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有哪些机构（如何认识清朝的国家性质）

“如何认识清朝的国家性质?”我所理解的“国家性质”，即国家的国体及政体。就清朝国家而言，如从中国帝制历朝历代的连续性来说，一般表述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我想是不错的。当然，清朝有别于前朝之处也是存在的，这就是属于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满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在理解国家的民族结构、社会结构方面，人们也会引入阶级的分析，强调满蒙联盟、地主阶级、士大夫的重要性。然而，近二十多年来海外一些“新清史”学者格外强调清代历史内亚因素的特殊性，将清朝越来越经常地重新与辽、金、元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发生满洲研究视角的转变。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清朝的国家性质，下面首先概括“新清史”引发的清朝国家性质的争议，然后谈谈我的思考。

将清朝作为帝国早在晚清就已出现。清朝为了与西方列强抗衡，自称“大清帝国”。现代研究清史的早期学者如萧一山在《清朝通史》中也称清朝为帝国，由于与清朝同时期世界上还有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将他们的帝制比较也是自然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出现的将清朝视为帝国具有不同的语境，需要认真予以分析。

“新清史”将清朝作为“内亚帝国”，或曰“内亚清帝国”，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清是帝国吗?其二清是“内亚帝国”吗?

欧立德阐释了“新清史”的清朝“内亚帝国”认识。他指出：“将满洲人看做清帝国的统治民众，这种新的视角意味着他们正在作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被重新载入各种历史叙事中，”它对理解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欧立德的基本观点是：“满洲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因为其适应其他文化的能力，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保持了作为一个征服民族的特性；不只是因为满洲人以中原人的身份来进行统治，而且因为他们也是作为内陆亚洲人来实行统治的。因此，要理解满洲统治的重要意义，至关重要的是理解满洲人是谁，他们的政治、军事、法律机构是如何运转并如何合成为一种帝制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帝制视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国的’帝制，而是应当看到它是清朝专有的，与世界其他前现代帝制有类似的政治体制。”

“新清史”的学者特别强调大清皇帝的多面性，认为：“对于清朝皇帝的身份形象不能仅仅用关于‘中国皇帝’的理解方式去思考，我们还应该将皇帝、汗和转轮圣王集于一身。……清朝的统治所建之于上的基础，实际上与传统的正统思想和权威相异甚大。例如，在强调清代皇权的普遍性(或说普世性)时，研究的重点之一就在于达赖喇嘛和清帝之间建立在宗教领袖和宗教庇护者的理念之上的关系。……这两者分别是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化身：乾隆帝尤其注重这种形象的建立。大清皇帝是藏传佛教的最重要的资助者。”

我对康熙皇帝巡游五台山的考察也表明，新清史强调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接续元朝传统的看法可以商榷。康熙帝五次巡游五台山，进香礼佛，以绥服信仰喇嘛教之蒙古，意在调适满、蒙、藏、汉四者的关系。清帝与五台山的联系点，在于清帝被藏传佛教认定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意味着正式承认清帝对中国的统治，而五台山则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康熙帝巡游五台山御书寺额、碑文、诗歌以及支持续修山志也是再造圣山。建构满汉蒙藏多元一体国家形态是康熙帝巡游五台山的追求。

清朝仍是中华体制下的朝代，如果说清朝是帝国，也是中华帝国而非内亚帝国，不过其国家性质在今天需要再思考。葛兆光指出：“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的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清朝作为满族建立并统治的政权，所谓“满族特性”其实不如“首崇满洲”的概括更加贴近满族统治者的政治意识。

顺治十年(1653)二月，皇帝到内院，览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条议《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任汉人》一疏。顺治帝对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说：

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夙昔满臣赞理庶政并畋猎行阵之劳，是用得邀天眷，大业克成。彼时可曾咨尔汉臣而为之乎?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官奈何反生异意?若以理言，首崇满洲，固所宜也。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

也就是说，清帝标榜“满汉一体”，其实质仍是“首崇满洲”。

以往的清史论述已经注意到“首崇满洲”问题。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三章论述清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及早期的统治政策，第一节讨论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政权的建立，第一个问题就是维护满族贵族特权的措施。戴逸指出：

