T. Katz 著，p433）。有些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绝大多数女性不会读写，已婚女性没有财产权，经营权和上诉权，所以女人们招兵买马，聚众起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等；再往下深挖，便不难发现，原来，它还有一个强大的厌女文化作为行动基础。 1487 年，德国神职人员和审判官 Heinrich Kramer，出版了一本销量仅次于《圣经》的书《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书中列出了识辨女巫的各种方法论。他写道：女人除了是男人之间友谊的祸害，还能是什么？她是惩罚，是至恶，是蛊惑，是欲壑的祸水，是家藏的危险品，是美味的弊端……而这邪物，竟涂着鲜亮的外表！又，女人比男人更淫荡，且永不知足；如果魔鬼是上帝的对立面，那么女人就是男人的对立面……类似的论调，在书中不一而足。

塞勒姆女巫审判案图画

其实，这番言论也算不上标新立异，亚里士多德就曾认为，女人的体液是湿冷的，不像干热的男性；女人是不完美的孵化品，比起正常值，她们总是存在偏差。古希腊人还认为，经期阻滞，会令经血倒流，渗入心脏，造成发烧，呕吐，情绪起伏，抑郁并触发自杀倾向。19 世纪，该症状被冠以一个术语“歇斯底里（Hysteria）”，源于古希腊语“uterus（子宫）”，意在暗示，只有女性才会歇斯底里。19 世纪之前，由男性主宰的医学界，一直找不到月经和排卵的关系，以为女人必须通过流血，才能缓解其天性中的“歇斯底里”。而歇斯底里，即是“魔鬼钻入子宫后，在女体内漫游，释放邪气”的明证。除了歇斯底里之外，癫痫，亵渎神明，忧郁症，自杀倾向等，彼时都是一种“Demonic Possession （魔鬼上身）”。

经血流通，之所以被认为如此重要，与其说它“保全了女人的神志”，不如说它标榜了女人的生育价值。失去生育价值的女人，彼时一文不值。因此，比起年轻女人，老女人更容易被当成女巫送审。英国议员 Reginald Scot 在他 1548 年出版的《巫术探索》（The Discoverie of Witchcraft）中得出结论：停经让女人饱受幻象折磨，变得疯疯癫癫，因此更易被撒旦诱拐，变成女巫；在英格兰 Chelmsford 的一起女巫审判中，某项证词亦写道：“女人之中，不管是谁，只要有一张皱脸，斜眼秃眉，嘴上一圈绒毛，嗓音尖锐，语气中含责备，戴黑帽子，手持纺锤，一只猫，或一只狗作为共谋者（familiars ）紧随其后，就定是女巫无疑。”法律上，也只有怀孕的女巫，才能求来死缓。

意大利女性主义学者 Silvia Federici 认为，将邪恶定位在老女人中，除了她们不再具有生育价值之外，还有其经济原因。比如在英格兰，圈地运动以前，英国庄园有一套救济机制，寡妇可继承亡夫的部分财产，从 1/4 到全部，因地而异；还可在收割后拾遗，并允许在教堂寄宿等。圈地运动展开之后，物价飞涨，贫困人口飙升，大量佃农失去土地，上述那些女性权利（Customary Rights)也全都被剥夺了。许多年老妇女，尤其是寡妇，沦为乞丐和统治阶级力图甩掉的经济负担。与圈地运动同时展开的新教改革，却不提倡慈善，乞讨必须在权威机构拿到执照，否则视非法乞讨处理。那些没有乞讨证，潜伏在树林或深巷里，冷不防伸出一只枯手的老女人，因此就变得“甚为可疑”，欲求不满时，她们还会发出低声的诅咒。而诅咒，在人人相信撒旦的年代，通常是应验的。

当然，身为女性，不婚或守寡，衰老或贫穷……仍无法构成判死一个女人的全部理由，她肯定还得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传说魔鬼舔过女巫的身体之后，会留下印记，这枚印记藏匿在身体的隐蔽处，看起来像一颗痣，或一枚胎记，或一粒小疣，或一片肤斑。于是，靠“女巫印记”作为“物证”的历史，便开始了。

