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运之说(日本的地理和国运)

日本国运之说(日本的地理和国运)(1)

一、

日本是太平洋西岸的岛国,地理环境和英国差不多,都是孤悬海外,和欧亚大陆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这样的地理环境,在特定时期有非常大的优势。

面临分崩离析的欧洲大陆,英国在大航海后长期执行均势战略,也就是利用自己远离欧洲大陆的条件,联合欧洲大陆的弱国,围殴崛起的大陆强国。

不论是俄国西进,还是法德崛起,英国都能发挥搅屎棍的作用,拉拢一群弱国兄弟,把最强的那个陆权国家削落王座。

于是,英国便常年保持欧洲最强国的地位。

而面对统一数千年的中国,日本基本没有能力执行均势战略,只能苟在海岛上猥琐发育,明朝万历年间想登陆朝鲜冲塔,也被明朝的“抗日援朝”给揍回去了。

不过海洋也是一座天然的屏障,让日本避免被中国征服的命运,元世祖忽必烈曾经两次出兵东征日本,却因为遇到海洋飓风,都惨遭失败。

于是太平洋西岸的日本,便成为受中华文明影响,又能保持相对独立的国家。

既然是海权国家,必然是农商并重。

到19世纪的时候,由于全球化贸易的影响,日本西南的萨摩藩长期和琉球保持贸易关系,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财政储备,隔壁的长州藩也改革财政制度,府库有数额巨大的财富。

此外,再加上英法美等国到日本开拓势力范围,那些西南的藩地,便在和列强的贸易交流中,逐渐雄壮起来。

长州藩甚至购买英国武器,组建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奇兵队。

早年间德川幕府封藩的时候,和德川家族关系越近的领主,封地便离江户越近。如果关系远甚至反对德川家族的领主,基本都被封到犄角旮旯去了。

所以西南的萨摩、长州等藩,从根子上来说,和德川幕府就不亲密。

现在政治上不亲近“中央”的藩地,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崛起,身后还隐藏着欧洲列强的身影,会出现什么事呢?

根据历史规律,必然是地方和“中央”争夺国家政权。

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发源于日本西南的倒幕运动此起彼伏,那些武士们拼的一身剐,也要把德川幕府拉下马。

在这个过程中,武士们拯救亡国危机是真的,和德川幕府争权也是真的,并不矛盾。而且救国和争权结合在一起,往往能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1868年初,德川幕府彻底战败,发源于西南藩地的倒幕派,取得决定性胜利,日本即将进入“明治维新”的年代。

而领导倒幕的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肥前藩的武士也成为日本新贵,即将执掌日本的军政大权。

这四大雄藩在日本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当于清末民国的广东和江浙,所谓倒幕运动,和同盟会“驱除鞑虏”差不多,本质上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改造国家。

至于史书里的伟岸宣传,其实大可不必太认真。

日本国运之说(日本的地理和国运)(2)

二、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维新的时机恰到好处。

19世纪初期,拿破仑在欧洲四处征战,严重影响了欧洲各国旧贵族的利益,于是各国组成反法同盟,不惜一切代价要灭了拿破仑。

在反攻拿破仑的历次战役中,1812年是转折点。

库图佐夫指挥俄军烧掉莫斯科,导致拿破仑的军队得不到补给,最终在寒冬中饥寒交迫,被以逸待劳的俄军追杀,拿破仑大败回国。

此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出任反法同盟的盟主,并且以反法联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俄军西征,直到攻陷巴黎雄视欧洲。

那时候的俄国跺跺脚,欧洲都要抖三抖。

虽然俄国在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和奥斯曼帝国围剿,导致稍微损伤一些国力,但俄国的底蕴太强了,英法不相信仅仅在欧洲围堵,就能困住强大的俄国。

于是英法想在东亚选一个国家,做为自己的盟友,堵在俄国的东部。

换句话说,英法要在东亚搞均势战略。

而这个制衡俄国的盟友不能太强大,要不然崛起之后容易噬主,但也不能和非洲国家一样太弱小,那就起不到制衡的效果。

经过反复考量,英法选中了日本,不过法国支持的是德川幕府,英国则支持倒幕派。

要说法国也挺可悲的,在北美洲因为宗教问题错失良机,在日本又选中穷途末路的德川幕府,每次都坚定的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法国输给英国,真的不冤。

