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骨是怎样发展的 魏晋时期的文人风骨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典型的乱世：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的“八王之乱”，十六国的混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乱世造就了大批才华卓绝而又风格迥异的文人名士，让那个烽火连天，金戈铁马的时代熠熠生辉！

一、数魏晋风流

提到魏晋文学，自然不能不提“魏晋风流”。简单的说，“魏晋风流”是指魏晋那一代名士们所追求的一种极具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其形成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本质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建安风骨”开启，而建安风骨自曹操滥觞。

历史上的曹操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伟大的文学家。他多才多艺，对书法、围棋、音乐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余不废吟咏，创作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诗歌。王沈《魏书》中说他“文武并施，御军十余载，手不释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操诗所蕴含的那种古直悲凉的大气之美可谓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也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也”，他登高而呼：“今天下大事舍我其谁？”“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

总之，作为文学家，曹操以其卓绝之才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也凭借他那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彪炳史册。

从魏初到晋初，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自建安风骨跨入了正始之音。正始文学的代表则是阮籍和嵇康。他们任情率性，越名教而任自然，“礼岂为我辈设哉”，这一方面为他们赢得了广大士阶层的敬仰，一方面也注定了他们在那样一个高压环境下的悲剧命运，嵇康便是为政治殉难的文人之一。

嵇康“刚肠忌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的不随和是显而易见的，一封义愤填膺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只因好友山涛向司马氏推荐他当官，他便因“足下故不知之”写下这篇绝交信，“既然你不了解我的为人，那么朋友也没必要做了，咱还是绝交吧”。关于不随和鲁迅先生曾说“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是和事佬。但这不随和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是非和所憎。”

不随和的嵇康最终因“非汤武而薄周礼”被逮捕捕入狱进而处死。“嵇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嵇康死，“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一曲广陵绝天下，打铁嵇康谁能仿？

魏晋文学的集大成者非陶渊明莫属。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诗风，而又融入老庄玄理，读之亲切自然而又意至深远。他爱老庄虚静无为境界而没有清谈怪诞的行为及服药求仙的异想，他有佛家空观慈爱的精神而不带丝毫迷信色彩，所以后人评价他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

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是陶渊明人生的两大支柱，也是他作品的主题。“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平民生活的率真感情，让陶渊明的田园诗登峰造极。

陶渊明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的诗歌成就，更在于他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座精神的“巢”，用以掩护他们同丑恶划清界限。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使这位“赫赫有名的大隐”成为一个不可重复的主题。

一个风雨摇曳的时代，走来一群让我们翘首仰望的风流人物。

二、建安风骨数曹操

何谓“建安风骨”？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主要指公元196年到220年。在这一时期，国家动荡，天下剧变。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终于导致爆发了黄巾起义，从而引起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巨大变动。公元189年董卓乱京，次年二月，董卓因惧怕以曹操、袁绍为首的十一路盟军攻往京师，便悉烧京都洛阳，胁迫东汉王朝最后一任皇帝汉献帝刘协及民众百万西迁都长安。在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刘协被军阀李傕、郭汜、杨奉等劫来抢去，东汉朝廷流离失所，公元195年7月，汉献帝刘协及数十名朝官又流落回旧都洛阳，8月曹操引军洛阳朝见天子。公元196年正月，象征着东汉王朝的汉献帝刘协在新都许昌登基，立年号为建安。公元220年东汉王朝灭亡，曹丕代汉建立魏朝，汉末三国初这一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建安时期。

建安时代是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的时代。它激发了士人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大至“治国平天下”，小至个人的功名事业，都要经过智谋与力量的角逐去争取，于是个人的思想、才能、人格在这个时代获得前所未有的承认和空前未有的独立地位，时代创造的机遇挑战促使建安文人确立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作家饱经汉末战乱的忧患，感于社会良知知、民生凋敝、生命短暂，兴衰荣辱难以把握，在拯济苍生、建功立业的活动中，不免对人生悲剧有所深思，感慨良多，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这诸多慨叹，表达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在风格上形成了“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特征，作品染上鲜明的时代特征，带上强烈的“苍凉悲壮，刚健劲朗”的美学意蕴。这种特色被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亦被称为“魏晋风骨”。

这种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与慷慨悲歌的人生情怀，这种苍凉悲壮、刚健劲朗的建安风骨，其形成不仅是两汉之后动乱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的必然产物，也是掌握着建安时代实际政权的曹氏父子的提倡、领导和规范的必然结果。

