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红色文化故事，寻访红色印记重庆解放碑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重庆日报全媒体 杨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解放碑地区。(本报资料图片)

2020年7月31日晚，渝中区解放碑十字金街，3D全息投影开场秀拉开了2020不夜重庆生活节的序幕。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在渝中区邹容路、民族路和民权路交会处，有一座八面柱体建筑，它是重庆最著名的建筑——解放碑。

“解放碑是纪念全中国人民解放的纪念碑。”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称，解放碑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奋斗，流血牺牲，实现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胜利象征。

这座通高27.5米的建筑，不仅是重庆城的形象标识，也是重庆市民的集体记忆，可谓重庆的“精神丰碑”。而在它的背后，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刘伯承题字时故意“少一撇”

如果仔细观察“解放碑”，你会发现“碑”字少了一“撇”。这要从“解放碑”的名字说起。

解放碑最初的名字叫“抗战胜利纪功碑”，于1947年10月10日竣工落成，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建。解放后，在重庆召开的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人民代表纷纷要求，更改一些旧中国的街道、建筑名，并最终形成了提案，上报市政府。

1950年9月18日，时任重庆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请示：“‘抗战胜利纪功碑’文字应改为‘西南解放纪念碑’或‘重庆解放纪念碑’”。后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正式更名时间定在当年的10月1日，解放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这一名字和时间的寓意很明显：它不仅是纪念重庆和西南的解放，更是纪念全中国人民的解放。

改名题字的重任，落到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的身上。在1950年10月前的一个晚上，刘伯承在自家书桌上，用楷书在纸上写下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人民解放纪念碑，一九五零年首届国庆节日。”

刘伯承文化水平可不低，为何写下的“碑”字会“少一撇”?

原来，刘伯承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写了一手好字。而在中国书法中，“碑”字是可以用“少一撇”的写法的，颜真卿的《多宝塔卑》《颜勤理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西安碑林的“碑”字都是如此。所以，解放碑“少一撇”，其实是刘伯承故意为之。

如今，“人民解放纪念碑”几个大字在碑身上熠熠生辉，这座建筑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解放碑街区也因繁华名扬全国。

经历5代，解放碑的钟再不会“不摆了”

重庆有句著名的歇后语：解放碑的钟——不摆了。它讲的，便是解放碑顶端的钟不准、停摆的事。

解放碑前身，抗战胜利纪功碑修建之时，其顶设有警钟、探照灯、风向器和方位仪等，唯独缺计时功能的大钟。为此，时任市长张笃伦找到天主教重庆教区，希望教区捐赠4个大钟挂碑顶。

当时，真元堂(现中英联络处)已被炸毁，但时钟被保留下来。经过协调，真元堂将时钟捐出，安放在解放碑顶。

钟有了，动力却很难保证。

因为是机械钟，每天都要上发条，所以每天早上都得有人进碑，手动给钟上动力。

胡明富是解放碑的首位调钟人，接到“调钟”任务时，仅有21岁。他回忆说，当时碑里每个钟都挂有一根鸡蛋粗的麻绳，麻绳另一段是100公斤重的铁铊。每天，他都要进到碑里，抓紧这跟麻绳，把它拉上位于塔顶的大钟背后机械位置。拉每根绳子的时间约半小时，4个大钟就需要2个多小时。

动力有了，时间校准又是另外的问题。为此，当时路灯管理所专门给胡明富配了一只金色表带的自动进口表，表的时间多少，解放碑上的钟就显示多少。

虽然有“调钟人”的辛苦工作，但靠人力拉，难免会出现四个钟步调不一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解放碑换上了石英钟，不用发条，准确多了。解放碑的钟进入第二代。

2000年，一台电脑控制，以电源作为动力的钟成为解放碑的第三代钟。它由烟台塔钟厂生产的，嘉陵集团出资，因此钟面还有“嘉陵集团”的字样。

2007年，瑞士劳力士捐赠了一套钟，这也是在我市公共场合首次使用进口钟表。同时，这套钟使曾在夜间照耀钟面、藏在玻璃钟框内的日光灯退出历史舞台，改由电子管发光投射钟面。它成为了解放碑的第四代钟。

2018年，劳力士的合同到期。当年2月5日，换成了由烟台持久钟表公司生产的瑞士天珺钟表。这套钟使用至今，也就是解放碑的第五代钟。如今，解放碑的钟不仅不会“不摆了”，更是准时的象征。

