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恼的语录（人生烦恼识字始）

作者：王安忆

我去过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位于州府以南的诺曼小城，住家庭旅社，每间客房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比如我的那间，就叫做“晨曲”（Morning Song）。前台的女人，显然是老板娘，老板呢，大约是负责早餐的先生，另有一个或两个雇工打扫收拾和登记入住，稍事露面就不见了，可见是兼职，包括管理厨事的老板。所以，每日里大半时间，只老板娘一个驻守。这是一座二层的木结构小楼，外形接近影视基地西部片的布景，周围环境也和影视基地差不多，荒漠和孤立。外出走一遭，遇不见人，有数的几间店铺半是废弃，半是关闭，汽车无声无息驶过，循信号灯或行或止，顺时转换的红绿灯，透露出生活在依序进行。居住这里免不了是寂寞的，老板娘逮到人就要说话，有几回撞上，就抓紧询问有无婚否，兄弟姐妹几人，父母健不健在，写小说还是写诗——这里的客人多从大学介绍，除此还会有什么外乡人？好比亲戚投宿，底细都是清楚的。来回没几句搭讪，便交臂而过，留下她一个人。一日早晨，内厅摆开四方桌子，一边一位夫人，手里握着纸牌。她们都有些岁数了，衣着美丽，妆容精致，灰白的头发很有型，很隆重的样子。因为门前没有新停的车，我更倾向是近邻之间定期的聚会。在这无边的空旷里，其实还是有着人和人的交互往来。

美国腹地的日常状态大抵就是这样，静谧、安宁、富足，却是沉闷。就是俄克拉荷马，上世纪九十年代，州府行政大楼发生惊天惨案，一辆载满烈性炸药的卡车驶进大楼引爆，早上刚过九点，上班的时间，小孩子也随父母进到公务人员的托儿所，就这么，一锅端。如今，重建的大楼前，专辟出一池清水，池畔矗立一片大小椅子的模型，大的是大人，小的是孩子。水平如镜，映着蓝天，划过树枝的疏影，谁想得到曾经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于是，这股宁静就变得可怕了。

斯蒂芬·金的故事发生地点遍布美国，新大陆的腹地如此辽阔，即便从甚嚣尘上的纽约市出发，开车二三十分钟，便望得见地平线球面形的弧线，地上物零星散开，可忽略不计。这土地还有着蛮荒劲，人类的涉及相当有限，密西西比河岸植被肥腴丰饶，仿佛亚马逊河，马克·吐温的汽轮船，就从两岸间突突穿行。美国的故事都脱不了原始性，斯蒂芬·金的灵异也像来自土著人的部落，借着相对论，跨越时间的维度，进到现代世界。

美国作家约翰·威廉斯。（世纪文景供图）

约翰·威廉斯，1922年生，1994年卒。他的小说《斯通纳》，主人公威廉·斯通纳出生并长成的密苏里州，就在俄克拉荷马左下角，有小小一段接壤；左上方的一角，隔密西西比河最长支流密苏里河，与内布拉斯加州相望，斯蒂芬·金的《1922》，丈夫为图谋老婆的一百亩良田，在这里犯下了杀人案，再往西去的科罗拉多，则是《危情十日》的案发地；回到密苏里州，马克·吐温应是斯通纳的乡人，他就在圣·路易斯附近，1891年，斯通纳出生的时候，已经离开老家，盛名天下，在他去世的1910年，斯通纳方才踏入密苏里大学，就读农科，改换文学专业，还是以后的事情。作者始终没有为这两位举行同乡会，通篇来看，也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出这名文科生对同时代文豪的印象。很自然，学府中人，研习的又是古典文学，和社会实践中跌打滚爬的小说家，也许终身不得交集。作为一个虚拟人物的传记，我们既不能将此当作事实看待，也不能视为忽略，而应当纳入写作者的设计的一部分，是从小说指定的目标出发，来决定取舍材料。

斯通纳生在密苏里中部的庄户人家，套用我们的俗话，就是土里掘吃的。美国的农人不像中国的缺土地，相对于大片的耕田，反显得劳力严重不足。斯通纳家又人口单薄，只一对父母和他这一个孩子。小说描写，超负荷的苦作透支了寿数，父母过早地衰老；儿子呢，十七岁的年龄，已经驼背，这变形的身体将伴随一生，在生命另一脉机能旺盛发育的同时，变得越来越累赘，呈现出分裂的状态。一家三口在厨房的油灯底下，度过黄昏时刻，结束一日劳役，再积蓄体力迎接下一日。这幅图画令人想起梵高的《吃土豆的人》，暗黑的背景中浮现的人脸。法国米勒的画面里，阳光底下，庄稼人饱满结实的身躯，洋溢着劳动和收获的满足，多少寄托了一些艺术者的田园梦。

