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地主士绅闻风逃跑的是谁(商代官员的仕宦)

令地主士绅闻风逃跑的是谁(商代官员的仕宦)(1)

出土于安阳后冈圆形坑的戍嗣鼎,是商代末年的一件重要带铭青铜器。它是认识该圆形坑和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从前期研究成果来看,很多学者对戍嗣鼎进行了考释和研究,整篇铭文的含义基本明确,但是其中仍然有个别字词让人困惑,如“戍嗣”的称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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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何字何意。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笔者根据相关材料,对戍嗣鼎的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究。在此基础上,我发现整篇铭文透露出了一则有趣的信息:戍嗣担任的职务,从之前的“戍”官变动为“宰”官。“由点到面”地,这一现象引发了笔者对商代官员仕宦的关注。

所谓“官员”,是指在各级政府部门里任职的有一定级别的人员。“仕宦”即“仕途”,一般指仕进之路。笔者在此借用了这个概念,但所界定的内涵比其通常的含义略宽泛。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入仕,即没有担任官职的人员变成官员;第二,已经任职人员的职务变化,具体来说又包括:升迁、贬谪、职务变动、罢黜、致仕。

过去有很多学者研究商代的官制,他们考察了官职名称、种类、体系、职责范围等问题。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也存在看不到官员前后职务变化,忽视官职与官职之间关系的弊端。因此,我们考察官员的仕宦,一方面可以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深化商代官制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一、安阳后冈圆形坑与戍嗣鼎“戍嗣”“宰”新释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后冈发现了一座圆形坑(编号为HGH10)。经过1959至1977年间的三次发掘,圆形坑情况基本清楚。它为圆口直筒形,口径2.2米,底径2. 3米、深2. 8米。坑壁经拍打平整光滑,坑底夯实,坑口盖一层夹杂碎陶片的红烧土块,坑底垫一层夹杂碎陶片的黄土。这个圆坑似乎不是事先精心营建的,而更像是当场仓促建造的。

坑内分上、中、下三层,埋葬了很多人骨和随葬品。这些人骨有男有女,有成年有儿童,有些人骨上有残缺或刀痕或捆绑痕。关于这个坑的性质、人被埋的原因以及坑内人员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

形成于殷代末年、仓促间落成的特殊墓葬——后冈葬坑,埋葬的可能是商周牧野之战中死难的……人员,其中包括……主官及其家属,可能还有卫戍人员、仆从等。他们是死于国难而非犯罪;因是高级官员,得以享受较多随葬品;情况紧急不容全礼,因而匆匆埋葬,致使墓穴简陋,无有棺椁,尸骨凌乱。

这个解释贴近现实场景和史实,可信。可见这个圆形坑是一个特殊的墓葬,其中埋葬的人骨属于商朝一方,他们是在商周牧野之战中死难的。这些人是主官与家属的关系,可能还包括卫戍人员、仆从。他们死难后,可能是被其他商人,也有可能是被攻进商都的周人当场挖坑埋葬的。

对于这个葬坑以及相关问题更深入的认识,需要依赖该坑中出土的、有长篇铭文的戍嗣鼎。它的铭文内容为:

丙午,王商(赏)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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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贝廿朋,在闌。用作父癸宝。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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闌大室,在九月。犬鱼(《集成》2708,商代晚期)。

之前很多学者对这篇铭文进行了研究。当中绝大多数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但是仍有个别地方存在困惑,如器主“戍嗣”的称名形式、“”究竟是何字何意。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两个问题。

首先看“戍嗣”称名形式。

戍嗣鼎铭文“戍”后“贝”前的字形,少数学者认为是“嗣子”二字的合文,多数学者认为是一个字,隶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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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商代金文中有“戍铃”(戍铃方彝,《集成》9894)、“戍甬”(戍甬鼎,《集成》2694),“戍”后都是一个字。两相对读,戍嗣鼎中的该字形还是以后一种说法,即隶定为一个字妥当。《说文》:“嗣……孠,古文嗣从子。”该字与“嗣”的古文字形相近,所以应读为“嗣”。

经学者统计,商代的“戍某”达31个。其中“戍”是职官名,而“某”在多数情况下有地名、族名、人名与之对应,所以其是族邦之名。商代金文中还有如下的内容:

戍无寿作祖戊彝(无寿觚《铭图》9840,商代中期)。

其中“戍无寿”是器主的名字,“戍”是职官名,“”是族氏名,“无寿”应当是私名。据之可以知道,商代的“戍某”实际是有私名的,只是在通常情况下,私名都没有被记录下来,而“某”往往是他们的族氏。“戍嗣”的称名形式与“戍某”相同,如此看来,“戍”也是职官名,“嗣”是族邦之名。

其次来说“”是何字何意。

鼎铭中的“”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读为“宗”,王辉、新版《殷周金文集成》、严志斌同。李学勤释作“宔”。《商周青铜器铭文选》隶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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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版《殷周金文集成释文》、董艳艳、杜金鹏同。这些学者对字形辨识和文字释读有差别,但是他们对于“在闌用作父癸宝”一句的句读和“”含义的认识却高度一致,都认为应标点为“在闌,用作父癸宝”,将“”和“闌”连读,并将“”看成是宗庙、宫室类的建筑或释为驻守。

按:金文中“宗”字很常见,从“宀”从“示”。“示”字形作两横笔或一横笔下有一竖笔或一竖笔中有一点。作两横笔时,竖笔通常情况下不穿过横笔;极少数的情况下会穿过下部一横笔,但不会穿过上部的横笔。竖笔下部两边各有一撇、一捺(见下表)。本篇铭文中的这个字,竖笔穿过了上部的两个横笔,其下部还是一横笔,而非一撇、一捺,与“宗”字形差别甚大,当不是“宗”字。这个字的下部与“主”差别也很大,应不是“宔”。而有学者将这个字隶为“”,实际是认为此字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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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字应当和商代金文与甲骨中的“宰”是一字。金文中的“宰”字,其下的“辛”部,通常情况下上部为空心,下部两横笔或一横笔呈弯曲状,但也有呈平直状的。特别是金文中的“辛”字,有时上部的空心也呈实心状(见上表)。戍嗣鼎铭文中的“”,上部是一横划;而古文字中倒三角形写作一横非常常见。该字竖笔略呈弯曲状,也与多数“宰”字的竖笔相似。所以,这个字就是“宰”字。

这个字读为“宰”后,它就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宗庙、宫室类的建筑了,而当和宰甫卣(《集成》5395)、宰椃角(《集成》9105)、宰丰骨刻辞(《合集》35501)中的“宰”一样,是职官名。“宰”应是戍嗣所担任的新职务。当时的情形应当是:器主之前担任的是“戍”职,但可能在获得戍嗣鼎所记载的赏赐的同时,他被任命为“宰”。所以在他铸造的青铜器中,就把自己的职务记录了下来。

“宰”在鼎铭中,不像多数学者认为得那样连上读,而是应该连下读,作为“用作父癸宝”一句的主语,所以“在闌宰用作父癸宝”一句应标点为“在闌,宰用作父癸宝”。在商周金文中,“用作…宝彝(‘彝’或作‘鼎’,或作‘簋’,或作‘盘’)”句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省略主语,但也有不省略主语的时候,如:

侯赏攸贝三朋。攸用作父戊宝尊彝,启作綦(攸簋,《集成》3906,西周早期)。

王亲旨盠,驹赐两……盠曰:“余其敢对扬天子之休,余用作朕文考大仲宝尊彝。”(盠驹尊,《集成》6011,西周中期)。

王若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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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用作朕后男腊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师簋,《集成》4313,西周晚期)。

王若曰:“扬,作司空……赐汝赤市銮旂,讯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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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锊。”扬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余用作朕烈考宪伯宝簋,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扬簋,《集成》4294,西周晚期)。

以上四篇铭文,在“用作”前都标明了具体的作器者。戍嗣鼎铭文中,在“用作父癸宝”之前标明作器者“宰”,与这几篇铭文情形相同。与“宰用作父癸宝”句式尤其接近的,是以下一篇铭文:

士作父乙尊彝。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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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作父乙方鼎,《集成》2314,西周早期)。

“士”应当是器主担任的职务;“册”也是职官名,可能是器主之前担任的职务;“”是器主的私名。在这篇铭文中,职官名“士”是“作…尊彝”句式的主语;戍嗣鼎“宰用作父癸宝”一句的用法与之相同。同时,士作父乙方鼎铭文器主之前担任的应当是“册”职官,现在担任的却是“士”官,前后职官见于同一篇铭文。戍嗣鼎的情形也与之相似。

像戍嗣一样,一人先后担任两个职务而两种职务又见于同篇铭文的现象,在西周金文中还可以找到其他例证,请看:

