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任梁电视剧全集爱奇艺（乔梁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采访、撰文：吕彦妮

《塬上》，一部色调幽暗到近乎透明的电影，关乎回乡、环境、自然、现实。拍摄周期16天，普世意义上的「小成本」长片，2017年夏天从全球20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斩获第39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高奖——圣乔治金奖最佳影片——这是三年来华语电影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华语电影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取得的最好成绩，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影片以客观冷峻的视角揭示了人性的困惑，展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面对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是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给予《塬上》的评价。

1.

电影《塬上》的故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京漂」记者康文因为报道一只国宝朱鹮飞临的消息，回到家乡的村子里，适逢少时恩师离世，他与同学们的重聚，又牵连出了过往他对家乡环境污染报道的后续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在时间和社会变迁的急转车轮下，被碾压，被引领。

离开的人要怎么面对现实与过去的割裂？留下的人又该如何继续着艰难的生活并抵抗外界未知的诱惑？不同的人，都会在《塬上》中从自己的视角得到启发与诘问。

2017年8月，在北京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的一场放映会结束后，举手发言的观众更多在表达自己观后的胸臆，大家无论生活在何地何种境遇下，都难逃这种自我与环境如何相处的大命题。那天导演乔梁和主演高子沣在台上，脸上一直挂着有点腼腆但又蔚然的笑容。有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说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常常觉得孤独无助，看《塬上》，她受到了震动。「我真的很吃惊，以前我并不认为大家能那么准确地知道我要表达什么，结果发现大家都接收到了，这个让我特别愉快，拍了一部电影，有知音，就很幸福。」几天之后对坐下来，乔梁忆起其间细节，长舒一口气，面露感恩。

《塬上》是乔梁做导演20年以来的第11部电影作品，1995年他完成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课程时的毕业作品名为《上海故事》，合作导演姜伟，演员是吴越、李亚鹏。从那时候便一发不收拾，闷头在影视剧创作中安然地走下来。电影《飞》入围过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我自己的德意志》曾入围美国雪城国际电影节和东京国际数字电影节，这一次《塬上》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终于算是将「文艺电影」创作的步伐走出了自己的节奏和成就。

但他一直低调到近乎沉静。

「文艺电影」——这个分类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上总显得弱势而小众。乔梁对这种说法并不全然认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作品阐释为「作者电影」。商业片更多时候要考虑观众的口味和需求，他的创作则几乎都是从自我的表达旨意出发，不违自己的内心是第一位的，寻到知音便是锦上添花。

很多熟悉乔梁的朋友在看过《塬上》的成片之后屁股还没从椅子上挪开，就迫不及待跟他说：「康文就是你」、「这根本就是『乔梁传』！」他都不否认。一个创作者如果能够首先忠于自己，已经不是一件易事。关于污染、污染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关于家乡和同学，他都有自己的话要说，遇到了这么一个故事，便通通放进去了。没想迎合观众，也没想迎合某一个电影节的评委口味，迎合，也是迎合不来的。他也不是没有焦虑过，但冷眼旁观过几轮大片翻滚和黑马奔驰之后他看清一件事：大众的审美和观看喜好众口难调，一味迎合，迟早会丢失自我。

见面约访那天，恰逢国内一场盛大的电影评奖刚刚出了结果，我向他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疑惑，关于那曾经权威的评奖现在为了维持某种平衡而陷于「沉沦」。我问他，如果一个电影评奖制度日趋不健全，怎么鼓励电影创作的纯粹性？「你这么理想主义呢？」他听了很讶异地反问我。「你不这么想吗？你不理想主义吗？」他没回答我，翻出自己的朋友圈给我念了一段话，很质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最大的成功就是这个，别的事情都不重要。」

2.

