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府大公主结局（破家的知县灭门的府尹）

真正的政治，并不是玩《文明》游戏，你可以随时随地去操控任何一个细节。大到一国，小到一村，管理者不可能事必躬亲，制度再先进，再完美，也需要人去执行。

比如说，在古代的中国，老百姓并不怕皇帝，也不怕宰相，三公九卿六部尚书也没有什么关系，谁干都无所谓，因为他们不直接管理基层。

底层老百姓最怕的是当地的府尹，是知县，是县丞，是保长，是里正，甚至是某某员外，某某大善人。这些人，才是地方上真正断是非决生死的相公老爷，他们才是金口玉言，要灭谁的门就灭谁的门，要破谁的家就破谁的家。

古人云：“破家的知县，灭门的府尹”。中央政府是大唐、大周还是大宋都无所谓，皇帝是尧舜、汤武还是桀纣都没关系，宰相是周公还是秦桧也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基层是谁？和村民们息息相关的相公老爷们是谁？

古代大帝国地域辽阔，通信全靠人力传送，效率低下，哪怕下了委任令、安排了地方官，但中央到地方，说不定得跑半个月，等到人真的到了，也未必是那个人；就算是那个人，也未必能够执行上面的政策。

所以，中央朝廷主要是把持大方向的，不可能事无巨细，管到每一个地方的所有细节，所以，虽然古代的中国数千年都是号称是中央集权国家，但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对地方如臂使指，时代的大潮下，依然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与中央朝廷博弈、对抗、妥协，这就是地方士绅。我们可以叫他们“乡贤”，也可以叫他们“地主”，还可以叫他们“相公”。

不要小看这些“相公”，这些人要么是富甲一方的地主，要么是有功名的读书人，要么是世代地方大家族的族长话事人，在当地，他们拥有人脉、资源和力量，同村同姓几百上千号人，都听他的，行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们甚至不需要中央的册封，就能获得权力，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方豪强，他们的势力，强大到地方政府，县官县丞保长里正，都得靠他们养着。他们不但有里子，还有面子，同村同族的人，往往受惠于他们，对他们也是歌功颂德，口呼“大善人”。

这些人把握了真正的权力，有了权力，没有监管和制约，自然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他们修桥铺路造福乡里，是常事，他们草菅人命欺压乡里，也是常事。这并不矛盾，因为他们剥削压榨越狠，越无法无天，老百姓越怕他们，更多的地痞流氓就会加入他们成为打手，他们获利就更多，地方县官也会从中收益，成为他们的护身符。这种势力，这就是隐形的“县太爷”了。

偶尔出一个头皮铁、心肠硬的包侍制、宋推官、海刚峰，无欲则刚，可以和他们对抗，造福一方百姓，但他们又能在这里待几天呢？任期一过，还是得换人，流水的县官，铁打的现管，青天大老爷，不过是说书人口中的神话传说罢了。

《阿Q正传》中，阿Q、小D、王胡并不知道朝廷姓什么，也不知道上面是皇帝还是总统，他们甚至连县太爷是谁都不关心，但他们一定知道本村的“赵老太爷”，因为在末庄，赵老太爷才是基层真正的统治者。

元末天下大乱，边远地区有首民歌，叫做“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说的就是这种事情。

古代帝国因为信息沟通效率低下，政权在基层的影响力很小，而且都默认一件事———“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基层事情，就交给相公们管了，相公们只要保障地方税收就行。特别是在一些特殊时期，要休养生息，要发展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水至清则无鱼，事情不能扣细节讲那么细。只能不争论，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这和企业管理也差不多，很多企业做大了之后，分公司和总公司其实关系不大，只是借了总公司的招牌和信用，就是一帮地方小财主，拿着官印干自己的勾当，同时给总公司交一点管理费。只要不闹出大事，偶尔作奸犯科，总公司为了利润和安定团结，也得睁只眼闭只眼。

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这样的势力越强大，他们没有什么正经工农产业，餐饮娱乐业倒是发达，贫困县可以弄出一条街灯红酒绿 ，号称“小香港”，便于实权阶层敛财洗钱，还能美其名曰“新思维、新经济”。但贫困县的名头不能丢，还得年年问上面要救助补贴。谁要敢挡他们财路，活埋了都没人问。