唯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成大室。旦,王格庙。宰朏佑作册吴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史戊册命吴:“司眔叔金。赐秬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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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虢(鞹)靳、虎冟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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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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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甬、马四匹、攸勒。”吴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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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敢对扬王休,用作青尹宝尊彝。吴其世子孙永宝用。唯王二祀(吴方彝盖,《集成》9898)。

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在周师录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司马共佑师俞,入门,立中廷。王呼作册内史册。

令师俞:“缵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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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赐赤市、朱黄(衡)、旂。”俞拜首天子,其万年眉寿、黄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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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俞其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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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赐鲁休。

俞敢对扬天子不显休,用作宝。其万年永保。臣天子(师俞簋盖,《集成》4277)。

在第一篇铭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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眔叔金”即大白之旗和有五彩羽毛的旌。吴之前的职务是“作册”,在接受册命之后,他的职务是“司眔淑旌”。在第二篇铭文中,俞之前担任的是“师”职,在接受册命之后主要职务是“缵司人”。在这两篇金文中,器主的职务发生了变化,而他们前后的两个职务都记录在同篇铭文中。

戍嗣鼎中“戍嗣”是器主的称谓,“宰”是他所担任的职官。铭文前半部分用名来记录所受到的赏赐,后半部分用官职来表示作器的目的,应当是为了避免重复。这种现象也见于西周早期的小臣易簋铭文,其内容为:

易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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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休于小臣贝三朋、臣三家。对厥休,用作父丁尊彝。”(《集成》4042,西周早期)

此处的易就是小臣,其中,易应是他的名,小臣是职官名。这篇铭文前部“曰”的时候用人名,中部受赐的时候用职官,应当是为了避免重复。

在史实和礼仪场景方面,可以与这件器物相印证的是同样为商末器物的宰椃角。其铭文内容为:

庚申,王在闌。王各(格),宰椃从。赐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唯王廿祀羽(翌)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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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集成》9105)。

从这篇铭文可以看出,商王在闌地举行的活动,需要由担任“宰”职官的“梳”来协助;活动结束后,商王赏赐“宰椃”。戍嗣鼎中的情形与宰椃角相似,“戍嗣”受到赏赐,可能是因为他协助了商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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闌大室”活动。而他之所以能够协助商王,正是因为他担任的是“宰”的职官。

商代的戍官往往驻守在外地,而宰官往往在王都任职。戍嗣的器物埋葬在商都,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戍嗣最终担任的是宰官,而不是戍官。这反过来说明把“”读为“宰”是正确的。

上文已经指出,戍嗣鼎出土于安阳后冈的圆形葬坑中。戍嗣应当就是该坑所埋诸多人员中的主官,因为他可以铸造铜器,而且还得到了商王的赏赐。戍嗣因为担任的是商王朝的宰官,所以会在牧野之战中,和其家属、卫戍人员、仆从一起为国尽力,结果全部战死。死后被当场挖坑,匆忙埋葬于圆形坑中。

综上,在周灭商的战争中,商王朝的某位主官和其家属以及卫戍人员、仆从等死难了。安阳后冈的圆形坑是其他商人(也可能是攻进商都的周人)当场挖掘来埋葬这些人的。该坑内出土的戍嗣鼎,其中戍嗣是器主,“戍”是他的职官名,“嗣”是族名,是以“职官名 族名”的形式来称名的;难识字“”为“宰”字,是职官名,是戍嗣受到赏赐后被商王新任命的官职。戍嗣鼎的释读为深入认识圆形坑以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依据。戍嗣就是圆形坑所埋诸多人员中的主官,因为他担任了“宰”这样的要职。他和家属、卫戍人员、仆从,在周人打进商都的牧野之战中战败被杀,之后被匆忙埋葬到圆形坑中。

安阳后冈圆形葬坑和戍嗣鼎铭所透露的诸多信息中,有一则特别值得关注,即:器主的职务由“戍”官变成“宰”官,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官员的仕宦现象。“由点到面”地,这引发了笔者对整个商代官员仕宦问题的关注。

二、商代官员的入仕、升迁、贬谪、罢黜和致仕

以下,我们将从入仕、升迁、贬谪、罢黜、致仕和职务变动六个方面,来探寻商代官员的仕宦。

从人生的历程来看,商代有些人最初并没有担任官职,后来却变成了官员。商王武丁的时候,曾求得贤能的辅佐之人:

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傅)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

《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傅说最初为“胥靡”,应当没有担任官职,他之后成为成汤的“相”,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在傅说身上,实现了从非官员到官员的转变。《史记·殷本纪》记载了成汤时期女鸠、女房的故事,“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可见二人曾被成汤知“遇”。《路史·后记十三下》对二人有更详细的记载:

桀俞自贤,矫诬上天,简贤附势,率遏众力,穷父兄,耻功臣,不任其遇。女鸠、女方,夏贤臣也,亦遂去之。贽既丑夏,三年复归于亳,遇诸北门,蝉连叹,知夏命之将坠也,乃遂相商。

这段材料似乎可信。“遂去之”是指“鸠、房二人或被夏桀放逐”。女鸠、女房虽本为“夏贤臣”(即有一定级别的官员),但被夏桀放逐之后,职务应当随之被剥夺,只是一般的平民了。他们二人后来入商,被伊尹“遇诸北门”,再后来“相商”,从而成为商朝的重要官员。如此,女鸠、女房二人也实现了从非官员到官员的转变。商末,有一些身为逃亡罪人的“四方之多罪通逃”之人,获得了商王纣的信任,被“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即成为大夫、卿士之类的官员,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属于“入仕”的范畴。

商代有些已经任职的官员,在仕宦过程中获得了升迁。《墨子·尚贤中》记载:

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此处的“庖人”“不是一项具体的劳作,而应是一个官职”。“相”也是官职,级别要高于“庖人”很多。伊尹从“庖人”到“相”,职务显然升迁了。在武丁时期的甘盘身上,可能也发生了类似的升迁情况。《竹书纪年》谓“(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学于甘盘”;《汉书·古今人表》中也有“甘盘”,颜师古曰:“武丁师也。”甘盘在小乙的时候,似乎只是一名普通的官员,可能因为贤能,小乙安排他来教育武丁。到了武丁时期,甘盘的职务明显提升。《竹书纪年》记载“武丁……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盘”;《尚书·君奭》也谓“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孔传:“高宗即位,甘盘佐之。”可以看出此时甘盘已经成为一名非常重要的官员。商末的季历也有类似的升迁经历,《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

季历作为商代周族的领袖,本来只是一般的诸侯,后来因为伐戎有功,被商王太丁任命为“牧师”,职务更加重要,应是一种升迁。商末的费仲、恶来,可能本为级别普通的官员,但因为“善谀”“善毁谗”,很得商王纣的信任,于是“用费仲为政”“又用恶来”。此时他们担任的职务一定比之前的重要,也就是说费仲、恶来获得了职务上的升迁。

有的商代官员遭到了贬谪、罢黜。商末的九侯、鄂侯、西伯、箕子,本是诸侯或王子,担任的都是重要职务,后来却被商纣或“醢”或“脯”或“囚…羑里”或“又囚之”,他们的职务应当随着惩罚被罢黜或贬谪。商容也曾被罢黜。《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韩诗外传》卷二有稍详细的记载:

商容尝执羽籥,冯于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

以此来看,商容本是商朝的一位重要官员,因为反对商王纣被“废”(又云“去”),这实质上是一种罢黜。《史记·殷本纪》中有一段史料,可以旁证当时确实存在对官员的贬罢机制: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太甲作为商王,因为“暴虐”“不遵汤法”“乱德”,都会被“放之于桐宫”,那么,一般的官员,如果政绩不好、表现不佳或者对王不忠,完全有可能被贬谪或罢黜。

商代官员在年老的时候,还会致仕。所谓“致仕”,即交还官职,也就是退休。《尚书大传·略说》记载: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

郑玄注:“所谓里、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己者,归教于闾里。”可见古代的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致仕。殷墟甲骨中有这样一条卜辞“王后我母娩”(《合集》21068),是武丁贞问其母的分娩之事。这说明“武丁为王的时候其父小乙尚在世……小乙年老的时候将王位让给武丁”。小乙在世的时候,就将王位传给儿子武丁,那么对于小乙来说就是一种退休。商王如此,官员亦然,《尚书·咸有一德》记载:

伊尹作《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

伪孔传:“告老归邑,陈德以戒。”伊尹“告老”,就是致仕的表现。《礼记·王制》记载:

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

孔颖达疏引熊安生云:“国老,谓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谓士也。”从这则材料来看,商代的某些卿大夫、士会致仕。他们退休之后,政府分别将其养老于“右学”和“左学”。