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有真作品，并非附庸风雅，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他甚至不惜重金把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中赎回来，既有枭雄的豪爽又有诗人的浪漫，后来的历朝首领，从未有人有如此投资文化的气概。蔡邑的文字已经被战争毁坏，他还让她把她能记下来的，整理出来，不至于被湮没。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舆论一致的文人，习惯杀头，但他理解文化，重视文化，有意于文化建树，这是很了不起的。作为乱世英雄而又雅爱诗章的曹操，渴望“奋身出命”、“荡平天下，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三国志·武帝纪》），他带头离经叛道，改革写文章的繁富浩大的风气，力求清峻通脱，给文坛带来清新活跃的自由空气。他怀着进取王业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外定武功，内修文学”（《三国志·武帝纪》），政教军事，颇杂刑名，取用人才，不拘一格，提出“明扬仄陋，唯才是举”（曹操《求贤令》）的用人原则，重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曹操《求贤令》）的人才。他聚集和拔擢了包括建安七子在内的大批人才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以建安七子为羽翼的邺下文人集团，有力地推动曹魏时代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这些文士都是天下有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慷慨悲壮，苍劲古直，震烁古今，最能代表以“充满激情，爽朗刚健”为美学意蕴的“建安风骨”。他进取天下，追求不朽，自信乐观，他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曹操的诗歌，今存不足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铁腕人物曹操的诗多和他的政治生涯密切关联，他常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和态度，直抒自己的政治报负和美好理想，即使是咏景、写史，也无不体现一个政治伟人壮阔的胸怀和宏大的理想。因为曹操注重实际，性格开朗豪放、思想解放，无论诗辞、文章皆通脱清峻，想写的便写出来，一改当时的文风、诗风，很受人们喜爱和欢迎。他反映社会现实的诗句，既真实，又明白自然，充分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和豪迈的气慨。东汉末期，许多军阀明里打着勤王，兴义军讨伐董卓的旗号，暗里却各怀鬼胎，趁机图谋私利，最后导致相互残杀；士兵的战衣里生满了虮虱，老百姓死得快绝种了，方圆千里连一声鸡叫都听不到！有感于此，他愤笔写下了

《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最能体现曹操悲凉慷慨、豪放激昂特色的是那些抒发其政治报负和雄心壮志的诗歌，如《短歌行·对酒当歌》。这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也是“建安风骨”的集中体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

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此外，他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老当益壮的志士胸怀。《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则通过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可说是我国诗史上的一首比较完整的写景诗。

曹操的散文多是应用性文字，大致可分表、令、书三大类。其代表作有《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是质朴浑重、率真流畅，写出了曹操的独特心声。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大半生奋斗经历，分析当时形势，剖析自己的心志，其中“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等语，写得极其坦率而有气魄。从东汉以来，散文出现了骈化的趋势，至汉末而渐显；一般散文作者开始讲求对偶、注重用典。而曹操以其平易自如、质实明练的文体，在当时独树一帜。鲁迅曾称赞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在曹操身后，曹氏兄弟，建安七子跟随他一路高歌，一路吟唱。次子曹丕未即位当皇帝前，亦创作了许多流芳百世的诗篇，保留下来的有四十首诗歌，其中的一首《燕歌行》是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当了皇帝后，他的《典论》是我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有创见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表达了他的文学思想，也体现了他执政后的文化政策，同时，标志着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四子曹植是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的，因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比较高，与建安七子和当时的文人名士接触也多，关系较为密切。

“年少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曹丕《与吴质书》）；“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祖书》）；“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人生有何常？但恐年岁暮。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孔融《杂诗二首》）；“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王粲《从军行五首》）；“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时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陈琳《游览诗》）；“登明堂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徐干《西征赋》）所有这些吟唱，鲜明而又突出地反映曹魏文人欲建功立业、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慷慨激昂的豪迈情怀。建安文人的这种情怀如此突出，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章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应刘徐，望路而争驱。”（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为功业而奔驰，唯恐落后的建安精神表露无遗。建安文学的极度繁荣局面，打开了中国成为“诗的国度”的大门，之后的中国古典诗歌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蓬勃生长，蔚为壮观。

三、真正的隐士

说到魏晋，说到名士，说到隐士，我们不得不提陶渊明。

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祖父外祖父皆为东晋的名士。但到陶渊明时，家世已经衰落，生活相当艰苦。他常在饥饿边缘，生活没有保障，自幼就在贫困中挣扎，但他不以贫为苦。他一生没做过大官，也没有赫赫的功业，只因他的人格高尚和诗文上成就卓越，才博得后人的崇仰。

