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重塑自我（我们为什么需要）

因为能用明明白白的语言展现敏锐深邃的思想，人类学家项飙踏出了学术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尽管如此，如果缺少对相关脉络、语境的了解，就很难完全明白项飙生动语言的实际所指，如果无法破除“主义先行”的思维方式，就无法真正理解项飙给我们方法论上的启发。

今天这篇文章，来自作家贾行家在得到 APP “每天听本书”栏目对《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解读。在向读者呈现项飙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时，他补充了项飙思想的来源，给出了理解项飙研究方法的关键。他解答的问题包括：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自己作为方法”？“乡绅精神”是什么意思？“图景叙述”又是什么意思？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项飙、吴琦 著

铸刻文化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20-7

（点击封面购买此书）

《把自己作为方法》：个体思维训练示范的样本

撰文：贾行家

《把自己作为方法》是一本学者间谈话录。这个名字就有意思，“自己”为什么可以是一种“方法”呢？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

访谈对象是著名人类学家项飙，他生于 1972 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大学，项飙是个有传奇色彩的明星学生，他在本科阶段就做出了学术水平很高的北京“浙江村”调查，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这样的成绩，也让他免考进入牛津读博士，毕业以后，留校担任牛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做世界人口流动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他现在的职务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这个马普学会，我得为你介绍一下，它的前身是德国的威廉皇家学会，涵盖各个科学领域，有 12000 名研究员，拿过 32 个诺贝尔奖。

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学者，说出来的话是不是全是术语，不好懂？不是的，这也是这本谈话录的特殊价值。和他对谈的，是他的北大学弟，作家、青年学人吴琦。

在这本书出版的几年前，我就一直关注吴琦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访谈。他放下自己的写作和研究，投入口述历史似的深度访问，因为有一个很高的目标：要在这场历时几年的马拉松式对话里，和项飙一起互相激发，用冷静、温和的眼光，审视当代中国的许多难题，从具体的现象里，梳理出一套方法来。

从这本书的反响来看，他的目的达成的。对于当下来说，这本书正在发挥着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它用灵活的形态，做出了一种思想示范：告诉我们如何卓有成效地对话，如何用诚实、好奇而又敏锐的方式去理解他人，厘清自我。正如吴琦所概括的：要对沿途遇到的问题，有狩猎般的决心和精确。在思想和实践之间来回摆渡，参与创造周围的小世界。

在这本书里，项飙说话既诚恳又直接。等到他切入问题时，我们看到，他就用明明白白的语言，来展现敏锐深邃的思想，能用大白话把大道理说清楚，是一种通透的思想风度。表面上看，这是几次按时间排列的长谈，背后就这样的一条关于方法的主线：我下面的解读，就来为你呈现他的这套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既在学术精神中，又在学术规范外，每个人都可以学会和用到。

我下面的讲述，就主要锁定这个方法：首先，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飙把自己方法的精神资源称为“乡绅精神”，这又是什么意思？另外，项飙强调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叫“图景叙述”，这又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需要“把自己作为方法”

我们先说什么叫“把自己作为方法”？

方法可太重要了。你一定有印象，《庄子》里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就是他和他的朋友惠施争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在这场抬杠马上就要演变到无休无止时，庄子叫停，说了一句话“请循其本”。意思是：咱俩不要再念绕口令了，我们来追本溯源，重新观察和定义问题。在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争论里，停下来“请循其本”之后，我们常常发现：很多时候也是在抬杠，大家以为在争论问题，其实是在争论方法。好的方法，能用简洁的方式，把真实和解决途径呈现出来。坏方法就像某类医生，只能治疗他发明出来的疾病，制造的是假问题。

项飙认为：今天，明确的科学分析方法已经彻底工具化了，很多东西，放到计算机里运行一下，结果就出来了。那人该干什么呢？人要建立自己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他所做的事情，不是教你方法是什么，而是让他的想法成为孵化器，激发读者建立内在的思考工具。我觉得，一套理论的价值，不在于新不新，也不在于深不深，更不在于正确不正确，而在于能不能形成启发，调动起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动。

我听吴琦讲：牛津大学对项飚老师的一个期待，是不一定完成多少论文，开多少门课，而是在校园里多去和同事、学生们去聊天，因为他的思考特别鲜活，特别有启发性，常常跳过那些艰涩的理论，把问题表达得更加清晰直白。

