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所著的书籍（大仲马作品译介）

本文转自：译聚网

大仲马于1802年出生在巴黎北部的小镇维莱•科特雷。祖母是ー个来自海地的女奴，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将军，于他4岁时去世。但据说父亲在加勒比的传奇经历给了他许多创作灵感。大仲马写下的250部浪漫传奇小说令世界的读者倾倒。但他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比他小说中那些英雄的经历还要狂野。他雇佣大约60多位助手帮忙创作，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最受欢迎的两部小说《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恩仇记》。他通过写作获得了大量金钱，但又飞快地把钱抛掷在朋友和情妇身上。他曾经为躲债而逃到布鲁塞尔，直到朋友帮他还了账才回到法国。然而，是他使法国的浪漫小说焕发了生机。他讲故事的才能十分惊人，擅长把虚构和事实编织在一起，直至二者无以分別。他于1870年逝世，遗体归葬维莱•科特雷。在他诞辰200周年之际，法国总统希拉克下令将他的遗骨移入先贤祠，成为第70位入祠的法国历史名人。希拉克在移葬仪式上说：“在今后的的许多世代中，大仲马的著作……将继续影响我们的集体记忆，并对塑造我们的民族身份发挥作用。”

大仲马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是在《小说林》第5期（丁未年七月）。和当时许多其他杂志一样，《小说林》也给外国小说分类刊登，大仲马的小说多归入“历史小说”ー类。在该杂志“文学家乘”ー栏，曾朴（东亚病夫）用文言文撰写了“大仲马传”，他认为大仲马作品“精密而矜重”，是难得的小说大家。同时刊登大仲马的照片并附题诗ニ首。这两首诗概括了大仲马的作品也表达了译者对大仲马的钦佩推崇之意。诗曰：

艳曲当筵妙誉驰，平生应悔奥伦知。

季长西弟伯喈哭，一样伤心入幕时。

豪情落拓三枪卒，哀史苍凉严窟王。

遥想ー篇初姚出，拂笺应让梵莉娘。

此外，曾朴还介绍了大仲马的主要作品，他把大仲马作为“历史小说家”来看待的意向，在他的这些介绍中明显表现出来，他先介绍了《三枪卒》（《侠隐记》）、《二十年后》和《白兰善子爵夫人》，并指出这三部书前后连接，“书中人物颇复杂”，“奇情丽采洵足”。还有《水晶岛之伯爵》、《慕沙鲁夫人》以及述显理王8月14日虐杀教徒之事的《马商王后》，述历史的“理查三世之荒乱”、述“1784年至1789年革命时代之ー骗诈事”的《后之项圏》等等，所有这些他都在文后注明为“历史悲剧”、“历史小说”。

由于大仲马小说的“趣味性”和“通俗性”，所以他的小说从清末到五四前期在中国广泛翻译流传。最早的单行本小说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君朔（伍光建的笔名） 翻译的《侠隐记》（1907)、《续侠隐记》（1一4，1907)和《法宫秘史前编》（1908)、《法宫秘史后编》（1908);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与人合译的《玉楼花劫前編》（上下，1908)和《蟹莲郡主传》（1915);上海文明书局，中华书局出版，贡少芹翻译的《侠盗》；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无我译述的《侠骨忠魂》（即《侠隐记》，1917);上海广文书局出版，张欣龄、何德荣合译的《国手》（1918)。此外，还有上海开智译书社出版，公短翻译的《情场大侠客》（1922);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洪观涛翻译的《地亚小传》（即《蒙梭罗夫人》，1923)和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1924，1927，1930，1947)及《续侠隐记》（上下，1926)。除单行本外，散见于期刊的则更多，如天游译的《绛带记》，曾朴译述的《马哥王后侠史卷》以及其他:《梦耳》、《玫瑰一枝》、《素郎》等等。

这ー时期大仲马小说的通俗性还推动了白话文小说的形式。对他的小说译介经历了从文言到半文半白至白话的过程。在1919年以前，以大仲马小说译文均是文言的。之后渐由半文半白向白话过渡，以译他的Solange炉为例，《小说月报》11卷1号 (1920年）张毅汉译为《素郎》，以趋向白话文，最后他还加上了自己的一句议论，“读此文下半篇未有不凄然下泪者，名家著作，毕竟不同，质诸新文学家以为如何”。而1928年《真善美》1卷7号，夏莱蒂译的《莎兰绮》则更忠实原文了，在译到Solange被杀头以后的情景时，张译道：“头颅有灵，还会寻我的手，呼我的名字，对我流泪呢。”而夏则译为：“那个叫我名字的头颅，那个对我看的眼睛，确是莎兰绮的头，莎兰绮的眼睛呀”。相比之下，后句的白话更流畅些，更传神地表达了名家手笔的撼人心魄。胡适曾说近几十年译小说的人，我认为伍昭晨（伍光建）先生最不可及。他译大仲马的《侠隐记》12册，用的白话最流畅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カ炼句，谨严却不失为好文章，故我最佩服他。”（《胡适译短篇小说》第196页，岳麓书社印行，1987年版）伍先生的白话“乃是ー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同前）正是这些优秀的译文，使大仲马成为ー个在中国普及的外国作家。在1926年的《小说世界》中曾经记载了由沈雁冰校、伍光建译的《侠隐记》被列为了当时中学语文科的补充读本，成为引导青少年文学水平的范本。