正因为有英国的幕后支持,才有了伊藤博文、井上馨、大久保利通等维新志士到英国留学,见识了日不落帝国的繁荣强盛。

也正因为认英国做爸爸,日本才有机会开始“殖产兴业”的工业化进程。

1873年,日本在“废藩置县”后,大久保利通制定新的土地税法,通过确定土地所有权的方式,让政府和土地发生直接联系,日本政府便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

而这部分财政收入,绝大部分做为国家资本,被用来投资各项国家工程。

比如铺设铁路、修建公路、建立中央银行发行纸币、整训军队等等。

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投资了造船、煤矿、铜矿、军工、纺织和啤酒等20多家近代企业,并且聘请数千名外国专家,进行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让这些企业直接成为日本的制造业标杆。

其实这些企业类似于中国的国企,在日本工业化初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在世界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崛起越早的国家,本国资本家的力量越强,很容易对落后国家和资本进行降维打击。

而参与工业化越晚的国家,由于本国资本家的力量太薄弱,可调动的资本也不够,便容易出现保守的心态,心甘情愿做外国资本的跟屁虫。

所以落后国家想完成工业化,国家用行政力量以及雄厚资本,主导一段时间的产业投资,便是必经之路。

日本、苏联和新中国,都有一段国有化的时期。

如果这些国家开始就用私人资本,大概率不能快速崛起,甚至不可能完成工业化。

也就是说,日本学习英国,但没有全盘接收,而是改造成“修正资本主义。”

但国家资本创办的企业,往往效率不是太高,这点我们都无须讳言,毕竟不用到市场里竞争搏杀,便不用追求生产效率,而资本的核心要求就是效率和增殖。

那么在国家工业化有初步起色之后,国家资本就要退出某些领域,让相关产业进入市场竞争,然后淘汰落后产业和产能,达到资本效率的最大化。

这样对国家非常有利。

于是进入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把很多国有企业,低价卖给私人,培养起大量的民营资本家。

其中资本最雄厚的称之为财阀,如三井、三菱等家族。

财阀的实力雄厚,很容易侵夺国家的权力,那日本为什么要培养财阀呢?

其实还是效率的问题。日本的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但问题是民间小型企业的效率也不高啊,于是为了兼顾市场和效率,日本便选择了财阀的路线。

只要把财阀绑定在国家的战车上,那些财阀的企业,其实就类似于民间的国企。

伊藤博文就和三井家族说:

“我们不会苛刻,贵公司可以用成本价取得煤炭,再用它发展你们的事业吧。”

直截了当,一点都不含糊。

所以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日本工业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远比世界平均3.5%的增长率要高效。

到1900年,日本便修成5500公里铁路,而和铁路相关的钢铁、煤炭、运输、机械制造、纺织等产业也水涨船高,尤其是纺织产品,运到海外可以和欧洲产品竞争市场。

于是日本逐渐有了“亚洲工厂”的称号。

总而言之,在英国的荫蔽下,日本避免了被殖民的命运,还争取到改造国家的窗口时间,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强国,也是截至“二战”前,最后一个赶上工业化列车的国家。

之所以要加个“二战前”,是因为在二战后,中国在苏联老大哥的照顾下,完成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化任务,极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弯道超车的国家了。

所以说,失败的理由千奇百怪,成功的道路极其相似,想得到世界霸权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你必须有可利用的价值,而且还要处在关键的地理位置上。

从这方面来看,每个崛起的国家,都是历史的幸运儿。

日本国运之说(日本的地理和国运)(3)

三、

地理环境是日本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样也决定了日本的最终走向。

做为太平洋西岸的岛国,日本属于地小物贫的国家,如果始终停留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前途。

要想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国家,甚至是保障国内经济循环,日本都必须和英国一样,打造一支能打胜仗的陆海军,开拓海外的势力范围。

而在“二战”以前,丛林法则是世界各国的潜规则,只要国家的实力足够,就能到国外抢夺殖民地,其他强国非但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反而要求分一杯羹,有钱大家赚。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开拓海外殖民地,其实是国内政治家的共识。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日本只有两条出路:

其一是向北进攻朝鲜,然后以朝鲜为跳板,吞并中国的满蒙地区,进而攻占华北和西伯利亚。

其二是南下占领台湾,并且以台湾为基地,夺取中国的江南地区,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国。

那个山县有朋就直言不讳的说:

“朝鲜应该属于日本利益线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在于保护日本的主权线。”

这个想法,类似于俄国一直追求的地缘缓冲范围,一旦出现国家安全危机,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不必在本国的核心地区开战。

为了开拓海外殖民地,并且建立国家的地缘缓冲范围,日本在数十年的“明治维新”时期,资金不停的向军队倾斜。

1873年,日本建立财政预算制度,同年就公布了第一个财政预算表。

在这份财政预算表中,军费是1000万日元出头,占财政总支出的17.1%,比例相当的高。而到了1883年,军费增加到1900万日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3.5%。

再过十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日本军费是2280万日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7%。

短短20年时间军费翻倍,这速度相当恐怖了。

军费虽然暴增,但日本的财政收入却没有翻倍,1873年的财政收入是7000万日元左右,1893年也就增长到8900万日元出头一些,其中70%以上是地税。

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把本该用到民生领域的资金,转移到军事上,用来发展军工产业、招募士兵、培养军官等等。

即便是建造电话电报、运输、铁路等产业,日本的最初目的,也是用来为军事服务,比如电话电报能传递军情,铁路和公路可以运送兵员装备。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得到清朝2.3亿两白银的赔款,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3.6亿日元,其中的3亿日元用在军事上。

前些年公知说,日本把赔款用在教育上了,其实都是鬼扯的,一个字都不能信。

而资金向军队倾斜,必然导致发展不均衡。

我们在前文说,1873年的军费是1000万日元,而那年日本文部省申请200万来推行学区制,结果大藏省只批了100万,司法卿申请90万日元经费,到手只有45万。

军费比其他部门经费的总和,都要多几倍,这样的国家发展怎么可能健康?

当然了,日本搞工业化增强国力,初衷就不是改善人民生活,而是要打仗的。

那除了地理环境的制约,日本想发动战争,还有什么原因嘛?

当然有。

明治元勋们认为,日本屈服于欧美列强,实在太不甘心了,必须“失之于西洋,取之于东洋”,用满蒙和朝鲜的利益,做为自己屈服于列强的补偿。

怯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说的就是日本阴暗的国民心理。

不过日本牺牲国家整体进步,起码打造出战斗力不错的陆海军,但军队成型之后,问题随之出现了——军队只听天皇的命令。

早年间山县有朋规划日军指挥系统时,刻意让军队脱离政府和国会的监督,并且设立参谋本部,直接对天皇负责。

于是日本军队成为相当独立的单位,除了天皇以外,再没有人能直接指挥军队。

这样做的好处是,军队可以避开其他干扰,保证军令畅通无阻,尤其是战争时期,军令畅通能极大提高战胜率。

但问题是,军队也需要制衡啊。

当军队做为独立单位,不受政府和国会制衡的时候,日本便出现天皇一人面对整体军人的局面。

如果日本天皇是战争狂人,那么天皇和军队的合体,直接就是一部战争机器。

而反过来看,明治维新时期制定的宪法,赋予日本天皇神一样的地位,拥有世俗世界的绝对权力,如果天皇不喜欢战争,军队通过巨额军费培养的实力,也足以裹挟天皇,进而裹挟整个国家发动战争。

所以日本天皇和军队的关系,类似于崇祯皇帝和朝堂文官的关系。

失去魏忠贤制衡的朝堂文官,和失去政府制衡的日本军队,对于皇帝的命令,其实处于可听可不听之间。

至于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不听,要看命令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利益。

“二战”前后日本军队独走,绝对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地理决定的日本出路、弱肉强食的时代背景、“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权结构,共同在日本种下的荒诞基因。

日本国运之说(日本的地理和国运)(4)

四、

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各国在战场上生死相博,资金和生产力向战争倾斜,导致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减少。