而项飙却老实地说：那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么多的理论。我在理论方面欠缺是很严重的，我的阅读量很低。出国以后，我发现自己对文献的处理能力是低于博士生平均水平的，更不用说在老师里面了。所以我才一直用这种方法搞研究，别人还以为我是水平高，故意不用现成的理论框架，其实是我不知道。这也是我会待在牛津的原因，因为去其他学校，我可能比较难找到工作。我打算用未来的 20 年好好补补课——我们真是很难见到，哪个成名的学者会这样揭自己的老底儿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了，项飙就是这样一路不用固化理论，把自己的直接观察和思考作为方法过来的，而且同样把学术研究做到了世界水平。

这本书，也是从他个人经历切入，以自我的困境作为起点，挖掘和呈现他的思考方式，对中国问题作出不一样的分析。

下面，我们就来说他以自己作为方法的第一个关键词：乡绅精神。

什么是“乡绅精神”

项飙说：我是个温州人，就像那些做打火机的，比起表达观点，我更在意怎么把这个打火机做出来。他把自己的这个打火机里的燃料，也就是思想资源，称之为“乡绅精神”。

乡绅这个过去的词，你应该不陌生。老一辈社会学家瞿同祖的一本《清代地方政府》说到过，他们有旧的科举功名，住在当乡本土，和政府共同管理地方事务。好的乡绅对地方社会是有很大贡献的，在历史上，甚至是主要的文化支撑力量。

项飙读的温州中学是民国时候当地一位老乡绅创办的，教师阵容豪华，有朱自清、郑振铎。说起来，这是古代江南的文化传统，各地都有士绅主持的书院；进入民国，中学是地方上的最高学府。沈从文的岳父张武龄，也是新式的地方教育家，他几乎把所有财产，都投入了苏州的中学教育。

他们这么做，就是出于“乡绅精神”。他们是有知识的人，但不同于现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同于行业专家，他们的志向不在外界，不在全人类，而是经营管理好自己这个小小的宇宙。他们不太渴望被外在的系统认可，写的东西会不会流传，对他们来讲意义也不大。重要的是把自己小世界弄明白，把自己区域里的问题管好。

乡绅精神是一种自主精神，也就有了自己的思考方法。我们还来说项飙，他从小在外公家长大，外公的父亲是过去的乡绅。他注意到，外公有种落魄贵族似的思想方法，和邻居们格格不入：他对新社会不是简单的排斥或赞扬，而是有独立的评论，有理性的距离感。他还会用概念和道理去评价邻里事务，给每件事定出一个意义和道德判断来。按说，这是管理者、调停者的视角，所以才叫他落魄贵族嘛，只是他那时没这个地位了。

没有乡绅地位不要紧，乡绅的思考方法还在：就是对自己所在的这个区域关心、有责任感的，同时，对大体制也有相当的理解，知道如何调和。在今天，他们可能是当地的干部，是致富带头人、乡镇企业家，也可能是普通老百姓。

民国教育家张武龄

你可能觉得：说了半天，乡绅方法，不就是充分发挥当地群众主观能动性吗？有什么新鲜的？还是不一样，这关乎中国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项飙一直思考的课题，就是“中心和边缘化”的问题。

我们来看“当地群众”这个说法，就是带有从中心看边缘的视角。项飙解释：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今天我们对社会的印象是：人和资源都倾向于从边缘流向中心。还以中学为例。如今的地方重点中学，目标是向北京、上海输送大学生，连地方上的大学也这样。这就和乡绅办学的时代不一样。那时候，他们办学是为了积累本地资源，学生毕业主要留在当地生活。古代士绅在京城或外地做完官，是“告老还乡”，也就是把政治文化资源带回家乡，这构成了中心和边缘的循环。所以有人说，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象征，就是官员退休不再回家乡了。从心态上看，旧的社会格局里，每个地方都觉得自己是个小的中心，是比较从容的。

说到这儿，你肯定想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像水波纹一样，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亲疏关系，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散。而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像一捆一捆扎起来的木柴，是由某种关系组成的群体。这两个模式，是非常形象也非常经典的对比。过去，我们使用这个理论，有一点儿像在使用解释现象的工具。项飙说：这可就小看了费先生的视野。费孝通提出这个概念，不是要用实证的学术语言来翻译古代伦理，只做这件事并不高级，就不是大师的水平了。费先生的目的，是要用清楚地描述这个事实为基础，参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场政治辩论。他和梁漱溟一样，认为中国社会这种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不完全适用西方的政治模式。西方的政治形态，要求团体内部的社会关系是等距离的。他强调“差序格局”的现实，是为了倡导用中国方法来办中国的事。而和这种现实匹配的思想资源，就是乡绅的方法。

