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近况（华强北的背影）

来源 | 投中网

作者 | 袁雨薇

华强北，是一个地理名词，也是一个商业名词。

一方面，它是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个商业区；另一方面，它以经营电子数码产品和电子零部件为主，被称为“中华电子第一街”。马化腾、张志东从这里走出，中航、大族激光、神州电脑等公司崛起于此。

更重要的是，这里曾是中国的“山寨之都”。以假乱真、廉价的仿制电子数码产品，从这里走向世界，也走向乡村，让许多从未接触过数码产品的人，感受到了数字化。

然而，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依靠低端生产模式的华强北，很难再在竞争中占有优势。与此同时，技术革新、智能手机迭代加快，使得山寨手机的模仿更为困难，山寨市场举步维艰。

有多惨？

原本一个1.2米柜台的转让费需要十几万的华强北，2018年前后的商铺空置率达到了20%。

华强北没落了吗？

“山寨文化”策源地

“华强北”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时，还是四十年前。

1978年，粤北军工企业迁至深圳，取名“华强”。

第二年，深圳特区成立，将华强公司附近的一条路命名为华强路，华强北就此诞生。

早期的华强北是一个OEM（“原始委托生产”，俗称“代工”）集散地。

依靠内地涌入的大量低廉劳动力，凭借“三来一补”加工模式（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华强北形成了完整的从元器件的采购到开模定型、研发、生产、组装的制造产业链。这是一个分工细化的链条，极大地降低了组织生产成本。

华强北因此出名，成为了电子元器件生产集散中心。

之后不久，华强北根据规划，又升级成了以电子信息产品交易为核心的电子商贸市场。它本身的制造链条直接供应元件，投入市场，减去了运输成本。

至此，华强北既可以制造又可以贸易，既是源头也是终点，自身可以成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全国的商家都嗅到了商机，纷纷入驻华强北。这股南下的热潮成就了无数当下的企业家，比如马化腾的腾讯帝国，就起步于华强北赛格广场的五楼。

蜂拥而至的商家，瞄准了当时国内消费者的手机需求。他们背靠华强北丰富的资源，不停产出低成本的手机，薄利多销。

但最开始，对于当时消费者的进口智能手机需求，他们却无法满足。

直到2003年，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国际知名手机厂商诺基亚等品牌的芯片技术，推出了第一款单芯片的手机解决方案，具备通信基带、蓝牙、摄像头等模块。智能手机的生产门槛，终于降了下来。

华强北的“山寨”故事，也自此掀起高潮。

一夜之间，“山寨”手机品牌铺天盖地，全国上下充斥着300多个手机品牌。“山寨”网络迅速扩张，每一条脉络上的生意都意想不到的火爆。

那时的华强北，如日中天，成为了“山寨文化”的代名词，也是深圳乃至中国市场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

与新时代擦肩而过

2011年，苹果发布了iPhone第四代产品，智能手机市场迎来了爆发。

这一时期，国产手机市场也开始突飞猛进，以小米、华为为代表的品牌，纷纷推出了更为廉价的智能机。

这对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技术的进步，更新换代的频率加快，令“山寨”手机仿制成本大增，也考验着仿制者的“研发”水平；其次，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再次，国内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强，进一步压缩了“山寨”手机生产商和经销商的空间。

寒潮之下，最深重的一击，来自互联网电商的崛起。

2011年后，网络电商势头渐大，华强北整个电子产业链销售端开始向线上靠拢，元器件价格近乎透明化，大大缩减了利润，“不仅是翻新的元器件，就连原装的也卖不动了。”

另外，物流运输体系渐渐成熟，手机价格亲民，也都使华强北原先的优势黯淡。

高速发展的电商行业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华强北，让它多年积攒下来的人脉与回头客，在互联网浪潮面前逐渐变得微不足道，客流量的急剧下降，也让过去那个纷纷攘攘的华强北变得萧条。

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让华强北千疮百孔的话，2013年的封街，才是真正让商户绝望的。

