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人有多少（闯关东40年的爱尔兰人）

讲“九君子”与《TRUTH》的故事，倪斐德绕不开，他是递交环节的关键人，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闯关东人有多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闯关东人有多少

讲“九君子”与《TRUTH》的故事，倪斐德绕不开，他是递交环节的关键人。

“九君子”搜集并整理出的《TRUTH》交不到国联调查团的手里，就可能成为几百页的废纸。“现在我收下这份材料，若因此而死，我是为崇高的事业而死的。”倪斐德接受重托那一刻说的话至今回荡。他不辱使命，最终完成了“最后一击”。古人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放在倪斐德身上并不准确，他有着很深的中国情愫，这点甚至影响了其后代。

法库有一座旧教堂，是20世纪初由倪斐德主张修建的。

若干年后，他的孙子马克·奥尼尔到中国工作，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其在追寻祖父在中国的足迹中发现了这样一段秘密，写下《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书纪念自己的祖父。2016年4月末，记者跟随《TRUTH》课题组一行来到珠海，见到了马克·奥尼尔先生。

他讲述了倪斐德与沈阳有着一段不被磨灭的历史情缘。

1870年8月26日，倪斐德出生在贝尔法斯特的一个中产家庭，1884年9月就读贝尔法斯特皇家学院。受家庭浓厚宗教氛围熏染，完成学业后他成为爱尔兰长老会的一名牧师。

翻开1936年的一份《长老会先驱报》，封面上的人物便是倪斐德，那是他当选为爱尔兰长老会大会轮值主席后，从东北返回爱尔兰短暂停留时拍的照片。

1897年，27岁的弗里德里克·奥尼尔被爱尔兰派往亚洲传教。他的孙子马克说，他曾在爱尔兰遇到当年在东北传教的年迈的修女们，听她们述说上世纪30年代冒着严寒、坐着马车在乡间穿梭的往事。那一刻，他的脑海里浮现更多的是祖父的身影。弗里德里克·奥尼尔乘上维多利亚号客轮从英国启程远航，经过两个月抵达营口，又坐马车到达沈阳。他在沈阳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汉语学习之后，被任命为法库地区的牧师，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倪斐德。1900年3月，倪斐德在法库租下了一所房屋，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

记者注意到马克的手里有一张照片，是倪斐德与妻子在上世纪30年代在法库居所外的合影（详见1月20日沈阳日报盛京周刊T2版）。照片中，倪斐德夫妇完完全全展现出了中国范儿的一面：身穿着马褂、长衫，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而夫人则身着旗袍。

马克说：“祖父只身来东北，收入很少，200英镑只够他自己生活的。五年后，工资提高到300英镑，那时候他才有条件结婚。因为法库的生活条件恶劣，祖父也曾想放弃结婚，但很快他收到了远在爱尔兰女友安妮的信。安妮在信中写道：‘我们在爱尔兰已经一起走过了5年，你独自在满洲也等了5年了，加在一起1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结婚了？’接下来的事很戏剧性。起初我祖父考虑到生活条件的苦，担心误了安妮，便回信拒绝了。那个时候一封信从法库到爱尔兰需要经历数月才能到达。正当信辗转在各地时，祖父动摇了，他渴望着爱人来到他身边陪伴他一起度过，于是他又发出了一封电报。接着拒婚信那一天早上，安妮满怀失望，不过邮差很快返回送来求婚的电报。剧情就是这样转悲为喜。1903年8月，安妮乘坐汽船离开贝尔法斯特。10月7日，她和祖父在上海一座教堂举行了婚礼并在杭州度蜜月，她成了我的祖母。”

婚后，夫妻俩北上，回到法库。

漂洋过海

当时的法库，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安妮对这个陌生的地方曾这样描述：

“进入城镇时，已是夜晚，弗雷德（指倪斐德）下了马车，点亮牧师之家门前的灯。除了这盏灯外，街道上再无另一盏街灯，镇上漆黑一片。”

马克说：“祖母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汉语，每天早上学3个小时，晚上更多。祖母生了5个孩子，因为前两个因病在法库夭折了，其他3个儿子在法库生活了几年后都被祖父送回贝尔法斯特接受教育。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祖父母都在法库生活、工作，但孩子们却在世界的另一端，他们出现任何状况都没有父母的呵护。这也是我和父亲提起祖父时父亲很冷淡的原因，父亲一词他的成长中应该是模糊的。”

初期倪斐德夫妇感到很困苦，但很多善良的中国人让他们逐渐在法库感受到“家”的感觉。倪斐德在家信中表示，虽然自然和大社会环境险恶，“所幸吾相与之中国人皆诚实友善之辈”。1907年倪斐德建了新教堂，两年后他和传教士米切尔一起建了教会医院。在医院开办之前，米切尔就已经在法库开办诊所了，因其医术高明，当地的老百姓用绵羊、野鸡、鸡蛋等来表达他们的感恩之情。可惜的是米切尔在一次为病人诊治中不小心被传染上了白喉，不幸去世。当时法库大约有700多人自发参加了她的葬礼，多数都是她的病人。