淝水之战以后，谢安趁前秦崩溃的时机，派谢玄收复黄河流域大片失地。可是晋孝武帝却重用他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竭力排挤谢安，使谢安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到了谢安一死，东晋政权落在昏庸的司马道子手里，东晋的朝政就越来越腐败了。

公元399年，晋安帝在位的时候，会稽郡一带爆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过了两年，起义军十几万逼近建康，东晋王朝出动北府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这时候，东晋的统治集团内部又乱了起来。桓温的儿子桓玄占领了长江上游，带兵攻进建康，废了晋安帝，自立为帝。过了三四个月，北府兵将领刘裕打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打那以后，东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在柴桑地方，有一个出名的诗人，名叫陶潜，又叫陶渊明，因为看不惯当时政治腐败，在家乡隐居。陶渊明家境很贫寒。陶渊明从小喜欢读书，不想求官，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但他还是照样读书做诗，自得其乐。他的家门前有五株柳树，他给自己起个别号，叫五柳先生。

后来，陶渊明越来越穷了，靠自己耕种田地，也养不活一家老少。亲戚朋友劝他出去谋一官半职，他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当地官府听说陶渊明是个名将后代，又有文才，就推荐他在刘裕手下做了个参军。但是没了多少日子，他就看出当时的官员将军互相倾轧，心里很厌烦，又要求出去做个地方官。上司就把他派到彭泽（在今江西省）当县令。

当时做个县令，官俸是不高的。陶渊明一不会搜刮，二不懂贪污，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是比起他在柴桑家里过的穷日子，当然要好一些。再说，他觉得留在一个小县城里，没有什么官场应酬，也还比较自在。

有一天，郡里派了一名督邮到彭泽视察。县里的小吏听到这个消息，连忙向陶渊明报告。陶渊明正在他的内室里捻着胡子吟诗，一听到来了督邮，十分扫兴，只好勉强放下诗卷，准备跟小吏一起去见督邮。

小吏一看他身上穿的还是便服，吃惊地说：“督邮来了，您该换上官服，束上带子去拜见才好，怎么能穿着便服去呢！”

陶渊明向来看不惯那些依官仗势、作威作福的督邮，一听小吏说还要穿起官服行拜见礼，更受不了这种屈辱。他叹了口气说：“我可不愿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号小人打躬作揖”，他也不去见督邮，索性把身上的印绶解下来交给小吏，辞职不干了。

陶渊明回到柴桑老家，觉得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跟自己的志趣、理想距离得太远了。从那以后，他下决心隐居过日子，空下来就写了许多诗歌文章，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陶渊明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做《桃花源记》。在那篇文章里，他写了武陵地方的一个渔人，有一次，沿着小溪划船打鱼，来到了一片繁花如锦、芳草鲜嫩的桃树林。

渔人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划着船再往前走，到了树林尽头，发现了一个小洞。他丢了船，顺着洞口摸进去，开始很狭窄，走了一段，豁然开朗，原来洞里有一个很大的村子，那里土地肥沃，桑木成行，男女老幼，来来往往，勤恳劳动，过着无忧无虑的和平生活。

大家看到渔夫是个陌生客人，都热情地邀请他喝酒吃饭。渔夫跟大家谈起，才知道那村子里的人的祖先还是秦朝末年避难到这儿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秦以后还有汉朝，更不用说有什么魏、晋了。

渔人在那里住了几天，告别回家。他在回家路上，做了好多标记，准备下一次再去访问。回到武陵，他报告了太守。太守也很感兴趣，派人跟着渔人去找桃花林，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洞口了。

陶渊明写的那个世外桃源，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的。但是他在文章里描绘的那种人人劳动，个个过着富裕、安定生活的图景，反映了在当时黑暗动荡时代的人民的一种美好愿望。所以《桃花源记》这篇文章，后来一直被人们所喜爱。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隐士。他们是仁者、智者，但他们不愿参与喧嚣的社会生活。中国古代社会士人唯一光明的大道是做官，不愿从政成了隐士遗世独立最令人瞩目的表现方式。

他们都有健全的人格，都是聪明人，但是独立自由的倾向过于强烈。

在一个要求服从的社会里，独立性是参与社会生活的致命缺陷，在政治生活中尤其如此。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肯定不是令人感到愉快的。或许有些人具有忍受孤独的天性，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孤独。 但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选择的权利。人总体上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