三四十年代大仲马在中国出版的作品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苏后马丽惨史》（魏易译，1930，1933)、上海开明书店的《圣人和鞋匠》（张志渊译，1934)、上海启明书局的 《侠隐记》（曾孟痛译，1936，1940)和《续侠隐记》（曾孟浦译，1939)，昆明中华书局的 《炼狱》（即《基度山伯爵》，翟伊文译，1939，1947),上海文摘出版社的《基度山恩仇记》（蒋学模译，1947)

特別要指出的是，大部分早期参与介绍大仲马的译者本身就是“小说界革命”的实践者。从较早译大仲马《嫁衣记》的《小说大观》为例，其译者包笑天、听鹂等人都是既译大仲马和其他人的作品，又进行小说创作，其创作的文风不自觉地受其译作的影响。较为明显的是曾朴，他不仅介绍大仲马其人其作品，也进行大量的创作。他的 《孽海花》、《鲁男子》或多或少都有大仲马小说的痕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 《孽海花》“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惟结构エ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鲁迅全集》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谓“结构 エ巧，文采斐然”，却恰是大仲马作品也有的特色。此外，茅盾也明显受大仲马的影响，茅盾曾为伍光建译的大仲马的名著《侠隐记》与《续侠隐记》作过校记，并写过《大仲马评传》以及评《侠隐记》译本之得失的《伍光建译〈侠隐记〉和〈浮华世家〉》等，尽管对他随意编造史实，把英雄人物理想化等缺点，作过许多批评，然而，对他的宏伟的构思与大规模地描写历史现实的气魄却是十分欣赏的。在茅盾的作品中，我们也可读到他大气的文风；而他的历史题裁作品又兼容并蓄了司各特和大仲马的长处。茅盾还把对这种借鉴学习的认识提髙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模仿或接受外国作家的影响要把握分寸，学习外国作品“有在风格上得了前人好处的，这是上品；下焉者，只在文字上写得几句小巧。有在题材方面从前人作品中得了一点暗示，因而开展他自己对于身边某一事件的注意的，这是上品，下焉者只剽窃了前人作品中的材料，而不用眼睛去观察……”（《谈模仿》，见《茅盾论创作》）

大仲马的作品从ー传入中国起就比较活跃，影响也日深，奇怪的是从1949年至1977年间他的作品遭到了空前的冷遇，这一期间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重印再版他的作品，更甭说推出新译作品了。有趣的是，在“文革”中只有几部外国作品唱独脚戏时候，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却一度成为备受宠爱的作品。不过一度也被批为大毒草，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外国经典文学名著的汉译本。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这木共印刷了15次，印数已达108万册的《基督山伯爵》。这部小说就是1947年蒋学模据英译本转译的《基度山恩仇记》。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将此书重印并打出了校样，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与读者谋面。许多圈内人知道这事儿，就向负责编辑这本书的徐德炎女士借校样看，在社内传阅，再回到徐德炎手里，这本校样已被翻烂得不成样子，几经周折后终于付梓问世，一下子就火了。用徐德炎编辑的话说广哎呀，了不得，那个时候，编辑部的电话不断，来要书的，来买书的， 把门槛都踏平了。好多读者写信来。有些读者非常的细心，比如在前几章提到的ニ百弗尔，在后几章这个钱数不符，这点毛病都来信提出来。”

此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李青崖翻译的《三个火枪手》（1978)，广东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分别重印了《基督山伯爵》（1979)和《三个火枪手》（1979)，江西人民出版社则推出郝运首译的《黑郁金香》（1979)。

80年代中国译界对大仲马的关注再度升温，除了以往几十年中出版的作品有多家出版社竞相再版重印外，新译作品也纷纷亮相。其中重版的译本不乏重新修订，甚至重译，有的作品还同时或先后出现多种译本。这ー时期新译作品有《二十年后》 (《三个火枪手之续集》，分別有周爱琦和傅辛译本）、《小侠隐记》（上、下，朱梁毅等和王莹等译述）、《阿斯加尼奥》（韩沪麟译）、《王后的项链》（上、下，王振孙、韩沪麟合译）、《双雄泪》（王振孙译）、《蒙梭罗夫人》（陈祚敏译）、《瓦鲁阿家族的玛格丽持》 (杨稼民等译）、《浪荡天才：大仲马回忆录》（白英瑞编译）、《玛尔戈王后》（有郝运、张英伦合译本和向奎观译本）。90年代出版的则大多为复译本，如马金章、刘福文合译的《杀手与侠盗》，韩沪麟、周克希合译的《基督山伯爵》，郑克鲁译的《基督山恩仇记》，郑永慧、陈祚敏分别译出的《蒙梭罗夫人》，郝运等译的《四十五卫士》，李青崖译的《三个火枪手》等。

新时期大仲马再度成为小说批评的热点，热点论争的缘起是柳鸣九在《光明日报》（1976年11月20日）上登载的《“彻底批判论”必须批判》和次年3月12日该报登载的郑克鲁作《江青和〈基度山伯爵〉》这两篇短文介绍了“文革”时江青酷爱《基》的现象，提出了这部作品该批判的观点。围绕这个问题，戈沙、金嗣峰、张英伦、舒英、 张成觉等一批文学研究者纷纷撰文探讨。这场论争持续了三年，反映了ー种新的小说观念的自觉与小说观念的创新，解决了如何用正确的视角看作品，小说的批评者就是接受者及批评的标准应是小说艺术的标准这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他们的文章总结道: 从《基度山伯爵》的重版看出了今天思想解放之一端，该书以前由于江青受到株连，而ー个解放的小说观念应该是在文学评价中，不可因人废文，也不可因文废人，凡有定评的中外作家有价值的作品，都是人类宝库中的瑰宝。综上所述可见，大仲马在中国的 翻译界，研究界和文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