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为何被称为贾长沙（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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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悲叹贾谊命运的一首诗，在李商隐看来，贾谊的不被重用责任主要在汉文帝，是汉文帝认人不明，浪费了贾谊的一腔才情和报国之志。

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或者说，这应该只代表了文人的观点，但不代表政治家的观点。

政治家的观点和文人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评判对错，只是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这样才能更理性、更客观。

汉文帝时期的政局

吕后当政时期，刘邦的儿子和嫔妃们大多结局非常凄惨，汉文帝的母亲薄姬却因为本就不受宠而免于被吕后杀戮的命运。

因为地位低微，薄姬与刘恒母子不得不谨小慎微地生活在宫廷中，直到被封为代王的刘恒在封国就任，这种处事谨慎的作风仍然被保持的很好。

除了要避开吕后的锋芒，以免招来杀身之祸之外，还因为刘恒天性仁厚，老成持重，恭谨行事更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

在诛除吕后一族势力之后，在群臣反复地考虑和各种利益的相互妥协中，也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

一向被边缘化的代王刘恒母子被迎回宫中，做了大汉王朝的新主人。

在大汉王朝建立之前，天下陷入战乱已久，刘邦定鼎天下之后，还没来得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经济收入，就已经离开人世。

吕后虽然继承了刘邦的事业并有所发展，但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时间还是太过短暂。

刚刚趋于稳定的大汉王朝并不富裕，而且还面临着匈奴之患。

因为白登之围，刘邦认清了匈奴的实力，决定用和亲的方式缓和汉匈关系，和亲之策在吕后和文帝、景帝的时代得到延续。

作为一个王朝的君主，他们难道不想北击匈奴，扬大汉之国威吗？

应当说，匈奴之患一日不除，他们就像芒刺在背，寝食难安，但国家的实力不允许他们与匈奴开战。

而此时帝国的大部分权力，被刘邦分封的同性王把持着，汉文帝之所以能顺利即位，既有赖于朝中重臣的支持，也有赖于那些同性诸侯王们的支持。

汉文帝从道义上来说，不能拿那些同性王开刀；从权力的实力上来说，也没办法拿拿那些心怀不轨的诸侯王怎么样。

更何况，历经磨难的汉文帝深刻认识到，当自己实力不够强大时，只能暂时忍耐，团结、稳定、求发展才是当下的正确路线。

汉文帝一面以自己作为天下道德的楷模来约束诸侯王的不法行径，一面对诸侯王们的一些行径听之任之，但是并不解决问题，反而滋长了诸侯王不服管辖的桀骜气焰。

汉文帝表面上表现得风平浪静，实际上却很想将权力收回自己手中，放眼朝中，没有多少人明白他内心的想法。

正在他感到苦闷的时候，贾谊出现了。汉文帝发现，这个涉世未深、头脑聪敏，用勇气，有理想改变整个王朝走向的年轻人，十分理解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

贾谊的主张及其性格

贾谊本是河南洛阳人，在汉文帝登基之初被举荐到朝廷，汉文帝起初很欣赏贾谊，让他做了博士。

古代的博士是一种官职，在出任博士期间，每次汉文帝面临问题，要臣下提出对策，贾谊都能对答如流，得到汉文帝和同僚们的一致赞誉。

仅仅一年后，贾谊就被汉文帝提拔为太中大夫。但之后事情的发展，就远远没有那么顺利了。

贾谊看待当时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前瞻性，但也有偏激的一面。这种偏激的态度也反映在他给汉文帝的上书中：

贾谊认为当时的局势犹如置身于底部已经起火的积薪之上，是十分危险的。

一是诸侯王势力过大；二是匈奴边患威胁，而国家财政匮乏，没有积蓄。第三是礼制混乱，君臣无别。

不得不说，贾谊的目光是非常敏锐的，这些问题也是显然存在的，但是不像他想得那么严重。

汉文帝时期，各种社会危机在皇帝和重臣的努力下暂时得到缓解。

所以贾谊对事实情况中不利因素的夸大，一方面是他生性敏感，有些小题大做的原因；

另一方面，他也许非常急切地希望自己得到汉文帝的重用，所以刻意夸大事实，以便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得不说，汉文帝是一个很有胸怀的君主，起初贾谊写这样的奏疏，汉文帝都看到了他的优点，而忽略了他的缺点。

