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宝堃相声全集（常宝堃的相声家喻户晓）

著名相声艺术家常宝堃童年随其父说相声，艺名“小蘑菇”。9岁时，他成为“幽默大师”张寿臣的徒弟，16岁时与长他8岁的赵佩茹合作，珠联璧合。日伪统治时期，他甘冒身陷囹圄遭受毒打的危险，上演讽刺“强化治安”的段子。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常宝堃长期在天津登台演出，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人们称赞他是“在群众之中的演员”。1951年，常宝堃在赴朝慰问演出归国途中，遭到敌机轰炸扫射，这位不满30岁的民间艺术家不幸牺牲。

走南闯北以演艺为生

常宝堃的父亲常连安早先是学京剧的，曾在北京富连成坐科，学花脸，艺名小鑫奎。后改学老生，易名连安，与马连良是师兄弟。18岁倒仓后，又向刘德顺学民间戏法。以后漂泊各地，1920年转至张家口卖艺。1922年喜得长子，夫妻唤他“柱子”，取立柱之意，这就是常宝堃的乳名。柱子从小天资聪颖，从记事起就随父母到场子里习艺。

常宝堃的童年饱含着辛酸血泪。他为什么叫“小蘑菇”呢?一是因为张家口一带盛产蘑菇，二是因为他时常欢眉笑眼地和邻近的叔叔大爷们笑，因而大伙儿亲昵地说:“这孩子真蘑菇，老是这么软磨硬泡的!”一来二去就传开了。到他随父去济南等地说相声时，“小蘑菇”便正式成为他的艺名。

相声中的一些节目是从戏法演变而来。“小蘑菇”给父亲帮场子时就常使用相声里的“小孩哏”，如《算人口》、《俏皮话》、《层层见喜》等。大家发现他是说相声的好坯子，都说:“这爷儿俩要使口准火。”1930年到天津后，说评书的陈荣启当保师，把9岁的“小蘑菇”介绍给被誉为“幽默大师”的张寿臣，张欣然收下了这个机灵的徒弟。与此同时，张寿臣又认常连安为师弟。从此，常氏父子便弃戏法而专说相声了。

“小蘑菇”的大名叫宝堃，张寿臣因大弟子名赵立梧，所以给宝堃起名立桐，但这两个名字都没有叫开。在相声演员中常宝堃可称“娃娃红”，在拜师之前已经会说20多段了。张寿臣见他聪慧过人，有“相”有“声”，便对他精心培育。那时，张寿臣白天要演出，早晚还有电台、堂会之邀，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常宝堃白天也要随父赶场演出，师徒俩的传艺受艺都在夜间进行。幼年的常宝堃夜夜踏师门，时时耗心神，十来岁的孩子劳累了一天后还要聆教习艺，难免打盹儿。于是老师提高声音说:“这是学能啊·你听明白了没有?”吓得常宝堃一哆嗦，赶忙揉揉眼说:“听，听见了!”“听明白了你说一遍吧”“这……”常宝堃翻着眼珠想了想，跟着就把刚才老师传授的内容说了一通。他不是机械地复诵，而是运用老师讲的“使活既要有准词儿，又得有个活泛劲儿”，边说边做，灵活而富有变化。每次授课后，张寿臣都很满意。

13岁出师后，“小蘑菇”已经轰动京津了。他们父子除了在曲艺场演出，还上电台播音，在影院演电影前加场，又在百代、高亭等唱片公司灌制了《卖估衣》、《同公堂》、《相面》、《小孩语》等段子，影响日益扩大。

1937年，年仅16岁的常宝堃与长他8岁的赵佩茹合作了。这是因为有一次常家父子合演《家堂令》时，张寿臣恰好听见，就对他们说:“宝堃长大了，你们爷儿俩在台上这么一玩笑，观之不雅啊!”这时，常宝堃才发现某些节目就是因父子关系不宜上演，这对发展艺术是不利的。恰好这时艺名“小龄童”的赵佩茹也找不到合适的伙伴，赵是焦少海的弟子，其父赵锡贤与常连安又是挚友，所以两者的合作顺理成章。

相声演员能搭上个好伙伴应该说是最幸运的了。赵佩茹出艺较早，是同辈中的大师兄，与常宝堃合作后，他的捧哏特长得到了发挥。常宝堃表演起来寓正于谐，机敏洒脱；赵佩茹则是寓谐于庄，左右逢源。他们合演的《五红图》、《铃铛谱》、《穷富论》、《卖五器》等，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艺术时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牙粉袋儿》本来是宝堃的二弟宝霖创作的，曾在北平演出过，遭到日伪当局的非难。常宝霖没有屈服，他在给大哥的来信中谈及事情经过和段子的大致内容。常宝堃基于对日伪统治者的仇恨和对人民疾苦的洞察，决定再一次冒风险，在天津讽刺“强化治安”。

