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中的文字意思（说文解字叙及释义）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释义：宪象：象，有图像、想象、形象之意，事物的形象反映事物的特征，可以引申为“符号”之意，这里宪象就是指“有规则的符号”。分理、别异：“理”有条理、道理之意，“分理”在这里指不同的划法。别异，指区别不同的东西。分理、别异，是说以象形字为基础的汉字用不同的笔划表明不同的意象。夬：《说文》训“分决也”，引申为断决、判断、判决。忌：戒饬。

《叙》文的这一段，从开始到“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许慎引用《易》讲庖牺氏（即伏羲）作八卦，八卦是一种有规则的符号，接着讲神农氏结绳为治，再讲“庶业其繁，饰伪萌生”，人们的生产、生活超来越复杂，认识接触的事物越来越多，黄帝的史官仓颉“初造书契”，文字也是一种符号，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它是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统一体。“百工以乂，万品以察”这是讲的文字的政治作用，“取诸夬”是讲文字的作用是用来“断决的”，“夬扬于王庭”也是引于《易》，许慎认为文字是通过国家来统一规定并推行的，王者通过文字在朝廷上宣明自己的意志，百官同样用文字将王者的意志传达到民众中去，同时用这种文字表达的王者意志来戒饬自己。】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释义：文：《说文》训“错画也，象交文”。字：《说文》训“乳也，从子在宀下”，生育、繁衍之意。孳乳、浸多：是讲在象形的“文”的基础上，通过孳生繁衍而“字”逐渐增多。如：训“从”，指从其意志，就是表达思想内容，书就是表达思想内容的。改易殊体：指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对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

许慎认为，先有“文”而后有“字”，文是“依类象形“，依照物类、事类把它们不同的形象标记出来，字是“形声相益”，文字的发展是由形象的文字发展为声符（标声）的文字的。我们需要重视“初作”和“其后”，这反映了文字的发展，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字依照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孳乳而浸多”。到了能够把文字连贯起来，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记述较复杂的事态，才叫做“书”。“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这是指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书体的变化。“孳乳”和“变异”（即文中的“改易殊体”）是文字在发展过程中出的两种现象。孳乳是人们对于同类的或相近的事物之间的细微区别有了认识，于是就分别造字来表现它们，是为适应语言发展日趋复杂的需要。变异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对同一个字（同一个内容、同一个意思）的不同写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文字形体的变化是很大的。】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释义：六书：“六书”是指六种造字的方法，这一说法最早见于《周礼》，六书的详细分类与具体内容，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只有汉朝人的相关说法。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是指形声字，《说文》中标明“从某，某声”的就是形声字，由“意符”、“声符”两部分组成。“事”是意义，是语言的内容，“名”是字的形体。“譬”是声音，拿声音来譬喻新字的意义，用声音来表示它的内容。在形声字中，意符只是为了好分别，是小注，而声符是主要的，声符不只是标声，而且声音代表意义。指撝：就是“指挥”，意思是由此可见方向，可以看出形体所要表示的意象来。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是指“转注”的造字法，“类”是表示在内容上有共同点的文字，“首”是语根，建立这些文字于一个语根之下，而它们的互相关系是“同意相受”，相同、相关、相反都可叫“相受”，所以凡为体现表义相同、表义相关、表义相反而造的字，属于转注。古文：指先秦经典上的文字。厥意：“厥”就是“其”，“厥意”就是“其意”，这里指的是“笔意”，即文字的形体、笔画所要记述、表示的意义。

《叙》文的这一段，前一部分是讲汉朝人整理文字，以六书来归纳解释造字的方法；后一部分是讲文字在周秦、两汉期间的发展和演变。许慎认为周用古文，到了宣王时，有太史名叫籀的造了一种新书体——籀文（后来又叫大篆），籀文有些与古文不同，有些与古文相同。平王东迁后，在西方的秦国继承、使用了籀文，而在东方各国的人，如孔子、左丘明等则继续使用古文。战国时，七雄不再服从周王的统治，在经济、交通、法律、制度等方面，各行其是，各地方口音不同，又因方言造字，孳乳变易，于是各国文字的形体就不再一样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丞相李斯的提议下统一了文字，一方面废去六国文字中不同于秦国文字的那一部分，一方面由李斯、赵高、胡毋敬用秦国统一后的文字即“小篆”编辑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三本字书，积极推行新文字。 所以，许慎认为文字的发展是从“古文”到“籀文”再到“小篆”的。】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

