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为什么要说人言可畏（将她推向深渊的）

王开林在《双面绣》里的一段话：美女命运多舛，通常是因为那些将她们牢牢攥在手心、拴在裤腰带上的男人够坏，够狠，够风流，够有名，够有钱，够有地位，却独独缺乏起码的德行、根本的智慧和足够的悲悯情怀。

在旧上海繁华奢靡的浮光掠影中，有一个香肩窄窄，惹人怜的女子。与她纠葛一生的三个男子皆如王开林所言，致使她的生命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戛然而止。她短暂的一生如烟花般繁华也凄苦，喧嚣也寂寞。

1992年电影《阮玲玉》在香港上映，这位传奇的女子再次走进观众的心中。影片中，历史与现时交错，访谈与艺术相容，色彩的画面与黑白的镜头交错，恍惚我们观看的不是张玉曼所扮演的阮玲玉，而就是她本人又一次走到镜头前来。

然而，影片短短的两个半小时只是剪辑了她人生的几个片段，并不足以将她一生的繁华与悲凉道尽。倘若观影之前，你不曾了解阮玲玉的遭遇，很可能无法更好地去体会她悲凉的一生。

童年的不幸。

1901年，阮玲玉出生在上海祥安里一个阴暗、拥挤的小屋里，父亲阮荣将她视为珍宝。对于童年的阮玲玉而言，最快乐的事便是坐在门槛上等父亲下班回家。

然而一切应了几米的那句话：快乐才刚刚开始，悲伤早已潜伏而来。

阮玲玉六岁那年，夜间回家的阮荣摔倒在积水里，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看一眼他可爱的女儿。而他手里紧紧地握着他买给女儿的彩珠耳环。在阮玲玉还不懂得悲欢时，命运却将生离死别的痛苦强加在她的身上，这是她人生悲剧的开始。

后来，阮玲玉在拍摄《城市之夜》时，导演费穆将她的这一经历拍摄在电影中。如同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大雨中她一遍又一遍要求重拍这个镜头。或许，并非是她觉得自己演绎的不完美，只是她也会分不清戏里戏外，想要再多呼唤几声父亲而已。

这也是《阮玲玉》这部电影的又一特色——戏中戏，影片中有多个阮玲玉拍戏的片段。

她与张达民的主仆之恋。

父亲去世后，迫于生计的母亲带着小小的阮玲玉给大户人家做帮佣。16岁那年，张家的四公子张达民对出落得俏丽动人她一见倾心。情窦初开但却并未学会分辨什么样的男子才是值得托付一生的阮玲玉，对这位面容白净，风度翩然的公子哥又有几分抗拒的能力。

只是，她不会想到，这个给了她最美初恋的男子，也是与她纠缠一生，一手将她推向死亡的人。

两人的恋情很快被封建守旧的张母发现，她愤怒地将阮玲玉母女赶出张家。当时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中国，受新思潮影响的张达民带着阮玲玉母女二人住进了鸿庆坊的一个宅院。

一开始，张达民用家里的零花钱悉心照料过这母女二人的生活。但这样平静安稳的日子很短暂。张达民虽然没有门第观念，但是却有着少爷的作风和恶习，慢慢地他就开始了夜夜笙歌，花天酒地的生活。

日子捉襟见肘，恰逢卜万苍导演正在为《挂名的夫妻》寻找女主角，她在张达民的哥哥张慧冲的鼓励下，参加了应试，并且成功获得了导演的喜欢。

这是她人生一个新的开端，但是这样的开端并没有让她的生活变得幸福一点，日渐成名的她却变成了张达民的摇钱树。

一个人一旦沾上赌博，对金钱的贪和人性的恶便会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张达民便是如此，他为了钱不惜一切。

为了分得父亲的遗产，张达民逼迫阮玲玉在父亲的灵堂前举办婚礼，他因此分到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然而，当阮玲玉在北平拍摄《故都春梦》回家后，她记账时才发现，张达民不仅将所有的遗产败光，还将她积攒的一万多元钱全部挥霍一空。这才有了影片中阮玲玉独坐镜子前，对着账本无可奈何的一幕。

这样的张达民让阮玲玉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生活也更加的水深火热。张达民懂得她的软肋，但却不心疼她，他一次又一次逼着阮玲玉给他还赌债，阮玲玉抗拒时，他便借着1931年轰动上海的“蝶雪解约案”威胁她。

他跟阮玲玉说：“蝴蝶的情变风波已经原原本本地上了报纸，那才叫绝呢，不过你十六岁就和我上床的故事完全可以和她比个高下，要不要我将详细经过讲给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我保证你的这段情史准能卖个辣价钱。”何其的卑鄙无赖。