1910年春天，算起来威廉·斯通纳十九岁，县里来了一个公务员，动员年轻人去州里新设的农学院读书。乡下人进城几可成为叙事文学的一大主题，美国前代作家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美国的悲剧》，写的就是这个，但不是求学，而是寻找机会。相比较之下，斯通纳的离乡经历平淡无奇，农学院开张，县里办事员招募生源，于是，就去了。去的也不是芝加哥纽约伦敦巴黎级别的大城市，甚至不是密苏里州府杰斐逊，而是哥伦比亚小镇子。不过，和所有乡巴佬出远门一样，斯通纳也穿了新衣服，一套黑色绒面呢正装，用母亲攒下的鸡蛋钱置办的。这隆重开端里是否潜在某种预兆？此时此刻尚不见迹象，情节的进行几乎和自然时间同样速度。没有任何奇遇发生，莫说《远大前程》式的，哪怕德莱塞现实人生的戏剧。本来嘛，知识的生活就缺乏外部的色彩，可供描写的只有具体的处境，在斯通纳，就是食与宿。

约翰·威廉斯的长篇小说《斯通纳》蒙尘多年重回大众视野。（世纪文景供图）

他投奔学校附近，亲戚家的农场，以干活抵吃住。农场的日子大致相仿，不外乎耕作和饲养，甚至比家里更窘，因寄人篱下，样样都是局促的。不同的是，学业占去一部分时间，还有，往日里家人枯守的黄昏，《吃土豆的人》的一幕，换作一个人和书本相处，有点中国人“寒窗”的意思。夜以继日的循环，又有了缺口，变化的周期仿佛缩短了。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学士学位已可在望，还需两门基础课的学分，一门是本专业的土壤化学，另一门则是通识课程——英国文学概论。事情就在这里起了转折。

我想，作者为什么没有让斯通纳成为作家，作家的道路要有趣生动得多。斯通纳的乡党马克·吐温，德莱塞，英伦三岛上的狄更斯，包括约翰·威廉斯本人，他在二战中服役空军，开拔中国、印度、缅甸。他们一无二致地做过电台、报纸的记者，这份职业几乎是那时代小说家共同的文学起点。媒体的特权是可超脱个人身份，潜入社会各个角落。它耳目灵通，手脚敏捷，阅历他人的经验，同时丰富自己的。学府的生活却是另一种，从世俗角度看，不免枯乏和沉闷，尤其是，斯通纳被安排在经院式的古典领域，还不像现当代文学，至少是动态型的，这注定他一辈子都与故纸堆打交道，将为小说提供什么条件呢？从讲故事的民间活动发展而来的小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赋予人本精神，经由现代知识分子思想提炼，趋向理性主义，然而，终究脱不了俚曲的生性，故事依然是它的本职。斯通纳被囚进书斋，是为了完成什么样的使命呢？

创作者设计人物的职业身份，尤其传记体叙事，不会随机抽样，必是寄予了对世界的某种想象，带有隐喻的用意。就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位音乐家，除去原型和素材所作用，更主要还是作者的自主选择。斯通纳身上被寄予什么样的想象呢？

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英国文学概论的通识课上，灵光一现，颇似东方哲学里的“顿悟”，他都不能自知。面对老师的提问，只回答了半句：“意思是”——是什么？这是一个麻烦，麻烦在于思想的骤变还没有搞清楚是什么，莫说还要找到相应的词语。描写思想是巨大的挑战，意味着写作者和写作对象将展开一场竞技，必须占领上风，方才能够主宰局面。斯通纳终于没有说出：“意思是”什么，老师放过他，宣布下课。“意思”成了悬念，揭秘被延宕了。这有些类型小说的叙事策略，从约翰·威廉斯履历看，写作的同时，还在学院里教授创意写作课程——在美国，创意写作遍布大学院校，新大陆的新人类，相信凡事都可后天努力，人工合成，他对这套路数应驾轻就熟，笔到心来。可是，我以为事情在斯通纳这里，要严肃得多。老师的提问，不是一句话，而是要用一生的教育来回答。心灵悸动仅止霎那之间，很快过去，复又平息下来，回到日常状态。然而，质变在暗中积蓄能量，表面的征兆是第二学期，斯通纳中断农学士的课程，选修古代哲学史的导论课，外加两门英国文学，一个不切实际的知识系统正吸引着这个庄稼汉。他依然没有自知，但有两个新发现。一是他偶然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奇怪自己怎么长成这副不堪的模样；二是他“平生第一次开始有了孤独感”。再有一件事情，从时间顺序上看，是排在这两个发现之前，但是，从全局着眼，仿佛贯穿头尾，那就是语言。老师，斯隆教授说：“英语你已经讲了好多年”，他此时注意到英语的构词，构音，外延和内涵。我想，这就是斯通纳被园囿在英文基础学科里的原因，和启蒙有关。