史上最沉迷于“女巫印记”的人里面，最显赫的，是一个国王。我在苏格兰国家美术馆仔细端详过他的一幅画像。那是荷兰画家 Arnold Bronckorst 的作品，画中的国王，约八九岁，嘴唇窄扁，目光冷漠，戴一顶镶钻的黑蓓蕾帽，小脸扎入高耸的花边竖领，肤色是药沫的白，且处处呈现出干裂迹象；一根金色权杖，在黑衣里凸显出来，上面屹立着一只褐色的鸟，目光也和主人一样阴冷。

这位国王的母亲，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的女儿 Mary，像当时诸多苏格兰人一样，Mary 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彼时新教改革已席卷苏格兰，天主教的弥撒是非法的，但她不愿皈依新教，还和一位天主教徒结了婚，因此成了一个危险的女人。新教主义者怕她把苏格兰扭回天主教，天主教徒们觉得她是个叛徒，没为天主教的复兴尽蛮荒之力。她在两扇夹壁间，偻步潜行，百死一生。

在英格兰，她的堂姊妹，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也不喜欢她。伊丽莎白一世终身不嫁，Mary 的子嗣必将继承英格兰王室，若他也是天主教徒，对英格兰的新教改革将十分不利。1566 年，Mary 生下一个男孩，第二年，孩子的父亲就被暗杀了。男孩 13 个月大时，Mary 被迫交出皇位，并被囚禁起来，当她好不容易逃出升天，向英格兰求救时，伊丽莎白一世却担心她会篡位，以叛国罪砍了她的头。

这位 13 个月大的男孩，就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史上最著名的女巫猎手。在爱丁堡城堡，我走进这个男孩出生的房间。它小得像一只抽屉，阴暗至极，除了一座冰凉的壁炉，一把硬椅，三面高墙，两扇长窗，再无它物。詹姆斯六世在他的老师 John Knox 的严厉教诲下长大，这位老师，不仅是苏格兰新教改革的领袖人物，还仇恨全天下女巫，整天向小国王灌输其母 Mary 如何邪恶，女人全都经不起魔鬼诱惑之类的厌女思想。

1589 年的一天，詹姆斯六世站在苏格兰海边，迎接他的准皇后，丹麦公主 Anne，然而公主却没有如期出现。过了很多天，信使捎来坏消息，丹麦舰队遇上了暴风雨，几百水手和船只丧身海底，Anne 也差点死掉。詹姆斯六世闻言后，也许是想显示一下男子气概，立刻亲自动身，上了去丹麦迎亲的大船。同样，他也遇上了暴风雨，几乎死掉。九死一生漂到丹麦的他，亲眼目睹了烧女巫的盛况，深受震动，觉得自己肯定是被下咒了。

回到英格兰之后，他马不停蹄，囚禁了 70 个嫌疑犯 。Gilly Duncan 便是其中一位。Gilly Duncan 本来住在离东爱丁堡九英里一个叫 Tranent 的小镇上，白天是副镇长家的年轻女仆，夜晚是小有名气的游医，据说还治了不少疑难杂症。那个年代，几乎每个村镇都有一两位女游医，帮忙接生，治些妇女病之类。她们没有正规的医学背景，却有不少祖传的草药和妇女知识。

猎巫运动中，继老女人之外，女游医首当其中，成为被巫化的对象。美国作家 Barbara Ehrenrich 和 Deidre English 曾发表专著，认为这与男医生们对她们的嫉恨有关。意大利女性主义学者 Silvia Federici 则认为，与其说那是一种职业嫉妒，不如说是男性本位主义对女性力量（Power of Women）的一种畏惧表现。

女游医们不是甜美柔顺的邻家女孩，她们通常有一定社会阅历，掌握着祖传秘方，能炼制出让男人堕入情网的神药（春药），熟稔咒语，还私下传授避孕技巧和堕胎药等……这些都与萌芽资本主义为女性行为制定的规范格格不入。萌芽资本主义需要“无性无脑，对男人绝对顺从，并不断创造生产力（婴儿）”的女人，女游医式的，精通世道的女性群像，必然对它的权力结构形成挑战（Withes Witch-Hunting & Women，《女巫，猎巫和女人》，Silvia Federici 著，p32-33）。

所以当有人举报女游医 Gilly Duncan “夜间外出行医”时，这姑娘立刻就被抓了起来。她被施与了一系列酷刑，检查官还在她的喉咙上找到了“女巫印记”。物证面前，逃无可逃，她被迫供出了“同谋”的一串名字，包括另一位女游医，民间助产士 Agnes Sampson。

