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的台前幕后连载（中统的台前幕后）

民国时期，徐州、连云港、蚌埠等地的的重要性是与北平、南京、上海等地一样的。

这些地方不仅共党活动频繁，而且还有丰富的物产，其中徐州拥有亿吨存量的煤田，连云港以南则是重要的“淮盐”产地，至于蚌埠，则乃黄淮地区交通要道，北上是徐州，东南方向则是南京。

民国蚌埠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中统特工总部时期，徐恩曾就把徐海蚌地区划为搜集特务情报、吸纳财产的要地。

叶秀峰上任后，为了与徐恩曾时代的特务区分，他竟然别出心裁地搞出一个“临时工作站”！

其他地区的工作站要么叫分区，要么叫地方调统室，而这个“临时工作站”在中统局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成立“临时工作站”并不是叶秀峰一个人所决定的，蒋介石曾经在一次甲种汇报会上分析：

日本人和共党之所以看中这些地区，除资源外，主要还是交通。徐州乃全国之重要交通枢纽，蚌埠也是如此。越是“要塞”，越容易遭到共党分子的觊觎和破坏。

而陈立夫也讲道：过去中统局在“徐海蚌”的收获还是挺多的，于是建议重新成立一个工作站，及时向党国提供情报。

1945年9月，徐州临时工作站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原徐州崇文路17号的老调统室内，而叶秀峰将徐州调统室、连云港调统室（海州）、津浦铁路特别党部调统室徐州段室和陇海铁路特别党部调统室徐州段室，统统归徐州临时工作站管辖。

徐州火车站站牌 图片来自网络

徐州临时工作站成立后，先是由朱敦杰担任工作站站长，后来改由周懋轩担任，临时工作站下设情报、组训、行动三个组，而其主要成员有：孙仲遐、吴振芝、夏自由、单兆宽、朱太庭、谭光中、王建藩、张为振、单作勤等。

周懋轩上任之后，进一步完善“临时工作站”，增设人事，其中周建业为秘书，单作勤为组训干事，肖增耀为情报干事，封涛为行动队长。

重组后，徐州调统室迁至徐州市南门内艺波巷四号，主任吴振芝，助理李继芳、助理干事是孟广琛和解春圃。

抗战胜利之后，铜山农村已经成为解放区，于是铜山县调统室也迁至徐州某木材厂内，主任是单兴玉，内务干事是张为振和王建藩。

徐州临时工作站行动队有四个分支：其中南关一队由刘昌汉担任队长，西关二队队长是夏自由，东关三队队长是王朴，北关四队队长是杜文彬。

行动队成立后，主要“行动”内容是劫收日伪资产，但是，叶秀峰的算盘还没准备好，就被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制止了。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内战打了起来，此时徐州临时工作站也有较大的人员变动。

陈蔚如顶替周懋轩担任徐州临时工作站站长，站员王玉如负责情报编列工作，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工作站”对外与徐州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联络，对内，则指导徐州区域内各基层调统室。

其中，叶秀峰指定周建业为徐州“工作团”团长（隶属临时工作站），前往江苏的丰县和沛县、山东的鱼台县等地，进行共产党情报调查，后来，解放军主力北撤到山东胶东地区后，“工作团”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被解散掉了。

与此同时，徐州临时工作站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入鲁工作团”，总团长是陈蔚如。

工作团还下设三个分团，其中：第一分团进驻临沂，团长是王仲常；第二分团进驻兖州，团长是王天生；第三分团进驻鲁西南，团长是周建业。

当时，“入鲁工作团”的主要目的是搜集山东解放区的军事情报，开展“策反”工作，侦察共产党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情况。

第一团进驻临沂后，由于该地区没有中统局调统室，只能与临沂专员王洪久联系，工作几无进展。

第二团进驻兖州后，由于兖州分区主任郑培琦将泗水等县的还乡团介绍给第二团，第二团掌握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由于后期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许多情报没有派上用场。

第三分团始终没有进入金乡、鱼台、嘉祥等地区，所以，几乎没有掌握任何的情报！

徐州宝兴面粉厂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内战开始后，山东、苏北地区很快就成了解放区，徐州与连云港之间的交通已经中断，本来辖管多个区域的徐州临时工作站，此时，却被解放军“砍掉”了一条腿，活动范围大大缩小，而徐州城外，到处都是共产党在活动，中统特务们几乎无机可乘，搜寻情报一事变得更加艰难了。