几十年的风雨，五代的变迁，解放碑的钟体现的不仅是自身的变化，更是时代前进、改革开放、技术进步的标志。

重百前身打破“楼高不过碑”规则

作为重庆的“精神丰碑”，解放碑非常神圣。当时，重庆有一条不成名的规则——解放碑周边的建筑物高度，都不能超过它。

谁打破了这个先例?答案是三八商店，也就是如今耸立在解放碑旁边的重百大楼的前身。

时间回到1972年。当时，主管部门向上级请示，强调三八商店是1940年大轰炸后建成的临时用房，经营三十多年后已成危楼，必须拆除重建。

三八商店的地基红线约2000平方米，扩建想要扩大营业面积唯一的办法只能向天空要空间，改造方案超过了解放碑碑高。但因为“规则”在，此前解放碑附近的群林市场、市美术公司、市工艺美术公司、长江文具店等改造，都不敢超过“碑高”。

相应批复迟迟没下来，三八商店负责人很焦急。为了早点解决问题，负责人在1973年8月，找到了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钱敏。

这位副书记作风务实，曾给全市各级干部留下良好印象。那天，钱敏审看完改建图纸后，笑着轻轻地问：“是不是超高了呀?”

“也就超了那么一点点，商店毕竟要发展呀。”三八商店的负责人硬着头皮接了一句话。他知道那条不成名的规则，但仍想试一试。

屋内沉静了一会儿，钱敏掏出笔，签了字。那一刻，钱敏坚持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实事求是。

拿到批复后，三八商店随即开始改造工作。当年8月，商店整体拆除;1974年12月新大楼主体完工，高5层，超过解放碑10余米，建筑面积达7800平方米，总投资144万元，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百货商场;1975年，三八商店更名为“重庆百货商店”。

解放碑街区的历史从这一刻翻开了新的篇章。“规则”破除后，一栋栋高楼陆续诞生。现在眺望渝中半岛，这里已成为摩天大楼的集聚处，成为重庆最繁华、最热闹的区域之一。至于当年打破“规则”的重庆百货，几十年来也经历数次改造，却依旧“陪”在解放碑旁边。

如今的解放碑，在一楼楼高楼包围之下，不再显得“高大”，但其精神依然伟岸。同时，在多年的发展下，解放碑步行街也成为全国步行街的优秀典范。

据统计，解放碑步行街集聚世界500强企业及分支机构近80家、国际知名品牌170余个，年均人流量达1.6亿人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800亿元。2020年，商务部正式将解放碑步行街评选为全国首批5个示范步行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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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湾体育场曾是深沟

大礼堂于上世纪80年代升级改造

说起重庆的经典建筑，大礼堂、大田湾一定是市民所熟知的。这些建筑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

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因为渝中区大田湾而得名。以前的大田湾还是一个深约30米的沟，但山城用地条件有限，体育场最后还是选址这里。

为了修建体育场，市政府发动机关干部和市民参加义务劳动，大家用双手将跳伞塔旁边的山推平后填入大田湾的深沟。到1951年4月中旬义务劳动结束时，参加人数总共达到13.2万余人，大田湾的深沟被填平。

作为体育场的设计师，重庆市设计院原总建筑师、知名建筑设计师尹淮为了设计好大田湾，尹淮专门到前苏联“取经”，然后亲自操刀了每一个环节，细节到场馆椭圆形的弧度，安排主席台、观众入口、座位等。

如今，“运营”数十年的大田湾体育场正迎来改造，将以“打造全民健身中心，建设生态体育文化公园”为目标，实现体育与生态、体育与环境、体育与文化的更好融合。

除了大田湾体育场，人民大礼堂也是重庆独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它于上世纪50年代修建而成，有主建筑和南北楼。

据了解，改革开放后，大礼堂规模和标准已不能适应形势。为此，在上世纪80年代，重庆市政府决定对南北楼进行升级改造，并增加新的东楼。

当时，先后有日本、香港以及市内数家设计机构提出方案，最终重庆市设计院陈荣华的方案脱颖而出，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甘当配角”，没有喧宾夺主;二是严格遵守中轴线对称、形式格局统一的原则;三是外观风貌与主体建筑一脉相承。此外，还独具匠心地在东楼顶部设计了4个“重檐方尖亭”

东楼的建成，不仅遮盖了东面原有的裸土山坡，且以“众星拱月”之势，凸显了大礼堂的整体气势。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陈荣华又建议大礼堂周围应该建广场向市民开放，并作了整体规划，控制周边用地等，才有了如今人们休闲、游览的大礼堂景区和人民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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