阮玲玉爱惜自己的颜面，她怕自己背上“主仆私通”的罪名，她又一次妥协了。但这样的妥协有一次就有无数次。

在与张达民的这段恋情里，阮玲玉始终没有摆脱二人身份的给自卑感。就算她被无数人追捧，但除却明星的光环，她依然是张家的丫鬟，是卑微到尘埃里的人。而纵使张达民不学无术，无赖下流，但他仍旧是张家四公子，是阮玲玉的主子。

在生活的重压下，阮玲玉不断地成长，从青涩懵懂的少女变成了烟视媚行的女人。而张达民却毫无长进，像是一个巨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对等的成长，会使两个人一个心态失衡，一个心里不平衡，往往都是以悲剧收场。

她苦不堪言，但却不知如何才能摆脱犹如水蛭般的张达民。这时，她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子——唐季珊。

若张达民是不值得爱的人，而唐季珊则不该爱。

30年代的旧上海，战火与风花雪月并行。为了躲避战乱，阮玲玉带着张达民去了香港。在香港浮华如梦的歌舞厅里，她遇见了茶叶富商唐季珊。

身边从来都不缺少各种类型女人的唐季珊，依然被舞池中婀娜多姿的阮玲玉所吸引。影片将她的这段感情呈现地比较详细。

淳子曾说：一个男人他不是爱女人，他只是懂女人，那么哪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这个男人绝对是她的毒药。

比起张达民，事业有成，成熟老练的唐季珊的确更适合凄苦的阮玲玉。但正如淳子所说，他懂阮玲玉，但却不爱她。张达民是吸血的水蛭，唐季珊是要命的毒药。

旧时的女子大都摆脱不了一种命运——再往前，遇到的也无非是男人而已，阮玲玉亦是如此。

成功将阮玲玉据为己有的唐季珊给阮玲玉买了一栋小洋楼，这是如浮萍般漂泊了多年的阮玲玉梦寐以求的归宿。她当他是丈夫，而他只当她是情妇

从香港归来的张达民发现阮玲玉抛弃了自己，他气急败坏，扬言要和她对簿公堂，此时的阮玲玉仍然选择了退让。在唐季珊的帮助下最终以为期两年、每个月向张达民支付100元为代价，结束了和张达民的婚姻，换回了自由身。那一年，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幸福安稳的时光，她的事业也达到巅峰。

张达民看着和唐季珊一起的阮玲玉的生活越来越好时，落魄的他心态失衡了。于是他控告阮玲玉窃取财务赠与他人，紧接着控诉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一时流言四起，她丑闻缠身。

面对张达民的控告，唐季珊并没有保护阮玲玉，而是第一时间让她登报申明，他们二人同居期间经济独立。且因为这件事对他名誉有损，让他极为恼怒，时不时对阮玲玉拳脚相加。

面对她曾经恋人的诬陷，和当下恋人的无情，她心力交瘁！然而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唐季珊又有了新欢，不是别人，正是她的朋友梁赛珍。她绝望了！

其实，唐季珊和阮玲玉的悲剧是可预见的。早在两人交往时，张织云就劝告过阮玲玉，但是苦了太久的她只是贪了点儿依赖， 贪一点儿爱。

在阮玲玉眼里，唐季珊是值得她托付一生的男人。但在唐季珊眼里，她不过是猎物而已。之前所有的看似用心的付出，也只是他征服女人的一贯把戏，在唐季珊的心里只有他自己。

事业的巅峰之时，她人生悲剧的也达到了巅峰。

阮玲玉从来都没有做对不起张达民的事，但她没有站在法庭上的勇气。案件第一次审理时，她称病没有到庭。影片中，无助的她找张达民让其撤诉。

她说，这件事关乎我生死，你赌少赌一场马不会死。

可见，这时的她已经萌生了赴死的念头，但张达民拒绝了。无助的她又去找蔡楚生，那是她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蔡楚生是《新女性》的导演，她在这部影片中所扮演的角色恰如自己，以至于她拍完戏还依然沉浸在其中，躲在被子里不断哭泣。

蔡楚生支开其他工作人员，独自留下来陪阮玲玉。他们两人都是广东人，都是平民百姓家的儿女。这让他们二人惺惺相惜，她向蔡楚生倾诉她所有的遭遇，两人渐生情愫。

她求蔡楚生：“你能不能带我走，只要你舍得同居的舞女和乡下的老婆。”

蔡楚生说：“我在这里还有事情要做。”