“相公”们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因为山高皇帝远啊，钦差大臣带着天子剑赶过来，也得好几天，就算来了，也有很多手段可以对付，毕竟钦差也是人，也要留着命回去述职。胆子大一点，钦差也有可能带着案卷因为客栈失火烧死，晚上散步掉到水库里意外淹死。意外太多了。

但是，由着他们这么为所欲为下去，时间长了，就会本末倒置尾大不掉，因为相公们也会有想法，他们不会觉得这是朝廷的宽容和恩遇，他们应该报效朝廷造福百姓，他们会觉得是老子养着衙门，老子想怎么干都行。如果此时衙门还不作为，他们就会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如果衙门作为了，他们就会丢出几个替死鬼赎罪，消停几年。时间长了，老百姓都不知道，朝廷到底姓什么，衙门到底是谁的？只知道，这里的相公老爷大似天 ，他们反倒可以以“民意”，倒逼衙门和朝廷给予更多的政策，截流赋税、隐匿人口、兼并土地、杀官盗官、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任何买卖他们都干的出来。

唐朝的武则天同志，曾经试图解决过这个问题，她在宫门前设了一个“举报箱”，欢迎广大人民群众来京城检举揭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命令地方衙门，必须公费护送检举的平民到京城，出了任何差错，死罪。而平民举报的内容，如果真实，依法查办；如果不实，就算是诬告，也算他无罪。这么干下来，搞得大唐朝廷人人自危，官不聊生，到最后，则天大帝天天接见进京群众，也累趴下了，也因为过于苛刻 闹了不少冤案。人毕竟不是机器，做不到这样的俯察万类、明察秋毫，多线程全天候对接人民群众。

而且选择这么干的朝廷元首，最终的口碑都会很差，因为首脑总会死的，集权终究会终结，而写书著史的特权，又掌握在“相公老爷”们手里，掌握在被他们豢养的读书人手中，不在平民们手里。后人读正史读野史看小说地摊文学，只会记得武则天残暴荒悖，刻薄寡恩，异想天开老年痴呆；反而觉得地主乡绅相公们是好人，受了迫害斯文扫地。

所以，无论哪个时代，那个国度，这样的事情，都很难根治，因为存在信息壁垒，地域隔阂，大脑是很难发现身体内的肿瘤的，一旦发现了，往往也恶化了，大脑决定动手术，下手太狠，又容易引起系统性崩溃。

从古代到近代，对于基层，也做过种种努力，比如建立一个强大的组织，深入到县、乡、村，不再通过利益来维持上下级的沟通，而通过组织和纪律来把控，把人民群众也组织起来，用“农会”、“妇救会”、“基层党组织”来对抗地方豪绅集团。

但相公们也是有办法的，他们可以通过收买、选举，渗透进组织内部，甚至煽动暴民直接推翻基层组织，把组织派来的基层官员扔进粪坑，自己上位代替组织。这不是不可能，因为在边远的地方上，同姓同族都是利益共同体，老百姓宁可信任赵老太爷，也不信任上面派来的同志，就算搞选举，你也选不过他。

当然，这些人也是人，不是神仙菩萨，也不是真的刀枪不入油盐不进，他们也有弱点，这弱点就是，他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把自己的钱看得太重要。

他们以为，整个体系永远都是需要他们的，地方治理永远是需要他们的，因为钦差大臣不可能时时刻刻往下跑，一把手不可能个个都是精力旺盛的武则天，因为人性如此，大家都图安逸，基层他们在，地方秩序就在，财源赋税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很重要，以为自己的钱更重要。

但是，每一次的时代剧变，都是对他们的巨大威胁———因为时代变了，信息鸿沟消失了，地理隔阂消除了，中间商的价值贬值了，基层大数据化了，衙门不靠他们养了，建立了新的组织，组织自我清洗自我强化了。

县官换成了个张麻子，不怕辛苦，不怕不轻松，不图安逸，去掉赚差价的中间商，网线直连基层群众，不在乎他，也不在乎他的钱，只在乎自己的工作和使命，只在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他们这些相公，这些“赵老太爷”，这些基层真正的“统治者”。

才会成为历史的垃圾，被滚滚洪流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