表面看是隐士自己逃避政治，逃避热闹，逃避温暖，而自愿选择了孤独，冷清与苍凉，而实质是隐士自己内在的性格和气质缺陷——过于强烈的独立和自由倾向，导致了他不得不选择孤独。

不愿从政的隐士不一定就陷于孤独。诸葛亮在出山参加刘备的队伍前其实就过着隐士的生活，但那时他是多么惬意自在啊！他躬耕、劳作、收获，过着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他有一批朋友——一批同样可称之为隐士的朋友，他们多是劳作的士人，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发达的智慧，他们在一起唱酬、讨论政治、哲学、自然、人生，可能还有科学技术问题，由于不受雇于人，他们的讨论是自由的，他们也不迂腐。秋天他们可能相约一同出游，冬天在一起吃羊肉火锅。他们喝一种温醇的近似于黄酒的低度酒。但是在一个狭窄的地理范围内，碰上几个隐士凑在一块的情形是希罕的。大多数隐士似乎必然地面临孤独。

陶渊明四十一岁时放弃了彭泽县令的职务，回到了庐山山脚西南部的老家。不久他作了一篇《归去来辞》。在这篇文赋中，那种从囚笼中放飞而出的欣喜心情，一千六百年后清晰可见。考虑到几千年来中国众多士人对官场的渴求、眷恋、嗜爱以致于有种种不堪人目的表现，他对官场厌恶的姿态着实令人困惑。在归来最初的三年里，他似乎颇感惬意。他躬耕、爬山、做诗、喝酒。温饱不成问题，家中的孩子与他一样天真、幼稚而又可爱。

公元408年，即他四十四岁那年，一场大火将他的家焚毁一空。此后，他的家境日下，终年辛劳，竟常常弄到难以糊口的地步。他像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一样体尝到生活的艰难——中国农民为什么始终处于常年劳作而又常常难以糊口的境地这一问题似乎是人间众多重大难题之一，此外，他也许该多少明白一点为什么世人那么热衷于官场与权力，而对劳作与农业有一种唯恐躲避不及的心态。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又一次拒绝了朝廷的征召，躲避政治和官场。

他的晚年贫困而又凄凉。他有时甚至出门乞借粮食以度时日。

但他仍然写诗，写他钟情的自然和田园，那在晨曦雾霭中浮动的绿色，清新的空气，悠然而自在的水流。他对自己窘困的生活际遇淡然置之；他对死亡与万物的主宰同样淡然置之。在他看来，生与死那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一个人的意志无法加以改变与驾驶的过程。人只是顺应这个过程，而且，人从自然中来，最终又回归自然。

这个伟大的隐者是个天才诗人。他的诗与他的人性一样自然而又纯情。一千六百年而后，读他的诗仍然能嗅到其中的清新气息，那是自然的气息，春天和秋天的气息，原始森林的气息，氧气很纯洁很饱满的气息，菊花在初冬的薄霜里散逸出的淡淡的清香气息。

对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士人来说，陶渊明诗集是一部构建自然主义美学人生的准宗教中的圣经。这部圣经中的上帝就是我们身处的自然，它既不神秘也不遥远，它就是鸟鸣、云雾、森林、紫花地丁、秋菊、岩石、泉水、瀑布、明月、晨曦和黄蝴蝶，它就是我们在其间耕耘、播种、挥汗、收获、躺下来休憩和仰望广袤的星空和宇宙的田园。

与前面所说的名土们相比，陶渊明少了一些沉痛和放旷，多了一些恬淡和感悟，更加注重对文化盈虚之道的体味和乐天知命的生存态度。

当然，名士和酒是分不开的，我们有很多理由来记住陶渊明的名篇《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四、一个词典“终结者”

魏晋名士，最让人敬仰和惋惜的是嵇康（字叔夜）。这位先贤不仅谈理深湛、文才斐然，而且姿容俊美、天性旷达，实属古今第一性情中人。

提到嵇康，首先让人称道的是他的容貌。据《世说新语》篇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又说“嵇叔夜之为人，岩岩若孤松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极言其身材高大，气度非凡。由于嵇康还爱好打铁，常与向秀锻于树下。试想这么一个常轮大锤的人，身材势必不会单薄。如果生活在今世，当属健美型的男士，美女们一定会趋之若鹜。

