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如何牺牲的（那年今日瞿秋白:话既然是多余的）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罗汉岭下，瞿秋白望了望四周山水，驻足说：“此地甚好”。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放弃优待奔赴苏俄 三次见到列宁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俄国顿时成为世界的焦点。

1920年冬，北京《晨报》公开招聘3位懂俄语的记者去苏俄。当时兼任上海《时事新报》驻北京外勤记者的孙九录向主持《晨报》笔政的三叔孙光圻推荐瞿秋白。瞿秋白对十月革命这一改变劳苦大众命运的运动充满了景仰，在得到推荐后，他毫不犹豫地搭上了赴俄的列车。当时他在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只差两个月就将获得文凭、外交官职务和优厚的俸禄，但他放弃了这一切。

瞿秋白进入苏俄时正处于苏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期。在这段时期，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领导人民平定了各地叛乱，废除已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人们生活水平短时间内大大提高。

列宁说话沉着果断，每当他演讲时，桌椅上都站着人。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俄共的策略报告。瞿秋白被苏俄革命热火朝天的气氛深深感染。他对当时列宁的讲话做了详细描述：“列宁的德、法语非常流利，谈话时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有一次在走廊上略谈几句，他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他还写道：“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着人，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身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题词上。”

11月7日，瞿秋白参加了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举行的十月革命四周年庆祝会，列宁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登台演说。瞿秋白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工人群众的眼光，万众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列宁说时，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之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工群众之心中，这层意义一天比一天明了。列宁末后的几句话，埋在热烈的掌声中。”

在苏俄几个月的实地考察，使瞿秋白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1922年2月，瞿秋白在苏俄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同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在彼得堡（后移到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在这次大会上做了报告。瞿秋白作为“俄国通”陪同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并为陈独秀做翻译。他及时将列宁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译成中文，寄回国内。

第一个把《国际歌》译成中文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首喧遍全球的《国际歌》，如今早巳家喻户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第一个把《国际歌》译配成中文，并介绍给国人的是瞿秋白。

二十年代初，在我国译配并刊行的外国歌曲寥若晨星，《国际歌》的歌词虽然自1920年以来，已经在几个刊物上刊登过，但仅仅是无乐谱的译诗，自然无法传唱；是瞿秋白还第一个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的《新青年》第一期。并又撰写文章，对这首歌做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歌词与当今流行版本不太相同，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希望“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同声相应”’。正如列宁所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瞿秋白同志是一位对音乐艺术造诣很深的革命家，歌曲《赤潮曲》，就是由他本人作词谱曲，并以笔名秋渠公开发表于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

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的部队俘获，关入上杭监狱。4月初，鲁迅从密信剖析得知瞿秋白被俘，尚未暴露身份，就与弟周建人和瞿秋白妻子杨之华想方设法托人营救。可是，4月10日后，由于叛徒指认，身份被识破，国民党报纸刊登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使鲁迅的营救计划成了泡影。5月9日，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并严厉苛刻的解剖自己。在被押期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数次令人和派要员，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均无功而返。

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后，换上了洗净的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梳洗毕，坐在方桌前，点支烟、喝杯茶，再翻阅唐诗，吟读着、思索着，则挥笔写“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的绝命诗时，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廖祥光闯进房内，出示了蒋介石“就地枪决”的电令。瞿秋白很镇定地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随即跟廖祥光来到隔壁的长汀中山公园，瞿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他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罗汉岭刑场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还回头微笑地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多余的话》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综合环球时报、中红网、新浪博客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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