远在东方中国的乡下人闰土、阿Q、祥林嫂们，差不多也是在同样时间进入启蒙的话题，以被怜悯与被批判的方式，用鲁迅的话说，就是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启蒙”赋予去旧迎新的历史任务，个人的觉悟是纳入大众思想革命，共同推动进步。在斯通纳，只为自己负责，孤立地完成从暗到明。北美洲辽阔的处女地上，分散着多少懵懂的人，和脚下的土地一样，沉默地等待再一次被发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历史在很远的地方兀自流淌，不定什么时候，倏忽睁开眼睛：原来早已经介入其中。

在小说《斯通纳》里，一家三口在厨房的油灯底下，度过黄昏时刻，结束一日劳役，再积蓄体力迎接下一日。这幅图画令人想起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上图），暗黑的背景中浮现的人脸。（资料图片）

就这样，斯通纳的开蒙更像是出于偶然，偶然的邂逅和际遇，倘不是县里的办事员让他就读农学院；倘不是通识课英国文学；倘不是阿切尔·斯隆教授发现他的潜质——斯隆教授从文学本身出发，就事论事，因此，他重在古典，溯流而上。斯隆教授建议斯通纳从农科转文学，这倒和鲁迅弃医学文不谋而合，鲁迅是为民族救赎，斯隆呢？他发现了斯通纳的什么潜质，正合乎他的文学理想，“你想当个老师”，他替学生判断说，然后说出理由：“是因为爱”。

这答案未免太简单，“爱”是过于宽泛的概念，用来解释当个老师也许还过得去，但为什么非是文学老师，就需要更多的条件了。不着急，小说还在开头中，接下去有的是篇幅铺陈情节。问题在于，事情又来到那个节骨点，为什么是文学，并且严格限制在学府，而不是像小说，可以去到广阔的社会领域。相反，斯隆教授刻意回避着现实生活。

斯通纳的一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主场在欧洲，美国作为同盟国参战。第一次在1915年，斯通纳取得文学硕士学位的那一年，兼职教学，攻读博士。他有了少数几个勉强可称作朋友的同事，于是，孤独感缓解了，也意味着他初步建立人际关系。宣战之后，一股民族主义热潮迅速席卷学校，年轻人，包括他的新结交的朋友，都报名参军。斯通纳似乎从土地继承来一种迟钝的秉性，对外界的刺激反应总是滞后，却也得以从容。他向斯隆教授征询意见，我想，斯隆教授对战事的冷淡肯定是影响，更具决定性的，这种态度呼应了他的心意。斯隆教授说了一句：“记住你正在从事的东西的重要性”，这句话算什么，可斯通纳就听进去了呢!珍珠港事件发生的1941年，斯通纳早过了服役的年龄，斯隆也已经去世，他经历了爱情，婚姻，婚外情，学校政治斗争，正应付着女儿青春期的叛逆。不同于一次大战时候，人生还是一张白纸，其时则划满横七竖八的笔触，他甚至期望战争能够颠覆日常秩序，消弭一切。这软弱和粗暴的妄想稍纵即逝，现实是，教员和学生越来越少了，校园空寂下来，阵亡的名字代替了某一张具体的面容，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少年荒唐迫入婚姻，逃跑般逃去当兵……这就是1915年斯隆教授眼睛里的景象，此时，变成斯通纳自己的。斯通纳没有说，但读者记得，第一次大战停战协定签署的那天，欢乐的庆贺的游行队伍经过斯隆教授的办公室，半开的门里，教授在哭泣。想一想，战争，和“你正在从事的东西的重要意义”之间，横隔着的选择，如同哈姆雷特王子“生存还是死亡”的处境。再想一想，斯隆教授所以看出斯通纳是可教之人，因为“爱”，这个空泛甚至煽情的概念似乎呈现出来一些儿内容。

小说末尾，斯通纳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死亡总是独自经历，就像斯隆教授，还有他的父亲，一个人倒在他一辈子耕种的土地上。不同的是，斯通纳预先为死亡作好准备。作者以癌症晚期判决死刑，是为给出时间从容以对吧！他向劳曼克思告别，再向妻子伊迪丝告别，两个他生命中的孽障，剩下的，就是和自己告别了。他已经是一个清醒自己存在的人，经历的一切都敏锐地体验过了，仿佛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他打开自己的书——知识的落实就是这么简单，一本书。几近一生的时间和故纸堆打交道，他深明这本书的价值不足为道，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一小部分，他无法否认在其中，而且将永远在其中。此时此刻，回到小说篇首第一段，预告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老师去世，几位同事向学校图书馆捐赠一部中世纪的文献，题记写道：“敬赠密苏里大学图书馆，以缅怀英文系的威廉·斯通纳”。具体地说，这本文献和斯通纳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以总量计，却同在知识长河，流向人类文明海洋。（王安忆）

(全文发表于文汇App，此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