Agnes Sampson 是一位年长寡妇，受过良好教育，在爱丁堡城颇有声望。彼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巫不多，詹姆斯六世带着浓厚的窥视欲和虐待狂的执着，亲自刑讯了她。

最初阶段， Agnes Sampson 否认了一切指控。为了找到女巫印记，她于是被剃光了毛发，继而被一种像马辔头般的铁制笼具（witch’s bridle)固定在石墙上，被这个笼具附带的一个扩张装置撬开了双嘴，被两根尖利的铁叉刺伤口舌，被另外两根铁叉刺穿了面颊。她一刻不能瞌睡，否则捆住颈脖的绳索就会绞成一团，先紧后放，导致笼具里的脑袋像皮球一样弹来弹去，被铁叉刺入的部位即捣成肉泥。在经历了这番酷刑之后，她仍不肯认罪，直到一枚“女巫印记”从她的私处中被挑了出来。也许是出于女性本能的不堪受辱之心，她终于招供了。

因此针对她的54项指控全部成立，包括“蛊惑了一只叫 Elva 的狗，让它住在一口深井里，每天捣鼓邪恶的汤药”之类。她还“溜到 Auld Kirk Green（即今天苏格兰的 North Berwick 海港），参加了一个信魔者的夜半集会（Sabbat）”，其情景，像观众们在 1922 年的瑞典/丹麦纪录片 Heksen 里看到的那样：一群长角魔兽，聚集在一轮猎人月下，群魔乱舞，火光冲天；女巫们前来接受魔鬼的洗礼，迫不及待地和魔鬼交媾；不知从哪偷来的婴儿，被倒吊起来，沥干血，扔进煮滚的浓汤。

“总共有 6 个男人和 90 个女人，参加了魔鬼的集会，年轻的女游医 Gilly Duncan 也去了，她还奏响了犹太竖琴……”AgnesSampson 招供道：“我们一起点燃了黑色蜡烛，以亲吻魔鬼屁股的行动，完成了献忠仪式。此外我们还商讨了如何弑君，以及如何在国王去往丹麦的海上制造风暴等……”

尽管不少后世的英国历史学家，比如 Tracy Borman 等，都认为这些“供词”，是在酷刑中，在受害者的精神和肉体被摧残至临界点的情况下，跟着指控书复读的结果，詹姆斯六世却对它们如获至宝，痴迷不已，他甚至让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 Gilly Duncan，为他弹起了犹太竖琴——尽管在人前，这位 23 岁的国王，看起来并不残暴。他创建了英国最早的邮递系统，翻译了至今仍在使用的《圣经》，狂爱狩猎，据说还有过男宠。

从此，詹姆斯六世像爱上猎牡鹿一样，爱上了猎巫。他宣称：“法官们认为单凭女巫的供词不足以治罪，但常理告诉我们，这些臭名昭著的女巫们是不可能有正常的证人的，与她们狼狈为奸的，都是异教徒和弑君者（Tolbooth Speech，《Tolbooth 国王的演讲》, 1591 年)”；当时的媒体News From Scotland（苏格兰新闻），亦绘声绘色地描绘了 Agnes Sampson 的刑讯奇观：“……她甚至能一字不漏地，说出国王和丹麦公主圆房初夜的枕边对话！” 1603 年，伊丽莎白一世驾崩，詹姆斯六世成为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旋即便在伦敦再版了他著名的“学术著作”Demonology（《魔鬼学》）。书中，他强调道，没有其他证据不要紧，重要是在嫌疑人身上找到女巫印记，只要有印记，便足以定罪；此外，他还极力推荐“水淹法”。他相信，真正的女巫即使被浸入水中，也不会下沉，因为女巫诞生时，内心抗拒教廷洗礼，因此必将被水排斥。该书措辞严谨，形式生动，引经据典，最重要的是，它出自一位国王的手笔，因此一跃成为当年英格兰甚至整个欧洲的畅销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了最权威的《猎巫指南》。它几乎把英国变成了巫术传染病院，单苏格兰，1590 到 1662 年，就有约 4000 名“女巫”成了它的实践品。还有很多人靠猎巫生意发了横财：20 车泥炭燃料，40 先令；4 桶猪油，26 先令；杉木和铁桶，16 先令；24 英尺长的吊颈绳，4 先令……这还是 1596 年的标价；到了 1636 年，10 车木炭升至 3 英镑。此外，女巫们还得自行支付烧巫费，比如一件浸过猪油的麻料衣服的钱，不然就会被烧得很慢（Witch Hunt ：History of Persecution，《猎巫运动：迫害的历史》，Nigel Cawthorne 著, p206) 。

