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国学经典 孔子并非中华文化元典的创作者

《中华文明五千年》

冯天瑜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中华文明是全球悠久的文明，它以巨大的创造力书写出了令世界赞叹不已的人类传奇。本书从远古到近代，全景展现了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道路，可为普通读者领略中华文化精髓提供一个指引。通过它可以学习和掌握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颇有益处。它是一部展示中华5000年文明整体形象的国民素养书，它让世人明知中华文明以独特的命运，延续至今的原因所在。唯有通过中华文明的道路，才能贴切理解现代的中国。

文明既是一种人类现象，它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文明同时又是一种民族现象，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人们创制的文明千差万别。我们将要论及的“中华文明”，约指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繁衍生发的自成一格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内涵不断拓展。在先秦，“中国”或指京师，与“四方”对称；或指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地段，与落后的“四夷”对称。隋唐以降，“中国”指定都中原的王朝，元代自称其统治区域为“中国”，称邻国（如日本、高丽、安南等）为“外夷”，明清沿袭此说。总之，“中国”这一概念在古代虽不断演进，但其主旨却始终守住一个“中”字——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这既是一种地理学的中心意识，更是一种文化学的中心意识。这种文明中心意识，还表现在“中华”一词上。“华”指文化繁盛，“中华”意谓居于中心的富有文化的民族。时至近代，中国人的中心意识渐次淡化，而余韵流风仍然不时回荡。

现代俞明的《庄周梦蝶》

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都在公元前６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约中国的西周和东周），创作出包蕴着该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元典。中华文化元典——《诗》《书》《礼》《易》《春秋》也在此间脱颖而出。这批典籍初步建立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如“天人之辨”方面循天道、尚人文、远鬼神、近俗世的特征；“发展观”方面通变易、守圜道的特征；“伦理-政治论”方面崇教化、求经世的特征；“君民之辨”方面民本与尊君两翼一体的特征，都对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元典初创于西周，又在东周订定发扬，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至今影响深远。

《诗》《书》《易》等中华元典的初级制作处所在西周王官。如作为商周王室文献汇编的《书》，多出自史官手笔，又由王室文化官员汇编成册；《诗》是“行人”等文化官员所采集，由太师总纂；《易》的卦画符号和解释经文，也成于西周。然而，“学在官府”的西周是一个典籍的集体制作阶段，只有进入晚周，当士摆脱王室附庸地位，赢得个体自觉以后，中华元典方开始了由文化专门家带着学派意识加工整理、阐释发扬的新阶段。

明代仇英《孔子圣迹图删述“六经”图》

自《史记》开始，传统的说法多把孔子视作中华元典的著述和编订者，称孔子“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几成通行之论。而详考元典成书经过可以发现，“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孔子并非元典创作者，而是传述者，在孔子之先，《诗》《书》《春秋》及《易》的经文已有文本，而《诗》《书》《礼》《易》《春秋》的传世本，迟至战国以至汉初方确定下来。其间荀子一派儒者的“传经”之功尤著，“秦汉儒生所学习的‘五经’及其解说，大都来自于荀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元典并非儒家所专有，其他战国诸子也多出入元典，诚如刘熙载《艺概》所说：“九流皆托始于‘六经’。”

作者：冯天瑜

编辑：袁琭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