三、商代官员的职务变动

商代官员的平级流动属于“职务变动”的范畴。另外,还有一些官员的职务变化,实在看不出是升迁还是贬谪。为了准确起见,笔者也将其归为“职务变动”。

从传世文献、甲骨、金文的记载来看,很多商代官员的职务发生过变动。在上文中,戍嗣的职务从“戍”官变为“宰”官,就是一种职务变动。臣辰职务的变化是另一则典型案例。请看以下几篇彝器铭文:

臣辰。佚。父乙(臣辰父乙尊,《近出》628,商代晚期)。

小臣辰。佚。父辛(小臣辰父辛尊,《集成》5835,西周早期)。

唯王大禴于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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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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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豚,眔赏卣鬯、贝。用作父癸宝尊彝。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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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士上史寅卣,《集成》5421,5422,西周早期)。

“臣辰”是商周时期一个史官世家的名号,它的得名源自这个家族一个名叫“臣辰”的祖先。从第一篇铭文可以看出,这个家族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么“臣辰”本人应当生活在较早的时期。在第二篇铭文中,“小臣辰”就是“臣辰”,可见“臣辰”曾经担任过“小臣”职官,他应是在商朝担任该职官的。第三篇铭文中的“”,就是“作册”。这篇铭文的作器者是士上、史寅,担任的都不是“作册”职官,其担任者只能是“臣辰”。臣辰担任“作册”的时期也只能在商代。臣辰担任“作册”和“小臣”职务的先后顺序不好判断,但无论谁前谁后,他的职务都发生了变动。口是职务发生变动的第三例商代人物。殷墟甲骨文中有如下几条卜辞:

癸未卜,口,贞:旬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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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31442,何一)。

癸巳卜,口,贞:旬亡(《合集》31446,何一)。

其比犬口擒有狐,允擒。兹用(《合集》28316,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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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口比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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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用(《合集》27751,无名)。

丁巳卜,惟小臣口以匄于中室。兹用(《合集》27884,无名)。

唯小臣口(《合集》27889,无名)。

以上第一、第二条卜辞中的口担任的是“贞人”职官。这两条卜辞是何一类卜辞,时代大致在祖甲晚期至武乙之初。第三、第四条卜辞中的“犬”是职官名。这两条卜辞为无名类卜辞。无名类卜辞在时代上有很多和何一类卜辞处于同期。所以,“犬口”和贞人“口”可能是一个人。第五、第六条卜辞均为无名类卜辞。有学者指出“小臣口”和“贞人”口是一人。以上六条卜辞可以分为三组,一、二为一组,三、四为一组,五、六又为一组。这三组卜辞的先后顺序不好判断,即说不清口担任贞人、犬、小臣的先后顺序。但无论如何,口身上都有着较为复杂的职务变动。

商周鼎革之际,还有一些商代官员的职务以特殊的方式发生了变动。商纣之时,“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大师、少师是商朝管理祭祀、音乐方面的官员,他们来到周王朝之后,应当被任命了官职。微史曾在商王朝任史官,他后来“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俾处”(史墙盘,《铭文选》225,西周中期)。他在周王朝应当也被任命了一定的官职。宅曾在商朝担任“作册”(作册宅方彝,《西清古鉴》13·6,商代晚期),后来进入周王朝,被称为“作册度”,继续担任之前的职官。灭商后,周武王“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三巫”,即将商朝的多个巫官带到周王朝继续任用。大师、少师、微史、宅、三巫这些人,本是商王朝官员,后来都到了周王朝任职。不管他们担任的是不是之前的职务,其职务都实质性地变动了。在商周更替之际,他们的职务变动,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生的。

说到商代官员的职务变动,以下两类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商代有些官员,职务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却从事本职以外的职事。作册般就是这样的情况。请看以下卜辞:

令地主士绅闻风逃跑的是谁(商代官员的仕宦)(30)

作册般

令地主士绅闻风逃跑的是谁(商代官员的仕宦)(31)

令地主士绅闻风逃跑的是谁(商代官员的仕宦)(32)

)措。大吉。

每。

上辞中的“”意为芟除草木,“耤”意为耕种。以上第一条卜辞就作册般芟除草木、开展耕种的活动进行占卜。一般认为“作册”是史官类的官员,但在这里却从事耕作的事务,明显是从事了本职以外的职事。