被绑在火刑柱上的圣女贞德。绘画作者：Jules-Eugène Lenepveu

那是一个真正的悲惨世界，一如 Hannah Arendt 在《我们这些难民》里的描述：“地狱，不再是某种宗教沉迷或臆想，而是一种实相，就像房子，石头和树。”

詹姆斯六世还试图在全英推行猎巫法。迫于无奈，英国议会同意了，但却拒绝在女巫审判中动用酷刑及火刑。苏格兰某些著名的酷刑，比如“让女巫们穿上特制的醋浸毛衣，脱掉时连皮一起揭下”之类，英格兰大法官们觉得无法接受。这尚存的仁慈，对此刻正徘徊在 Warboys 村“寻访女巫”我来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安慰，至少它为 Alice 一家，免去了极刑之苦。

躲过极刑，却不一定躲得过身体羞辱。为了向众人展示女巫的印记，Alice 一家被吊死后，监狱长和其夫人扯掉了 Alice 的衣服，在她的某个隐蔽处，掀出一颗小瘤，半英寸长。他们向四十多名围观者公开展示了这颗小瘤，监狱长的夫人还亲自刺破了它。黄色的乳液溢了出来，接着是一股透明液体，最后是血（The Story of the Throckmorton Children，《Throckmorton 家女孩的故事》，根据当时的法庭证词编写，Widow Orwin 付印，1593 年出版)。

四

可见，猎巫运动虽多发于 Warboys 那样的小乡村，却不只是斗筲之人的乡野陋习，而是一种从上至下的暴行：顶端有教廷和国王的推崇，中端有贵族到资本家，法官到医生等精英阶层的簇拥，底端有专制主义滋养的父权和厌女文化作为民粹基础。以巫术罪展开的审判，虽貌似理论精细，程序合法（酷刑在当时具有其合法性），借用 Max Weber 的概念，其实是一种“本质上的非理性（formally irrational）”审判，因为它的判决基础，是建立在“作为次品的女性”及“作为迷信的巫术，诅咒和预言”之上的，其动机是寻找替罪羊，根基则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Warboys 村的大街小巷里，至今没有 Alice 的纪念碑，我只看到街心一座钟楼，1887 年，为维多利亚女王在位五十年的庆典而建。钟楼顶上，避雷针似地，插着一枚铁铸的“骑扫把的女巫像”，颇具讽刺意味。十多年后，Virginia Woolf 到 Warboys 村度假，住在 St. Mary Magdalene 教堂对面的一栋房子里。她觉得整座村庄“忧郁极了”。她写道：“到处都是阴沉的墓碑，刻着奇怪的图案和天使的头颅，很多墓碑没有名字。我仿佛走在苍老无名的，山丘掉落的尘埃之上。”

Alice 的冤死，固然毫无悬念，但那一纸死刑判决书，便是她留给后人的唯一念想么？带着疑问，我敲开了 Warboys 村当地史学家 Joan Coles 的房门。

Joan Coles 虽然上了年纪，看起来却仍像骏马一样健壮，穿着一件蓝 T 恤，领子下方还绣着一枚“骑扫把的女巫”。未到不惑，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独自养大孩子，打理农场，学习历史，收集史料旧物，并四处讲座，此外还是一名钓鱼高手。她的厨房阔大，斑斓，橱架上摆满了古老的药瓶，彩色的玻璃容器，动物头骨，日本步枪，石器时代的燧石刀具……

“我若出生在 Alice 的时代，肯定早就给当成女巫吊死了！”她露出讥讽的微笑，边拿出一叠讲稿，缓缓翻开，露出工整漂亮的手写体。她用洪亮，高昂的语调，为我朗诵了她撰写的《Warboys 村女巫事件》的其中一章。