倪斐德在当地除了传教外，还办学招收贫民学子。

后来“九君子”经雍维林推荐找到倪斐德先生，请求他帮忙递交《TRUTH》时，他说出“Now，I take this,if I die,I die for a gerat cause”（“现在我收下这份材料，若因此而死，我是为崇高的事业而死的”）这句话，不足为奇。

他是一个有博爱情怀并坚持正义的人。

安家法库

从27岁到72岁，期间除了跋涉重洋短暂返回欧洲，倪斐德在法库度过了近半个世纪。除了战乱，期间倪斐德也因感染伤寒、疟疾等，与死亡多次擦身而过。马克说：“我的祖父母在奉献出漫长和卓越的职业生涯后，早有无比充分的理由退休回乡，享受舒适的家庭生活，但他们已经在法库生活了40多年……那里已经是他们的家了。”

珍珠港事件后，倪斐德夫妇被日军软禁在法库的家中。

1942年4月，倪斐德夫妇被驱逐出境。在当时情况下，作为“敌国公民”，他们被日本警方护送，经大连、横滨和莫桑比克等地，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贝尔法斯特。

他们几乎所有的美好时光都在法库度过。家，熟悉的教堂，医院，还有那些与他们一起历经生死的挚友……马克说：“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依恋源自一次我偶然在香港欢乐跑马场墓地散步。在那里，我发现许多欧洲神父、修女和牧师的坟墓，他们都是20多岁来到香港，继而在香港度过一生，即便后来他们老了，但他们仍然愿意选择留在香港。他们中有人说，他们家乡的朋友亲人都日渐疏远了。他们回到家乡，和家人谈起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也很少会有人感兴趣。因此，他们对中国‘老家’更加眷恋。”

马克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是因为祖父回国的经历。“当年祖父母回到贝尔法斯特后，亲人都欢迎他，但谁会再和他讲中文，谁又能和他讲在东北的工作和生活？一个儿时经常和祖父玩耍的表妹曾和我说过：‘当他很生气的时候，常常用我们听不懂的中文骂我们。”我想，这也许就是祖父联系中国的一种方式吧。战争结束后，其他人重新返回中国，但那个时候，祖父已经75岁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他和祖母一直居住在贝尔法斯特南郊的一所漂亮房子里，毗邻一座公园，房间里摆放着一些从法库带回来的物件。我父亲曾跟我讲过祖父的晚年：平日祖父会午睡。一天下午，家人去房间里找他，却发现床上没有人，可屋子里的衣柜还敞开着。家人都慌了，急忙出门寻找祖父，最终他们在街道尽头找到了祖父。他穿着套装，带着帽子，拎着手提箱，他正打算坐公交车去火车站，再坐火车回法库……”

1952年10月7日，82岁的倪斐德去世。他的夫人安妮4年后也与世长辞。

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的孙子马克·奥尼尔走访祖父的“老家”法库，见到了法库教堂里面墙上祖父当年的手迹……

魂系中国

其孙马克

马克告诉记者，他的人生也是中国紧紧相连的，这份羁绊的根儿同样来自祖父。“我很好奇：为什么我的祖父会选择忍受和贝尔法斯特的孩子们长期分离，留在中国大半辈子。”1978年，马克得到在香港工作的机会。1985年，马克被派往北京工作。1986年，他在240个城市名单中看到“法库”，寻根之旅有了突破……

66岁的马克接受采访时，全程都是用中文和记者交谈，他更像一个“中国通”。

他的妻子罗迅之是香港人，和马克一样以前都是做记者的，26年间她陪伴丈夫三次探访法库。1986年，第一次探访法库，他们看到祖父当年建立的教堂已被改成体育馆，长椅换成了乒乓球桌，有些伤感……马克说：“老实说，如果我是祖父，我不会像他一样留在法库。起初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对在中国的事业那么坚定……”寻访多次后，他最终还是找到了答案：祖父坚守在这片土地上42年，除了宗教的原因，更多的是他身上的大爱精神。

2016年4月23日中午，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联合国际学院。马克每周在这里上一堂大课。马克总愿意提前赶到学校，在教师办公区，他会为几位老师分发小礼物，还会为他们从香港带一些东西。马克开玩笑说：“在中国教书是需要打点溜须的！”同样他需要“溜须”的还包括他的学生。在课堂上，他会为学生分发小饼干。学生吃得很开心，学得认真。对这样一位外教，学生除了尊重外还多了一份情谊。

传道、授业、解惑，如今马克也用着这样的方式继承着祖父在中国的事业……

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 王远文并摄/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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