电影《塬上》里，男主角康文执意不说家乡话，即使是回了家乡也是一样。所有演员都说陕西话，就他一个人说普通话，这个细节也在片中被他的同学质疑和责难——才去了北京几年，就忘了本了？

乔梁也一样，他只说普通话，不说家乡话。他是长春人。他没忘本。

抛弃东北话是在小学五年级那一年，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到北京来看望治病的爸爸，在小旅馆里，他和一个南方成年人住在一间房里。陌生人有一天退房要走了在那里收拾东西，小小的乔梁就坐在床边看着，看到他落了一块肥皂在窗台上，就好心跟他说，「你的胰子落下了！」胰子——这是东北人对肥皂的称谓，男人一时没听懂，待反应过来，就笑了，「那个笑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是什么样子，很蔑视。那一笑就像给我一巴掌一样，就那一巴掌，我今后再也不说东北话了。」乔梁自尊心很重。那时候起，「离开」的念头在他心里生了根，后来他把这种逆反的情绪借角色的口说了出来，就是《塬上》里康文的同学对他说的话：「你已经离开这儿了，你已经不屑于跟我们比了。」

我觉得乔梁很诚实，他不伪装自己的喜恶，也不强撑某种精神上的高洁，我以为无论创作还是为人，这都是一种「本」。

《塬上》里有一个水泥厂厂长的角色，是男主角康文的小学同学，电影里和他矛盾冲突最大，几次争吵，能看出他的自卑和不甘，仿佛自己做了那么多，还是无法得到康文的认同和尊重。乔梁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存在，他自己少时的同桌。

也许一段时间内，躲藏在自己创作世界里的导演乔梁就是想要和过去的这些种种切断联系的？

「应该说是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特别愿意自己一个人待着。实际是我排斥了那个世界，我在对那种庸俗的、市民阶层的一群人表示拒绝，我不想合群。」

人大概都要走过这样的过程，自我封闭、求索，再至慢慢打开。

《塬上》得奖的消息，他的那位同学知道之后主动托人转告他想跟他见面，「特别想见我。」

你要见他吗？

「见啊！其实电影里你可以看到，康文最后也和他的同学和解了。我自己也和自己和解了。」

这已经不是乔梁第一次让他电影中的角色被置于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境遇里了。

《贞贞》里的慰安妇从日本军营里逃出来了，却难以逃脱自己家乡人对她的排斥。《飞》里的农民一心一意要造出一架飞机，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基隆》里的大陆渔工只身在台湾打拼；《前妻》里患病的女主角也坚持认为自己是个多余的存在……

「我觉得这样才有戏。」乔梁意识到这种趋同性之后，如此自我告解。

在不合群、不和大多数人裹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他开始把目光更多投注到社会生活的角落里。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的时候，现场抽到编剧考题是「图书馆内」，他选择的主角是图书馆门口的保安，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写图书馆里的老师、同学，偏偏选一个保安视角？他如实说：「我就是会容易看到一个环境里，边缘人的存在。」

他会看到「边缘」，也会给那些悲凉的现实铺一层温暖和慈悲。

乔梁终究对人性还心存希望。他以导演费里尼的《卡比利亚之夜》为旗、为光：「那个女人一次一次以为自己获得了爱情，一次一次被骗，最后一次她真觉得自己获得了一个爱情，结果在悬崖边上，那个人要把她推下去……她一个人走的时候，绝望到底，镜头很长，女人在前面走，后面一群年轻人唱歌跳舞，慢慢慢慢地变成跟她一排，后来慢慢又超过她，女人后来笑了。」乔梁喜欢极了电影最后的这个结尾，最终的最终，导演和角色都没有放弃对人性的颂扬。

3.

为《塬上》勘景时，乔梁在村里偶遇一个独居的老妇，生了病，家中6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无法照料，他把兜里所有钱掏出来留下，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再来村子里取景时，正在山上拍着空镜，就听到对讲机里制片跟他说，导演山下有人要见你。来人正是老妇的一个儿子。「那个人很木讷，就背着两箱枣在那里等着。他说我们村子里的枣不好，这是黄河滩上的枣，你拿回去尝尝。」

很多年前在日本一条小街道上拍摄，监视器实在没有地方搁，只能放在一户人家的台阶上，正在拍的时候门开了，一个日本女人探头看出来，他赶紧道歉，「真的对不起，5分钟我们就结束，真的很抱歉。」过一会儿，门又开了，他心想糟了人家着急了。结果却是女人拿出一盏台灯，她说看到他坐在那里，天黑乎乎的，怕他看不清剧本，给他送一盏灯。