(二)商代还有一些官员在不同的场合,从事了不同的职事。就是如此。请看下列卜辞:

癸酉,示十屯。耳(《合集》4070臼,宾三)。

甲寅,犬见。示七屯。允。

甲寅,犬见。示七屯(《合集》6768臼,宾三)。

乙亥卜,

令地主士绅闻风逃跑的是谁(商代官员的仕宦)(33)

,[贞:]入(《合集》4081,宾三)。

入五(《合集》9226反,宾一)。

前三条卜辞的大意是外族人和犬族进贡,负责检视进献的物品,耳、允记录,那么,应在商王朝担任“贞人”职官。在后两条卜辞中,要向商王朝入纳物品,他已经是外服首领。以上前三条卜辞应是一组,后两条卜辞是另一组。这两组卜辞的先后顺序不好确定,即先在外服还是内服不好确定,但他身上的职事一定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背后应当是他职务的变动。并是另一位这样的人物,殷墟甲骨记载:

并示五十(《合集》12522反,甲桥刻辞,宾一)。

丙子,并示□(《合集》4393反,宾三)。

并示(《合集》16750反,宾三)。

并入十(《合集》17085反,甲桥刻辞,典宾)。

贞:并弗其以,有取(《合集》9105反,典宾)。

并□犬二十(《合集》2827反,宾三)。

并入□(《合集》9248,甲桥刻辞,宾间A)。

贞:并来(《合集》4395,小字)。

令地主士绅闻风逃跑的是谁(商代官员的仕宦)(34)

并令省廪《合集》33237,历二)。

典宾类卜辞的时代主要是武丁时期,部分可下延至祖庚之世;宾一类的时代是武丁中期;宾间A类卜辞时代是武丁中期;小字类卜辞时代是武丁晚期;历二类卜辞的时代是武丁晚期到祖庚时期。这些卜辞在时代上重合或前后相接,因而其中的并当是同一个人。在第一、第二、第三条卜辞中,并要检视甲骨。在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条卜辞中,他则要进贡物品。在第九条卜辞中,他要巡视仓廪。可见,并所从事的事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出现这两类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是因为官员们的职务确实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职事的变迁;有的则是职务没有变化,只不过兼管了其他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多种事务的经历,无疑可以锻炼这些官员的能力。还有的则是因为商代的职官分工不明确,某个职官也会管理本该其他职官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日渐复杂的职务交叉,会导致官制的混乱和管理的不便,最终反而会促使官职的职务的逐渐明确化和分工的渐趋细致化。这应该是商代官僚制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官制史上的阶段性特征。

四、结语

周灭商的战争中,某位商朝主官和其家属以及卫戍人员、仆从等为国捐躯。安阳后冈圆形坑,是其他商人或者攻进商都的周人挖来埋葬他们的。坑内出土的戍嗣鼎有利于进一步认识该圆形坑及其相关问题。戍嗣鼎的器主是戍嗣,其中“戍”是职官名,“嗣”是族名,此人是以“职官名 族名”的形式来称名的。疑难字“

令地主士绅闻风逃跑的是谁(商代官员的仕宦)(35)

”是“宰”,是职官名,为戍嗣担任的新职务。戍嗣应当就是这位主官。

戍嗣的职务从“戍”官变成“宰”官,这是一种官员的仕宦现象。这一信息引发了我们对整个商代官员仕宦问题的关注。

过去,虽然关注商代官制的学者很多,但其关注点往往是官职名称、种类、体系、职责范围等静态的问题,缺乏动态的视角。在这种背景下,讨论官员的仕宦问题,无疑能弥补前人的不足,并能为深化商代官制研究提供视角。从具体的人物实例来看,商代官员在仕宦生涯中,存在着较为灵活的入仕、升迁、贬降、罢黜、职务变动和致仕现象。

商代官员仕宦的有些方面,如致仕,是由自然原因导致的,但是更多的则是由现实政治推动的。商代的各级政府需要优秀的、忠心的官员在恰当的位置上任职,需要把不合适、不忠心的官员从特定的位置上赶走。这些会直接导致非官员的入仕和官员的升迁、贬降、职务变动和罢黜。

从现象看本质,商代官员的仕宦说明,现实的需求和变化推动了商代官制的发展,使其在较早的时期就呈现出灵动的色彩。这种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启发了以后历史时期里官僚制度的发展。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原文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12期,注释从略。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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