常宝堃演艺的准则是“我听观众的，观众才听我的”，“你爱观众，观众才爱你。”他常用垫话和现挂“包袱”揭露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如在一个节目中，甲需要用乙的脑袋当锣。赵佩茹问:“这是为什么?”他当即回答:“铜都献了!”观众情不自禁地笑了。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当时正拼命搜刮铜铁，用来制造武器，所以共鸣很强烈。因此，常宝堃几次身陷囹圄或遭毒打。

1939年盛夏，天津发生了水灾，游艺场的业务一时低落，如何振兴一下呢?为了生存，也是为进一步献艺，在师友的帮助下，常宝堃除了演相声，开始反串京剧。一个由常宝堃与魔术家陈亚南任正副团长，以演笑剧为主兼演曲艺的兄弟剧团正式成立了，并到北平、张家口、济南等城市演出，扩大了影响。

常宝堃演笑剧较之京剧更宜于发挥自己的特长。该团编导张鹤琴在撰写剧本时也注意到发挥常宝堃的特长。如在《前台与后台》中安排他演一个被花花世界腐蚀的京剧演员，常宝堃把人物苟且偷安、见利忘义的丑态揭露得较充分。在《孝子》中他演长子，把不孝之子虚伪、阴险、贪婪的特征，演得入木三分。在《一碗饭》、《如此歌娘》、《笨侦探》等剧中，他扮演的正面人物也很出色。不论是善良多情的学生，还是大智若愚的侦探，都那么朴实、真挚、风趣，富有生活气息。

1948年底，正值人民解放军围城，国民党负隅顽抗，强迫艺人进行反动宣传。常宝堃和他的弟子苏文茂等都被召去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有含糊，他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想到自己是人民培养起来的和自己所受的欺凌、侮辱，怎么能用艺术进行反人民的活动呢·于是，他虚与周旋，一再推诿，强调没文化，不认字，编不了也说不了……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把我枪崩了，也说不了!”事后，还对其他被召去的演员说:“咱们谁也不能演。”

在天津城防外传来大炮声时，影剧院停止了营业演出，有些同行难以生活。为解燃眉之急，常宝堃就带他们去海河边上打地摊。群众看到“小蘑菇”走下了舞台，倍感亲切，纷纷围拢过来。这说明他的相声艺术，在群众中是受欢迎的。

赴朝慰问演出时不幸牺牲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常宝堃连续参加当时军管会文艺处举办的讲习班，并被评为学习模范。通过学习，他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真地考虑着自身职责和曲艺发展的道路。

短短的时间内，他和赵佩茹连续改编上演了《灯谜》、《封建婚姻》、《新酒令》等，还上演了老舍先生创作的《假博士》等。每演一段新节目，都要悉心听取群众意见，反复修改。有时一天连续演十几场，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内心却充满了喜悦和欣慰。

当时，常宝堃不仅致力于创作，还计划对传统节目进行不同程度的整理，放弃一些低级庸俗的节目和不健康的表演。如果不是战争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相信会在这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1951年3月，常宝堃主动要求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他表示不计报酬，不畏艰险，一心想要去慰问志愿军。当时，他是市人民代表、文联委员、文艺工会四工委副主任，他的要求充分体现出一位民间艺术家的爱国热忱。他决心把艺术献给最可爱的人。

在朝鲜期间，他表现得积极勇敢。他热情地为战士演出，在演出的空隙，就和赵佩茹一起创作新段。他们有两个选题：一个是《新描骨相》，揭露战争贩子是大贼骨头；另一个是《建设新天津》，是用相声形式歌颂解放后天津各条战线的新变化。他们每天清晨坐在山坡上对词。不幸的是，在归国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扫射，于1951年4月22日在三八线附近沙里院光荣牺牲。

图为常宝堃、赵佩茹为志愿军演出

常宝堃牺牲后，党和政府给予了崇高荣誉，在天津桃园村海口公园举行了公祭，后又于当年5月底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赴朝慰问团团长廖承志，副团长陈沂、田汉，天津市市长黄敬，副市长许建国、周叔弢和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均参加了送殡。文艺工会组成3400人的大仪仗队，高举无数挽联花圈等，高呼“为抗美援朝牺牲，死得光荣”、“化悲痛为力量”。北京市文艺界代表，沈阳市、哈尔滨市曲艺界代表也参加了送殡。

天津市文化局为纪念常宝堃，于1951年冬季组成了以常连安为团长、赵佩茹为副团长的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常宝堃的二弟常宝霖、三弟常宝霆、四弟常宝华和弟子苏文茂均参加了该团，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为发展常派相声做了不懈的努力。

（原标题：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小蘑菇”）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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