在整个事件中，最令 Joan Coles 动容的一个细节是，Alice 被正式逮捕之前， 一群拥有神学背景的剑桥学者涌进 Warboys 村，围堵了她，并逼问其信仰。Alice 脱口而出的，不是“ God”，而是“My God”。她斩钉截铁地说，“My God will deliver me, my God will defend me and revenge me of my enemy（我的上帝会拯救我，我的上帝会保护我，为我破敌雪耻）。”

“你看，My God，多么遗世独立的表述！在那样一个年代，面对一群那么显赫的人！” Joan Coles 激动地说，“她的‘My God’，不是别人的上帝，而是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上帝。”

读到这一段文献，我也非常震惊。单凭这个表述，Alice 就把自己从父权社会的一神论中释放了出来，尽管，单凭这个表述，她就够得上“异端罪”了。异端罪和巫术罪一样，都是死罪，但人毕竟是人，怎会像草芥一样，轻易屈服于强权？如果“女巫的印记”，对应的是某种“对抗基因”，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使 Alice 已经成了一具尸体，行刑者仍要将它掀出来，刺破，并当众凌辱了。猎巫运动的目的之一，无疑是要通过一切暴力手段，消除女性本体意识（Women’s Consciousness）中的所有潜在的对抗。

这种试图倚赖暴力铲除对抗基因的暴力模式，是不可能永远取得成功的。詹姆斯六世的儿子查尔斯一世，也想像其父那样将专制进行到底，却最终在 1649 年，被共和党领袖 Oliver Cromwell 砍了头。四十年后，英国成功地进入了议会民主制，与此同时，猎巫运动也逐渐走向式微。对此，美国历史学家 Edward Bever 评价道：“与其说统治精英们几乎同时感到了一种自信的危机，不如说他们正在经历一种权威的危机（Witchcraft Prosecutions & the Decline of Magic，《巫术迫害和巫术的消退》，p263-293。）” 可见，只有在一个连国王也有可能被砍头，权威（Thedivine right of kings）遭到质疑，专制主义不再被民众青睬的时代，像猎巫运动那样的人为灾难，才有可能获得转机。 更大的转机来自随之而来的启蒙主义。18 世纪，自然科学，相对论，自然神论，宗教宽容，取缔酷刑，让女子也受教育等等主张，开始渗入人类思想的荒芜之地。英国第一位女性主义者，Mary Astell（1666-1731）以及后来的女权主义斗士们，亦开始不遗余力地，挑战起“男性中心论”的壁垒。针对“女人无脑论”，Mary Astell 反对拿某个聪明女人作典范的经验主义实证论。她说，女性能思考，作为一项事实，是无需证明的。一个女人，只需转向自己的内在，感受自己的思考历程，就是极佳的明证——这一革命性的观点，彻底地否定了“女性毫无思考能力，易被魔鬼诱惑，因此最易成为女巫”的谬论。随后的女性主义作家，比如 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等，亦迅速地接过了拉力棒。Mary Wollstonecraft 写道，我们要将女性的思想伸展开来，放大，大到足以遮住所有的服从观为止（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an，《女性权益辩护书》）。

随着对抗的持续，18 世纪上半叶，英国议会颁布了禁止猎巫的法案，席卷整个西方的猎巫运动也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建立在寻找替罪羊和偏见之上的暴行，比如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极端右翼分子对基督城平民的屠杀……却未见百分百离席。因此，对女巫的去魅，做为一种非常有效的举一反三，仍显得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当代女性的处境，在不同的时刻和地区，仍处在微妙地反弹之中，悲剧重现的可能性，并未完全降至为零。温习和感受女性的受难史，也许仍是避免悲剧最有力的途径之一。

最后，我想把一节叫做 All sing（《齐颂》）的短诗，献给声称“拥有自己的上帝”的 Alice，它来自英国当代诗人 Geraldine Monk 的诗集Pendle Witch Words。

……

不可刺透的直到被刺透

才能彻底刺透：

思绪抓不住这一刻

但鲜明的哀叹可以

刺穿的痛力可以

痛苦的绝对性也可以：

记忆变成现实成为记忆

张开大口，吐出一道惊雷

一个真相/黎明/和一番醒悟

筑起广岙

和无限

外面和外面世界的存在性

……

（作者注：像 Warboys 一样，“Pendle”是英格兰的另一个小乡村，1612 年， 当地九名“女巫”被逐一吊死。为了纪念这些无辜的生命，Geraldine Monk 写下了这本诗集）。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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