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青春岁月（我们的知青岁月）

我叫李爱芳，1964年也就是我正在上初中时，宝鸡市开始组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当时只有15岁的我便瞒着家人报了名，成为全市第一批52名插队知青中的一员，先后被安置在宝鸡县（陈仓区）马营公社郭家村大队和新街公社郝家庄大队。在马营郭家村，我和另外5人被分在七队。当时32个知青吃、住在村外河边几间破庙里，庙里五颜六色的塑像龇牙咧嘴，更可怕的是房顶大梁上还缠了几条花蛇。刚去时，我们害怕极了，好在十几个知青住在一个大通铺上，可以相互壮壮胆。

下乡第二天，对着就让我们5个知青下地打胡基。我妈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让干啥，队长解释说，到地里跟着社员干，人家咋干你们就咋干。从未干过农活的我们，既好奇又无可奈何地跟踪社员开始学习各种生产劳动。

当时32个知青吃住在一起，每天派两个女知青轮流做饭。我既担任民兵排长，又任知青组长。每天早晨带领民兵训练，白天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晚上还要开会学习、记工。那年七八月，我们跟着社员背石头，就是把大石头从河里背到路上敲碎后铺路，实行包工。记工分的标准就是对每个人背石头的多少进行过秤。那时 作为生产组长的我不甘示弱，虽然背石头磨破了肩、背，可我轻伤不下火线，背的石头最多。

刚去两个月，队上还给供应粮食。到年底，已是揭不开锅了。社员们也无粮可吃，艰难度日。我们知青有时回家才能混上一半顿饱饭，走时再带一点口粮，到队上后只知道埋头干活。最后，我们连着5天已没吃一顿饭，32个人齐齐躺倒不能动了，全身浮肿。县上领导下乡检查工作发现此事，记得当时那几位领导个个泪流满面，其中一位批评大队长说：“要是你的娃娃饿成这样，你能不管吗？”他责成大队长立刻想办法弄点面粉。凌晨两点钟，我们一个个被扶起来，给每人喂了一碗汤面条，我们一个个竟奇迹般地能动了。那碗面好香，至今想起这段经历，我的心情还难以平静。那时太困难了，全国人民都填不饱肚子。所以我们还是打心眼里感谢方盒政府。此后，我们用麸皮、青菜汤耐活了好长一段时间。

因为无粮吃，无柴烧，县安置办组织我们到西部山区几个乡镇进行考察。在征得我们同意后，1966年3月，我们32人被重新安置在新街公社郝家庄大鼎。当时正是春季，我们乘打卡车到了村外，刚下车，看到路旁、田边、地头那么多荠荠菜，我们乐坏了，便扔掉行李，疯了一样跑过去，不顾一切地爬在地上挖起了荠荠菜来。此后，这件事成了当地群众茶余饭后的笑谈，更成为以后爱人嘲笑我的“把柄”。当时我很纳闷：这里的荠荠菜为什么没人挖？最后才知道，当地群众只有吃苜蓿的习惯，对荠荠菜却不屑一顾。此后，每当人们谈起这件事，我只有跟着笑的份了。

到了郝家庄，我们10个知青被分在三队，我既担任妇女队长、知青组长、团支部书记，又担任民兵排长，每天都很忙。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领民兵进行训练，之后就下地干一整天活，晚上开会学《毛选》，会后要记工分，和生产队长研究第二天工作，天天如此。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没睡够过。那时人穷得买不起钟表。有一年七八月间，我一觉醒来，以为天快亮了，便一骨碌爬起来，翻沟过梁，把分散居住的民兵集合起来，有时我在这边山梁上叫人，那边山沟的狼便跟着嚎叫起来，可我从未害怕过。这一天因不知道时间，等我带领民兵训练完，又下地割完了20多亩荞麦后，天还没有亮，社员们起来后，吃惊又心疼地说：“你们这些冷娃是在鸡架下面睡着哩，每天天不亮酒下地干活。”其实这和进山相比就不值一提了。

每年冬季我们都要到七八十里路外的吴山背后割扫帚、砍镢把、砍柴。山里的冬天是很冷的。我们通常在第一天晚上一两点进山，到天冷后才能走到山下，然后上山割扫，、砍厥把、砍柴。有几次砍柴时，由于劲太大，我的手指和一只脚差一点也被砍掉。当时血流不止，白花花的骨头露在外面，我就找点止血草揉碎敷在伤口上，有时干脆搓点面面土在伤口上。因为如此，至今我的身上还留着许多伤疤。砍上一整天柴和镢把，带去的干粮早已吃完，我们又饿又渴，还要把所砍的东西背回去，山路弯弯曲曲，天又太黑，背上的东西很重，滚下山已是常事。我虽是女同志，经常背的东西却和男知青一样多。就拿厥把来说，是青冈木的，一根都很重，男的背36根，我也背36根。我的吃苦精神在当地被传为佳话，有个乡镇领导不相信，说那有这么“争”的女人。他带了几个人专门跑到村上来看，当他看到我天不亮就带民兵训练，白天和男同志一样干重活后，佩服得竖起了大拇指。那时一贯工分一角左右，一年下来，我的工分最高，能分到20多元钱。20元，在现在来说，打一天零工也能挣到，可那年月，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因为表现好，我得到的荣誉特别多，各种奖状、奖牌挂满了一面墙。我连年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多次参加省、市、县代表大会。1967年12月省上召开学代会 ，宝鸡县有8名知青参加，其中就有我。开了十几天会，就到了1968年1月，省上又组织我们去北京开会。在首都人民体育场，周总理接见全国文艺界代表和知青代表，我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当我看到他老人家那慈祥的面容时，我激动地直流眼泪。当时，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也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

插队生活也使我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我结识了我现在的爱人。1968年秋季，我带领知青在地里掐谷子，老远看见几个年轻小伙叽叽咕咕，其中一位指着我，对一个书生模样的青年说：“你看，就是那个高个子”。这一指，使我在后来便成了那个书生的妻子。他叫陈玉峰，与我同龄，家住五队，刚从江苏蚕学院毕业回乡。他是团员，我是团支部书记，此后便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时间一长就产生了感情。一年后，他参了军，临走时送给我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算是定情物。刚开始，他家人不同意这门婚姻，一是怕落个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二是怕我靠不住。到后来，我的行动让他们一家接纳了我。当时在我们10名知青中，有几个人比我年龄大，为了让大龄青年先走，我多次放弃招工进城的机会，直到1970年6月才被招工。我当时选择了新街供销社，主要考虑到可以照顾上他的父母。那时，我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维持着他们一家人的生计。1974年7月，他回家探亲，我们花了52元钱，在供销社职工灶上请大家吃了一顿臊子面，就这样结了婚。那天，我穿的还是补丁衣服。

7年的插队生涯虽然备受煎熬，历尽艰难，但却磨练了我的意志，使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从容应对各种艰难困苦，对任何事都能抱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在物质生活上也很容易满足。我常对孩子说，现在的人是生活在天堂里，孩子们却不以为然，但我深深地懂得：只有经历过寒冬的人，才能感受到太阳的温暖。只有经历过下乡锻炼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今日生活的美好。

虽然插队的日子已经过去30多年了，可是我却时时怀念那段艰苦而又火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