我觉得，这种方法是温和、稳定的保守力量，和中国文化、和传统的人与人关系相匹配。对文化来说，保守不是坏事，它可以把确定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固定下来。

今天，我们重新来看这个格局问题：中国这么大，不可能人人都到中心去。我们生活得焦虑，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大家默认边缘就等于没有意义，边缘保留不住资源，所以都拼命地往中心挤，自己去不成，也得让孩子去。而类似乡绅的态度，也许更符合现实，可以帮助我们把自己身处的地方，建设成一个局部的中心。

什么是“图景叙述”

有了“乡绅精神”的立场和思想资源，该用什么具体的视角来完成自我的思考方法呢？项飙称之为图景叙述。顾名思义，就是给世界划出一个图景来。这个方法不在机械，而在精确；机械是拍照式的，而精确是通过看清方方面面的细节，抓住问题现在是什么，内在的矛盾是什么、将会是什么。发现不同事情之间隐秘联系，对未来做具体描述。

和图景叙述相对立的，就是宏大叙事，这是项飙不喜欢的，因为得不出有用的结论来。宏大叙事我们很熟悉，我举个古人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就是标准的宏大叙事腔调。真是天下滔滔，舍我其谁，但这话怕遇上不解风情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的一个晚辈对他说：自己要继承“横渠四句”的士人情怀。胡适就问他：你祖父和我是朋友，他是天文学家。请你解释给我听听：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哪个天？哪个地？说话不能没有实证根据，你这只是在抒发情绪。

我们可能没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习惯“宏大叙事”。就连出国旅游一趟，也搞得跟外交出访似的。本来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可是，往导游的小旗子下面一站，还没打量清楚环境，就开始用世界格局想大是大非了。你我都是普通人，也不懂内政外交，这么看世界，肯定看不到点子上，结论是一片模糊，只有一些语焉不详的大词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实在的方式来想问题。你是一位老年人，那就去观察当地人怎么安排退休生活。你是个学生，可以看看当地青少年课余在做些什么。进行一番近距离的、图景式的观察。

它的完成标准是，从自己选的那个问题，用精确的观察来解释：事情为什么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它和其他地方的事情有什么不同，这件事会形成什么走向？美团王兴有句话叫“看懂过去，看清现在，看到未来”，他又花了好长时间思索，最后改了一个字：是看“见”未来。“看见”和“看到”有什么不一样？看到只是意识，有点儿像“胸怀未来”，仍然有宏大叙事的基因；而看见那就是看见了，是实证堆积起来的，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像看到现实发生的事情一样地看见了。这就是图景叙述的结果。

那么，怎么进行具体的图景叙述呢？我总结了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位置”，这是图景叙述常常采用的切入方式。

项飙举了个例子：上世纪 60 年代，德国青年上街反对美国打越战。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就觉得这事儿有问题。按说，胸怀世界，捍卫和平，反对霸权，是高尚的动机。正是公共知识分子该主张的东西。但她有自己的切入点，她问德国青年们：你们想过没有，越战跟你究竟有什么关系？不是说你们不该反对啊，而是你们要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们的行为才有意义。

当时的美国人民也上街反对越战，因为和他们有关系啊。越战是抽签征兵，很多中产阶级的孩子也要上战场。所以他们是从保护自己或者儿子生命的角度，在反思战争的意义，他们的反对，能得出确切的东西来，会形成实质性改变。比如，越战以后，就有经济学家提出：把美国的义务兵制改成志愿兵制，处理成一种就业方式。这件事看着简单，对世界政治的影响非常大。义务兵首先是公民，然后是战士，会对战争的意义进行反思。而美国的志愿兵，是拿工资的被雇佣者，他们不会考虑战争的意义。

阿伦特让德国青年理清自己和越战的关系，是一种思考训练：不要讲普遍正确的理论，而是先把自己和世界的具体关系讲清楚。讲清楚这个关系，就得知道你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是什么。定位意识，是我从图景叙述里看出来的重要一条。

这就和刚才说到的乡绅精神有紧密联系了。今天的乡土概念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在当下世界，孤立、封闭的乡土已经发展不出真正的文化来了。现代的乡土意识，前提是知道自己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的位置在哪里，该怎么经营这个位置？你看一个地方有什么特产，只要有基本的发展观念，就会宣传自己是“中国某某特产之乡”、“世界某某特产之乡”，这就是起码的定位意识。