但世界各国人民的需求是稳定的,于是便给亚洲国家送来机会。

中国在“一战”期间轻工业涨势喜人,面粉和纺织品大量出口,日本的出口额更是从14亿增长到68亿日元,结果国内冒出一堆暴发户土老板,即便是公司的普通白领,平均收入也比战前增长4倍。

可谓是欧洲的大炮一响,给日本送来黄金万两。

但是为满足战争期间的订单,日本大量招收工人搞生产,导致人力成本提高,进而引起出口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战争时期产品稀缺,市场还能容忍,等战争结束欧美国家缓过来,直接把物美价廉的商品铺满市场,谁还要死贵的日本货啊。

于是在1920年,很多公司的市场份额减少,不得已大量裁员,紧接着便是股票跌落和银行倒闭。

日本短暂的黄金岁月结束了。

经过两年时间的经济调整,日本稍微能喘口气了,又在1923年遇到“关东大地震”,东京死亡10—20万人,城市变成一片废墟。

1927年,日本刚爬出经济困顿的大坑,还没站稳呢,由于金融系统的贷款坏账问题,台湾银行出现挤兑危机,无奈之下关门休业。

台湾银行省事了,但挤兑危机蔓延到其他银行,引起全民性金融恐慌,日本政府被迫宣布“三星期内停止所有账户往来”,准备想办法救市。

这次金融危机尚未结束,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来了......

整个1920年代,日本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和一战时期的美好生活,仿佛是两个世界。

经济危机的后果非常严重。

女工离开纺织工厂之后,为了谋生而去出卖肉体,男性白领没有出卖肉体的条件,便想回到农村生活,然而农村的经济也不景气,农民早已被高额田租,折腾的苦不堪言。

整个日本民怨沸腾。

日本人希望救世主降临,拯救这个黑暗的世界,顺便对自己的苦难做出补偿。

由于长久以来的舆论宣传,军队便成为日本人最佳的精神寄托,可问题是,大部分军人也来自农村,农村经济不景气,让军人也一肚子怨气。

他们想来想去,觉得日本变成现在的样子,都是财阀资本家的问题。

事实上,财阀确实有问题。

日本最大的八家财阀,原本就占私人资本的20%,1927年的金融危机中,这些财阀又利用雄厚的资本,低价兼并大量企业,并且逐步控制日本金融。

这么来看,日本军队的感觉并没有错。

独立的政治地位、凋敝的国民经济,以及长期养成的国家主人翁意识,让日本军队产生独立的意志。

面对国家的危机,他们自愿为国家做出牺牲,如果有需要的话,也愿意做自认为能拯救国家的事。

于是日本军队接受北一辉的法西斯主义,要求日本以天皇为中心,依靠军队改革国内政治,在国外进行军事扩张,最终成为“太阳旗给全人类阳光的革命帝国。”

认定自己是正确的,他们便去实际操作了。

1928年6月,驻扎在中国的关东军暗杀张作霖,想挑起中日战争。

1931年9月,关东军的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策划九一八事变,随后关东军鲸吞中国东北。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至此,被军队裹挟的日本,彻底走上邪路。

直到中国人民的持久战和美国的原子弹,才打破日本被军队裹挟的历史惯性,也摧毁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强国幻想。

日本国运之说(日本的地理和国运)(5)

五、

最后总结一下吧。

日本的地理环境,让日本成为英国的理想盟友,而数千年来深受中华文明影响却保持独立的特点,塑造了日本自卑且自傲的国民心理。

同样是地理环境,决定了日本要在百年前的丛林世界崛起,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强国,只能走侵华的道路。

不论历史上有多少偶然和巧合,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对于我们来说,日本是刻苦铭心的仇人,但对日本来说,只有侵华和给欧美做狗两个选项。

这么说不是替先辈原谅日本,而是站在21世纪的角度回溯历史,冷静客观的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

百年前的国家博弈,是用枪炮和血肉争夺国家利益,没有任何温情脉脉可言,我们现在看待百年前的事,也应该用相同的态度,千万不要让主观情绪,干扰自己的判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要警惕这个隔海相望的邻国,防止未来的日本再起野心,也要吸取日本军队独走的教训,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把枪杆子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最重要的是,哪怕内忧外患,也不能放弃民生经济。

保住了饭碗,就是保住了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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