但一个再虚心纳谏的君主，明明自己治理国家，已经做得不错了，还总是被人夸大社会危机，说一些虽然有一定道理，却不切实际的话，这是谁也无法接受的。

贾谊在自己的奏疏中，也提到过像汉武帝时施行“推恩令”的主张，包括要求改正朔、服色，定官名，兴礼乐的措施，看起来都很好。

但是时机还不成熟，当时的皇权没有集中到中央一声令下就可以进行这样大动作的改革。

当时诸侯王们的子孙还不够繁盛，所以“分家”的愿望不强烈，而且在诸侯王们看来，这就是赤裸裸地削弱他们的权力，他们又怎么能甘心被削弱呢？

这时他们是完全有实力与皇权抗衡的，那么这些政策一旦被颁布实施，就会造成朝廷与诸侯王国的分裂，甚至诸侯王会蜂拥而起，推翻朝廷。

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汉文帝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

另外，贾谊的一些主张是幼稚、并且自相矛盾的。比如贾谊希望汉文帝以德服人，通过对匈奴宣扬大汉天子的诚信、慈爱，以仁义来感化匈奴，那么一定会使匈奴自愿归附汉朝。

对于愿意投降的匈奴，要用华丽的衣服，珍贵的礼物，奢侈的事物来诱惑，让其他匈奴看到投降汉朝的好处。

首先，以匈奴的领导者崇尚武力、残暴不仁，只靠仁德是不能使其归顺的，给他越多的宽仁与赏赐，反而会让他变本加厉地掠夺。

其次，朝廷财政吃紧，自己的民众尚且不能过上富庶的生活，连皇帝也必须克制自己享乐的欲望，这个时候还要拿出大量的钱财，去赏赐匈奴的降者，显然是不可行的。

根本的原因是，贾谊年轻气盛，所提出的一系列举措与当时清静无为的国策相左，汉文帝时期的清静无为国策，有其必须如此的社会要求。

如果不考虑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大张旗鼓地去改革，去推行新政，必然会导致局势动荡。

而且当时的百姓们也希望刚刚步入稳定局面的汉王朝施行清静无为的政策，他们已经被长期的战乱折磨得不堪重负了。

事实上，汉文帝、周勃、灌婴等人都有对道家思想的偏好，所以他们才共同制定了清静无为的基本国策。

这一国策的制定在当时是很明智的，而且在汉景帝时期，和汉武帝初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贾谊却极力批评那些主张对国家提倡无为而治的重臣们，并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能挽救国家危局的“良医”，贾谊的自以为是，狂傲、无知使他犯了众怒。

又由于贾谊的论调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要求，因此很快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

周勃、灌婴等人认为留贾谊在朝中，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有害的，而且贾谊的作为是希望从汉文帝那里得到更多的权力。

于是，汉文帝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让他离开了朝廷。

汉文帝的考量

其实，汉文帝让贾谊去长沙，担任长沙王太傅，虽然是对贾谊的贬谪，但也并不代表不再重用贾谊。

汉文帝早年被封代郡，远离京都，反而在被边缘化的日子里耐心沉淀自己，最终成为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汉文帝让贾谊去长沙辅助小皇子，其实并不能排除让贾谊静下心来磨炼自己的心志，收敛性情。

等待一个合适自己的时机再去实现自己价值的考量，而贾谊也许并不明白汉文帝的深意。

根据汉文帝的实际行为来看，他只是没有像贾谊一样通过直白而激烈的言辞表明自己的态度。

实际上广招天下之兵，对抗匈奴，尝试削弱诸侯王的势力等探索，他也是做过的，只是由于客观原因，并没有太大成效。

根据平生经历来看，汉文帝刘恒是一个老成持重，十分务实，喜欢踏实做事，不喜欢空谈的君主。

而贾谊原本就因为太过年轻，一路顺风顺水，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喜欢对现实评头论足，却不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从性格特征来看，他与汉文帝并不是一种人。

汉文帝让贾谊去长沙，也许正是因为看清了贾谊的特长在于教导小皇子读圣贤书，远离政治核心，远离那些老臣们的攻击。

安心做自己真正擅长的事，对贾谊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全呢？

可惜贾谊对自己的定位与实际能力不符，又自视甚高，内心又很敏感，于是在被贬长沙之后，常常以为自己年寿难永，整日沉浸在不被重用的消极情绪中。

梁王坠马，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以汉文帝之英明，也许并不会加罪于他，然而贾谊却过于悲观和自责，终于搭上了自己年仅33岁的生命！

结语：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屈原和贾谊合为一传，说明贾谊和屈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实际上，贾谊的时代比之于屈原已经好太多了。

贾谊如果善于等待时机，如果能看清形势，也许就可以避免自己的悲剧。生在好的时代，遇到开明的君主，认识却脱离现实，性格脆弱敏感，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怎样面对逆境，调节心态永远比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更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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