阮玲玉起身走了，她没有回头，没有迟疑。蔡楚生不会想到，这一转身就是永别。

回到家中，万念俱灰的她坐在镜子前翻账本，想必她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唐季珊依然强迫她出庭。她说，我不会去的。

唐季珊无视她的态度站起来说：“我穿黑西装，打条墨绿色的领带，衬你得那件新作的旗袍。他妈的。我就是要给上海人看看，我们是对高贵的奸夫淫妇，怎么样？”

她转头说：“我们是奸夫淫妇？你在广州有老婆，又跟张织云，又和我，你是奸夫。我明知道你有老婆，我要跟你，我就是淫妇。”

唐季珊一个巴掌。

她扬起头，继续说道，如果你我不分开，就算我们告赢了张达民，我们还是奸夫淫妇。（这是她面对不公最无力的反抗。）

又一个巴掌落在她的脸上，闭嘴。那是妇女节的前一天，她人生最后的一个白昼。

接着她和唐季珊一同去参加了《新女性》的庆功晚宴。晚宴上她笑靥如花，像是微醉般地举着酒杯亲吻每一位朋友的脸颊。

当晚深夜，在唐季珊酣睡时，她换上父亲买给她的彩珠耳环，吞下安眠药。被发现后，因唐季珊的不及时施救最终在1935年3月8日离开人世。她不用再害怕，再担心，再伤心，再寻寻觅觅，再被感情所累。

她畏惧的何止众口铄金，还有所爱之人的无情

我无法将她悲惨的一生归咎于她性格的软弱和对男人的依附。

面对压迫和伤害，她也试图反抗，试图改变自己。但是在阮玲玉成长的过程中，她不断地被暗示：她的力量太过薄弱，反抗是没有用的，这让她产生了一种行为——习得性无助。

她六岁丧父，守旧的母亲给她传递的理念同样腐朽。面对女儿对自己身份所产生的自卑感，她只是一再叮嘱女儿要隐瞒。面对女儿遭受挫折，她说“这都是命”。

演艺生涯初期，她一直扮演一些凄苦，备受压迫的风尘女子后来命运不济，结局悲惨。她戏里戏外都逃不过命运的捉弄。后来，她主动要求改变自己的戏路，开始演具有反抗精神的进步女性。1933年，在拍摄《三个摩登女性》时，她去找导演卜万苍要求扮演周贞珍这个角色。

卜万苍说：“阿阮，你虽然有高贵的气质，但你不适合的，周淑贞是个刚强、朴实敢于反抗的女性，她代表革命。”

阮玲玉脱掉大衣，擦掉口红，仰起头，她说：“我能演得好。”

但她所扮演的这一些进步女性，虽然有反抗的精神，但结局都逃不过一个“死”字。

1934年，她在拍摄《神女》时，导演吴永刚教她这般反抗：“阿阮，你坐到桌子上是反抗，你抽烟也是反抗，你整个姿态都是反抗，不过这力量太薄弱了，你清楚的。”

在《新女性》的拍摄中，她呼喊着“救救我，我要活。”这不是演戏，这是来自她内心的呼喊。可是，她在戏中扮演的角色发出这样的声音后，含恨而终，像是她在临死前，对自己的结局进行的彩排。

拍摄完这部剧，她哭道：“我多么想成为像她一样的新女性，能够摆脱命运的新女性，可我没有她坚强，我太软弱了。”

可一个戏里戏外，都在不断被灌输这样理念的女子，你让她拿什么坚强？她的一生除了父亲，谁人真心疼爱过她？

阮玲玉在最后的那一场聚会中，她笑着问吴永刚：“喝酒算不算反抗？”去世后，吴永刚坐在她的遗体旁，无限悔恨地说：“起来抽烟吧，起来喝酒吧，只是姿态。”当他们意识到时，一切都太晚。

她也想要像胡蝶一样勇敢和张达民、唐季珊对簿公堂，但她缺少是胡蝶父亲那样一双可以一直牵着她的双手。她想要从五千年男人的历史中站起来，可是她势单力薄，太孤单了。

她一直把重生的希望寄托在心爱之人的身上，奈何她却总是遇人不淑。当她醒悟生命中的三个男人，一个无赖，一个无情，一个无义之时，她人生的悲剧便达到了高峰。

所以，将她推向深渊的，何止可畏的人言，更令她可畏的是爱人的心。倘若唐季珊能跟她说一句：“别怕，有我在。”或是蔡楚生坚定地带她走，她或许就不会死。

可惜，一切的假设都毫无意义。玲玉安息吧！

自古以来，女子都容易为情所困，但愿这样的悲剧不会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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