2013年3月起，因深圳地铁7号线施工需要，华强北路主干道封闭。封街四年，华强北经历了客流量巨减的阵痛。曾经的“一柜难求”出现不同程度的空铺率。

2017年1月，华强北路在地铁施工封闭近四年后重新开放，装修扩张，本打算创建一个“极客时代”大干一场的华强北，却迎来了手机业的寒冬。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4.91亿部，上市新机型1054款，同比分别下降12.3%和27.1%。

到了区块链火热的时代，华强北一度试图依靠卖矿机再重现昔日辉煌。但很快，2018年，比特币指数拐下高点后，后矿机时代到来，赚的没有亏的多。华强北再次失去了一条路。

多次与时代擦肩而过。华强北，再也不复“山寨”时代的盛况。

华强北的“遗产”

华强北一次又一次在大众的视野中浮沉，逐渐归于无声。

由它而生的“山寨”，却一直没有消失。

2008年时，“山寨”获得了谷歌中国热门搜索词条第一的殊荣，让中国“世界山寨工厂”的名号远播海外，或者说是臭名昭著。

至今，这个词也没有被连根拔起，反而渗透进了中国消费者生活的各方面，有人深恶痛绝，但也有人情有独钟。

“山寨”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是抄袭正规商品、节省研发经费、压低价格、席卷市场、获得利益？

有人说，“山寨“是一场革命。

布希亚曾经提出过“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消费社会在符号系统的统治下，价值不再有任何参照甚至价值不存在，存在的只不过是某种流行病般的价值、某种病态转移的价值，是价值的随意性增殖和扩散。

2009年以来，在中国出现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山寨消费”，并非简单的知识产权盗用或者品牌模仿那样简单，而是底层大众在面对消费霸权时的一种“模仿中抵抗”的消费政治策略。

换句话说，“山寨”是一种反符号霸权的另类消费模式，它同时催生了庞大规模的“山寨“消费者——“山民”。但从根本来看，“山寨消费“是全球消费中的底层反抗方式。

“山民“们认为自己也有“山寨文化”。

在他们看来，“山寨”的物品就是就代表技术含量很低的拼装，为了复制最新的芯片，“山寨”工厂也可以细致入微；而且有些“山寨”工厂专门配有无尘级的生产车间，每条生产线有至少三道质量监督检查工序。

甚至，“山寨”并不仅仅只是照抄，很多时候，它的创新程度也远超人们的想象。

《亚洲周刊》曾有一篇文章提及，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山寨”产品中，赫然发现一个时代的秘密：原来中国就是一个孙悟空社会，活力充沛，敢于大闹天宫，敢于冲出种种政治与经济的紧箍咒。

无论是孙悟空精神，还是“山寨文化”，这或许都是华强北留给世界的“遗产”。

那么，谁继承了这笔“遗产”呢？

拼多多是一个被新鲜讨论的对象。

这是一家只成立了不到三年、已完成上市的公司。

在它上市前后，既催生了诸如“五环外人群”和“下沉市场”等新商业名词，也让雷碧、粤里粤等山寨品牌浮出水面。

据媒体统计，拼多多在三四线等城市拥有大量的消费群体，而这部分消费群体代表着三四线等城市的消费“主力军”。然而，在十年前，他们的父辈都是华强北产品的拥趸。

某种意义上，这是过去四十年，在中国，人们第一次观察到大规模的消费代际传承。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中产数量随着社会的加速转型而激增的同时，社会分层愈发严重。

因为这样的分层，也导致了消费歧视。

譬如，许多商业观察者认为，所谓的“五环外人群”和三到六线城市消费者撑起了整个“山寨”网络。这些人没有甄别能力、追求低品质，是消费社会中的毒瘤。

数据显示，并非如此。

截至2018年6月底，拼多多连续12个月成交总额达2621亿，年度活跃买家3.44亿人，平均每个人在拼多多一年花762元。

这个庞大群体所形成的购买力，如今正在成为支撑消费的一股重要力量。如同，当年华强北，对于深圳和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刺激。

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强北并未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了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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