【释义：隶书：这里是指秦隶，是在小篆的基础上有所简化和改变，初步具有了隶书的雏形，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汉隶。绝：指古文在当时不通行了，并非表示绝迹的意思。刻符：是符节上用的字体。虫书：是旗帜上用的字体。摹印：是印玺上用的字体。署书：是匾额上用的字体。殳书：是兵器上用的字体。草书：指隶草，隶草的兴起，与“官狱职务繁”相关，事情太多太繁忙，官府的书记就难免要加快书写速度，于是就有了隶草，相对“今草”而言，隶草“字字区别”，显见隶法，而今草是“上下牵连”。

《叙》文的这一段，讲到了秦始皇“焚书”事件，为了反对以古非今，禁止儒家的政治观点的传播，统一思想，焚烧了除星卜、医药、种植以外的书，使古文字所写的典籍在社会上几近失传。另外讲了“秦隶”的出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大发隶卒，兴役戍”，造成官府公务繁忙，文牍增多，为了提高效率、便于书写，于是简化字体，产生了秦隶书。因为秦统一文字，推行篆文，再加上焚书和隶书的出现，使得古文在当时就不再通行了。秦时使用的有八种书体。到了汉朝时，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渐开献书之路，有意识地搜求旧典。当时的典籍分为两种，一种社会上残存的（没有被烧掉的）或地下、古建筑中挖掘出来的，这种典籍是用古文写的，称为“古文经典”；另一种是由儒生根据记忆整理出来的，用今文（汉时用的书体有篆文和隶书）写成，称为“今文经典”。汉朝时，开始有了草书，即隶草。】

《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释义：讽：诵也，指认识且能解说其意义。史：掌书者，管记事、起草文书类，为帝王记事的是史官，各级官员下属的书记员也叫“史”。元士：即博士。

《叙》文的这一段是讲，汉朝时法律规定读书人十七岁以上参加考试，能够识诵、解说九千字的一篇文，“乃得为史”，就可以做官府的书记员。然后再考试秦八体文字，成绩好的由郡荐送至中央，由太史再以同样的科目复试，成绩优秀的可以担任“尚书令史”和“史书令史”一类的官。他们的职责是审阅官吏上奏的书表中有没有错别字，有错别字的就弹劾他。许慎感叹当时（即他本人所处的东汉）关于文字的这种法律规定虽在，但实际上已经废弛不执行了，文字学不被重视，缺少人研究，不能依据正确的理论解说文字已经很久了。汉宣帝、元帝时，曾召集一些精通文字之学的人到中央讲学，并设立了小学元士，张敞曾经跟一个被皇帝召到中央的“通《仓颉》读者”学习。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他们也是当时精通文字之学的人，爰礼为小学元士。另外，扬雄收集整理了宣、元年间爰礼等人讲学的内容，编辑了新的字书《训纂篇》，收集了《仓颉》以外经籍中的文字，这些文字加在一起有五千三百四十字，六国文献上的文字基本都收集到了。】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释义：壁中书：是古文的别名，它的得名据说是因为西汉时鲁恭王为了扩建自己的宫殿，拆毁了孔子的故居，在夹壁中得到了用古文所写的经籍。佐书：又作左书，书佐之书，书佐是主办文书的佐吏。段玉裁认为“左（佐书）之所以命名，因“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的缘故。据段玉裁注，“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这句话，应该是接在“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之后，相传隶书是程邈所创，程邈曾是狱吏，也曾获罪入狱，隶书的名字是因其是徒隶之书。鸟虫书：就是秦八体中的虫书，本来的秦篆的手写体，由于其笔画有弹性，活动顿挫多姿似鸟、虫而得名，后来只用于书写幡信。