去西藏取景，旷野上被一辆车狠命地追，还一直在他们的车后面摁喇叭，车越追，他们越开得快，就这么跑了十几里路，终于不解，停下来询问何意，下来一个小士兵，立正敬礼：首长指示，看到你们的车后面拴着一个氧气包，这样很不安全，太阳暴晒之下有爆炸的危险，特意让我们一定要追上你们告知。

拍《基隆》，因为工作人员签证问题，两组人马不得不在公海的一个小岛上换船，那个岛实在太小了，小到只有一个士兵和一条狗，船靠了岸，小狗摇着尾巴兴奋得不行嗖嗖嗖跑过来，士兵也开心，这偏僻的地方，极少有人来造访。乔梁由此见得一个常人几乎不可能见到的台湾……

以上种种，是这些年来因为拍电影，因为导演这个职业，给乔梁带来的经历。总碰上这样的事情，让他没有办法不爱这个职业。

他生在文艺世家，父亲便是导演，所以也自然没逃脱一般故事的开头——从小开始，父亲就一直在打击他，「全世界的人都当导演了，你也当不了。」这样的话到了他大学想要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更是变本加厉。那年代电影学院是隔年招生，1985级是王小帅，1987级是管虎，1986年不招生，乔梁是1986级，「我爸爸当时仰天长笑说，老天都不帮你！」于是他考了普通的正规大学，念了四年中文系。本科毕业，还是一猛子杀回了电影学院。

他从小看父亲排戏，「很气派」，所以和大院里的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也玩儿「排戏」，他「演」导演，一个桌子上再摞一个桌子，他就爬上去坐在最上面，拿一个大杯子放在跟前儿，「就特别要这个范儿。」看过一个电影回来，他就把院子里的孩子组织起来分配角色，看了《钢铁战士》，一个女孩子非要争着演共产党，乔梁同意了，找了个铁棍子放在她膝盖上，让大家蹦上去对她进行「毒刑拷问」，女孩哇哇大哭，她妈妈听到了冲下楼来，「导演」赶紧带着演员们呼啦啦四散而逃。后来父亲知道了，乔梁自然没逃过一顿揍。

父亲其实是有想过好好培养乔梁的文学素养的，「结果非常『不幸』的是，他给我传递的全是影像的概念。」两个人一道去副食店，爸爸问他，你怎么描写店里人很多？他就说，「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爸爸教他，可以不说这些形容词，「你为什么不说店门口的自行车很多？」很多年后乔梁意识到，这些教诲其实都是「影像思维」。

父亲究其根本不想让他做这一行，是因为太苦了。但他考上电影学院研究生之后，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个秒表。那时候拍电影还要计算镜头时长和胶片长度，不能浪费一尺一寸。20多年过去了，现在大家拍电影都用数字设备了，乔梁还是保留着这个习惯，不拍多余的镜头。

他有他的骄傲。来自家族，来自传统，来自自律和自知。

大学本科三年级那年他和父亲有过一次长谈，他说，自己是彻底知道了做不了文学这一行。他爱《红楼梦》、《聊斋》，爱那些草蛇灰线的笔法和意念。读了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读他写年轻人初恋的相思，「他们说他们一天见了几面，还要见几面，他们一天见不着面，他们在梦里要见几面，我当时就崩溃了，我说我写不出来。」

一个人的孤傲，有时候来自于他心知肚明自己的能力和优势，另外一些时候则源于，他知道自己干不了什么。

乔梁说其实很感激大学四年父亲把他推到一个普通大学去年文学，让他踏踏实实地读了那些书，避免掉了沾染上一些「流里流气」的东西。

他对做天上的云彩没兴趣，他想做山。

合作了很多年的演员高子沣说，跟乔梁一起拍电影，「心很平静，不躁。」

不由想起，《塬上》中的一个段落。男主角康文回乡时正赶上恩师仙逝，七天忌日未过，他几次困顿恍惚间，都在村子里「见」到老师，其中有一次，他站在一座山上，老师就在远远的另一座梁上，对着空山引吭唱着悠远的老腔：「一弹流水一弹月，半入江风半入云……」