这些特务们为了搜集情报，将目光转移到由山东地区的共产党创刊、发行量甚大、群众基础较好的《大众日报》。

陈蔚如下令，让特务们想尽办法搜集《大众日报》，然后择取“有价值”的信息，作为情报进行整理。

特务们搜集来的《大众日报》皆为过期报纸，且报纸上涉及“共产党党政军”的真实面貌少之又少，特务们经过一番加工，将情报呈给叶秀峰，叶秀峰一看，竟然大悦。

后来，叶秀峰经常看到徐州临时站发来的情报，竟然还多次在丙种会上表扬他们，说：“以徐州分区为榜样，各个区要好好学习！”

叶秀峰还将这“大众日报的剪贴版”呈给蒋介石过目，蒋介石也没发现其中的问题。

陈蔚如还让小特务们冒死深入共产党腹地，采一些真实的情报回来。他们先是乔装打扮一番，利用假名，扮成老农形象，进入解放区。

不过，这些特务“演技”实在拙劣，况且大多数特务都是外地人，很快被当地老百姓或者共产党拆穿，于是只能全身而退。

在收复砀山县的时候，一名乡长对特务们说，解放军早已撤离砀山，地方共产党员早已隐藏起来，难以抓捕。

迟迟打不开局面，情报又不能不报，进退两难之下，陈蔚如让特务们把“小道消息”当做情报上报。

1946年，特务吴植涛是海州人，向陈蔚如汇报道：“共军物资大都由海上供应，我们有小火轮，可以在海上进行拦截，断掉共军粮草。

同时，按照‘以组织对抗组织’的传统办法，成立一个海上工作团。”

陈蔚如立刻致电叶秀峰，但是，鉴于中统上海区已经成立了海上工作团，于是电复：建议很好，不过长江口已经有这方面的团队，海州就不必重复建立。

徐州物产丰饶，尤其以煤炭储量最大，主要是贾汪煤矿。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国民党第十战区临泉指挥所派何大刚为监理，11月，徐州指挥所又加派郭心冬共同管理。

12月21日，徐季梁奉国民党陆总及经济部饬令正式接收后，取消柳泉炭矿名称，恢复华东煤矿名称。

1946年9月经刘鸿生、陆子冬等串通官僚关系，名义上恢复为民营华东煤矿公司，同时，开凿韩桥新井，日产达到3000吨，此时夏桥矿日产煤炭2000吨，此后“新（韩桥）、旧（夏桥）两区每日的产量达到5000吨。

贾汪煤矿的前身——华东矿场

一次，叶秀峰无意中得知，贾汪煤矿有共产党活动，于是，他派局本部党政调查处的刘震来贾汪煤矿调查取证，此事，叶秀峰并未告之徐州临时工作站。

1946年的12月，贾汪煤矿总务主任王慕山来到徐州，碰见中统徐州临时工作站的站长陈蔚如。

当年，担任盐务督察的陈蔚如与早年担任盐务局税警科长的王慕山是老熟人，两个久未见面，陈蔚如见故人来访，于是在工作站附近安排了一桌席。

两个人先是嘘寒问暖一番，然后切入正题，王慕山说出来来意：“最近有人向我报告，贾汪煤矿有一个名叫邢旭东的人非常可疑。

此人是从山东来的，既不下井挖煤，也不是矿工家属，整天在矿上鬼鬼祟祟转来转去。此人说话很和气，总能跟矿工们打成一片，我怀疑他是共产党！”

一听此话，陈蔚如笑了，陈蔚如道：“既然你觉得他是共产党，手里有何证据证明？”

“唉，只是凭感觉！反正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

“既然这样，回去之后，你就找人盯紧他，掌握他的一举一动，尽可能全面地搜集证据！如果真的是共产党，那就立刻逮捕！”

王慕山端起酒杯又是一口，喝完这口酒，又神神秘秘道：“小陈，还有你不知道的哩！”

陈蔚如也压低脖子，小声问：“还有什么秘密？”