《叙》文的这一段主要是讲，西汉末年，王莽以安汉公摄政，改元“居摄”，国号为“新”，甄丰是王莽的心腹，新朝改制文字，甄丰负责校订文字，人为地把古文提到各种书体中最主要的位置，并据自己的想象“改定古文”，如《说文•七卷上•晶部 》的“曡”字，释文即说：“……亡新以为曡从三日太盛，改为三田。”新莽时，有六种书体，排在第一位的是古文。】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伦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释义：铭：指铭文，又叫金文、钟鼎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古老文字。《说文》中没有讲“铭文”这种字体，主要是因为当时发现的青铜器非常少，铭文甚是少见，加之当时没有摹拓技术，如不见实物就无法见到铭文，所以许慎就没有讲铭文这一字体，把铭文归入“前代之古文”类。

许慎是古文家，他非常看重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他认为古文的笔划记述、表示了事物的意象，从古文形体中可以找到解释字义的根据。后面发展的篆书、隶书，其形体、笔划已经由“笔意”演变成了“笔势”。笔势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文字的笔划已经从“表示意象”演变为一种形式，一种符号，本身并无意义，这种演变是出于书写的便利或美观。因为文字的这种发展演变规律，可以从古文中找到篆文和隶书笔势变化的来源。“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意思是说，见到了用古文写的“壁中书”和鼎彝上的铭文，虽然不能找到比这更久远更原始的文字，但已经可以大概的说明上面这些问题了。】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馬头人为長”，“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释义：非訾：非同“诽”，非议、诽谤；訾，诋毁，指责。正文：指当时通行的字体，篆文和隶书。谕：告也，讲明、指出的意思。悖：乱。

《叙》文的这一段，许慎批驳当时的一些儒生，不懂得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不明白笔意向笔势的变化，错误的认为中国文字自古以来就像秦、汉隶书一样的写法，所以他们凭主观臆测去诳解字义。许慎列举了当时的儒生对“長”、“斗”、“虫”、“苛”、“幼子承诏”等字句的错误解释，说明他们把笔势当作笔意，不懂得文字理论及其形成规律，反而去诋毁古文，表面上是推求所谓圣人的微言大义，实际上全是自己的主观臆测。许慎是古文家，熟于六经旧典，深明字例之条，又有实事示是的精神，对当时这些“俗儒鄙夫”的“野言”极为不满。】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释义：象：在这里指文字。阙：同缺，指有疑暂缺的字。衺：同邪，不正。啧：音同“责”，说文训“大呼也”。通人：指精通文字之学的人。分别部居：指按部首编排。

《叙》文的这一段，许慎阐明了自己编写《说文》的宗旨和自己的治学态度，讲述了文字的功用及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另外，讲到了他编写《说文 》所用材料的范围，全书编排的方法和说解的条例等等。许慎非常看重古文，认为古文较多笔意，反对在研究文字时凭主观臆测作穿凿附会之说，反对不知而不问。“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引用这句话，是指责那些不懂装懂，任意改作的行为。许慎讲到文字的功用和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从语言发展到文字，打破了时间、空间的局限，它使“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作用在人类历史进入文明社会后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它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性质。许慎作《说文》的方法，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他认为这样就包含了周秦以来直至汉代的文字了。“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是讲《说文》的说解。许慎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开始作《说文》，其间又于安帝永初四年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东观”校书并研究文字，这样到了他在安帝建光元年于病中遣其子许冲进上《说文》时，前后已经是二十一年了，费去了他半生的心血。但尽管是这样，《说文》却并不只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他引用了古代文献，参考、吸收了别人的研究成果。许慎作《说文》，希望能起到“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的作用，他按书体归纳整理了他所能见到的全部典籍中的文字，批驳、订正了一些当时流传的关于文字解说的谬误。“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许慎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对于不知道的，则缺而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