清入关以后建立的全国性政权，是以入关前的政权机构、政治制度为基础，进一步采取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并努力保护满族贵族的特权。由满族亲贵垄断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拥有很大权力，其成员“皆以满臣充之”，“半皆贵胄世爵”，汉族官僚不能参与，体现了满族贵族在政权中的特权地位。“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清初有“国议”之称，处理国家重大机密的军政事务，其权力远远超过汉族官僚所能参加的各种机构。……保证满族贵族特权的另一项措施是中枢机构中重用满族的贵族和官僚。虽然，越到后来汉族官僚的数量、地位、权力越加上升，但有清一代，满族贵族始终紧紧抓住中枢机关的权力，不使其旁落。……满族贵族不仅采取一定的机构和制度，把“首崇满洲”的特权地位固定下来，而且通过一些措施企图把这种特权地位永远继续下去。如世袭……八旗子弟与汉族子弟不同，并不专靠科举考试为仕进之阶。满族贵族在维护自己的阶级特权时，总是极力把自己粉饰成代表整个满族的利益，极力保持民族的差别，提倡满族的衣冠、骑射、语言、文字等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满族贵族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标举和贯彻“首崇满洲”的民族统治的原则。

我觉得这一论述抓住了清朝国家性质的本质，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有所论证。陈力指出：清朝“从各个方面维持旗人集团的超国民地位，如在科举、入仕、升迁和政治待遇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满汉差异。这些政策虽导致了清朝社会形成满汉两极格局，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旗人集团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探讨“首崇满洲”，涉及到如何看待清朝体制中的满蒙、满藏、满汉等多民族关系。我觉得日本学者石桥秀雄提出的看法值得注意，他“把清定位为元、明、清三个连贯的统一王朝时期最后一个王朝，认为与其将清朝定位为征服王朝莫如将其定位为复合民族国家中的非汉族王朝，主张在与直至现在的中国的关联中给清朝定位”。

当然，清史研究中强调内亚因素，也可带来学术灵感。如清朝会更加重视武力的作用，并处理与文化的关系，卫周安教授的《清代战争文化》一书就是一种尝试。不过，中华文化中强调的“文武之道”本来就要求人们在文武之间取得平衡，而不能偏颇。在帝国比较史研究中，欧美学者认为清朝属于中华本位者也是存在的。英国学者芬纳《统治史》认为：“满人的征服带来了两个主要的变化：第一个是满族部落成员拥有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种种特权；第二个变化更为重要，那就是至少到乾隆退位时，满清的皇帝使政府体制更加富有活力，运转更加有效，这是前所未有的。18世纪的清王朝真正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治传统的巅峰，它从最大程度上综合了儒家社会、信仰和政治制度。”

前述论及清朝非内亚帝国问题，不过帝国的理论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清朝的中华本位问题。我曾呼吁加强对清朝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清代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首先清朝的政治体制是传统政治体制的集大成。其次清朝政治体制是满族联合蒙古族征服汉族后建立的，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大量注入了非汉民族的成分。或者说清朝政治体制具有多民族联合的特点。再次清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变革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晚清为传统政治体制近代化的滥觞期；另一层意思是指清朝前期康雍乾时期的改革，尤其是雍正帝的改革影响巨大。

将清朝国家的属性定位于中华而非内亚，主要是基于清承明制。以往的明清史大家孟森、郑天挺等先生对于清承明制都有过论述，同时也强调满族统治的特色。郑天挺先生成书于1962年的《清史简述》论述清朝沿袭明制和保证满族地位的政治，也指出清与明不同的主要是八旗制度还有内务府。

为了理解清朝国家的属性，我们尝试从其对于自身的称谓上加深认知。

首先从满文资料考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2010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属于新资料。我观察到：

关于清朝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译编》中确实没有使用过“中国”、“中华”的词汇……但是自称“大清国”并不能说不代表中国，这就类似自称“大明”而不说“中国”差不多。

满文寄信档的对外叙事中，大量出现的是“天朝”一词。《译编》有29件寄信档或附件出现了“天朝”一词。用法有天朝之人、我天朝、恭顺天朝、归顺天朝、天朝体统、天朝之尊、天朝与外藩、天朝所遣等，使用最多的是“我天朝”如何如何，与“天朝”同时出现称乾隆帝则曰“大皇帝”、“大圣主”、“圣主”。“大圣主”为赞美之词，“天朝”代表国家，“大皇帝”则是本国与朝贡者共主的意思，也有统治天下的含义。……

