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藩镇割据维持了唐朝几百年（比藩镇更可怕的不是宦官）

党争，原意为“政府官员自行拉帮结派，为争取个人或共同的政治经济等利益而互相对异己人士或团体进行攻击”的行为，就是官员结成党派为争取政治利益互相攻击。东亚历史上泛指士大夫结成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称为党争。现今政治中，党争可解读为党派之间的斗争，常见议会政治。

因为，每个人看待事物的眼光不同，所以，难免有政见不合的情况。

不过，发生在古代王朝中的“朋党之争”，显然与政见不合没有太多关联。争斗的两党，纯粹是为了权力而相互倾轧，为此不择手段。之所以古代党争频发，还是因为古代的党派往往是建立在人际网络上的，其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古代比较严重的朋党之祸，有唐代的“牛李党争”以及明朝的“东林党争”。

拆开“朋党”这个词来看，就不难理解朋党的内涵。官场之上，同窗、同乡拉帮结派，为了巩固己方在朝中的势力，也为了扶持更多私党，不断对其他官员、朋党进行攻击。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党争之乱，往往始于两个甚至多个朋党。在绝大多数时候，皇帝都不会坐视这种现象的发生。

所以，几乎每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会三令五申禁止结党。不过，在一些个别情况中，皇帝并不会制止党争：一是皇帝希望巩固集权，制衡阁权、官权，所以会纵容党争，坐山观虎斗；另一种情况是皇帝被架空，根本无力制止党争。例如我们今天要讲的“牛李党争”，便属于后者。

自唐朝步入中期以后，宦官之祸愈发严重。起初，皇帝为了巩固集权，赋予了宦官参政的权力。没想到，这些宦官比官员更难掌控。宦官掌权后，靠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阻断了皇帝与外界的联系，名为皇帝的“代言人”，实际上，他们已成了真正的土皇帝。

很多朋友以为，历史上宦官之祸最严重的是明朝，实则不然。

很少有哪个朝代的宦官，能像唐朝宦官一样凌驾于皇帝之上。什么将皇帝架空对外廷发号施令，对于唐朝宦官来说都是小儿科。唐朝宦官可怕到了什么程度？他们能够操纵皇储的人选，废立天子。更有甚者，像仇士良之流，敢直接带兵与皇帝对着干。唐朝宦官之盛，堪称绝无仅有。

宦权滔天，皇帝的处境十分尴尬。按理说，作为辅国栋梁的文臣集团，理应挽大厦于将倾，帮助皇帝解决宦官问题。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唐文臣忙于内斗，根本无暇顾及皇帝的处境。

说起“牛李党争”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宪宗一朝。

元和四年，牛僧孺、李宗闵这两个靠科举入仕的新生力量，在奏章中极力抨击当朝宰相李吉甫的政治主张。李吉甫身为一国之相，怎会容忍这两个毛头小子？

于是，他立即上奏朝廷，对二人进行弹劾。虽然弹劾之事不了了之，双方的争执也告一段落，但是，两派的矛盾却延续了下去。在后来，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带着一众私党（是为李党），与牛僧孺、李宗闵这些新生力量（是为牛党）进行了一番角逐。

根据文献的记载，虽然，宪宗一朝这两派就已经有了相互倾轧的苗头，但均属一些不伤筋骨的小打小闹。两个朋党开始正式较量，是在穆宗继位以后。两个朋党及依附于两党的官员，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倾轧，在政治场上进行较量，将本就在走下坡路的大唐王朝搞得乌烟瘴气。

直到宣宗登基后，这场“牛李党争”才画上了句号。虽然，党争已被平息，但因党争所引发的一系列影响却破坏了大唐王朝之根基，将王朝推向覆灭的深渊。

在古代王朝中，党争的形式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我方得势后打压你方，你方得势后变本加厉地回报，不斗个满门抄斩家破人亡绝不善罢甘休。

那么，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究竟在争些什么呢？是个人私怨，还是政治主张？

从表面上来看，不难发现“牛李党争”中存在一定私怨的成分。

作为前任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处于党争的风口浪尖上。宪宗一朝，牛僧孺等“新生力量”得到了重用，被宪宗调到全国各地担任节度使，统领藩镇。早年牛僧孺与李吉甫之间闹过矛盾，所以牛党将仇怨全都发泄在其子李德裕身上，一有机会就递折子对其进行弹劾打压。

武宗上台后，局势陡然扭转。李德裕平步青云，官拜宰相，一跃成为内阁第一人。今时不同往日，得风得水的李德裕自然不会放过早年打压自己的牛党，于是便对其进行了又一轮政治攻击。武宗登基后，牛僧孺再度崛起，成为新一任宰相，风水轮流转，牛党自然要给李党些颜色瞧瞧。