嵇康之美还纯属一种自然美，他绝不像傅粉何郎那类奶油小生，也不像“桥南荀令过，十里送衣香”之流的藻饰之徒。《晋书·嵇康传》载：“（嵇康）有凤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风姿，天质自然。”事实上嵇康自己也声称“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足见其风流本质。

嵇康死后，曾有人夸奖嵇康的儿子嵇绍，说“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而嵇康的故人王戎则回答说：“君未见其父耳！”可见嵇康的俊美留给人们的印象之深。

除了人长得帅气以外，最主要的嵇康是一位哲学家和文学家。魏晋时期政局动荡，杀伐频仍。为了远世避祸，当时的名士都好清谈之风。所谓清谈也并非现在的侃大山，而是谈哲理，即玄学，主要是老子和庄子。嵇康在玄谈方面论著是很多的。由于嵇康的思想境界已经达到了玄远的程度，他的性情也因之表现得非常从容。

事实上嵇康崇尚自然，不自藻饰。既然思考的是宇宙万物之玄机，而玄理本无喜乐，形之于色也就平静如水；加之身处乱世，祸福无常，“兴高采烈”与嵇康也确实无缘。

嵇康与曹魏家族有姻亲。为了回避司马氏篡权，他曾辞官锻铁以求自保。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鉴于嵇康久负盛名，司马氏当权后就希望辟为己用以服天下。而这时偏偏有人为了迎合当权者的意愿，跑来招嵇康而不得，致使嵇康终于被司马氏诛杀。

嵇康之死在表面上虽然是受吕安的牵连，但史论普遍认为是由于其生性倨傲所致，这种观点主要有两个证据：一是与山巨源绝交。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者，司马氏篡权以后在朝中任吏部郎中一职。出于对曾在竹林同游的老朋友嵇康的赏识，便向司马氏举荐嵇康以自代。不料嵇康非但不承情，反而视为奇耻大辱，断然作书与山涛绝交，书中还颇有一些不合礼法的言辞。二是得罪了钟会，钟会是司马氏的重臣，他听说了嵇康的才名，要去拜访他。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而且兴致很高。向秀给他拉风箱，其乐融融。钟会很有礼貌的前去拜望，但嵇康并不领情，并没有理钟会，于是有了一段著名的对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嵇康著名的发问，着实把钟会难倒了。“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胡乱答出的话，倒也说明他还算有点急智。但是嵇康当众冷落钟会这种达官显贵，岂能不惹祸上身？

司马氏诛杀嵇康的主要理由是嵇康“言论放荡，害时乱教”，讲过“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之类的话。这些话虽是钟会等罗列的，却的确出自他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所以也可以说是嵇康自己轻言获罪。古往今来我们中国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权者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允许老百姓们去评说；而且还要竭力维护一套不约束自己的礼法，让老百姓们去愚守，好让自己坏得放心。比如钟会曾指责嵇康不遵礼法而极力主张该杀，可后来自己却与魏延谋反，也想捞一个皇帝当当。可见所谓礼法，不过是当权者的工具罢了。

其实嵇康自己也深知养生之道。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就指出“甚不可者二”，第一条就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然而正是这条使自己获罪至死；第二条就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正是这条使自己得罪了钟会、吕巽这类狡诈之徒。何以嵇康会知而不为、自取其祸呢？因为他还有“必不堪者七”？性有所不堪，真不可不强，进一步印证了他崇尚自然的本性。

嵇康被抓了起来。天下都被震动了。当时第一文豪也的确有这种影响力。曾有太学生三千人上书告免，但是这种举动反而更加坚定了司马氏杀害嵇康的决心。不过对于生死，嵇康本人却持从容态度。当嵇康被带到刑场的时候，他的神气自若，顺手拿了一张琴来。奏起了《广陵散》。完了以后，一声长叹：《广陵散》从此绝矣。原来嵇康妙解音律，死前唯一觉得遗憾的，只是《广陵散》成了绝响而已。

对于嵇康之死当时的名士都不敢说什么，只有同为竹林七贤的向秀后来写过一篇《思旧赋》，来纪念自己的亡友嵇康与吕安。然而通篇文章欲言又止，未敢达意。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一样，刚开头就煞了尾。现在尽管可以放心去评说了，但是嵇康的高情雅致，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的出来呢？