我也不否认清帝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带来的统治的多样性，满文档案的确可以解释历史的这一方面。清帝强调敬天法祖，敬天包括祈雨等仪式。无论是清实录，还是在会典当中，都记载了清帝实行中国传统雩祭礼祈雨，满文寄信档则记载了乾隆帝利用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祈雨祈晴办法，如任用回人尼咱尔布库尔等，也采取汉藏佛教的大云轮经，或设坛祈祷，还派阿哥行礼祈祷。乾隆帝的祈雨、祈晴措施，兼用汉、蒙、回等，具有少数民族皇帝体现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性。不妨推论，乾隆帝多用蒙(佛)回之法祈雨、祈晴，或许认为其法术更为灵验。

《译编》还有大量关于使用满文的记载，体现出满语的政治性与清朝的统治特色。满语为清朝国语，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

这些的确构成了清朝的特色，但是并不能否定其以中华为本位。

其次，利用汉文的资料考察清朝的属性。我们考察一下清廷对于中国传统朝代自称“王朝”“皇朝”“皇清”的使用情况。检索《清实录》可知：“王朝”的使用并不多，只有6条，计顺治十七年七月，命大学士李霨撰《明死节太监王承恩碑文》表于其墓。文中称中官“虽云食禄王朝，而士君子所以责望之者。”

“皇朝”一词在《清实录》中始见于乾隆朝。乾隆十四年二月，谕金川土司莎罗奔：“至尔等之地，皆皇朝之地；尔等之人，皆皇朝之人。”

乾隆朝以后的实录出现“皇朝”一词，都是在书名当中。嘉庆朝“皇朝”出现4条，2条是《皇朝词林典故》成书事。

类似“皇朝”的还有“皇清”一词。“皇清”出现在《清实录》也始于乾隆朝，有12条。有3条是出现在书名，如乾隆六年三月，提到《皇清文颖》。

乾隆朝以后“皇清”一词出现条数大为减少，其用例不出乾隆朝的。嘉庆朝“皇清”一词出现3条。嘉庆十年(1805)八月，《御制盛京颂》首句“天佑皇清”

通过考察《清实录》使用“王朝”“皇朝”“皇清”三词的情形，可知“王朝”是中国古代一般性的传统用法，清朝顺治、雍正、乾隆实录亦曾使用。“皇朝”“皇清”二词均开始于乾隆朝，并取代了“王朝”的使用，但是“皇朝”“皇清”特别是“皇朝”在乾隆朝之后逐渐淡出。显然，“皇朝”“皇清”用语在乾隆时期受到特别重视，这与当时清朝进入全盛，为了标榜文治，编修大型国家图书用于书名，显示武功(平定金川、准噶尔、回部)，多在纪功颂扬文字出现。特别是对外关系时的使用，蕴含朝贡关系的宗主意味。“我皇清”与满文中常出现的“我天朝”一样，抒发了内心的崇高、庄严与伟大情感。本来“皇”字意为“大”，“皇清”与“大清”同义，但是“皇”字蕴含着比“大”更大的意思，也与皇帝制度相连接，实与乾隆朝的强盛、盛大相合。同理，“皇朝”与“王朝”同义，但是“皇朝”比“王朝”之意更为强大，况且在朝贡体制下藩属国才是“王朝”，而宗主国理当是其上的“皇朝”。当然，“皇朝”的用语并不是清朝的发明，明朝就普遍使用，如《皇明祖训》《皇明条法事类纂》《皇明经世文编》等，明之前尚有南宋人所作《皇宋十朝纲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此外“皇唐”“皇汉”的用语也存在。所以清朝使用“皇清”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帝制传统，不过“皇清”一词盛行于乾隆时代，又有着清代的历史背景。在朝贡体制下，宗藩关系容易理解为帝国体制，在这个意义上说，“皇朝”为帝国，亦未尝不可，中华帝国在相当程度上是如此理解的。但是，中华本位的帝国又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因此，将清朝定位于中华皇朝，个人觉得更符合历史情形。

综上所述，我认为清朝国家的性质似可表述为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或许较为恰当。

本文原载《清史研究》 2021,(04),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