那么清远，那么苍凉。

INTERVIEW

吕彦妮：你的导师郑洞天老师看过《塬上》了吗？他怎么说？

乔梁：他看了，跟我说，他一直期待中国电影要拍一部那样的电影，就是说——表现的是一回事，实际说的是另外一回事。他说《塬上》做出来了。这个让我特别开心。但是他也说，我拍到后来还是有点担心观众看不懂，所以我说多了，他说你应该直到结束，观众都不知道这个片子是要干什么，是最好的。我明白他什么意思。这么多年我一直在避免露出「导演的尾巴」。

吕彦妮：「导演的尾巴」是什么？

乔梁：是手段。比如说这个地方不该有音乐，你怕观众不煽情，把音乐铺上去了；或者这个地方，你怕观众不懂，镜头又堆上去了。这个「尾巴」在《前妻》的时候我就已经渐渐在规避了。到了《塬上》，更没有了。这一次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说，他喜欢这个片子，因为作为导演的我藏在后面，非常严实，完全不想出来。

导演的「马脚」露出来，实际上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不明白，不自信，就会用手段。

吕彦妮：这种审美和创作的选择，你是怎么做出决定的？

乔梁：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东西是欲说还休的，对别人的尊重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至少表面上不要这么明显。我越来越能感觉到东方艺术的美和魅力，过去费穆《小城之春》的那种含蓄，太美了。

吕彦妮：你在20年的电影导演生涯里，有过自我怀疑吗？

乔梁：当然有过。后来我发现我的不开心不是因为这个职业，而是因为我要工作给我带来名和利，要别人承认你，承认你的才华等等，得不到承认，就会焦虑。后来我发现，把这些念头放下，才会开始享受创作的过程，而且特别奇妙的是，当我放弃这些的时候，该有的反倒来了。

吕彦妮：你想过不做电影导演吗？

乔梁：没有。我觉得除此之外，其他的工作对我来说毫无魅力可言。

吕彦妮：你偏爱的创作主题是什么？

乔梁：郑洞天老师有一次问我，如果给你足够的支持，你想拍什么样的电影？我说想拍《阿黛尔雨果的故事》那样的电影。那个电影写的是一种性格悲剧，我喜欢性格悲剧，不要命运悲剧。

吕彦妮：你也在学校教课，你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学生做什么你会生气？

乔梁：没有礼貌，不尊重别人，我会生气。这是我的底线。

吕彦妮：这个原则乍一听下来和电影创作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乔梁：其实是有关系的。《塬上》里面每个人我都没有恨，因为你看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会觉得他的性情品格决定着，他走到这步就对了。这也是《红楼梦》给我的启发，《红楼梦》就没有一个人让我觉得讨厌。

吕彦妮：可是你会不会担心，或者反思，你对众生抱有这样一份「不讨厌」的感情，作品会因此少了一些锐度？

乔梁：我更喜欢的电影导演都不是这种「一把刀」的风格，我喜欢的是李安、费里尼、安东尼奥尼。「一把刀」不是我做不到，是我不想做。丑陋的东西存在，但是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说出来，是用愤世嫉俗的态度说，还是用讽刺挖苦的态度说？这是每个人的个性决定的。你不能说《红楼梦》中间没有批判，但是它没有用「刀」。我拒绝在创作中体现戾气、刻薄和自作聪明。

吕彦妮：心平气和，对创作是好的吗？

乔梁：当然了这个要多说一下。以前我也特别困惑，我如果变成心平气和了，还有锋芒和表达吗？后来我想明白了，最有力量的是海，是水。水不是没有风浪的，水是最有力量的，什么能大过水的力量呢？曾经沧海难为水。你翻过这座山，看得更广阔了、更深刻了，就会告别表面粗俗的纠缠。

吕彦妮：你有刻意让自己保持一种小众和远离人群的状态吗？

乔梁：我没有刻意让自己大众或者小众。费里尼说过一句话——「我的摄影机不撒谎。」我装不了，也变不了。你变了，聪明人也得看得出来。我曾经试图想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会社交一点，更如鱼得水一点，后来我发现，别人那么做是自在的，我拍多少条也过不了，就不要东施效颦了吧。

2017年12月，《塬上》将陆续在全国上映。我们，安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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