比如广西，它距离北京上海远，和东南亚的交往则更直接，就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东南亚门户，挖掘自己这个方向的乡土文化，这有利于当地人建立自己的东西，没必要非把孩子送到北京去。还比如日本西南部的福冈，距离东京远，是个对角线。它也不用和东京的关系来定位自己，而是通过更近的青岛、韩国来定位，把自己想象成东亚经贸文化的交汇点。

项飙认为这方面最成功的是新加坡。从历史文化来讲，新加坡应该是最焦虑的。它没有条件从历史、民族的角度去谈问题，但这也让它回避了宏大叙事。新加坡人对他说“我们的存在，是违反历史自然规律的”，所以我们要不断努力，走在历史的前头。他们知道自己地处边缘，自己很小，所以害怕被抛弃。时刻关注着世界和地区的局势，不断变换思考的角度：自己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和中国的关系，从英美的角度看，再从远东的角度看；不断地搞那个，改这个，努力把自己嵌入到世界里去，而不是去定义别人。新加坡解决问题的水平，世界有目共睹。

新加坡

如果说“位置”是一种空间思维，第二个关键词就和时间有关了。项飙称之为距离感。也有很多学者称之为历史感，这是我们在得到经常讨论的话题。图景叙述里的历史感，就是不去过多诠释象征意义。像一个人物去世了，说“一个时代结束了”，这就有点儿过度抒情，你是怎么知道啊？时代在哪里结束，要用“后眼”去看，我们未必知道后代评判今天的尺度是什么。

图景叙述怎么做呢？是做具体的提醒。它以现实观察为依据，是这样说话的：历史发生的事件，我不知道结果最终是好是坏，但根据我的分析观察，有可能出现以下危险，我的理由是什么……图景叙述也会尝试解释历史，但它更承认：历史可能是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首先要做的，是以当下的经验和道德原则，提醒人们可能的危险在哪里，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图景叙述中的历史，不像气象学，更像天气预报。

运用图景叙述的观察法，还有第三个关键词：分配权重。

图景叙述建立在实证观察之上，而现实是复杂的，人是有遮蔽性的，观察者再专业，也可能会被带着走。比如说，项飙从学生时代开始做北京“浙江村”的调查，和浙江村的这些老乡交情很深。他越细看，发现情况越复杂：比如说商户们的市场要改建，要去谈拆迁补偿。商户发起的申诉，是真的愤怒，还是觉得闹一闹能快点解决问题，还是要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商户选出来的代表，在成为代表前后，心态也不一样。他去谈条件时，可能会说“你给我多少，我去摆平那些商户”。而商户们也会想出控制这个人的办法。这时，如果观察和研究不分配权重，就会把自己搅合进去了。所谓分配比重，就是事先把复杂的情况列出来，分出来哪些占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的，人类学家搞田野调查，常常会事先建立量化图表。研究者更关注的问题，不是通过忧国忧民的阐述，而是在描述中把权重加进去，这样论述起来才立体，才有说服力。

回顾一下前面说到的要点：在这本书里，人类学家项飙诚恳地分享了他的思考方法，目的是自己作为孵化器，激发我们以自己为方法，建立内在的思考工具。他的思想资源是乡绅精神，就是要把本地活生生的文化摸得很熟，形成一种自己的叙事方法。这基于他对中国“中心和边缘化”问题的思考。从中，我们也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有了新的理解。这种思考方法强调图景叙述，通过看清方方面面的细节，抓住问题现在是什么，内在的矛盾是什么、将会是什么？在这种观察中，人要找清楚自己的位置，保持距离感，为每件事物分配权重。

最后，说说我对“把自己作为方法”的理解，我觉得：如果把这种态度迁移到读书，称之为素读，不是迅速的速，是朴素的素。就是拿到一本书，不带自己的观点，抛开预设的东西，先读了再说。读完再回头思考，用自己积累的东西去分析对比。有一些学者对项飙的观点有异议和批评，用了很多倾向性的词儿，我觉得站队不重要。还是那句话，重要的不是他对不对，而是他的有些看法，我没想过，我有启发。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别人看问题和我不一样，我为什么就要大动肝火呢？项飙在书里也发问：遇到问题，是先愤怒还是先好奇？是尽量温和地把事情描述清楚，还是直接去判断？这就是一种能不能“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体现。

社会文化现象，自然比书更难读，也就更需要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方法。它能帮助我们确定自己在时空中的位置，平衡当下的行动，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做出优化。用项飙的话来说：“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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