“其实邢旭东一事，你们叶老板早就知道了，他还偷偷派一个叫刘震的家伙来矿上调查，那个邢旭东，就是他挖出来的。”

陈蔚如有点不相信，叶秀峰竟然隐瞒不说，而是派自己的亲信来矿上调查，陈蔚如对王慕山说：“此事只有你知我知，千万不要传出去，这样影响不好！我会暗中帮你查实，放心吧！”

送走王慕山，陈蔚如陷入深思，他原本以为叶秀峰十分相信徐州临时工作站，没想到却留着一手。

陈蔚如有些进退维谷，但想想自己已经答应了王慕山，只好暗中委派津浦铁路调统室的赵振声，去贾汪煤矿暗中调查。

几天后，陈蔚如回南京汇报工作，叶秀峰将其喊至办公室道：“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交代你做，前不久，贾汪煤矿发现矿上有共党分子活动，我已经派人去了，你回去之后，抓紧与贾汪煤矿的工作人员联络，争取将其分子抓获归案！”

陈蔚如说：“局长，我如何处理？去了找谁？”

叶秀峰立刻写了一张纸条，起身塞到陈蔚如的手里，叮嘱道：“到了贾汪煤矿，你将此条交给刘震，然后逮捕邢旭东。”

陈蔚如从南京回到徐州，匆匆从贾汪煤矿赶回来的赵振声，向其汇报：

“此人来到贾汪煤矿后，就开始对矿工进行赤化，煤矿因为此事驱逐过他，但是却纷纷遭到矿工的掩护。如不立即逮捕，恐怕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于是，陈蔚如立即向叶秀峰请示抓捕，叶秀峰同意后，陈蔚如通知田康、李剑华、周懋轩、赵振声等人，密谋如何抓捕邢旭东。

陈蔚如考虑到，如公开抓捕邢旭东，或许会引发矿工骚动，于是决定，采取秘密逮捕的方式，随后，陈蔚如下令给徐州调统室和津浦铁路徐州段调统室共同执行抓捕任务。

民国徐州街头 图片来自网络

两天后，赵振声带着一群特务坐着大卡车摇摇晃晃来到贾汪煤矿矿区，将邢旭东骗至一偏僻处，将他摁进卡车，押回徐州。

陈蔚如立即对邢旭东进行了严讯逼供，特务们连续审问五天五夜，也没有从邢旭东嘴里得到一点证据，只好将他放了。

后来，王慕山邀请陈蔚如参观贾汪煤矿，期间送上100万新法币当作“辛苦费”。

1947年6月，叶秀峰亲自来徐州临时工作站视察，为了迎接他的到来，陈蔚如等特务们一阵忙活，先是单独腾出一间房屋，将新买的大床安置好，随后又花大价钱雇了徐州市最好的大厨。

陈蔚如恐有照顾不周之处，同张春帆、田康、李剑华等亲自去徐州火车站迎接，叶秀峰一下车，陈蔚如便跑前跑后，又是提包，又是端水。

但是，叶秀峰早就让中统局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安排好了落脚之处，地点是徐州的凤祥银楼。

凤祥银楼其实是类似于“正元实业社”的地下特务组织，这个组织甚至连某些特务都不知晓。

临走之前，叶秀峰听了徐州临时工作站的工作汇报，听完之后也未进行详细评价。

其实叶秀峰此次“视察工作”的重点，还是在凤祥银楼里的“地下工作人员”身上。

这些人曾经是中统局特务，抗日时期曾经短暂加入了汪伪政府，抗战胜利之后，这些人又想尽办法托各种关系回到了中统局的队伍中。

叶秀峰知道，徐州临时工作站成立时间太短，特务身上没有多少油水可刮取，但是，凤祥银楼里的地下工作人员便不同，这些人盘踞徐州多年，抗战胜利后也截获不少日伪资产，叶秀峰就看准这个。

1948年徐州市政府门前 图片来自网络

叶秀峰的徐州之行收获颇丰，如果按每人两根金条计算，叶秀峰一趟徐州行至少也有百十根金条进账。

回到南京后，又进行了一番人事调整，将徐州临时工作站的大特务田康调至昆明任禁烟总署滇黔区督察员，而陈蔚如和李剑华则调回南京总部。

一年后，淮海战役打响，徐州临时工作站也随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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