五、他们为时代注脚

建安文学内容中所涵盖的慷慨情怀、恢阔气度与对苦闷的深沉吟唱，开辟了建安文学向正始文学发展的道路。

顺着建安文学之路的延伸方向，“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更多地将目光瞄准自己，瞄准自己的心灵世界，更为集中地抒写觉醒了的个性心灵的痛苦和企向。在建安七子的诗文中有大量的关于社会残破图景的描绘，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在曹丕曹植的诗文中还有点对社会残破图景的描绘，但对人民的苦难和不幸已有很深的隔膜，到了阮籍、嵇康的作品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对社会残破图景的描绘。从建安到正始，文学的社会反映面越来越小，对失意者内心世界的表现越来越深入。建安文学面向自己，也面向社会，面向人民，而正始文学则更多地面向自己，表现觉醒的自我意识的个性形象，并加以理思的升华。“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走向了“清峻遥深”的竹林风度，这种转变是主客体尤其是主体内部“气骨”和“理思”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正始时代是司马氏集团篡夺政权的时代，与篡夺相连的必然是阴谋、强权、杀戮、肮脏、黑暗……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必然带给人痛苦、悲叹、伤感，带给人朝不保夕之虞，带给人世事无常的沧桑感，带给人功业难成的悲怆感，济世的慷慨之情转而成为愤世的放诞气骨。当社会以一幅又一幅惨烈的人生画面惊吓、疲惫了人们的心灵以后，人们便会用“自然”来对抗社会，在“自然”中寻求慰藉的思想和心理就必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以嵇康、阮籍为中心的竹林七贤就是将目光投注到山水之中的。他们力图沉浸得意于怀的玄学理思中，以图消释现实的悲怆，然而现实生活对人的思想感情的影响往往更加有力。

“三玄”的理思敌不过火燎洪荡的惨淡，虚无的归宿掩不住人生沉重的忧患，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残酷现实又给文人增添了一种欲言而不能的苦闷。阮籍用“忧思独伤心”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集中而突出地抒发了那一时代文人们深广的忧思：欲想进取功业而又愤世嫉俗，欲想退隐山林而又不能不考虑统治者装点门面的征辟，欲想得意于怀而为了远祸全身又不得不违逆自己的心志……凡此种种，对于审美主体而言，无疑是矛盾痛苦的人性折磨，是对人性的摧残和戕杀。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反映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在继承建安文学动情与气骨的基础上，将慷慨热烈的情怀转变为激愤悲怆。“师心遣论”“使气命诗”是他们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是他们在特殊时代对建安美学风格的发展和变化。为了全生，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努力“应变顺和”（阮籍《大人先生传》）将自己的心意深深地掩盖起来，形成迷离恍惚渊放遥深的风格。而他毕竟是正直而志有所归的文人，故又激愤时事而“不拘礼教”（《晋书·阮籍传》），做出种种背礼越教的举动，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和痛苦。然终不能无所顾忌，所以无论他采取怎样的方式都无法消释其内心的痛苦，“时率意而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充分表明他内心的寂寞痛苦和愤懑的程度是何其之深！嵇康与“魏宗室婚”，对曹魏集团感情至深，兼以性情“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无论立身行事与感而为文，都峻切激烈，往而不反，更往往论及时政（事见《晋书·阮籍传》）。他反对司马氏政权甚为坚决，他宣布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矛头显然是直指司马氏政权的。共同的生存环境、共同的人生意趣让嵇康和阮籍携手啸聚山林竹林，这使他们的创作有了共同的情趣，因而也就有了共同的价值指向。不同的个性禀赋气质，不同的人生遭际，不同的思想认识，决定了他们反抗暴虐政治的不同方式，造成了他们不同的结局，也是形成他们人生态度与文学风格的同中有异的重要原因。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代士人，在现实生活中、创作实践中表现他们的“竹林风度”——任性而为，率性而发，放浪形骸，不做作，不矫情，拒绝礼法的束缚，寄情山水，啸傲江湖，以玄思之法品悟自然之美，沉浸到山水、林泉、竹木、鸟兽、虫鱼的依恋之中，将自我身心交付虚静、灵趣、自由、和谐的意境，自觉地追寻从有限到无限，从瞬间到永恒的精神解脱与情操陶冶。然而，他们并不能超脱现实，面对惨烈的现实，他们做不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想冲淡渊放而实不能冲淡渊放，实不能冲淡渊放而又时时企仰着冲淡渊放。这种矛盾冲突必然引发深沉的痛苦。

曹魏一代的文人士人，就这样在乱离中感伤，在感伤中排遣，在排遣中走向萧散，走向渊淡，走向自然，走向陶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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