看起来，“牛李党争”就像是小孩子打架，今天你给我一巴掌，明天我踹你一脚，没完没了。实际上，在私人恩怨背后，还涉及到许多因素。且来看看为什么牛僧孺早年要得罪李吉甫？正是因为他与李吉甫之间的政见不合。所以，这场党争从一开始，便是由政见不合引发的。

我们知道，自安史之乱之后，天子脚下闹事的藩镇就像是按倒葫芦起了瓢一样，拥兵自重的藩镇势力成了朝廷的大难题。藩镇问题，就是牛李两党之间最大的冲突点，两党对藩镇问题所持的主张截然相反：

李德裕及“李党”成员，都觉得应该竭尽所能打压藩镇，避免安史之乱的再次发生；

牛僧孺、李宗闵等“牛党”则觉得，应该姑息藩镇势力，毕竟藩镇关系到国家之安危，牵一发而动全身。

李德裕当宰相时，对藩镇拿出了强硬的态度，极力弹劾那些有作乱苗头的藩镇势力。到了牛僧孺担任宰相时，正赶上“卢龙军乱”的爆发，但牛僧孺却主张姑息，还拿出了“不系国家休戚”的理由。且不说这两人的主张孰是孰非，从他们截然相反的立场来看，牛李党政已注定不可能善终。

可以说，只要藩镇仍存在，他们之间的争斗就不会停下来。

除了藩镇问题之外，牛李两党还有另一个冲突点，那就是朝臣的选拔问题。我们知道，自武周朝开始，科举制度已经逐渐成型。不过，虽然有这样一套成熟的官员选拔制度，但让科举制就这样取代士族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且来看看李德裕与牛僧孺入仕的方式，就会恍然大悟。

李德裕的父亲是谁？前任宰相李吉甫。李德裕是个非常典型的士族官僚，他能够子承父业，多半要得益于他的老爹。

而牛僧孺呢？十年寒窗，啃了许多年书本终于登科入仕，凭自己的本事跻身官场，并闯出了一番天地。

在李德裕眼中，牛僧孺就是个出身卑贱的草民；

在牛僧孺看来，李德裕就是个靠拼爹起家的官二代。

由于在当时，科举制和士族制并行，所以，此二人一个支持科举制，一个支持士族制。

如果说，对于藩镇问题的政见不和，源于牛李自身，那么，对官员选拔主张的不同，则牵涉甚广。在当时，有不少官员像李德裕一样，出身官宦世家，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都是朝中栋梁，甚至，其祖宗的画像还挂在凌烟阁里。

这批官二代、官三代就是靠着士族制进的官场，又想将自己的爵位和官职传承给子孙，怎会允许科举制的存在？然而，牛僧孺与他代表的登科进士人数更多，他们希望能给天下寒门子弟一个入仕的机会。选官制度之争，关乎大唐官场之根本，这也是这场党争能够持续四十年的最大原因。

像这样的党争，不分个高下，双方绝不肯罢休。而这场党争的戏剧性结局，颇为耐人寻味。两虎相争必有一伤，那么，牛李两党斗罢后，谁是最后的赢家呢？

前文说过，自唐中期开始，宦官已经成为皇帝与官场之间的“传话人”。牛党与李党想要斗上一斗，难免要讨好内廷的宦官，给自己找靠山。在牛李两党闹得如火如荼之际，他们根本没意识到文臣集团的斗争使第三方坐收渔翁之利。

一场“甘露之变”，让宦官控制了皇帝，一手遮天。此后，宦官掐死了皇帝与外廷的一切往来，外廷大臣再也没机会让皇帝听到自己的声音。到了这时，连皇帝都被控制在宦官手里，党争还有什么意义？“牛李党争”就这样戏剧性收场了，双方斗了个两败俱伤，反倒便宜了宦官。

根据文献的记载：

李德裕及其党羽被赶出了中央，被贬到地方，李党在京城的一切势力均被拔除；

牛党虽小胜一筹，但从这以后史料中再未看到关于牛党的只字片语。

唐宣宗之后，官员不再进行党争，而是选择依附较有实力的藩镇。在文臣眼中，皇帝已经失去了统治力，宦官一手遮天，自己能够依靠的，只有手握重兵的藩镇势力。毕竟，在乱世之中，兵马就是硬实力。文臣集团的站队，酿成了崔胤、朱全忠进京屠尽宦官的宫变。

至此，朝中大权完全落在藩镇手中，乱世即将揭开序幕。

参考资料：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牛李党争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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